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篇 1957年--1965年 (28 - 30)
28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象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上了瘾。
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
当时我负责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给她检查。
江青经过钴六十放射治疗以后，我在血常规检查中发现，全血细胞都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数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不必大惊小怪。但江青几近歇斯底里。我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就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专家检查会诊。这时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后才检查身体。
这次的检查科目多。江要我布置各科分开检查。江又提出，为了避免神经紧张，连续查两天后，要间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共用了两个礼拜。江对检查的医生们呼来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随意改变检查时间，视医生们如同家仆。
检查完毕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检查结果。大家感觉十分棘手。除去已经治愈的子宫颈癌尚且需要定期检查以外，就是要适当治疗放射后的血球降低。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疾病。(此后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时为止，二十多年间，她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
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每天没有事情可做，接触的人太少，真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怪延，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她自己感觉的症状又多又严重，但身体却是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她说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都是内科医生，无法治疗她的心理疾病。
我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分别交给毛和江青。意见书上说：“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制，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我们措词十分委婉，其实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于无所事事。
江看过后大为不满。她认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疗的恢复期，她有重病，医生不是忽视，就是向她隐瞒真相。她指责一顿以后，要医生们重新讨论，认真报告实际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复讨论。大家并不是讨论有什么病，而是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词可以使她接受。最后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疗的恢复期，是表明在逐渐恢复中，在恢复过程内，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都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于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说出有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可是医生们再也不愿意让步了。在与江交谈时，她甚至瞪目厉声质问医生们说：“你们能保证我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病吗?”
江跟着又说：“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没有具体内容。你们应该提出具体项目，排出每周的活动日程。”
这又使大家大费脑筋。于是建议，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晚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极拳。
毛对我说，他年轻时练过拳，也了解道家佛家禅定及修炼，对于江青打太极拳有意见，认为练拳不适合江。后来他同意先让她试试看再说。于是保健局通过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来一位姓顾的拳师。这是毛与江暂时住到西郊新北京，叫做新六所的住处。这里面有六座住宅，是为毛和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车接顾拳师，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认真，但是柔弱无力，只能算是比画而已，顾拳师既谨慎，又含蓄，话不多，可是需要说明的地方，都简要精确地加以说明。
顾非常会看眼色。他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的姿势或出手不对的时候，江神色就不对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随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顾拳师也跟着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严重。
护士天天哭丧着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具，都涂成淡绿色。
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
结果我们打错如意算盘。
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
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
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
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记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
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我只好亲自向毛报告江青的事。这是正值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抵达，毛从北戴河坐专列回北京见他。我在车上跟毛说了江青的病情。
毛诧异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报告了吗?又有什么新问题?” 我说：“不是新问题，是检查结果和医生们的意见，没有全部写进报告中去，所以再向主席报告。”
毛放下了烟，说：“你讲清楚吧。”
我说：“医生们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同志没有什么病，主要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这时我将大家签名写的一张简单诊断书，交给了毛。
毛看了这张纸条，问我，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医生们的意见是，江青同志对人对事，往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而又出尔反尔。医生们主张，尽早劝江青同志要多接触一些社会生活，多接触一些人，这样对她可能会好些。”
毛听了以后，默然不语。
我又说：“别人向我谈到林彪同志的病，他的病医生很难治。可是只要周总理去看他，向他说明是主席建议的一些话，他都听得进去。可是江青同志对谁的话都不听，这太难办了。甚至主席的话，她也不听。”
毛垂下眼睛，吸了几口烟。
然后毛慢慢说：“江青还是听党的话的。”毛说“党”时，指的是他自己。
“这点要看清楚，你们的意思是，江青有思想问题的了。她这个人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惶惶不可终日，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说，不会的。护士们照顾她，替我谢谢她们。江青的话不能全听。她待人苛刻，告诉护士们，必要时可以顶她一下嘛。”
我说：“不要说顶了，全心全力伺候她，她还不满意，还骂人。要顶就更坏了。稍不顺心，她说护士服务态度不好，有雇佣观念。再顶顶，岂不成了反革命。”
毛笑起来，说：“我一直同江青讲，百日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就是要诸事将就一些。”
我说：“护士们哪里指望她将就，只希望不要责骂，不要太苛求了。”
毛沉顿了一下说：“那好，替我谢谢护士他们。我看江青的病现在是过了坳了，也替我谢谢这些医生们。”“过了坳”这句话我不太懂，后来才明白，毛是说江的病已经度过谷底，在逐渐好起来。
我又告诉毛，医生不希望将这些看法告诉她本人，也希望毛不要讲出医生的真心话。
毛点点头说：“江青会听党的话。我可以不告诉她你讲的这些。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可以直接向她提，也可以告诉我。不过不要背后议论。不能既不告诉她，又不告诉我。向别人去将，这样就不好了。”
我说：“我没有背后议论过，更没有向别人讲。正是工作上有了困难，才向你说。”我不能跟毛坦白和邓颖超谈过，毛会觉得我是在背后议论江青。我已学到了教训，不能再找别人谈，犯另一个错误。
在北京我将毛的这些话，告诉了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和史书翰及黄树则。他们都替我担心。他们说，一旦毛将我的话告诉了江青，不但我的日子不好过，而且会牵连到保健局、卫生部和这些专家们。他们劝我，不能再讲了，适可而止就行了。 当时的结果是，护士们的工作仍然困难，但无论如何江青待它们比前一段要好些了。那个夏天在北戴河还是遣走了几位护士。
我也开始怀疑江青不满意的不单是护士们没有好好伺候，她担心的是毛对年轻女人的偏爱。这一段时间由北京医院找来不少护士，供江青挑选。江青说，见生人太紧张，最好在晚舞会上的轻松环境中，将护士带给她看。
这些年轻、天真的护士自然也要介绍给毛。她们都将毛看成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自然对毛表现十分热爱和亲近。一次一位护士给江青送药服用时，这位护士先向毛打了招呼，握了毛的手，问毛好以后，才将药送给江，江很不高兴。我向江解释，我认为这事很自然，年轻人对领袖当然会流露出仰幕和热爱的心情。
江青睁大眼睛说：“大夫，你可太不了解主席了。他这个人在爱情上可不专一。他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可以分离的人。有些女的也愿意往上搭。你明白吗?你对这些护士要进行道德教育，要他们注意礼貌。注意与首长接近时，应该有男女有别的概念。你可不能放任不管哪。”
我那时不了解江青的这番话。我对毛的性放纵仍不甚知情，而且毛跟我明说过，江青主要是怕毛抛弃她。我不知道在某些方面，江青看得要比我透彻。
毛的性欲极强，而且性和爱可以是全然无关的两回事。
２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毛却刻意羞辱了这位曾在苏联盛大款待他的贵宾。
毛是穿着游泳裤，在中南海游泳池见的赫鲁晓夫。他让赫下池泡水。赫接受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赫换上在游泳池旁换衣间内存放的游泳裤，跳进水里。赫不会游泳，套了一个救生圈。我、几个卫士和翻译，都在游泳池旁。
表面上，毛和赫仍客气的。但他俩的谈话并不顺利。赫的回忆录中，对毛为这种无礼的接待方法，表示了极端的厌恶（１）。赫原本预定停留一个礼拜，但来三天后就回苏联了。他和毛唯一的一次谈话就是在游泳池里的那次。毛此举，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在我们回北戴河的专列上，毛对我说，那叫使赫“如坐针毡”。
在北京到北戴河的回程火车上，他对我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要和我们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这简直是妄想。
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拉关系，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让我们答应不用武力进攻台湾。还说我们搞公社，太快了。
我说，搞长波电台，可以，你把材料及技术交给我们，搞联合舰队，可以，你把船交来，我们有司令员，有舰长。你让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你也要管吗？至于公社，我们试一试，也不可以吗？我最后同他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照我说的办法搞。台湾问题，最近就可以有眉目。公社我们试定了。他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这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在北戴河期间，毛仍气愤异常，他又跟我说过：“赫鲁晓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国拉关系吗？好，我们放炮庆祝。这些炮弹留久了，就没有用处了，不放炮庆祝一下，做什么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
接下来他又讲：“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糊涂，不明白为这个道理，还准备渡过台湾。我是不赞成打过去，放在那里，是一个压力，内部就会团结。这个压力一没有了，内部就会闹起来。”
毛的谈话使我大惑不解。我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无所知，对台湾更是所知甚少。我甚至期望在毛提出台湾问题之后，海峡可以和谈。我没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中国才刚过渡到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几周后，我才明了毛谈到台湾问题的用意。没几天后，我便去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人民公社”。
在八月初某天凌晨三点多钟，我正在睡得很熟，毛的卫士把我叫醒。毛睡不着，叫我一同读英文，这时读的是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译本。读三个多小时以后，毛已经是疲倦了。毛从末认真学习英文是为了放松和找机会闲谈。他说：“我们吃饭吧，我晚饭还没有吃哪。”
他问我看没有看最近的一期《内部参考》－－这是由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将国内不公布的新闻编辑成不定期的册子，供高级干部参阅。《内部参考》常提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消息，以供中央领导参考。一九五七年“大呜大放”时期，《内部参考》也对党提出严厉批评。有时一般报纸不准刊出的社会性案件，全登在《内部参考》上。
但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以来，《内部参考》上的基调已大为调整。一些忠实报导中国社会黑暗面的记者被打成右派、撤职，有些人甚至下放边远地区。一九五八年初，在整风和毛“鼓足干劲”口号的强大压力下，《内部参考》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赞扬起农村的快速进步。
我说没有看到。
他顺手将一本《内部参考》拿给我，说：“你等下带去看一看。其中有一篇报导，河南省查牙山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人民公社这名字好，把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这可以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桥梁。可是不知道这公社内部是怎么组织法，怎么样进行工作，怎么进行核算，核算放在哪一级呢？又怎么样进行分配，怎么样体现劳武结合。”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际，由于全民办水利运动造成农村强劳动力短缺，因此有些省份开始将农村合作并成更大的组织。起初这些新组织没有一定的名称。毛仍末亲自巡查这种农村组织，政治局也末行核准，但毛赞成大型农村组织的设立，并觉得“人民公社”这名字响亮。
毛接着说：“我想让你去看看，到那里去住上一个月。把情况了解清楚，回来向我讲一讲。你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事吗？”
原本长夏无事，我找了一本英文《老年与老年学》看，开始摘译其中一些章节。每完成一章，送给毛看。开始他读得很有兴味，可是看过“细胞的衰老变化”一节后，他认为写的不好。我仍继续翻译工作，一来闲着也是闲着，二来这工作不会使我和医学界过于脱节。
我说：“我现在摘译的那本老年学还没有弄完。不过先放下，等以后再说。”
毛说：“那本书没有多大的意思，以后弄也可以。人民公社是件大事，关于到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会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了。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人间哪得几回闻’，可以改成‘自古盘古开天地，人间不得一回闻’。你去看看，你一个人去不行，组织几个人一起去。叫叶子龙、黄树则也去。
这时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几年以来，他已经习惯在饭前服安眠药，这样可以使入睡快些。这次也一样，吃这安眠药后，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吃饭了。饭中，他已经有些蒙胧，说话口齿讷讷不清。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要我去，还是随便说说，所以我立即问他：“我现在就去同他们商量一下，准备两三天就走。”
毛说：“有什么好商量的，拍屁股就走嘛。你同他们说，今天做准备，明天就走。”说着说，他已经沉沉入睡了。
这时已经早上八点多钟了，这事如不立刻安排好，毛醒后无法向他回话。我先去找了叶子龙，告诉他毛的意见。
叶听了后，满脸不高兴说：“主席真是没有事找事。我们去看了顶个屁用。”
我一听，叶不想去。我说：“主席说的可是很认真，不能不去。”
叶皱着眉说：“你先告诉黄树则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个办法，怎么去。明天走是不行的，最少也要过几天再走。”
我急了，又说：“这可不行，他让我们走，而且说到那里住一个月，要改变可不好了。”
叶无可奈何说：“他也不想想，人家手上有些事，不交代清楚，怎么能走。”
我想多说无益，于是向他说：“今天他起床以后，你最好风见他，同他当面再谈定。”
然后我去找了黄树则，将毛的意见又同黄说了一遍。
黄欣然道：“主席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给崔义田副部长打个电话，让史书翰局长接上我的工作。”
弄完已经近午饭的时候了，我赶回来，匆匆去见江青。
我走进江青的卧室。她半身躺在床上，倚着靠垫。面前是一个小食架，正吃着烤面包、黄油和杏仁酪。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我将主席要我们去查牙山，看看人民公社的事情，告诉她。又说：“主席是吃过安眠药以后，吃饭中间说的，当时他已经是睡意甚浓的了。我没有同他多谈。我不知道他是随便说说，还是决定下来叫我们去。”
她说：“这可不是随便说的。等主席起床以后，我去同他谈谈。”
我回到十号楼里，洗漱了一遍。这时田家英来了，他问我：“何事匆匆？”我将毛的话说了一遍。田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各省都有熟识的省委书记提供他“人民公社”的内幕消息。他很怀疑“人民公社”的用处。
田说：“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农民就已经怨声载道，说搞初级社的好处还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又急着搞高级社。今年又说要过渡到人民公社。这可真是急功近利。南宁会议及成都会议以后，各省都在抢风头，都在想方设法闹新花招，一劲猛干。今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加热闹了，都想当促进派，怕当观潮派，更怕当秋后算帐派。你去了后，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我吃过午饭后，整理了衣物，已经疲乏不堪。我预备睡一下以后，再商量明天出发到查牙山。想不到躺下去就昏昏沉沉，一睡就睡到了下午七点多钟。还是值班卫士来将我叫醒。他说：“主席六点钟就叫你，我说大夫正在睡觉。主席说再让他睡一个小时。”
我连忙起来，赶到毛的卧室。
毛说：“叶子龙、江青都同我谈过。我现在想我自己去看看。不看看怎么行。新生事物嘛。我们过两天就走。你再去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我们这次要多走一些地方。你一个人如果来不及，可以带个助手。”
我问毛，要不要黄树则一去。毛沉吟一下，说：“你去够了。黄树则不要去了。你去告诉他，他解放了。”
当时毛仍在服用壮阳用的人参药，需要一位会传统煎药方法的护士。我便建议随同毛去莫斯科的吴旭君也一起走。
我正要走，毛又叫住我，说：“这次外出，你不要去讲，免得张扬。”（２）
他还同我说：“搞医务工作的，只知道看病治病，这可不行。不能脱离社会，特别当社会在大变革时，应该去观察这种变革带给人们的影响。你们学医的，大约很重视个体的人，不大重视群体的人。”
过了一刻他又说：“这就是哲学上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这次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看看我们这个个体，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共体里面。”
两天后我们便乘毛的专列由北戴河出发。这就是往后一再宣传，一再吹嘘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开始。
专列往南疾驶。我感觉到这次出巡与往不同。“大跃进”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注释
（１）赫鲁晓夫对一九五八年这次来访的描述可见前引书KhrushchevRemembers, pp.258-261。
（２）无疑地，毛指的是Jack Belden于一九四九年初版的ChinaShakes the World （ 一九七０年再版， London:Minthly Review Press）。
（３）毛虽嘱咐李医生这次是秘密出巡，但因为无数的记者和官员尾随，此次出行迅速被炒成媒体大事。
３０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真是风调雨顺，几乎每天夜里一阵大雨，次日白天却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今年秋收可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饶的一次秋收。全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欢腾、极其乐观的高昂情绪中。
首站是河北省。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以村或乡为政治与经济合一的整体，有的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社，有的称为黎明社，又有叫曙光农业生产社，还有的叫红旗集体农庄，名称上真是五花八门。
第二站转往河南。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吴个头不高、微胖，人很坦诚。我们一行人开了十辆车（包括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河南书记室的工作干部、新华社特派记者团，以及河南党报记者），浩浩荡荡驶过黄沙泥土路。八月天气灼热，虽然戴上大草帽，仍然晒得挥汗成雨。一路上每停一个地方，都准备了加香水的凉水毛巾，给我们擦汗。河南省委、省公安厅带了两卡车的冰西瓜随行。毛吃得不多。我们一路上又晒又热，口渴难熬，免不得大吃一顿了。
毛兴高采烈，与农民处得非常自在。去兰考县途中，毛下车看棉田，不想踩了一脚大粪。卫士要给他换鞋，他不换。要用纸擦干净，他又不让擦，说：“大粪是肥料，是好东西，擦它做什么！”这鞋一直穿到夜里，卫士等他休息以后，才给洗刷干净。
农田里农作物长得极好，到处都是在劳动的农民。黄河以北的农村妇女，一般不在农田劳动，但是现在农田里遍地都是穿红着绿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和男人一起劳动着。
沿途下车看了各地的人民公社，到兰考去看了黄河故道。在这里，毛打算游黄河。他派警卫局警卫科孙勇，先去探路下水。孙回来后向毛报告，河水太浅，都是黄泥汤，最深的地方不过只有半人多高，膝盖以下陷在黄泥里，游不成。毛这才打消了游黄河的念头。
八月六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仍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乘车到了七里屯。棉花田里棉花挂起“七里屯人民公社”的大字。毛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好。”
三天后，毛在山东又重复了“人民公社好”这几个字，站在毛身边的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这五个字马上便出现在全国报纸的头版上。于是“人民公社好”成了“圣旨纶音”。从此以后，人民公社的名就定了下来，而且不胫而走。全国农村都正式以人民公社的名字，人民公社便成了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
从一个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人民公社，景象都是一片欢欣鼓舞。历史正在被创造者。中国农村起了史无前列的大变化。中国终于找到从贫穷迈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农民就要站起来了。我当年也支持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深信毛主席不会错，“人民公社好”。
回北戴河后，毛十分兴奋。毛相信中国粮食生产问题已得到解决，人民现在有吃不完的粮食。
正在北戴河会议中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了“金门炮战”。从一开始，毛就将“炮打金门”当作成一个筹码，以便于左右“中苏”、“中美”、“苏美”之间的关系。
毛以为蒋介石会要求美国在福建投下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投了原子弹，毛也不会在乎。他炮打金门只为观察美国的反应。这是一场赌博，一场游戏。所以“金门炮战”就象开玩笑一样，突然开始，连续四十四天以后，在十月六日又突然宣布停火一周。十二日再宣布停火二周，但没有到一个星期，因杜勒斯访台，恢复炮击。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改成“单日炮击，双日停火”，最后完全停止。
毛不但并不想进攻台湾，即使金门和马祖也并不想以武力占取。他对我说：“金门和马祖是我们和台湾联合起来的两个点，没有这两个点，台湾可就同我们没有联系了。一个人不都是有双只手吗？金门、马祖就是我们的两只手，用来拉住台湾，不让它跑掉。这两个小岛，又是个指挥棒，你看怪不怪，可以用它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明白他们无法束缚中国，国共和谈遥遥无期。这场可怕的游戏幸好未曾引发全球原子弹大战，或是赔上数亿中国百姓的无辜生灵。
28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象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上了瘾。
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
当时我负责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给她检查。
江青经过钴六十放射治疗以后，我在血常规检查中发现，全血细胞都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数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不必大惊小怪。但江青几近歇斯底里。我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就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专家检查会诊。这时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后才检查身体。
这次的检查科目多。江要我布置各科分开检查。江又提出，为了避免神经紧张，连续查两天后，要间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共用了两个礼拜。江对检查的医生们呼来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随意改变检查时间，视医生们如同家仆。
检查完毕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检查结果。大家感觉十分棘手。除去已经治愈的子宫颈癌尚且需要定期检查以外，就是要适当治疗放射后的血球降低。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疾病。(此后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时为止，二十多年间，她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
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每天没有事情可做，接触的人太少，真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怪延，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她自己感觉的症状又多又严重，但身体却是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她说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都是内科医生，无法治疗她的心理疾病。
我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分别交给毛和江青。意见书上说：“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制，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我们措词十分委婉，其实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于无所事事。
江看过后大为不满。她认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疗的恢复期，她有重病，医生不是忽视，就是向她隐瞒真相。她指责一顿以后，要医生们重新讨论，认真报告实际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复讨论。大家并不是讨论有什么病，而是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词可以使她接受。最后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疗的恢复期，是表明在逐渐恢复中，在恢复过程内，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都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于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说出有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可是医生们再也不愿意让步了。在与江交谈时，她甚至瞪目厉声质问医生们说：“你们能保证我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病吗?”
江跟着又说：“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没有具体内容。你们应该提出具体项目，排出每周的活动日程。”
这又使大家大费脑筋。于是建议，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晚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极拳。
毛对我说，他年轻时练过拳，也了解道家佛家禅定及修炼，对于江青打太极拳有意见，认为练拳不适合江。后来他同意先让她试试看再说。于是保健局通过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来一位姓顾的拳师。这是毛与江暂时住到西郊新北京，叫做新六所的住处。这里面有六座住宅，是为毛和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车接顾拳师，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认真，但是柔弱无力，只能算是比画而已，顾拳师既谨慎，又含蓄，话不多，可是需要说明的地方，都简要精确地加以说明。
顾非常会看眼色。他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的姿势或出手不对的时候，江神色就不对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随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顾拳师也跟着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严重。
护士天天哭丧着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具，都涂成淡绿色。
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
结果我们打错如意算盘。
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
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
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
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记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
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我只好亲自向毛报告江青的事。这是正值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抵达，毛从北戴河坐专列回北京见他。我在车上跟毛说了江青的病情。
毛诧异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报告了吗?又有什么新问题?” 我说：“不是新问题，是检查结果和医生们的意见，没有全部写进报告中去，所以再向主席报告。”
毛放下了烟，说：“你讲清楚吧。”
我说：“医生们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同志没有什么病，主要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这时我将大家签名写的一张简单诊断书，交给了毛。
毛看了这张纸条，问我，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医生们的意见是，江青同志对人对事，往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而又出尔反尔。医生们主张，尽早劝江青同志要多接触一些社会生活，多接触一些人，这样对她可能会好些。”
毛听了以后，默然不语。
我又说：“别人向我谈到林彪同志的病，他的病医生很难治。可是只要周总理去看他，向他说明是主席建议的一些话，他都听得进去。可是江青同志对谁的话都不听，这太难办了。甚至主席的话，她也不听。”
毛垂下眼睛，吸了几口烟。
然后毛慢慢说：“江青还是听党的话的。”毛说“党”时，指的是他自己。
“这点要看清楚，你们的意思是，江青有思想问题的了。她这个人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惶惶不可终日，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说，不会的。护士们照顾她，替我谢谢她们。江青的话不能全听。她待人苛刻，告诉护士们，必要时可以顶她一下嘛。”
我说：“不要说顶了，全心全力伺候她，她还不满意，还骂人。要顶就更坏了。稍不顺心，她说护士服务态度不好，有雇佣观念。再顶顶，岂不成了反革命。”
毛笑起来，说：“我一直同江青讲，百日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就是要诸事将就一些。”
我说：“护士们哪里指望她将就，只希望不要责骂，不要太苛求了。”
毛沉顿了一下说：“那好，替我谢谢护士他们。我看江青的病现在是过了坳了，也替我谢谢这些医生们。”“过了坳”这句话我不太懂，后来才明白，毛是说江的病已经度过谷底，在逐渐好起来。
我又告诉毛，医生不希望将这些看法告诉她本人，也希望毛不要讲出医生的真心话。
毛点点头说：“江青会听党的话。我可以不告诉她你讲的这些。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可以直接向她提，也可以告诉我。不过不要背后议论。不能既不告诉她，又不告诉我。向别人去将，这样就不好了。”
我说：“我没有背后议论过，更没有向别人讲。正是工作上有了困难，才向你说。”我不能跟毛坦白和邓颖超谈过，毛会觉得我是在背后议论江青。我已学到了教训，不能再找别人谈，犯另一个错误。
在北京我将毛的这些话，告诉了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和史书翰及黄树则。他们都替我担心。他们说，一旦毛将我的话告诉了江青，不但我的日子不好过，而且会牵连到保健局、卫生部和这些专家们。他们劝我，不能再讲了，适可而止就行了。 当时的结果是，护士们的工作仍然困难，但无论如何江青待它们比前一段要好些了。那个夏天在北戴河还是遣走了几位护士。
我也开始怀疑江青不满意的不单是护士们没有好好伺候，她担心的是毛对年轻女人的偏爱。这一段时间由北京医院找来不少护士，供江青挑选。江青说，见生人太紧张，最好在晚舞会上的轻松环境中，将护士带给她看。
这些年轻、天真的护士自然也要介绍给毛。她们都将毛看成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自然对毛表现十分热爱和亲近。一次一位护士给江青送药服用时，这位护士先向毛打了招呼，握了毛的手，问毛好以后，才将药送给江，江很不高兴。我向江解释，我认为这事很自然，年轻人对领袖当然会流露出仰幕和热爱的心情。
江青睁大眼睛说：“大夫，你可太不了解主席了。他这个人在爱情上可不专一。他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可以分离的人。有些女的也愿意往上搭。你明白吗?你对这些护士要进行道德教育，要他们注意礼貌。注意与首长接近时，应该有男女有别的概念。你可不能放任不管哪。”
我那时不了解江青的这番话。我对毛的性放纵仍不甚知情，而且毛跟我明说过，江青主要是怕毛抛弃她。我不知道在某些方面，江青看得要比我透彻。
毛的性欲极强，而且性和爱可以是全然无关的两回事。
２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毛却刻意羞辱了这位曾在苏联盛大款待他的贵宾。
毛是穿着游泳裤，在中南海游泳池见的赫鲁晓夫。他让赫下池泡水。赫接受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赫换上在游泳池旁换衣间内存放的游泳裤，跳进水里。赫不会游泳，套了一个救生圈。我、几个卫士和翻译，都在游泳池旁。
表面上，毛和赫仍客气的。但他俩的谈话并不顺利。赫的回忆录中，对毛为这种无礼的接待方法，表示了极端的厌恶（１）。赫原本预定停留一个礼拜，但来三天后就回苏联了。他和毛唯一的一次谈话就是在游泳池里的那次。毛此举，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在我们回北戴河的专列上，毛对我说，那叫使赫“如坐针毡”。
在北京到北戴河的回程火车上，他对我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要和我们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这简直是妄想。
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拉关系，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让我们答应不用武力进攻台湾。还说我们搞公社，太快了。
我说，搞长波电台，可以，你把材料及技术交给我们，搞联合舰队，可以，你把船交来，我们有司令员，有舰长。你让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你也要管吗？至于公社，我们试一试，也不可以吗？我最后同他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照我说的办法搞。台湾问题，最近就可以有眉目。公社我们试定了。他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这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在北戴河期间，毛仍气愤异常，他又跟我说过：“赫鲁晓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国拉关系吗？好，我们放炮庆祝。这些炮弹留久了，就没有用处了，不放炮庆祝一下，做什么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
接下来他又讲：“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糊涂，不明白为这个道理，还准备渡过台湾。我是不赞成打过去，放在那里，是一个压力，内部就会团结。这个压力一没有了，内部就会闹起来。”
毛的谈话使我大惑不解。我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无所知，对台湾更是所知甚少。我甚至期望在毛提出台湾问题之后，海峡可以和谈。我没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中国才刚过渡到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几周后，我才明了毛谈到台湾问题的用意。没几天后，我便去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人民公社”。
在八月初某天凌晨三点多钟，我正在睡得很熟，毛的卫士把我叫醒。毛睡不着，叫我一同读英文，这时读的是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译本。读三个多小时以后，毛已经是疲倦了。毛从末认真学习英文是为了放松和找机会闲谈。他说：“我们吃饭吧，我晚饭还没有吃哪。”
他问我看没有看最近的一期《内部参考》－－这是由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将国内不公布的新闻编辑成不定期的册子，供高级干部参阅。《内部参考》常提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消息，以供中央领导参考。一九五七年“大呜大放”时期，《内部参考》也对党提出严厉批评。有时一般报纸不准刊出的社会性案件，全登在《内部参考》上。
但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以来，《内部参考》上的基调已大为调整。一些忠实报导中国社会黑暗面的记者被打成右派、撤职，有些人甚至下放边远地区。一九五八年初，在整风和毛“鼓足干劲”口号的强大压力下，《内部参考》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赞扬起农村的快速进步。
我说没有看到。
他顺手将一本《内部参考》拿给我，说：“你等下带去看一看。其中有一篇报导，河南省查牙山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人民公社这名字好，把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这可以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桥梁。可是不知道这公社内部是怎么组织法，怎么样进行工作，怎么进行核算，核算放在哪一级呢？又怎么样进行分配，怎么样体现劳武结合。”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际，由于全民办水利运动造成农村强劳动力短缺，因此有些省份开始将农村合作并成更大的组织。起初这些新组织没有一定的名称。毛仍末亲自巡查这种农村组织，政治局也末行核准，但毛赞成大型农村组织的设立，并觉得“人民公社”这名字响亮。
毛接着说：“我想让你去看看，到那里去住上一个月。把情况了解清楚，回来向我讲一讲。你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事吗？”
原本长夏无事，我找了一本英文《老年与老年学》看，开始摘译其中一些章节。每完成一章，送给毛看。开始他读得很有兴味，可是看过“细胞的衰老变化”一节后，他认为写的不好。我仍继续翻译工作，一来闲着也是闲着，二来这工作不会使我和医学界过于脱节。
我说：“我现在摘译的那本老年学还没有弄完。不过先放下，等以后再说。”
毛说：“那本书没有多大的意思，以后弄也可以。人民公社是件大事，关于到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会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了。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人间哪得几回闻’，可以改成‘自古盘古开天地，人间不得一回闻’。你去看看，你一个人去不行，组织几个人一起去。叫叶子龙、黄树则也去。
这时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几年以来，他已经习惯在饭前服安眠药，这样可以使入睡快些。这次也一样，吃这安眠药后，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吃饭了。饭中，他已经有些蒙胧，说话口齿讷讷不清。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要我去，还是随便说说，所以我立即问他：“我现在就去同他们商量一下，准备两三天就走。”
毛说：“有什么好商量的，拍屁股就走嘛。你同他们说，今天做准备，明天就走。”说着说，他已经沉沉入睡了。
这时已经早上八点多钟了，这事如不立刻安排好，毛醒后无法向他回话。我先去找了叶子龙，告诉他毛的意见。
叶听了后，满脸不高兴说：“主席真是没有事找事。我们去看了顶个屁用。”
我一听，叶不想去。我说：“主席说的可是很认真，不能不去。”
叶皱着眉说：“你先告诉黄树则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个办法，怎么去。明天走是不行的，最少也要过几天再走。”
我急了，又说：“这可不行，他让我们走，而且说到那里住一个月，要改变可不好了。”
叶无可奈何说：“他也不想想，人家手上有些事，不交代清楚，怎么能走。”
我想多说无益，于是向他说：“今天他起床以后，你最好风见他，同他当面再谈定。”
然后我去找了黄树则，将毛的意见又同黄说了一遍。
黄欣然道：“主席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给崔义田副部长打个电话，让史书翰局长接上我的工作。”
弄完已经近午饭的时候了，我赶回来，匆匆去见江青。
我走进江青的卧室。她半身躺在床上，倚着靠垫。面前是一个小食架，正吃着烤面包、黄油和杏仁酪。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我将主席要我们去查牙山，看看人民公社的事情，告诉她。又说：“主席是吃过安眠药以后，吃饭中间说的，当时他已经是睡意甚浓的了。我没有同他多谈。我不知道他是随便说说，还是决定下来叫我们去。”
她说：“这可不是随便说的。等主席起床以后，我去同他谈谈。”
我回到十号楼里，洗漱了一遍。这时田家英来了，他问我：“何事匆匆？”我将毛的话说了一遍。田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各省都有熟识的省委书记提供他“人民公社”的内幕消息。他很怀疑“人民公社”的用处。
田说：“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农民就已经怨声载道，说搞初级社的好处还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又急着搞高级社。今年又说要过渡到人民公社。这可真是急功近利。南宁会议及成都会议以后，各省都在抢风头，都在想方设法闹新花招，一劲猛干。今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加热闹了，都想当促进派，怕当观潮派，更怕当秋后算帐派。你去了后，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我吃过午饭后，整理了衣物，已经疲乏不堪。我预备睡一下以后，再商量明天出发到查牙山。想不到躺下去就昏昏沉沉，一睡就睡到了下午七点多钟。还是值班卫士来将我叫醒。他说：“主席六点钟就叫你，我说大夫正在睡觉。主席说再让他睡一个小时。”
我连忙起来，赶到毛的卧室。
毛说：“叶子龙、江青都同我谈过。我现在想我自己去看看。不看看怎么行。新生事物嘛。我们过两天就走。你再去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我们这次要多走一些地方。你一个人如果来不及，可以带个助手。”
我问毛，要不要黄树则一去。毛沉吟一下，说：“你去够了。黄树则不要去了。你去告诉他，他解放了。”
当时毛仍在服用壮阳用的人参药，需要一位会传统煎药方法的护士。我便建议随同毛去莫斯科的吴旭君也一起走。
我正要走，毛又叫住我，说：“这次外出，你不要去讲，免得张扬。”（２）
他还同我说：“搞医务工作的，只知道看病治病，这可不行。不能脱离社会，特别当社会在大变革时，应该去观察这种变革带给人们的影响。你们学医的，大约很重视个体的人，不大重视群体的人。”
过了一刻他又说：“这就是哲学上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这次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看看我们这个个体，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共体里面。”
两天后我们便乘毛的专列由北戴河出发。这就是往后一再宣传，一再吹嘘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开始。
专列往南疾驶。我感觉到这次出巡与往不同。“大跃进”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注释
（１）赫鲁晓夫对一九五八年这次来访的描述可见前引书KhrushchevRemembers, pp.258-261。
（２）无疑地，毛指的是Jack Belden于一九四九年初版的ChinaShakes the World （ 一九七０年再版， London:Minthly Review Press）。
（３）毛虽嘱咐李医生这次是秘密出巡，但因为无数的记者和官员尾随，此次出行迅速被炒成媒体大事。
３０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真是风调雨顺，几乎每天夜里一阵大雨，次日白天却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今年秋收可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饶的一次秋收。全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欢腾、极其乐观的高昂情绪中。
首站是河北省。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以村或乡为政治与经济合一的整体，有的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社，有的称为黎明社，又有叫曙光农业生产社，还有的叫红旗集体农庄，名称上真是五花八门。
第二站转往河南。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吴个头不高、微胖，人很坦诚。我们一行人开了十辆车（包括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河南书记室的工作干部、新华社特派记者团，以及河南党报记者），浩浩荡荡驶过黄沙泥土路。八月天气灼热，虽然戴上大草帽，仍然晒得挥汗成雨。一路上每停一个地方，都准备了加香水的凉水毛巾，给我们擦汗。河南省委、省公安厅带了两卡车的冰西瓜随行。毛吃得不多。我们一路上又晒又热，口渴难熬，免不得大吃一顿了。
毛兴高采烈，与农民处得非常自在。去兰考县途中，毛下车看棉田，不想踩了一脚大粪。卫士要给他换鞋，他不换。要用纸擦干净，他又不让擦，说：“大粪是肥料，是好东西，擦它做什么！”这鞋一直穿到夜里，卫士等他休息以后，才给洗刷干净。
农田里农作物长得极好，到处都是在劳动的农民。黄河以北的农村妇女，一般不在农田劳动，但是现在农田里遍地都是穿红着绿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和男人一起劳动着。
沿途下车看了各地的人民公社，到兰考去看了黄河故道。在这里，毛打算游黄河。他派警卫局警卫科孙勇，先去探路下水。孙回来后向毛报告，河水太浅，都是黄泥汤，最深的地方不过只有半人多高，膝盖以下陷在黄泥里，游不成。毛这才打消了游黄河的念头。
八月六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仍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乘车到了七里屯。棉花田里棉花挂起“七里屯人民公社”的大字。毛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好。”
三天后，毛在山东又重复了“人民公社好”这几个字，站在毛身边的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这五个字马上便出现在全国报纸的头版上。于是“人民公社好”成了“圣旨纶音”。从此以后，人民公社的名就定了下来，而且不胫而走。全国农村都正式以人民公社的名字，人民公社便成了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
从一个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人民公社，景象都是一片欢欣鼓舞。历史正在被创造者。中国农村起了史无前列的大变化。中国终于找到从贫穷迈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农民就要站起来了。我当年也支持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深信毛主席不会错，“人民公社好”。
回北戴河后，毛十分兴奋。毛相信中国粮食生产问题已得到解决，人民现在有吃不完的粮食。
正在北戴河会议中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了“金门炮战”。从一开始，毛就将“炮打金门”当作成一个筹码，以便于左右“中苏”、“中美”、“苏美”之间的关系。
毛以为蒋介石会要求美国在福建投下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投了原子弹，毛也不会在乎。他炮打金门只为观察美国的反应。这是一场赌博，一场游戏。所以“金门炮战”就象开玩笑一样，突然开始，连续四十四天以后，在十月六日又突然宣布停火一周。十二日再宣布停火二周，但没有到一个星期，因杜勒斯访台，恢复炮击。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改成“单日炮击，双日停火”，最后完全停止。
毛不但并不想进攻台湾，即使金门和马祖也并不想以武力占取。他对我说：“金门和马祖是我们和台湾联合起来的两个点，没有这两个点，台湾可就同我们没有联系了。一个人不都是有双只手吗？金门、马祖就是我们的两只手，用来拉住台湾，不让它跑掉。这两个小岛，又是个指挥棒，你看怪不怪，可以用它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明白他们无法束缚中国，国共和谈遥遥无期。这场可怕的游戏幸好未曾引发全球原子弹大战，或是赔上数亿中国百姓的无辜生灵。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