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的破坏性影响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后来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原创研究？]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37]。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杀身亡：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
受迫害身亡：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
贺龙（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黄绍竑（1966年8月31日，政务院政务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翦伯赞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随之上吊自杀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1966年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电影演员）病中跳楼身亡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受迫害身亡：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被造反派枪杀）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钱海岳（1968年，挟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五七干校”宣传干事）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史云峰（1976年12月19日，惨遭枪决，工人）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林昭（1968年4月29日，惨遭枪决，北京大学学生）
失踪：
储安平（1966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牵连的人物
任毅（中国知识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监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狱。）
较为详细的名单见：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文革受难者名录（不限于名人）
文革名人死亡档案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见上文）。
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工农兵学员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
以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决定大学入学资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知青大返城开启阶段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但其中大多成为之后中国新时代的精英。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科学工作者、艺术家、文学家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对西藏文化破坏
西藏当时被认为是集四旧之大成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布达拉宫的居委会本来是要去破四旧的，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以这是国家财产的名义命令军队看守，布达拉宫这才逃过一劫，不过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而所谓的“牛鬼蛇神”，代表“旧西藏”的旧政府、旧庙宇、庄园主，自然成为文革的“三大领主”，成为要批判的对象。[38]
名胜古迹被破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2]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4]
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5]
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6][7]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8]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9]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参看包拯条目）。
河南荡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关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张之洞坟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名胜古迹#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少数逃过一劫的名胜古迹
如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位于北京的紫禁城(现在为故宫博物院)
文物古董被破坏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诸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4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84岁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静时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了。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存书，通通被烧成灰。
湖南江永县“女书”为仅有妇女懂得的一种文字。虽流传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皆因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亦不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取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花了数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当时亦被烧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逾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毁。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于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变成了知识青年务农，对中国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农村的建设作用也不大。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国在1968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台湾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对文革的正负两面评价
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受此文件影响，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后台人物，他在文革爆发初期不断对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道后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对文革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虽然台湾在这二三十年来有着非常惊人的变化，国民党推行的许多价值观已经被颠覆，但是对文革的负面评价完全没有被挑战；多数台湾人（不论蓝绿统独）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极为负面的观感。文革、红卫兵一直是台湾人拿来骂人的用语，因为文革被台湾蓝绿双方视为中国共产党最恶毒的统治罪行，而且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灾难之一。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而所谓成就，有的是按低起点吹嘘的高增长，有的本来就是将文革前17年完成的工程算在文革成绩下。例如1958年11月至1960年9月完成的三门峡水库1952～1957年建成的宝成铁路、1959年发现并在1963年之前建成的大庆油田等。
而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因文革的进行与外国关系陷于紧张（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驻外人员在外国宣扬文革并输出革命，还有与苏联的诸多紧张冲突，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问题最多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与很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更降到冰点。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后来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原创研究？]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37]。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杀身亡：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
受迫害身亡：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
贺龙（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黄绍竑（1966年8月31日，政务院政务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翦伯赞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随之上吊自杀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1966年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电影演员）病中跳楼身亡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受迫害身亡：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被造反派枪杀）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钱海岳（1968年，挟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五七干校”宣传干事）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史云峰（1976年12月19日，惨遭枪决，工人）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林昭（1968年4月29日，惨遭枪决，北京大学学生）
失踪：
储安平（1966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牵连的人物
任毅（中国知识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监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狱。）
较为详细的名单见：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文革受难者名录（不限于名人）
文革名人死亡档案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见上文）。
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工农兵学员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
以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决定大学入学资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知青大返城开启阶段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但其中大多成为之后中国新时代的精英。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科学工作者、艺术家、文学家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对西藏文化破坏
西藏当时被认为是集四旧之大成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布达拉宫的居委会本来是要去破四旧的，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以这是国家财产的名义命令军队看守，布达拉宫这才逃过一劫，不过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而所谓的“牛鬼蛇神”，代表“旧西藏”的旧政府、旧庙宇、庄园主，自然成为文革的“三大领主”，成为要批判的对象。[38]
名胜古迹被破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2]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4]
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5]
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6][7]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8]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9]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参看包拯条目）。
河南荡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关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张之洞坟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名胜古迹#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少数逃过一劫的名胜古迹
如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位于北京的紫禁城(现在为故宫博物院)
文物古董被破坏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诸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4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84岁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静时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了。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存书，通通被烧成灰。
湖南江永县“女书”为仅有妇女懂得的一种文字。虽流传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皆因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亦不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取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花了数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当时亦被烧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逾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毁。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于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变成了知识青年务农，对中国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农村的建设作用也不大。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国在1968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台湾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对文革的正负两面评价
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受此文件影响，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后台人物，他在文革爆发初期不断对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道后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对文革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虽然台湾在这二三十年来有着非常惊人的变化，国民党推行的许多价值观已经被颠覆，但是对文革的负面评价完全没有被挑战；多数台湾人（不论蓝绿统独）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极为负面的观感。文革、红卫兵一直是台湾人拿来骂人的用语，因为文革被台湾蓝绿双方视为中国共产党最恶毒的统治罪行，而且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灾难之一。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而所谓成就，有的是按低起点吹嘘的高增长，有的本来就是将文革前17年完成的工程算在文革成绩下。例如1958年11月至1960年9月完成的三门峡水库1952～1957年建成的宝成铁路、1959年发现并在1963年之前建成的大庆油田等。
而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因文革的进行与外国关系陷于紧张（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驻外人员在外国宣扬文革并输出革命，还有与苏联的诸多紧张冲突，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问题最多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与很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更降到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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