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8年粟裕挨整时粟裕麾下名将的精彩表演（ZT）
1958年5月，从1938年开始，有近20年时间走着顺路、“风光”无限的粟裕，运道截然而斩，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受到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
先小会再大会，定调子再扩大，这是一个整人的“潜规则”。几次小范围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会议，参加者有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10位元帅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未参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注1）。发言最激烈的是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5个人。
准备功夫做足后，批判小会转为有1400人规模的大会，参加人员也扩大到全军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原华东野战军的高级干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与会。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过长期在他的指挥下浴血沙场，早将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面旗帜和自己的光荣。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
三野将领不过关，批粟行动就卡壳，搞不下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彭德怀于是开始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轮番上阵，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领衔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高兴地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注2）刘伯承、粟裕、肖克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而只有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刘萧是另外的“教条主义”。陈毅大批个人主义，无疑针对的是粟裕。
同时，如果陈毅只是一般隔靴搔痒地发言或者如有人所说的“明批暗保”，那么绝不会获得指责粟裕“阴”的彭德怀如此兴奋不已的评价。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后来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浅薄者认为，批粟时三野将领不敢出面给粟裕说话，说明粟裕威望不够或者本身就该批。
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内心阴暗。
批粟裕的时候，他的嫡系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成为重点“攻关”对象。
比较好玩的是陶勇：“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果然，陶勇发言前就郑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
结果，陶勇的发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则另有办法。他不拿讲稿，即兴“揭发”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
接着，他讲了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后说：“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
他的话一出，四座皆惊。与会的贺龙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仗义，他很是赞赏王必成，说：“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态度，也就成为1979年在昆明军区任上，被重掌大权的邓小平临阵换将，改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不久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闲职），不能参与指挥对越作战的由头之一。他最后只得让儿子、怀孕的媳妇和女儿上前线，悲壮地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
批判的导火索是彭德怀。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 16日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
因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老毛在批判粟裕问题不太可能是主谋，除了同意彭德怀扩大会议规模的要求外基本上没有参与。并且，同意扩大会议的原因是要“解决问题”，看来老毛着这时候就开始迷信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的大民主思想，直到死也没有觉醒。粟裕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最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到了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见到粟裕的时候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 搞的。粟裕至死也把毛泽东当作一个知己
1958年5月，从1938年开始，有近20年时间走着顺路、“风光”无限的粟裕，运道截然而斩，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受到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
先小会再大会，定调子再扩大，这是一个整人的“潜规则”。几次小范围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会议，参加者有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10位元帅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未参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注1）。发言最激烈的是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5个人。
准备功夫做足后，批判小会转为有1400人规模的大会，参加人员也扩大到全军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原华东野战军的高级干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与会。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过长期在他的指挥下浴血沙场，早将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面旗帜和自己的光荣。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
三野将领不过关，批粟行动就卡壳，搞不下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彭德怀于是开始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轮番上阵，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领衔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高兴地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注2）刘伯承、粟裕、肖克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而只有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刘萧是另外的“教条主义”。陈毅大批个人主义，无疑针对的是粟裕。
同时，如果陈毅只是一般隔靴搔痒地发言或者如有人所说的“明批暗保”，那么绝不会获得指责粟裕“阴”的彭德怀如此兴奋不已的评价。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后来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浅薄者认为，批粟时三野将领不敢出面给粟裕说话，说明粟裕威望不够或者本身就该批。
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内心阴暗。
批粟裕的时候，他的嫡系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成为重点“攻关”对象。
比较好玩的是陶勇：“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果然，陶勇发言前就郑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
结果，陶勇的发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则另有办法。他不拿讲稿，即兴“揭发”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
接着，他讲了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后说：“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
他的话一出，四座皆惊。与会的贺龙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仗义，他很是赞赏王必成，说：“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态度，也就成为1979年在昆明军区任上，被重掌大权的邓小平临阵换将，改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不久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闲职），不能参与指挥对越作战的由头之一。他最后只得让儿子、怀孕的媳妇和女儿上前线，悲壮地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
批判的导火索是彭德怀。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 16日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
因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老毛在批判粟裕问题不太可能是主谋，除了同意彭德怀扩大会议规模的要求外基本上没有参与。并且，同意扩大会议的原因是要“解决问题”，看来老毛着这时候就开始迷信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的大民主思想，直到死也没有觉醒。粟裕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最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到了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见到粟裕的时候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 搞的。粟裕至死也把毛泽东当作一个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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