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风雨：毛泽东案前“御状”何其多zt

暮年风雨：毛泽东案前“御状”何其多

作者：一清

“九8226;一三”，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击垮了毛泽东的身体，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理论的失败，同时还改变了很多，包括上至曾经的国家领导，下至善良盲从的黎民百姓对骤然而起的文革的看法。对大红大紫，非红即黑，有了新的视点。他们要抗争，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与呼声，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文革所形成的唯一语境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只有毛主席才能给我们以温暖。这是一种比兴的说法。事实上也确是，中国当时唯一能施予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这些“子民”以“温暖”的，也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普天之下，唯他一言乾坤。如果有人想将自己的冤情解决些许，所有其他人，不管位有多高，权有多重，包括毛一人之下的周恩来，都不会有大的作为。因此，九一三事件后那些因林彪的打击而下狱的人想借此喘口气，挪挪身，他们所能找的就只有一个人。这人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以李庆霖向毛泽东告状并获毛泽东批示为标志，1973年前后，全国骤然而兴的是“告御状”的队伍以及形成的高潮。无论是军中老帅，还是地方小剧组人员，亦或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毛泽东曾经相识共舞过的小演员，都纷纷向毛泽东或写信，或面述，成为凄风苦雨的共和国当时的一个奇特景象。
其实，我们所能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当历史资料解密以后，我们看到了更多，更多。这里，博主将形成这种现象的因由，“御状”的性质与类别，以及相对重大的一些人物的诉案，作一个笼统的介绍，以供大家思考，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更开明，更和谐，更民主，更进步。


一，“九一三”后，是谁第一个告“御状”？
第一个拿起笔直来向毛泽东写信的是原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苏振华，时间是1971年12月13日。但是，他的信很长时间里没有获得毛泽东的反馈。接下来的是宣传界的两位“闻人”。也许是曾经的工作经历使得宣传界的人有着特殊的职业敏感，李卓然毅然向毛泽东写信陈情。李卓然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中被打倒，接受了红卫兵的惨烈批斗。1972年1月16日，得知林彪自我爆炸了的他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现在虽然年逾七十，但脑子未坏，很想抓紧晚年时间，做些力所胜任的工作。”
同月，29日，正在《人民日报》“五8226;七干校”劳动着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给予工作。毛泽东在1972年初在李卓然的信上批示“总理阅处”，而在吴冷西的信上批道：“此件已阅，欢迎进步。退人民日报存。”（1972年1月29日）
对于两位宣传界的来信要求，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甚至没有如何处理的直接信息表露。但对军方苏振华的来信，则有相对明确的态度。
苏振华的信，压在毛泽东的案头已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苏的信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毛泽东这一次的批示，比两位宣传口来信的批示要详细、具体。毛在1972年3月5日批道：“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批完后，毛泽东又补充道：“请汪（东兴）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这样对苏振华的批示与安排，取到了一个示范性的暗示，也给那些受林彪事件牵连的人以醍醐贯顶般的启发。于是，这样的“御状”信件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呈往毛泽东案前。其呈件人都是原军、政界中曾经的重要人物。只是，他们当时还不敢造次提“落实政策”，仅仅是要求“回到革命队伍”，多少“做一份事”。
于是，我们在解密材料堆里能看到的就有这些曾是我们很熟悉的名人、闻人：其顺序是：解放军军事医学院院长贺诚，中央军委常委、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的儿子白克功，甘肃省农业大学原校长李克如，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子女，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林梅梅，原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等人众，纷纷致信毛泽东，力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同时提出要求回来“做一点工作”。陈云的“要求”有些可怜：“如果没有适合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毛泽东对以上各信都有批示，看到陈云的要求，不免恻隐，于1972年7月22日在他的来信上批道：“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并嘱咐“总理办”。
毛泽东对邓小平要求复出工作，考虑是很认真的，批示语也较长。在“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前提下，作了三个方面的完全肯定。但又留了一个尾巴，让人发人深思：“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样的话，不说还好些。至于毛泽东肯定的邓小平做的是什么样的“好事”呢？毛说：“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可能就是毛泽东的行文风格和为人风格。


二、以给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回信为标志，带动了民间告状的高潮
在上述给毛泽东的写信人员里，有的是自己写，有的是家人写；有的是通过“关系”人直接或者转呈给毛泽东的，大量的则是中央有关机专门构拆封后，视其人事轻重，摘登在《要信摘报》上呈毛泽东阅览的。在这些信中，有几封是毛泽东自己认定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在杨成武家人来信上的批示语）、“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在廖汉生家人来信上的批示语）。当时，一些人因关押太久，都重病在身，如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的情况，就很严重。毛泽东读信后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毛泽东还认为，在林枫问题上，“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这是毛泽东认为办案中存在逼供信现象的少有的信件之一。
自邓小平来信以后，陆续又有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许涤新的儿子替父来信、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沈普替夫来信、中共福建省委原书记处书记、原省长江一真来信、中央监察委驻外贸部监察组原组长李一夫的妻子张明辉替夫来信、马列主义学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琳替夫来信……都是反映亲人或自己受折磨，要求治病和给予相对多一点自由的内容，毛泽东都一一批示。1972年10月20日，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含泪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丈夫在监狱里十分恶劣的生存情况。毛泽东阅后，心里很不平静，立即批给周恩来办理：“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接着，又有原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和妻子和女儿、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处书记舒同、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林铁等人的来信。王稼祥的信是寄给总理的，要求也是向总理提的。但是，总理也无法作主，只得写上“我意稼祥同志可以从事外事调研工作”的意见后，将信转给了毛泽东。另外，王稼祥又通过王震的手，转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毛于1972年12月批示：“可试行。”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下放在桂林，他听到很多人都向毛泽东写信申述情况后，也给毛写了一封申诉信，提出的要求是“回来治病”，因为他的腿断了。毛泽东于1973年1月2日将谭的信批给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办理。七个月后，谭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时间走到了1973年的4月25日，毛泽东给一封来自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叫李庆霖的教师回了一封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4，25日
这封信是李庆霖于头年年底给毛泽东写的，反映的是他下乡插队劳动的孩子生活困难的情况，信中所述，读之无不令人动容。毛泽东读着李庆霖的信，当时潸然泪下，即刻掏钱300，托人转交，以期解决孩子的燃眉之需。这封信之所以引起了后来那么大的反响，一则是毛泽东自己出钱，给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解决问题，也由此推动了800多万知识青年命运的转变；二则是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由中共中央印发到了各地，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时，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2师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也没有能控制住自己：“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更是拍案大怒：“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由此可见李庆霖信件所引起的当时中国的震憾了！
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复信的传达与学习，也向人们“传达”了另外的一种信息，老百姓也是可以向毛主席写信的，毛主席还可能会给你复信。这样，引起了新一轮的向最高领导人写信反映问题的高潮，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三、文艺界也掀起了一个“御状”申告的小高潮
李庆霖事件后，有关党政干部继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问题。如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军委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长谭政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就是：我“身体日见衰老，病痛日见增加”，希望“近期里把我解放出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给毛泽东的信是，要求批准解除对他的监护，“允许阅读党内文件”。这些国之老臣的要求，都是很可怜的。毛泽东对谭政的来信只是批示“纪（登奎）汪（东兴）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1973年5月），对叶飞的来信批示详细一点：“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1973年6月25日）
接下来的1973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的可就是一份沉甸甸的来信了，写信人就是原来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1973年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我现在满身是病，两腿伤残，恳请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关押，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这封信从罗瑞卿关押地出寄，到毛泽东作出“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的批示，前后也就是五天时间。可见对罗还是重视的。毛泽东批示不久，罗瑞卿即被解除监禁，1975年6月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并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之职。
此后，军界和政界高层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那些来自军政界上达天听的告状信也少了。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与罗瑞卿的信几近相隔一年之久，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写信给毛泽东，声明“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了王洪文。其批示语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1974年9月17日）
此信以后，还有三封，分别是刘景范、贺诚、傅连璋，反映的是他们的情况。毛泽东都有批示。刘景范的景况，至今读来，令人凄然。刘原任地质部副部长职，文革一开始，即遇下狱之灾，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苍天昭雪”的期盼之中。他的嫂子同桂荣（刘志丹烈士的妻子）目睹了齐天之冤，1974年12月17日，他去监狱看望了刘景范，发现刘身体很坏，精神也不好，犯有肝病、十二指肠肠溃疡病，手脚浮肿，肚子膨胀，可能还有肝硬变，看样子，是没有多少时日了。这位好嫂子当天即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几点要求：一、他的问题已经审查八年了；二，如果他的问题还不能做结论，是否把他放出来，一面治病，一面继续审查。毛泽东读完信后，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不得而知，但是从他的批示文字是不难看出其反思之态：“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军政界的问题，因毛泽东的一一批示，陆续获得解决。接下来，告御状的主力队伍，大都转成了文化、文艺界了。
开启这幕“大戏”的是湖南的演艺界。当时，《园丁之歌》由湘剧拍成了电影，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但是，却被江青一伙污蔑为“大毒草”，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进行批判。湖南的有关人士趁着毛泽东在长沙九所养病，特地安排他观看电影《园丁之歌》。毛泽东看完后，鼓了掌，说这真是一部好戏啊。身边的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好了话：“主席，您还鼓掌呀，这是一部坏戏哩，是一部大毒草哩！”主席一听，急了，“我怎么不觉得是一部坏戏呀？我看是一部好戏嘛！”
毛泽东肯定了这是一部好戏，那就铁定是一部好戏，谁也无法置啄。这可是当面告御状，一次成功的典范。下面的“戏”就好唱了，湖南省委立即组织文章，在《湖南日报》上发表，让“四人帮”一头雾水，当江青们知道是张平化故意安排毛泽东观看的情况后，也只好自找台阶，下不了台也得下台，湖南省委获大胜，全国文艺界拍手叫好。
湘剧电影《园丁之歌》告御状的成功，启发了很多人。接下来的一个著名事件就是电影《创业》了，其“主角”是剧组的张天明。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明就他创作的、反映大庆人工作和生活的电影剧本《创业》，遭到江青一伙的压制，片子拍成后，累遭删改，且罗列了十多条罪名，电影拍完后发行累累受阻，张天明及其剧组受《园丁之歌》事启发，决定向毛泽东告状。信是张在明于1975年7月18日写的，7天以后，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文艺工作者的“御状”，又一次告成功了！
此前此后，又有“文艺黑线代表人物”的林默涵、周扬告状，《化石》编辑部的张锋，陆定一的家属，农林科学家乐天宇，以及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做过一些事情的人员，包括文革前一些歌舞团的演员等等，都分别向毛泽东写信，有的甚至通过各种关系，接近毛泽东，其主要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告状。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御状”，才能解决他们久拖不决的问题。

四、“御状”文本的上送途径很重要，否则，就会有牢狱之灾
本文作者一直在想，这么多的信件，都是通过什么途径上达的呢？不大可能都是毛泽东直接收阅的吧？
中央文献的有关资料已经表明，大部分的重要信件都是通过中央专门机构所编的《来信摘要》呈上的。那么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么多人这般集中地向毛泽东写信，而且大都是被关押着的人，会不会有人在中间组织穿线，互为通风呢？一直以来，存疑于心，但又不敢乱猜，总是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否则，难以想像怎么就突然爆发了“御状风”……
作者的这个疑点终于在《王震传》出版以后解开了。我们来看一看以国史出版为己任的“当代中国”社《王震传》中的那一段记述：“九一三事件后，王震去看望王稼祥时，透给他一个重要信息：林彪自我爆炸后，许多老干部向中央写信表态。王稼祥忙问：我是否也应该给党中央、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王震说：应该，越快越好。在王震的鼓励下，王稼祥写了一封长信，并通过王震转交了毛泽东那里。”——看得出，这样的信，如果没有王震这样的人转交，要到达毛泽东的手上，是不容易的。同样，这件事说明，九一三后，老干部们都在互相串联，通风报信，互相帮助，这才导致了暮年毛泽东文案前那一堆堆的告状信件。
王稼祥的信是通过王震转交的，张天明的信则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张天明聪明，写了两封，一封是给邓小平的，一封是给毛泽东的，这样，邓小平转交信件，就有了理由。但有一封信很奇怪，即李庆霖的信，到底是由谁转交的呢？研究过中国二十世纪一百封重要信件的两位专家——沈桂萍、程宇提出过这一问题，似乎一直无解。
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仅仅是寄托于中央的有关机构“摘编”来信，如果不是有着特别影响的老干部，是非“摘”非“转”不可的，一般的信件，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很难说定，有的未见得就能到达毛泽东的手中。如果“来信”还牵涉到在位的当事人，后果就一定会很严重。最典型的是上海朱锦多的“御状”及遭遇。
朱锦多是上海越剧团的一个演员，在上海看到当时王洪文发展“武装民兵”的事，感到这事蹊跷，同时，又不满于张春桥、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作为，因而“杞人无事忧天倾”，向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他没有找到为他转信的重量级大人物，是通过邮局寄发的。结果，很快就下了大狱，并受到残酷的肉体摧残。

后记：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事情最终都需要或者只需要由一个人去处理，要么制度上有一些问题，要么就回到了尧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