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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新笔下的刘少奇》杂记
——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一

这是一篇读后感的读后感：最新一期的《随笔》（09•04期）有一篇冯鍚刚先生的文章，题为《李新笔下的刘少奇——读〈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札记》。

李新何许人也？恕我孤陋寡闻，经网上搜索，方知其人来历：

李新，1918年9月15日生于四川荣昌县(今属重庆)。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等为同学，关系密切，共同策划、领导四川学生运动。之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建国后，不谋权力，主动请求进入教育界，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来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200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主编或参与主编多种大型专著，主要有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二编三卷五册，中华书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合作编辑有《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孙中山全集》(第二到四卷，中华书局1982～1985年版)。个人专著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

另外还搜索到，王蒙在其著作《半生多事》中专章提到这位李新，并说他是自己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是他的“精神导师”。

李新晚年回忆录《流逝的岁月》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据该书编辑推荐语说：这是“革命者的反思，历史家的批判，学问家的质疑，文化人的启蒙，最敢讲真话的党史专家拷问社会良知的反思录，刺向历史痛处最犀利的匕首。”

《流逝的岁月》涉及时间很漫长，内容很厚重，引起冯锡刚先生关注的是“李新笔下的刘少奇”， 引起我兴趣的是关于刘少奇与“四清”运动的关系。

二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学校的课堂上，在单位的学习会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说，我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

就在那个时期，不管党员非党员都要被组织学习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人人都要表态——做党的驯服工具。

记得一天晚上市委紧急通知，高举毛主席和刘主席画像上街游行，原来是庆祝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还记得又是紧急通知，整队进场，听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搞四清的成果——桃园经验。

特别记得的是：文革初期狂风暴雨，我等贱民打入牛棚，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具有高度党性的少奇同志仍然高高在位，把握著文革的领导权。

直到炮打了司令部，少奇同志才从司令下来，由第二位降到了八、九位，以后更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中国的赫鲁晓夫”被党永远开除出党，那是后话，姑且不议。

三

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在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后几乎所有悼念刘少奇的文章都称其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往往强调刘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政策方面与毛的区别，特别是论述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看法时大都强调两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

在李新《流逝的岁月》，当忆及“四清”运动时，有一段描述“刘少奇讲话” 的文字，原文如下：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这也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时他给我当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罪状中取消了。………………………………………………………………………………………
四

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刘少奇则直接提出阶级斗争。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这被人认为是“四清”运动的肇始。而此时的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的主张，似乎比毛泽东都更为激进。

中共中央为此制定了指导四清运动的两个“十条”， 毛泽东频频批示指导，刘少奇则指派自己夫人王光美去河北抚宁蹲点，5个月后总结出了“桃园经验”。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并且对早巳沦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分子及其无辜子女再来一番“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桃园经验”经毛批示后，刘少奇又让王光美到全国各省作报告。于是出现了前面李新笔下“刘少奇讲话”的一幕。

正当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红极一时，正当刘少奇把中央180多名正副部长、1OO0多名司局长骂着吓着赶到“四清”前线大抓阶级敌人之际，却引起了毛泽东与江青的不满与不安。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哭诉：赫鲁晓夫还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敢作秘密报告，你还健在就有人敢公开作这样的报告了。而毛泽东对刘少奇要干部下乡，对几个省委书记说：“我多次叫你们下去，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向以秦始皇自况的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的面，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你是秦始皇。

通过大搞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刘少奇威望鼎盛，王光美无限风光；而毛泽东则恐惧日深，江青更妒火中烧。1964年末至1965年初，毛开始作出强烈反应。他影射说“有人在我头上拉屎拉尿”，他威胁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他主持制定《二十三条》，批判刘的“形左实右”；他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新论点，成为了日后发动文革的新武器……

李新作为过来人，认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已经是一个“左”得可怕的东西，但它批判了“桃园经验”，在他看来，桃园经验左得更“左”。

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中的真实表现，他不仅跟着毛的“左”调亦步亦趋，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未必会加以抵制。考诸史实，毛的“文革”思想与刘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之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刘少奇对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实有推波助澜之“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