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篇 1957年--1965年 (21、22)
21
我的问题是江青。江青四月就从苏联返国，也跟我们去了青岛。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毛与江青分住在迎宾馆楼下南和北的两端房内。我们住在二楼。只住了两晚，江青说楼上的人冲马桶的声音吵得她不得安宁，休息不好，要我们立刻搬走，并且说：“到青岛来休息，是叫你们休息，还是让我休息?”
林巧稚和俞葛峰两位妇产科医生仍随行。但自一九五六年徐涛医生到医院学习后，江青便没有专任内科医生。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
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就遇上难题。就在我们被赶出迎宾馆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中旬，那晚下着大雨，晚上十一点多钟，江青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我问脉搏和体温，说都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只是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江青让护士告诉我，看怎么办。我向护士说：“雨太大了，去不了，先给她服一点抗过敏药，到明天再看。”
那时雨势很大，可以说是豪雨。我既未带雨衣，也无雨伞。如果走去，全身要淋透，也就没有办法给她检查了。何况只是鼻子有点不通，没有必要检查。
过了大约半小时，护士又打电话来说：“江青同志说了，医生不看病人，就给药吃，是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觉得江青这话有些过份了。鼻子不大通，服一点抗过敏药，就成了不负责任，岂不是笑话?何况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又没有什么大病，要摆出随传随到的架子，对医生太不尊重了。因此我在电话上说：“江青如果不愿意服抗过敏药，可以不服，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林巧稚和俞葛峰大夫已经给她做完妇科检查，要回北京去。江青请她们在海滨吃饭。李银桥告诉我：“本来要你做陪，因为那天夜里叫你，你没有去，她说你架子大，把你取消了。”
将我取消，我倒是如释重负。反正同她一起吃饭，实在谈不上乐趣，只是活受罪而已。她吃饭时，规矩十分繁琐。饭前要吃促进消化的药，饭中要吃补血剂、镇定剂，饭后要吃一大堆维他命。吃相饕餮，又不断品评，使人感觉虽不能说芒刺在背，也可以说食欲全消。
毛又感冒了。七月的青岛天气有时阴湿，毛每天仍去山东公安厅专设的私人浴场游水。毛自七月中旬以后，咳嗽加多，胃口不好，自觉身上没有力气。我让他服了些感冒化痰药，并不见效，几天后便停服了。
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对我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我告诉他，这要征得毛的同意，便去找毛。毛说：“这次感冒总是不好，你不主张再多吃药。还有什么办法?”
我对中药病理并不了解，但我父亲在一九五六年重病一场，张孝骞大夫等人都束手无策。我请了中医章次公大夫，是他给治好的。我跟毛提起此事，劝毛试试看。
毛点头答应说：“那么由你主持，请他来给我看看。”
这位刘大夫六十多岁人，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毛见到他，请他坐下。然后问他姓名，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问脉后，看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聚，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这时毛有些不耐烦，说：“你讲这些，我也不懂。你同李大夫研究吧。”刘向毛鞠了一大躬，退了出去。
舒与刘一起到我的住处。刘又解释，这是风寒内阻，需要发散出来，服用两剂药就可以好。最好是睡前用半碗米汤随药服下，然后盖上毛巾被，有微汗才见效。我听了，很为难。这是毛喜凉，往往不盖任何东西就睡了。
我又到毛的住室，他正等我回话。我将刘大夫说的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说：“治病是个麻烦事，主席试一次，一次不好，再也不干了，如何?”毛显得有些为难：“这种天气，盖上毛巾被睡，不吃药，也要出汗，何必要他看呢。”我说：“盖被捂出来汗，同吃药发出的汗，可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毛说：“照你的办，试一次。不行，就算了。”
舒同的夫人水静给煎的中药。我亲自检查过药单，确定没有问题。但傅连璋的药品化验处无法化验这些中药，我只好联络中央保健局讨论化验药草的法子。
毛每到外地，即从该地拨出一条专用长途电话，直通北京的北京电话局三十九局，这三十九局是设在中南海内，专供保密通话。有黑、红两种电话。黑色电话可以通其他的分局。红色电话就是机密电话，与北京室内其他线路不通。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毛盖着被出了一夜的汗，感觉同以前差不多。第二天毛又同意服了一次。刘大夫又诊过脉，认为风寒已驱尽，应该感觉好了。毛说同以前差不多。于是又连服了三天。刘又诊视一次。刘说感冒风寒已经没有了，不舒服是劳累引起的。刘建议改服一些西洋参和中药合成的药丸。这些药我一一查过本草纲目，都是起补的作用，没有害处。毛于是同意服用。
但毛还是觉得身体衰弱。刘大夫也束手无策。我想也许去暖和点的地方，毛病情会好转。舒同说：青岛最好的季节是八月，七月太冷。最好在青岛留下，过了八月再走。但天气未如他所言好转。
七月底一天晚上，毛叫我去，问我的意见，是留下，还是走。我说：“我也没有胃口了，这样的气候，再住下去，恐怕不会舒服。”毛说：“那么就打道回府吧。”
八月初离开青岛回北京。毛的感冒马上转好。
22
回北京的第三天，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最完善的医院之一，医生素质优秀，设备齐全。旧医院原本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一九四九年后依苏联模式，完全改组。一些优秀的医生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由党委接管医院事务。现任党委书记是张志强。党方面认为战时曾接受红军医务兵训练的张志强具备医生资格，但医院里受过西方训练的大夫无法接受。但张是个老革命，在那时政治成分大过一切。
我到协和医院找了几位老同学谈，大家主要的意见是，卫生部将北京协和医院的各种人员拆散，分别调到别处，别的医院，而且将综合医院，改成专科医院，他们认为这对培养全面的人才不利。有几个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提出了以上的看法。我回去以后，转告给毛。
毛正色道：“你这个人是‘浅尝辄止’，了解得不深不透。你再去了解，回来告诉我。”
我参加了一次全院批判大会。会上发言人的箭头集中在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和医院院长李克鸿两人身上。发言的人，大都是年轻的实验室技师和护士，他们受的教育不多，不懂医院管理。年轻的医生们则对医院事务较有了解，又尊敬这两位长辈，故多未发言。
发言的人都斥责李宗恩、李克洪一贯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争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总的一句话，向党夺权。会场上大众的情绪很热烈。
我很同情两位李医生，他们公开批评党领导之举实属不智。我觉得再怎样不该批评党中央。我那时才在毛身侧工作三年，仍非常崇拜他。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毛永远是对的，从未想过该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会后，我去找张孝骞大夫。张孝骞大夫也是湖南人，解放前在他母校湘雅医学院做院长，后转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他是中国境内数一数二的优秀专家。这年春天张也给党提了意见。张说，他做内科主任，可是对内科的医生的去留没有发言权，是个傀儡主任。反右派运动展开以来，张日日心惊肉跳。
张孝骞一见到我，立刻抓住我的两手说，他犯了大错误。他说：“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张又讲，大家认为他是想向党争人事调动权。他说：“我可是没有要人事权的意思。我只是说，科主任应该对科内的医生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最后张又说：“你要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
我回去后，将以上的情况告诉毛，特别将张最后的话向毛讲了。
毛笑着说：“你这次才算了解清楚了。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毛歇了一下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他接着又讲：“张孝骞同这些右派不一样，他是个书呆子，让人利用了。我以后还要找他谈谈。”因此张逃过此劫。
但李宗恩和李克鸿大夫下场凄惨。反右运动，二人都被定为“右派”，免职“下放”改造。李克鸿到云南一所小学里当图书馆员，李宗恩被流放到贵州，两人都死在外地。
反右越深入，可以明显看出来，毛的思考越加深入，换句话说，他张开的网，越加大了。但我仍不明其所以。我不知道劳改的确实人数，也不明嘹所谓“改造”的真正目的。从毛的谈话中，我觉得毛对敌人宽大，给他们改造的机会。毛说不该杀王实味时，我也相信了。我支持毛和反右运动。毛是对的，共产党好。他们解救了中国。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大成右派分子。每个单位奉命都得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泛滥。
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至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他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后来参加十三陵大坝的修建工程时，才略微醒悟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在劳改营中，一个只能驮二十斤石头的人被迫驮四十斤，他自然承受不住，瘫下来了。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不驮也得驮。在他饱经摧残，无助而痛苦时，大家就逼他认错，他只好出卖朋友，连带供出别的人。许多人不堪摧残而惨死在劳改营中。死亡似乎比毛所谓的“改造 ”还仁慈些。
我早该知道这些情形，我有的是机会了解。毛给了我不少暗示。
毛有天跟我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百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三千万“人民公敌”。这数字似乎不可思议。但当时我觉得毛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数字的来源一定可靠。后来我甚至相信这数字应该更高些。
毛也曾给我别的暗示--中国百姓的生命对毛来说一文不值。
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走笔今日，我很感激我当时的天真无知。当年我还不如现在这般了解毛，不知道外面整人之风横行，知识分子身受可怕折磨，以及许多人正一步步地步向死亡。我曾想离开毛的行宫，但每次毛都把我召回去。我在一组中，如同困兽，无法挣脱。我原本应该明白更多的真相，但我却视而不见。如果当年的我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呢?了解“反右”的巨大规模呢?我一定会无法接受，也无能为力。我会无法离开一组，也无法在其间装傻过日子。中国人常爱说“难得糊涂”--我想这就是我那几年的情境。抚今追昔，我了悟到那几年我是在糊糊涂涂之中度过。我不得不如此。只有那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23
苏联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盛大庆祝苏联革命节四十周年。赫鲁晓夫特别邀请全球共党领袖赴苏，共襄盛举。毛主席那年六十三岁，只在一九四九年冬天为和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出过一次国。毛要再去一趟莫斯科。如今全国反右运动正进行地如火如荼，他精神特好。全国团结，人心振奋。城市和乡村都在迅速推展社会主义化革命。毛这次威风凛凛地率着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前往莫斯科。如今的毛正和赫鲁晓夫旗鼓相当。
我们预定在十一月二日去苏联。
我负责医务人员的安排。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是代表团的专任医生，我以毛的保健医生身分前行。江青向我提出，这次去苏联，可以带上刘惠民大夫。一方面是感谢他在青岛治好了主席，另一方面是向莫斯科作态，表示热心提倡中医。
刘大夫知道后，半喜半忧。刘大夫向我说，他年纪大了，很怕冷。我告诉他，这些天使馆来的气温报告，最低时不过摄氏零上四度，而且屋内有暖气，但刘大夫不放心。他说：“万一主席没病，我倒先病了，那不糟糕了。”刘大夫怕代表团统一分配的羊毛大衣不够暖，叶子龙只好到皮货商店买了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这样，刘大夫才算放了心。
然后便是毛的中药问题。苏联没有中药，所以刘想带齐所有的药材。中药不比西药，都是些草根树皮，体积大。带少了，要用的时候不够用。带多了，太占地方，而且不好带，何况中药的味道太大，随身携带太熏人。
最后商定一个办法。对外贸易部一个押送礼品的人，要先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刘随身只带够用五至七天的常用治感冒药。其余足足三大皮箱的药材和用特定的木盒子装好熬中药用的砂锅，交给外交部，由他们的礼品信使，先行带到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
此外为防毛有紧急状况，也须要一位护士随行。我建议要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的护士长吴旭君去。我是保健办公室主任，对吴的工作能力很清楚。但是叶子龙不同意，叶的意思是带江青的一个护士去，因为他同江青去过苏联，可以不做出国衣服，节省点费用。但这位护士在医院的训练不够。江青破天荒地赞同我的看法，认为找一名有临床经验的护士去远比省钱重要。我便通知吴旭君做准备。
苏联方面也为毛派了一位医生来。据他告诉我，他得到的指示是，负责陪同毛前往莫斯科以及毛的旅途健康。我们事先见了面，我、吴旭君和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他对烤鸭赞不绝口。他特别欣赏的是茅台酒，一大瓶酒，他一个人几乎喝完，我看他已有醉意，急忙送他回苏联大使馆，又另外送了他一瓶。
苏联派来两架图--一零四到北京来迎接。我与毛、宋庆龄和那位苏联医生同乘一架飞机。黄树则随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另一架。
旅途中，机上的空中小姐不断来给我们送来鱼子酱、鲟鱼片和三明治，也拿来一杯杯的伏特加酒。飞机中途在托木斯克和鄂木斯克各停留一小时加油。两地都准备了大型宴会，全是冷菜。毛对我说：“这苏联菜，实在没有吃头，尝不出什么味道。”
那位苏联医生一边吃喝着，一边同我讲吸烟的坏处，喝酒的好处，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安然入睡了。
在莫斯科机场赫鲁晓夫和一帮官员前来迎接。留着一部山羊胡子，面容严肃的布尔加宁及米高扬也来了。米高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还说了一些话。当时翻译正在毛旁边，给毛翻译，我不懂俄语，我想米是说针灸的事吧。在郝旁边有一位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是苏联官员中唯一的女性，大约也就是五十岁左右，举止有些轻率。
赫鲁晓夫陪同毛到了克里姆林宫住下。我从旁观察，赫鲁小夫对毛是很亲切和尊重的，赫鲁晓夫向毛说，希望能多住些日子，这天是十一月二日，过了十月革命节，可以住到郊外别墅。并邀请毛在会后到黑海的索契住一段时间。
但毛则显得比平时多一分矜持。毛一开始就对赫有些冷淡，他仍然为那份批评史达林的秘密报告余怒未消。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和毛都注意到，街上的人大多一副有气无力，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与中国解放后的振奋活跃，简直有天壤之别。毛说：“赫鲁晓夫反史，不得人心，哪里还会卖劲。”
苏联方面十分殷勤款待毛及其随从人员。毛住的是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寝宫，宫内穿廊叠叠交错，宛如迷阵，宽敞的房间里摆着典致的古物。地上铺了长毛地毯，挑高的天花板垂吊着灿烂的吊灯。墙上有些肖像。毛住的卧室，是最豪华宽敞的一间。这次毛的大木床没有运来。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毛用不惯，最后是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
我和叶子龙、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卫士、给毛做饭的两位厨师和几位翻译员在宫内。中国代表团其他领导同志也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其他随从人员则分别住在莫斯科旅馆和中国大使馆。我们很少见面。林克和我同住一间。每人的房间内都摆上苹果、橙子、巧克力糖、桔子水、矿泉水和纸烟。酒非常多，食物丰盛。
毛一直很兴高采烈。毛似乎未特别注意寝宫的奢华，但他发现现今他和代表团所受的贵宾招待与一九四九那年遭到的冷遇，有若天壤之别。他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看起来，不论中外，不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人都是势利眼。这里还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哪。”
这句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他说这话时，微笑而又带讥讽的神情，时隔这么久，依然如在眼前。我当时弄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说明事实。我没有答话。
毛去列宁墓内列宁及史达林献了花圈。我看列宁和史达林都瘦小而干瘪，这倒真使人看了很不舒服。我听说他们的耳鼻都已开始腐烂，只好用蜡代替。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会是毛泽东遗体保护组的副组长。
毛对苏联文化毫无兴趣。他单独进餐，从未和代表团人员一起用餐。这次到莫斯科带来两位厨师，其中一位厨师精于西菜。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又配了两位厨师给毛做饭。因此，每餐饭都是中国和苏联的各占一半。但毛大多只捡湖南菜吃。我可以体会毛偏爱中国菜的心情。苏联菜无论冷热都让我难以下咽。
一天他吃饭的时候，我去看他。毛邀我一起吃饭。虽然我才刚吃了一顿苏联饭，但毛的饭菜中有他厨师的杰作，所以我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毛看出我吃得很高兴，他微笑着说：“我看，你不象吃过饭的样子。”
毛对苏联文化的见解令人难堪。赫鲁晓夫请毛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赫鲁晓夫邀我们共坐在他的包厢中观赏。我们到时，已经是第二幕，毛看没多久就看不下去。毛没有看过芭蕾剧，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说明。毛对赫鲁晓夫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干这个了(指芭蕾舞)，你还行吧?”赫鲁晓夫说:“我可不行了。”
第二幕刚结束，毛就说：“可以了，该回去了。”回来以后，毛对我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我怀疑毛是故意不去欣赏苏联文化。他这是为了嘲笑赫鲁晓夫和苏联。
我们去莫斯科大学拜访中国的留学生时，毛才对苏联露出一丝赞美之情。当时中国的留学生每人都穿着一件褴褛破旧的棉袄，而苏联学生穿的是呢子衣服。学生餐厅里的伙食远远强过国内的干饭青菜。莫斯科大学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中国好。同样大的房间，苏联只住两个人，中国却挤八个。毛说：“这我们比不上。”
毛通常白天开会，晚上单独留在卧室内。我和其他人员便有许多时间自由行动。我与林克没有事，我们去看了庆祝晚会的演出。这是一个音乐歌舞演出会。每个节目都不长，很吸引人。晚上我们在宫内的小型电影放映厅，观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片子。我们点名要看“翠堤春晓”。
后来外交部的韩叙说，到苏联这里，专看美国片子，太不好意思。于是映了刚发行不久的“静静的顿河”，但我是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懂，实在看不下去。
苏联人员和我们代表团处得很好。我们这次带了一大堆礼物给招待的高级苏联官员，准备的有象牙雕船、景泰蓝花瓶和金镶的苏联国徵;另外准备了中国香烟、茅台酒，绣花拖鞋和丝睡衣给一般警卫人员和女服务员。
楼道口站岗的警卫官们同我们混熟了，开始是我们进出时，顺手送他们一些，他们拿到总是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后来，他们值班时，轻轻敲楼道口的门，我们就知道是要烟和酒了，我们就递出一些去。
有位女服务员以为中国的生活水平比苏联好，医生的工资很高。林克注意到她整理我的床铺特别仔细用心。后来她从翻译阎明复那打听，问我愿不愿意同她交朋友，她愿意随我回中国去。阎明复替我回绝了。大家听了这事，哄堂大笑。
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又发生了一叫使大家十分不愉快的事。我们随从人员公用一间大盥洗间，每天上午由苏联女服务员整理及打扫。按苏联习惯，盥洗间放一大瓶香水。中国人没有用香水的习惯。可是这瓶香水早上摆在那里，到中午就不翼而飞。如此，一连三天。
叶子龙怀疑是哪位顺手牵羊拿走，装在箱子里了。于是他突然检查每个人的箱子。我十分反感。检查了一遍，谁的箱子里也没有香水。而香水摆在盥洗间里，仍然每天放，每天不知下落。大家一肚子不高兴之余，突然恍然大悟，香水之不见，是这几位苏联小姐的杰作，前手放、后手拿，方便的很。
我将这段插曲告诉了毛。毛说：“叶子龙简直是多事。人家拿了，就不要查。万一查出来，怎么得了。人家背着你拿，就是怕你知道嘛。”
赖祖烈同我商量，去看那位到北京接我们的医生，于是由大使馆的姓金的翻译陪我们到这位医生家去。他住的是公寓房子。一共两间房，房间很小。我们带着绣花拖鞋、丝睡衣和两瓶茅台酒送给他。
那位医生看见礼物时不知所措。他连着转几个圈子，突然拿出三百卢布送给我们，作为还礼。并且说送给一人一百卢布，很不好意思。我正在推辞，赖祖烈却一把接过去收下了。我当时大惑不解赖为什么收下。赖回来的路上同我说，这算是公家收入。但赖操守很差，我想他把那笔钱自己拿了。
十一月七日毛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及群众游行。毛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并立在列宁墓上。我站在墓下左侧，在我旁边是爱沙尼亚的党书记。他会讲英语，而且相当流利。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英国住了很久。他说：“以前我们常用中国代表谜或神秘，似乎很远很远。以后有机会真想去看看这个谜一样的国家。”
中国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本就抄袭自苏联模式，很累人，我对如此铺张浪费也十分不满。红场的尖塔宫殿及鹅石大道虽然举世闻名，但不够宽阔壮丽。两年后，为纪念解放十周年而拓建天安门广场。我怀疑中国此举是要和苏联较量，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后，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毛喝了点酒。宴会后，毛的兴致很高。他对这次的莫斯科宣言十分满意。他说：“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将近一百年后，这次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和策略。
“我们中国党在会议上提出了，十五年之内，在钢铁生产上，苏联要超过美国，我们要超过英国。到那时候，物质生产的力量对比，我们就有了质和量的根本改变，革命的形势就会彻底改观②。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钢太少了。就是要搞实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说话，谁人来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讲半天有什么用。
“冷战政策也好，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好，我都双手赞成。国际上搞得紧张点，国内各种力量就会团结得好一点。外部有压力，内部才会奋发团结。你那面磨刀霍霍，我这面也不会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
后来我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得知毛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发表那篇狂妄自大的演讲，使赫十分震骇。毛的那篇演讲根本是“井蛙观天”;毛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概念，才会毫无根据的说出“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的这种狂言。而在核子时代中，表态支持战争边缘政策和国际紧张局势，更是愚蠢至极。但问题毛那篇演讲就象平常和我深夜闲谈一般，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又在思考新的策略。那时毛的心田早已播下了“大跃进”的种子③。
注释
①李医生与毛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同一间房的报导有误。
②毛夸口中国会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可能是被赫鲁晓夫说苏联可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激。但李医生没有听到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译注：赫鲁晓夫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大跃进”这个术语第一次被公开引用，是在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篇演说中。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毛自莫斯科返国前，《人民日报》号召掀起“大跃进”运动。
③关于赫鲁晓夫对毛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忆述，可见前引书 Khruschev Remembers， pp.25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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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莫斯科后，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增加粮产量。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息，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毛说：“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
周回答：“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说：“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就只种一季稻。”我看周的脸胀得紫红，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嗫嚅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抢白地说：“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随着伸手拿起《明史》，对周说：“你们回去吧。”也没有等周告辞，毛就翻说看起来了。弄得周尴尬不堪，同我们打着招呼，又说：“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毛气虎虎地将《明史》一扔，说：“他试试看，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这时已是十二月底，南宁仍然是郁郁葱葱，满眼苍翠。城市不大，但十分整洁安静。街道和商店建筑是典型广东式的。沿街房屋都是两层或三层楼，而第一层都内缩一截，使二层的临街部分形成沿街一条行人走廊。这种建筑方式，对于多雨的华南地区城市的行人，有很大的便利。这里极其幽静，树木很多，特别是橘子树和栀子树丛。橘子数上满是白色的橘花，甜香沁人。也有不少的柚子树，气候温和，一般在摄氏二十四度左右。
广西自治区党委交际处宾馆设在一座小山上。毛住在一座小巧的平房里。江青住在邻近的另一座平方。沿着房前的花径，转过山坡，是新建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们住在这楼里，小山脚下是南宁宾馆。
到南宁后第三天，江青叫我去，大发脾气说护士折磨她，有意打乱她的生活习惯，将她整得精神紧张的很。要我立即给护士开会，整顿工作。
原来南宁招待所的房屋没有暖气设备，只能用电炉取暖。这种炉子一开，温度升高很快，江青说温度高了。关了以后，室温立即下降，她又说凉了。区委秘书长和公安厅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到香港，买来电暖气。这种设备，外形每具同普通的暖气片相同，有十到十二片相连，灌入冷水，插上电源，水温可达到一恒定温度，这样才解决了室温的问题。
江青是淋浴的，但招待所没有淋浴设备，只好用脸盆将热水冷水混好冲洗，一盆用完，再拿一盆冲，这个空隙，江说护士有意使她受凉。自治区委秘书长知道洗澡出了问题，立刻又派人到香港，买来淋浴设备。但是江住在这里，不肯先到别处住一两晚，无法安装，闹得大家十分紧张。
我先问过护士后，随即跟江青解释情况，除非她暂时搬到山下宾馆住一两天，趁此加紧安装淋浴设备，另外没有别的办法。江更加不悦。她说，护士不积极想办法，不尽职，反过来以让她搬家胁迫她。
在这种无理取闹中，已经不能同她讲道理了。晚上江睡觉后，我同毛讲了护士们的困难情况，毛听后说：“江青这个人也是个纸老虎。有的事就是不能听她的。要顶一顶，护士们不要怕，替我感谢她们，谢谢她们照管江青。”
第二天下午，卫士来告诉我。江青到毛处，说护士不好好给她洗澡，故意让她受罪。毛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嘛。这些人还不是抱着雇佣观点来工作的。”卫士说：“大夫，可要注意了。”
这下我明白了，毛对我讲江青不对。对江青又讲护士不对。我还得准备好对付江青。
过了两天，江青找我谈话，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有时我在将就你?”我说：“我不知道。”江说：“你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你能够想办法，遇事果断。主席说你这个人还是多谋善断。可是你骄傲，有架子，只要你认定的事，什么人说你，你也不回头，要说服你，难得很。我对你是投鼠忌器，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江皱着眉头说：“我有时受不了你的这个脾气，只是主席在用你。你给主席工作，主席对你也适应了，也不容易。我对你是从主席的这个大局出发。你和我都是为主席工作，都是他的幕僚，你我是同僚。我已经给你提了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的工作能力和我的个人条件，都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还是希望有适合的人，可以接替我。”我建议由王鹤滨替代我的工作，因为这时王已经从苏联学习回来了。江青显得不耐烦说：“你的工作适合不适合，由主席决定。”
卫士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同我讲：“大夫，江青对你真算是客气的了。我听主席讲，这么忙，还闹个不停。真不懂事。”我问他：“主席这几句话是说谁呢?”卫士说：“这是江青从主席房里出来以后，主席讲的。我看可能是说江青。”
但江青还是闹得翻天覆地。为了洗澡，闹得护士们哭哭啼啼地跑来跟我诉苦。我看，摆在面前的事，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我去找王敬先，王说，这种事他管不了，他只管警卫工作。我又去找叶子龙，叶说，没有办法，淋浴设备买来了，江青不肯搬到别的房间住一两天，装不上去。我又去见了江青，说明不安装淋浴设备，无法解决洗澡的水温保持恒定。这次江同意了，暂时到山下宾馆住一天，总算抢装好淋浴设备。
洗澡问题告一段落。接着江又说，住房周围不安静，影响她的休息。于是，除我们几个人不动以外，其余所有的人，包括区委秘书长和区公安厅长一律搬到山下，而且山的四周断绝通行①。
刚过了一九五八年新年，毛决定在一月十一日召开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也就是南宁会议。中央部分领导人，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负责计划、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陈云。
一月十一日开会。十五日陈伯达找我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他告诉我，他感冒了，头痛，让我给他感冒药。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但因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不敢走，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②。他又问我，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一夜到天亮，在上面走来走去，不停的来回走，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来的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到了二楼，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想必极大③。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与会人员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斗”。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所谓龙就是蛇了，但不是一般的菜蛇，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虎就是猫了，但不是一般的猫，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科的果子狸。这种狸，素食，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非常肥腻，我和很多首长都觉得难以下咽，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邑江游水。当时水温太低，只有摄氏十八度，不适合游水。毛不同意。他认为，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水温再低，也不会感冒。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 毛在邑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虽然没发烧，但是咳嗽增加，痰也多了起来。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后来咳嗽加重，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毛在每个会中都疾言厉色地指责各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脚步太慢，拖延中国的进步。每次会议一结束，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据说当时任副总理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对江青也有类似的抱怨。陈说为了怕吵到江青，他得脱掉鞋子，赤脚走来走去。
②陈伯达曾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获得解决，目前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需求之间，因此遭到毛的批评。
③薄一波一九五六年反对毛的“冒进”，并拒绝响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七年九月毛开始批评，薄是被批评的人士之一。毛指控薄右倾。
25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给毛安排的住处，在成都城西二十华里的金牛坝。金牛坝招待所占地面积很大。坝后有一个花圃。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旁有苍松翠柏，小径旁又挺立着棕榈和柚子树。花圃中，茶花开得火红。石径上布满了苍绿的青苔，雨后远处山石树苍苍茫茫，融合成一片迷离闪烁的青光。毛在散步时说，看来中国画的金碧山水派，和大泼墨的山水画派，都有自然界的依据。
他说：“烟水苍茫的烟，指的是微雨似烟，并不是饮烟。烟雨莽苍苍的烟，指的是树林在雨中远望的景色，也不是饮烟。有人说，我写的词中山花烂漫，不知是什么花，我指的就是茶花和杜鹃花，这两种花在四川和云贵高原多的很。”
我很高兴能重返旧地。我自一九四四年夏天，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转到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成都，到这时候已经十四年了。因此我趁这机会去拜访位于华西坝的母校。
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原本是郁郁葱葱，其风景之美和占地之广，居全国之冠。校园在我的大学时代繁盛有若天堂。但它现在已面目全非。
在原来的体育场开了一条由北向南的大马路。整个校园被一分为二，拆了许多原有建筑，包括一座座小楼的教授宿舍，明德楼(Vandman)及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大钟楼、医科楼及新医学楼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已失去昔日的绚丽。校园疏于照顾，杂草丛生。校门外的小天兰街也失去了昔日的幽静风采。
学校现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院则合并到四川大学。我任毛保健医生一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未去惊动太多老同学。我只去拜访了孙玉华，他当时是医学院院长。说去旧日情景，不胜唏嘘。
回到金牛坝，毛问我都看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到念书时的学校，华西坝去看了，已经有十四年了。毛说：“有首诗写‘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到了久别重游的地方，是会有这种感慨的。”
毛又问遇到什么人。我说有几个老同学，我没有去看他们，不方便。毛说：“旧地重游，也应该旧雨重逢。什么方便不方便。”这我没有听他的。因为中央在这里开成都会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
“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毛于一九五五年末，五六年初之际，开始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口号。
26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毛仍在成都时，在毛的指示下，共产党内重新开始了由于反右运动而中断的整风。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整风中，要将林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林克这时仍在毛处工作，给毛看“参考资料”，也同毛一起读英文。林决定回北京参加秘书室的整风。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身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其中有林克，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讲何载邀功诿过，对上面拍马屁，对下面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党委员会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召开批判斗争。何载一些人，还指责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林克这八个人的后台老板，到一九五八年三月，批判斗争已升级到要将这八个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三月底，成都会议结束，林克赶回北京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毛随后离开成都，往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三峡大坝预定地，东下武汉，毛在那讨论了三峡大坝的规划。最后到广州已近四月下旬。叶子龙和田家英此时也到了广州。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已经做出决议，要将林克这八个人停职反省，再进一步批判揭发他们的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田接着说：“何载他们说我是林克这几个人的后台，我不但不能替林克他们辩护，而且整倒这八个人以后，下一步很可能牵连到我。所以这事情很复杂，也很难挽回了。我也不便于向主席申明，否则更会指责我，超越中央办公厅，到主席那里去告状。”
我听到以后，感觉很难理解。这八个人中，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林克与我相处已经四年，这四年中可以说是朝夕相聚，林说话直爽，不大通人情，容易得罪人。此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何况林在毛处做秘书，怎么会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人呢?
在广州，一组的人又议论起政治秘书室内八个人的反党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林克会反党，他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有时说话太直，使得有的人觉着林克太不尊重别人。有些积怨是很可能的。 ”
叶子龙说：“你又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他不反党。”我说：“一个人有反共产党的思想，平时不会不流露出来。平时对党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在整风时突然反起党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王敬先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出去了。我随后也跟了出去。
到了隔房里，王敬先对我说：“大夫，你可不要太率直了，中直党委已经做出决定，你再讲多少，你能扭得过来吗?人微言轻，起不了好作用，你再讲下去，别人还会说你，包庇林克，不相信中直党委的决定，甚至会说你，对抗中直党委。事情就糟了，弄不好，把你也牵进去。”
王说的也有道理，叶子龙早就向毛报告过林克停职之事。我想了一想，实际上正是如此。在下面讨论丝毫无济于事，也确实会被误解。王说这些话，确实是为我着想，也是他在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之谈。可是就这样将这八个人一棍子打死，还有什么道义可言?
我因此认为如果毛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会支持林克。先前叶向毛报告，林克等八个人反党，毛只是听，没有说什么。叶分析起来，毛是同意了中直党委的决定。我心里倒以为不然。按照我对毛的了解，他对某一件事不讲话，就表示他并不同意。但我最好等毛自动问起我时，再表示意见。
那天下午起床后，到小岛后门外，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艇内甲板休息，卫士来叫我，毛要读英文。我匆匆走上游艇，同毛读起来。
我们刚刚读了几段以后，叶子龙来了。毛停下来问叶有什么事。叶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的问题，还有些事要报告。”毛让叶讲下去。我立刻就起来，要避开，以免叶认为我在场，不便于他讲话。
但是毛看见我要走，对我说：“嗯，你不要动，讲反党又不是秘密。我们还要读英文。”于是我又坐下来。可是毛并没有让叶坐。
叶站着，对毛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借整党时机反党。昨天又同中直党委通了电话。”
毛说：“那么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却让你来呢?”
叶说：“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知道我还要到广州，就让我向主席报告。所以昨天报告了，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再报告主席一下。”
毛沉默不语。叶就退出去了。
我看得出毛心中不快，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我的直属领导是卫生部保健局。林克的事发生在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依党组织我无权干涉。否则我会被冠上与林克勾结的罪名。毛这里，卫士们来来往往，一下子进来送茶，一下子送热毛巾给毛擦脸。就算不进来，也会在门外听见我们说什么。如果我先向毛提起林克的事，卫士们一定会将我的话传给叶子龙。一组内反林克的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我最好是等毛开口问我。
我拿起刘少奇在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英译本，又读下去。
毛坐正了身体，说：“慢，先慢一点。”
毛又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政治秘书室发生的事吗?”我说：“我不清楚，我不在他们的单位内，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没有想到。因为林克在成都走时，他说几天后，就会回来。可是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叶子龙主任来了以后，才知道已经出了大问题。”
毛说：“这八个你都认识不认识?”
我说：“八个人都认识，只有林克很熟。”
我说：“林克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机会来了，当下必须步步为营，卫士们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得好坏都说才行。
我说：“这三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闲谈也多，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只不过有些骄傲。”
毛说：“谁没有骄傲，现在不是谈骄傲的时候。我是问你，林克是不是反党。”
我说：“他没有过反党言论。他可能对某个人，某个领导人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对党、对主席不满，反而是忠诚的。”
毛说：“是啊，去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和那七个人都是积极分子嘛，怎么能突然今年一整风，就反党呢。”
我说：“我弄不清楚内幕情况。田家英同志也从北京来了，住在这里。他是政治秘书室的，对这件事他很清楚。”
毛叫我找田家英去跟他谈。
我将与毛的谈话告诉了田家英和王敬先，他俩都大吃一惊。王觉得我太大胆。田还是忧心忡忡。杨尚昆是田的领导，他不想超越杨向毛反映情况，或是反对中直党委的决定。毛那晚找了田去谈，田将总体情况反映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正睡得很熟的时候，卫士跑来将我叫醒。说：“大夫，快起来，主席要读英文。”我昏头胀脑起来以后，用冷水冲了头；又擦了脸，匆忙走到毛的卧室里。
毛见到我进来，叫我坐在他的床边椅子上。卫士泡来一杯浓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毛对我说：“李大夫，你不讲卫生，睡懒觉，睡够了没有?本来两点钟就想叫你，我压了一下，让你多睡一会。”
我们读了几行英文以后，停了下来。毛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这八个人说政秘室右倾一点不错。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也是右倾得很了，他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打击人的办法，不是右倾是什么?”
“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分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而且动用了党组织的招牌，以势凌人，大张 伐，大加镇压，这八个人还有活路吗?”
毛停了一会，又说：“唐顺宗的时候，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的八司马。那时候，旧派势力的人就说，柳宗元他们是年少狂 ，目无纲纪。用现在的话说，年少狂 就是年轻骄傲，目无纲纪，就是反党了。我让田家英回北京去，我们也就回去。”
我们也随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正是五一节前三天。五一前夕，毛找林克谈话，了解政秘室整风运动的情况，谈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毛回北京后，中南海形势为之大变。之前杨尚昆原本预备要开大会斗争林克八个人，刚好此时田家英回到北京，说毛要亲自处理此事。田强调毛主席不赞成办公厅的决定。何载他们，甚至杨尚昆听了，坐卧不宁，想方设法要对付过去。
过了五一，第二天毛睡醒后，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毛叫我坐在一旁，听情况。
毛坐在床上，身上只披一件睡袍。毛讲话时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毛首先指出，政秘室的运动开展得不正常。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分子。毛提出，要实事求是，总结上一段整风的经验，不要混淆了阶级阵线。
如果毛讲话以后，就按照他指出的途径谈下去的话，也可能引出一个较为和缓的解决结果来吧，然而可惜的是这时萧兰发言了。
萧说：“这八个人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萧的发言，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
我虽不赞同萧的看法，我内心倒是佩服萧兰的勇气。她在显然不利的环境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拽虎须，置自己得失于度外。问题是萧过于天真，她只知道听从党组织，却不了解毛发起“整风”的动机。毛不满意那些党领导的保守路线，林克等八人的批评正大合毛意。再者，萧不该以为中直党委的决定不能更改。在共产党上面还有个毛主席。她这番话等于向毛挑战。
毛立即挺起上身，两手拉起毛巾被向身后一塞，环顾坐在四周的人一眼。毛每次采取这种姿势时，就是做了决定，要狠干一场的了。
毛说：“那么，你们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了。也好，我说了不管用，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政秘室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你们都回去，明天起开大会，让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大会。”
事情真的闹大了，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我只参加了政秘室辩论大会的第一天的全体大会。会上杨尚昆首先发言。因为何载先前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他只是奉命执行杨的决策。杨的讲话很聪明，暗示他对何所发动的政秘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地过问。杨检查他自己说：“我要求大家在发言中在辩论中，应该揭发这次打击左派同志的所有有关人员。对我有任何意见，也要揭发。”
萧兰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萧兰在一次发言中，称林克八个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就是所谓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的由来。
会议开了一个月。后来的辩论大会，我都没有参加。结果林克八人获得平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战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结果是撤销中直党委，杨尚昆算是保住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中直党委书记的职务掉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杨又因“黑旗事件”而被批斗。
杨尚昆手下的中级干部在这次大会后受到处分。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一九八零年，毛病逝四年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复职，李刘两人才得平反。政秘室副主任何载被开除出党下放，一九八零年平反①。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出党下放，死于劳改。
讽刺的是，事情闹大后，田帮杨开脱，证明杨的确不清楚何载的行动。何载被下放后，杨将田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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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李东野平反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华锋成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载成为中央组织部干部司司长，后来成为其秘书长。
一九五八年夏季，全中国陷入全民办水利的狂热中，大量人力投入建水库的集体劳动。毛领着中国往前走。水库的意义不只是政治上的。水库一方面可改善中国的灌溉系统和提高农产量；另一方面，毛也想借此倡导及宣扬体力劳动。毛一生厌恶知识分子的傲慢，极力崇扬农工苦干精神。
从五月中旬，北京西北郊地处明十三陵前的水库正在修建。北京市各机关，国务院本身及下属各个部委，中共中央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部队都开展义务劳动，参加修建。各国大使馆也纷纷参加。
中国的领导人轮流在镁光灯中，铲土照相，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五月二十三日以毛为首，中央各首长，分乘六辆大旅行车，到十三陵参加劳动。毛坐在第一辆车中。他一进车以后，就走向车后排，坐到倒数第二排，我坐到最后一排。
毛说：“平时我们这些老爷，是饭来张口，衣来张手，今天也要来动动手了。都说劳动好，真到劳动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是真的劳动，有的人是不得不来劳动，还有的人是想挂这块劳动金字招牌。不过这样也好，不管抱着什么目的来，劳动总比不动手要好。”
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人潮汹涌，万头攒动。毛的座车一到，人群便欢声雷动，频呼“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十三陵水库总指挥杨成武带了一连军队开出一条路，将毛簇拥到工地指挥部。
这指挥部是临时搭成的工棚，杨成武向毛介绍水库建设工程计划和进度。
远处可见大坝修建的情况。在大坝下面周围是黑压压的人海。铲土的人挖掘一条叫沙河的河床河滩的沙石，装入箩筐，用扁担挑筐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将沙石倒入车内。小火车在运送着沙石。翻斗车翻倒沙石到传送带上，向坝上运去沙石。 这种劳动单调，挖、掘、铲、挑，这样的重复姿势劳动，很容易疲劳。不用多久，臂、肩和腰就酸痛无力了。
杨成武和我随毛走到坝底。毛卷起袖子开始铲土。我们也随着一起铲运沙石，挑筐运土。毛当天穿一件白布衬衣，下面穿一条浅灰色派力斯裤，一双黑色布鞋。这天天气澳暖，在闪烁的阳光下，毛的黑红色的脸上，罩上了一层灰土。汗水淌下，似乎形成蜘蛛般的小河。
过了半个多小时，已近正午，杨成武要求毛休息一下。毛说：“很久没有劳动了，稍微动一下，出这么多汗。”
毛走进工地指挥室，坐下以后，对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吧，劳动一个月再回去。也应该体验艰苦劳动的生活。北京市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劳动，不应该脱离他们。”
此时整风仍在继续，对象不只是那些走错误路线的人，也包括我这种“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毛觉得一组的人太过养尊处优，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所以王决意让我们去受受罪，体验一下农工生活。毛相信劳动的好处，每个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我--应该去吃点苦。
我说：“那好。可是要回去一趟，拿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来。”
毛想了一想说：“也好，大家都回去，商量好再来。”
第二天，全国报纸头版上都刊出毛拿着铲子，四周围着官员百姓的照片①。这照片显示毛虽高官显赫，仍有接近群众参加劳动的热诚。在我为毛工作二十二年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劳动，而且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如此简单的象征性动作，竟鼓舞了全国人民从事艰苦劳动的狂热。
当天傍晚，毛和江青坐在游泳池旁休息。毛刚游完泳，江在啜着茶，毛见我来了说：“大夫你来了，正好。我们商量一下。建设十三陵水库是件大事，几十万人都去参加义务劳动，外国人也都去了。我们只去这么大半天，怎么说得过去。你和秘书、警卫，组成一个班，到那里去十天二十天。无非是挖土铲土、走路、晒太阳、淋雨，总之，是要疲劳不堪，真的要到呜呼哀哉的程度，就随时给我报个信，我接你回来。明天就去。我这里只留一个秘书和一个卫士就行。他们忙不过来，我就自己动手。我不能去，你们应该去，也是代替我去。” 说着，毛转过头来对江青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去，你不能拖别人的后腿，叫你的那几个人去。” 江青说：“我只留下两个护士照顾我，其他的人我都不用。”
第二天由叶子龙、王敬先带队，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这一期的人员由中央和北京市的干部组成，一共义务劳动二十天。我们晚到五天，和临时加入机要室的几个人组成一个班。
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住到房山县中学的教室里，搭地铺。那间教室，不过十二平方米大小，我们在里面打地铺一共九个人，大家比肩而卧，转身都会影响别人。加上天气又热，又吵，入睡十分困难。
杨成武又是为了照顾我们，将我们的劳动重点排在半夜零时上工，上午八时下工，打夜班。这时正是五月下旬，天气热得很，白天的太阳晒得暑气蒸腾，如果白天劳动，真是要吃大苦了。
上午八时收工，由工地走回，路上一小时。早饭是咸菜、窝头和大米粥。然后大家坐在地铺上“学习”，什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之类。午饭是两菜一汤，天气太热，饭菜粗糙，吃不了多少，饭后开始睡眠。晚上九点左右起来。
我们每晚十一时开始列队出发，不行一小时到工地。我用铲子铲起沙石，装入箩筐，装满两个筐后，用扁担挑筐压在右肩上，挑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去。我那时三十九岁，身强体健，年轻时我还是体操和篮球选手。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单调的重体力劳动，象这样用原始工具，全靠体力消耗的劳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夜里相当凉爽，可是劳动一、二个小时以后，全身汗透，肩背酸痛。
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由农村出身的所谓工农干部，一条扁担，可以挑六筐，甚至八筐沙石。别人挑起沙石筐，走动起来，扁担在肩上一起一落，既好看，又轻松，好象是在舞蹈。翻倒筐内沙石时，两臂前后一甩，似乎丝毫不用力气。可是我想照样舞时，全身都不得劲，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而我挑起两筐沙石，压在肩上，直不起腰来。每走动一步，扁担似乎咬着肩上的皮肉。
有一晚，队长分配我挑沙石到小铁路边，将筐内沙石倒入翻斗车内。因为十分疲劳了，两手抬起筐，往车上甩倒时，整个身体随着跌倒在车内。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夫，这可不比听诊器和手术刀。甩筐可是有巧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如别人。但是转过来安慰自己，要是让这些人拿手术刀做个手术，大概比我这时的样子更要狼狈吧。我一边挑一边想，劳动改造的味道，可太不好受了。又想到，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长年的这样“改造”，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呢?
也有人说，这样的劳动，在工地上不少人受伤了。大夫还是去看看病，更有价值些。我没有同意。我十分清楚，毛叫我来，是用“劳动”来“改造”我。我如果去看病，治好再多的人，也躲不过“逃避劳动改造”的谴责。
好在同我一起劳动的人，都是一般的干部，没有笑话我。不断指导我，如何用劲，如何可以省劲。
有一夜下了大雨，没有防雨衣物，全身淋透了。雨后又起了大风，有没有多带一两件衣服，冷得打战。这时王敬先走过来，让我回去休息，我环顾四周，大家都还在不停地挖着条着。我又干下去。好在是重度劳动，不久不但不冷，反而大汗淋漓。
劳动到十五天，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睡眠不足，体力消耗太大，每天往返走路都感到两腿酸痛，迈不开步。
这一期劳动结束。我们晚来五天，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延长五天，凑足二十天，也就是参加到下一批来劳动的人一起，再劳动五天。很明显，大家都不愿再“劳动”下去了，可是谁也不肯开口说回去，要说的话，岂不成了“落后分子”了。所以建议半天都说，再干五天。
这时杨成武来了，说是看望这一期劳动的人。杨到了我们的地铺房内，同我们亲热地握手打招呼。听到我们正议论要补足二十天劳动后，杨说：“你们来劳动就是主席对首都的最大关怀，最大的支持了。不在乎十五天或二十天。主席那里事情多，你们为他老人家做事做一个小时，比在这里干五天还多得多了。我是工地总指挥，指挥你们回去。”杨一边说，一边笑。大家在嘻嘻哈哈一片笑声中，都松了口气，可以回中南海了，可不是自己要回去的。
跟着做劳动十五天的总结，要评选出劳动表现好，需要表扬的人。机要室一位姓刘的科长提出应该表扬我。他说：“大夫要求自己严格，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架子。同大家在一起劳动，从来不肯落后，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间，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大家都同意刘的话。
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劳动”中，得到表扬，对我丝毫没有用处，我再干得好，再能挖、铲、挑得好，对我的医术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我从心里厌烦这种“劳动方式”，甚至一直是抱着反感。得到表扬，岂不是大笑话?
我心里也明白，大家都是毛命令来劳动的，都在毛身边工作，如果我受到表扬，岂不是将这些“工农干部”比下去了。我就会成了众矢之的。所以绝对不能接受表扬。
因此我一再申明，“我是个应该改造的知识分子，我来是为了经过艰苦劳动加强改造自己，不能表扬，否则就失去改造的意义了。”
叶子龙自然不喜欢我受表扬。他说：“大夫都一再表示不能表扬他，应该尊重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表扬我。
接着又议论，到底表扬哪一个人，议来议去，似乎每个人都是拼了命地劳动了，要表扬就得全表扬。最后还是杨成武解了围，杨说：“主席身边的人就是不一样，个个都是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个个都是劳动的模范，所以这一组是模范组，全组受表扬。”于是皆大欢喜，圆满结束了这场劳动。
回到城里，大家分手。我先到清华园浴池去洗澡，因为那里有擦背的服务项目，而且十五天下来，脚掌上起了鸡眼，需要剜掉。
回到琉璃厂的家里，母亲和娴都说：“你可一下子瘦了这么多，给你做好了羊肉馅饼，你吃吧。”
娴对我说：“我也去了一天呢。是早上去，晚上回来的。天气太热了，晒得托了一层皮。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可不能休息，我知道毛正等待我的“改造”结果。我不回去向他报告“劳动心得”，他会认为我表现“消极”。吃过饭，我回到中南海。
毛这时正和江青在游泳池边休息，一见到我就笑起来了。他说：“看你这副尊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了。听说你自己也甩到翻斗车里。亏得你爬出来的快，不然把你也运到大坝上去。”
原来一组的人早把这事报告了毛。
江青看到我时说：“味道如何?在翻斗车里还舒服吗?”回中南海时，我先和江青的护士谈过。护士笑着说：“江青同志说了好几次，这些人跟着主席，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这下子让他们去受受罪。”
毛又讲：“呜呼哀哉了吧?”
我说：“筋疲力尽，味道不好受。”
毛说：“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真要五体勤快起来可不容易。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一句空话。劳动的一大好处是，你必须接触群众，必须认识群众的集体力量。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参加一次这种劳动。这对你有好处。”
此后一段时期，我跌倒翻斗车里的丑事成了中南海的笑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在刊登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的原始照片中，北京市长彭真站在毛身边。文革期间彭真被打倒，照片便经喷雾处理，将彭真抹消。
21
我的问题是江青。江青四月就从苏联返国，也跟我们去了青岛。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毛与江青分住在迎宾馆楼下南和北的两端房内。我们住在二楼。只住了两晚，江青说楼上的人冲马桶的声音吵得她不得安宁，休息不好，要我们立刻搬走，并且说：“到青岛来休息，是叫你们休息，还是让我休息?”
林巧稚和俞葛峰两位妇产科医生仍随行。但自一九五六年徐涛医生到医院学习后，江青便没有专任内科医生。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
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就遇上难题。就在我们被赶出迎宾馆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中旬，那晚下着大雨，晚上十一点多钟，江青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我问脉搏和体温，说都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只是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江青让护士告诉我，看怎么办。我向护士说：“雨太大了，去不了，先给她服一点抗过敏药，到明天再看。”
那时雨势很大，可以说是豪雨。我既未带雨衣，也无雨伞。如果走去，全身要淋透，也就没有办法给她检查了。何况只是鼻子有点不通，没有必要检查。
过了大约半小时，护士又打电话来说：“江青同志说了，医生不看病人，就给药吃，是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觉得江青这话有些过份了。鼻子不大通，服一点抗过敏药，就成了不负责任，岂不是笑话?何况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又没有什么大病，要摆出随传随到的架子，对医生太不尊重了。因此我在电话上说：“江青如果不愿意服抗过敏药，可以不服，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林巧稚和俞葛峰大夫已经给她做完妇科检查，要回北京去。江青请她们在海滨吃饭。李银桥告诉我：“本来要你做陪，因为那天夜里叫你，你没有去，她说你架子大，把你取消了。”
将我取消，我倒是如释重负。反正同她一起吃饭，实在谈不上乐趣，只是活受罪而已。她吃饭时，规矩十分繁琐。饭前要吃促进消化的药，饭中要吃补血剂、镇定剂，饭后要吃一大堆维他命。吃相饕餮，又不断品评，使人感觉虽不能说芒刺在背，也可以说食欲全消。
毛又感冒了。七月的青岛天气有时阴湿，毛每天仍去山东公安厅专设的私人浴场游水。毛自七月中旬以后，咳嗽加多，胃口不好，自觉身上没有力气。我让他服了些感冒化痰药，并不见效，几天后便停服了。
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对我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我告诉他，这要征得毛的同意，便去找毛。毛说：“这次感冒总是不好，你不主张再多吃药。还有什么办法?”
我对中药病理并不了解，但我父亲在一九五六年重病一场，张孝骞大夫等人都束手无策。我请了中医章次公大夫，是他给治好的。我跟毛提起此事，劝毛试试看。
毛点头答应说：“那么由你主持，请他来给我看看。”
这位刘大夫六十多岁人，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毛见到他，请他坐下。然后问他姓名，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问脉后，看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聚，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这时毛有些不耐烦，说：“你讲这些，我也不懂。你同李大夫研究吧。”刘向毛鞠了一大躬，退了出去。
舒与刘一起到我的住处。刘又解释，这是风寒内阻，需要发散出来，服用两剂药就可以好。最好是睡前用半碗米汤随药服下，然后盖上毛巾被，有微汗才见效。我听了，很为难。这是毛喜凉，往往不盖任何东西就睡了。
我又到毛的住室，他正等我回话。我将刘大夫说的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说：“治病是个麻烦事，主席试一次，一次不好，再也不干了，如何?”毛显得有些为难：“这种天气，盖上毛巾被睡，不吃药，也要出汗，何必要他看呢。”我说：“盖被捂出来汗，同吃药发出的汗，可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毛说：“照你的办，试一次。不行，就算了。”
舒同的夫人水静给煎的中药。我亲自检查过药单，确定没有问题。但傅连璋的药品化验处无法化验这些中药，我只好联络中央保健局讨论化验药草的法子。
毛每到外地，即从该地拨出一条专用长途电话，直通北京的北京电话局三十九局，这三十九局是设在中南海内，专供保密通话。有黑、红两种电话。黑色电话可以通其他的分局。红色电话就是机密电话，与北京室内其他线路不通。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毛盖着被出了一夜的汗，感觉同以前差不多。第二天毛又同意服了一次。刘大夫又诊过脉，认为风寒已驱尽，应该感觉好了。毛说同以前差不多。于是又连服了三天。刘又诊视一次。刘说感冒风寒已经没有了，不舒服是劳累引起的。刘建议改服一些西洋参和中药合成的药丸。这些药我一一查过本草纲目，都是起补的作用，没有害处。毛于是同意服用。
但毛还是觉得身体衰弱。刘大夫也束手无策。我想也许去暖和点的地方，毛病情会好转。舒同说：青岛最好的季节是八月，七月太冷。最好在青岛留下，过了八月再走。但天气未如他所言好转。
七月底一天晚上，毛叫我去，问我的意见，是留下，还是走。我说：“我也没有胃口了，这样的气候，再住下去，恐怕不会舒服。”毛说：“那么就打道回府吧。”
八月初离开青岛回北京。毛的感冒马上转好。
22
回北京的第三天，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最完善的医院之一，医生素质优秀，设备齐全。旧医院原本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一九四九年后依苏联模式，完全改组。一些优秀的医生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由党委接管医院事务。现任党委书记是张志强。党方面认为战时曾接受红军医务兵训练的张志强具备医生资格，但医院里受过西方训练的大夫无法接受。但张是个老革命，在那时政治成分大过一切。
我到协和医院找了几位老同学谈，大家主要的意见是，卫生部将北京协和医院的各种人员拆散，分别调到别处，别的医院，而且将综合医院，改成专科医院，他们认为这对培养全面的人才不利。有几个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提出了以上的看法。我回去以后，转告给毛。
毛正色道：“你这个人是‘浅尝辄止’，了解得不深不透。你再去了解，回来告诉我。”
我参加了一次全院批判大会。会上发言人的箭头集中在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和医院院长李克鸿两人身上。发言的人，大都是年轻的实验室技师和护士，他们受的教育不多，不懂医院管理。年轻的医生们则对医院事务较有了解，又尊敬这两位长辈，故多未发言。
发言的人都斥责李宗恩、李克洪一贯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争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总的一句话，向党夺权。会场上大众的情绪很热烈。
我很同情两位李医生，他们公开批评党领导之举实属不智。我觉得再怎样不该批评党中央。我那时才在毛身侧工作三年，仍非常崇拜他。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毛永远是对的，从未想过该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会后，我去找张孝骞大夫。张孝骞大夫也是湖南人，解放前在他母校湘雅医学院做院长，后转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他是中国境内数一数二的优秀专家。这年春天张也给党提了意见。张说，他做内科主任，可是对内科的医生的去留没有发言权，是个傀儡主任。反右派运动展开以来，张日日心惊肉跳。
张孝骞一见到我，立刻抓住我的两手说，他犯了大错误。他说：“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张又讲，大家认为他是想向党争人事调动权。他说：“我可是没有要人事权的意思。我只是说，科主任应该对科内的医生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最后张又说：“你要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
我回去后，将以上的情况告诉毛，特别将张最后的话向毛讲了。
毛笑着说：“你这次才算了解清楚了。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毛歇了一下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他接着又讲：“张孝骞同这些右派不一样，他是个书呆子，让人利用了。我以后还要找他谈谈。”因此张逃过此劫。
但李宗恩和李克鸿大夫下场凄惨。反右运动，二人都被定为“右派”，免职“下放”改造。李克鸿到云南一所小学里当图书馆员，李宗恩被流放到贵州，两人都死在外地。
反右越深入，可以明显看出来，毛的思考越加深入，换句话说，他张开的网，越加大了。但我仍不明其所以。我不知道劳改的确实人数，也不明嘹所谓“改造”的真正目的。从毛的谈话中，我觉得毛对敌人宽大，给他们改造的机会。毛说不该杀王实味时，我也相信了。我支持毛和反右运动。毛是对的，共产党好。他们解救了中国。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大成右派分子。每个单位奉命都得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泛滥。
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至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他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后来参加十三陵大坝的修建工程时，才略微醒悟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在劳改营中，一个只能驮二十斤石头的人被迫驮四十斤，他自然承受不住，瘫下来了。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不驮也得驮。在他饱经摧残，无助而痛苦时，大家就逼他认错，他只好出卖朋友，连带供出别的人。许多人不堪摧残而惨死在劳改营中。死亡似乎比毛所谓的“改造 ”还仁慈些。
我早该知道这些情形，我有的是机会了解。毛给了我不少暗示。
毛有天跟我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百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三千万“人民公敌”。这数字似乎不可思议。但当时我觉得毛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数字的来源一定可靠。后来我甚至相信这数字应该更高些。
毛也曾给我别的暗示--中国百姓的生命对毛来说一文不值。
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走笔今日，我很感激我当时的天真无知。当年我还不如现在这般了解毛，不知道外面整人之风横行，知识分子身受可怕折磨，以及许多人正一步步地步向死亡。我曾想离开毛的行宫，但每次毛都把我召回去。我在一组中，如同困兽，无法挣脱。我原本应该明白更多的真相，但我却视而不见。如果当年的我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呢?了解“反右”的巨大规模呢?我一定会无法接受，也无能为力。我会无法离开一组，也无法在其间装傻过日子。中国人常爱说“难得糊涂”--我想这就是我那几年的情境。抚今追昔，我了悟到那几年我是在糊糊涂涂之中度过。我不得不如此。只有那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23
苏联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盛大庆祝苏联革命节四十周年。赫鲁晓夫特别邀请全球共党领袖赴苏，共襄盛举。毛主席那年六十三岁，只在一九四九年冬天为和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出过一次国。毛要再去一趟莫斯科。如今全国反右运动正进行地如火如荼，他精神特好。全国团结，人心振奋。城市和乡村都在迅速推展社会主义化革命。毛这次威风凛凛地率着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前往莫斯科。如今的毛正和赫鲁晓夫旗鼓相当。
我们预定在十一月二日去苏联。
我负责医务人员的安排。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是代表团的专任医生，我以毛的保健医生身分前行。江青向我提出，这次去苏联，可以带上刘惠民大夫。一方面是感谢他在青岛治好了主席，另一方面是向莫斯科作态，表示热心提倡中医。
刘大夫知道后，半喜半忧。刘大夫向我说，他年纪大了，很怕冷。我告诉他，这些天使馆来的气温报告，最低时不过摄氏零上四度，而且屋内有暖气，但刘大夫不放心。他说：“万一主席没病，我倒先病了，那不糟糕了。”刘大夫怕代表团统一分配的羊毛大衣不够暖，叶子龙只好到皮货商店买了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这样，刘大夫才算放了心。
然后便是毛的中药问题。苏联没有中药，所以刘想带齐所有的药材。中药不比西药，都是些草根树皮，体积大。带少了，要用的时候不够用。带多了，太占地方，而且不好带，何况中药的味道太大，随身携带太熏人。
最后商定一个办法。对外贸易部一个押送礼品的人，要先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刘随身只带够用五至七天的常用治感冒药。其余足足三大皮箱的药材和用特定的木盒子装好熬中药用的砂锅，交给外交部，由他们的礼品信使，先行带到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
此外为防毛有紧急状况，也须要一位护士随行。我建议要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的护士长吴旭君去。我是保健办公室主任，对吴的工作能力很清楚。但是叶子龙不同意，叶的意思是带江青的一个护士去，因为他同江青去过苏联，可以不做出国衣服，节省点费用。但这位护士在医院的训练不够。江青破天荒地赞同我的看法，认为找一名有临床经验的护士去远比省钱重要。我便通知吴旭君做准备。
苏联方面也为毛派了一位医生来。据他告诉我，他得到的指示是，负责陪同毛前往莫斯科以及毛的旅途健康。我们事先见了面，我、吴旭君和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他对烤鸭赞不绝口。他特别欣赏的是茅台酒，一大瓶酒，他一个人几乎喝完，我看他已有醉意，急忙送他回苏联大使馆，又另外送了他一瓶。
苏联派来两架图--一零四到北京来迎接。我与毛、宋庆龄和那位苏联医生同乘一架飞机。黄树则随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另一架。
旅途中，机上的空中小姐不断来给我们送来鱼子酱、鲟鱼片和三明治，也拿来一杯杯的伏特加酒。飞机中途在托木斯克和鄂木斯克各停留一小时加油。两地都准备了大型宴会，全是冷菜。毛对我说：“这苏联菜，实在没有吃头，尝不出什么味道。”
那位苏联医生一边吃喝着，一边同我讲吸烟的坏处，喝酒的好处，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安然入睡了。
在莫斯科机场赫鲁晓夫和一帮官员前来迎接。留着一部山羊胡子，面容严肃的布尔加宁及米高扬也来了。米高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还说了一些话。当时翻译正在毛旁边，给毛翻译，我不懂俄语，我想米是说针灸的事吧。在郝旁边有一位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是苏联官员中唯一的女性，大约也就是五十岁左右，举止有些轻率。
赫鲁晓夫陪同毛到了克里姆林宫住下。我从旁观察，赫鲁小夫对毛是很亲切和尊重的，赫鲁晓夫向毛说，希望能多住些日子，这天是十一月二日，过了十月革命节，可以住到郊外别墅。并邀请毛在会后到黑海的索契住一段时间。
但毛则显得比平时多一分矜持。毛一开始就对赫有些冷淡，他仍然为那份批评史达林的秘密报告余怒未消。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和毛都注意到，街上的人大多一副有气无力，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与中国解放后的振奋活跃，简直有天壤之别。毛说：“赫鲁晓夫反史，不得人心，哪里还会卖劲。”
苏联方面十分殷勤款待毛及其随从人员。毛住的是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寝宫，宫内穿廊叠叠交错，宛如迷阵，宽敞的房间里摆着典致的古物。地上铺了长毛地毯，挑高的天花板垂吊着灿烂的吊灯。墙上有些肖像。毛住的卧室，是最豪华宽敞的一间。这次毛的大木床没有运来。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毛用不惯，最后是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
我和叶子龙、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卫士、给毛做饭的两位厨师和几位翻译员在宫内。中国代表团其他领导同志也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其他随从人员则分别住在莫斯科旅馆和中国大使馆。我们很少见面。林克和我同住一间。每人的房间内都摆上苹果、橙子、巧克力糖、桔子水、矿泉水和纸烟。酒非常多，食物丰盛。
毛一直很兴高采烈。毛似乎未特别注意寝宫的奢华，但他发现现今他和代表团所受的贵宾招待与一九四九那年遭到的冷遇，有若天壤之别。他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看起来，不论中外，不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人都是势利眼。这里还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哪。”
这句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他说这话时，微笑而又带讥讽的神情，时隔这么久，依然如在眼前。我当时弄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说明事实。我没有答话。
毛去列宁墓内列宁及史达林献了花圈。我看列宁和史达林都瘦小而干瘪，这倒真使人看了很不舒服。我听说他们的耳鼻都已开始腐烂，只好用蜡代替。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会是毛泽东遗体保护组的副组长。
毛对苏联文化毫无兴趣。他单独进餐，从未和代表团人员一起用餐。这次到莫斯科带来两位厨师，其中一位厨师精于西菜。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又配了两位厨师给毛做饭。因此，每餐饭都是中国和苏联的各占一半。但毛大多只捡湖南菜吃。我可以体会毛偏爱中国菜的心情。苏联菜无论冷热都让我难以下咽。
一天他吃饭的时候，我去看他。毛邀我一起吃饭。虽然我才刚吃了一顿苏联饭，但毛的饭菜中有他厨师的杰作，所以我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毛看出我吃得很高兴，他微笑着说：“我看，你不象吃过饭的样子。”
毛对苏联文化的见解令人难堪。赫鲁晓夫请毛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赫鲁晓夫邀我们共坐在他的包厢中观赏。我们到时，已经是第二幕，毛看没多久就看不下去。毛没有看过芭蕾剧，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说明。毛对赫鲁晓夫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干这个了(指芭蕾舞)，你还行吧?”赫鲁晓夫说:“我可不行了。”
第二幕刚结束，毛就说：“可以了，该回去了。”回来以后，毛对我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我怀疑毛是故意不去欣赏苏联文化。他这是为了嘲笑赫鲁晓夫和苏联。
我们去莫斯科大学拜访中国的留学生时，毛才对苏联露出一丝赞美之情。当时中国的留学生每人都穿着一件褴褛破旧的棉袄，而苏联学生穿的是呢子衣服。学生餐厅里的伙食远远强过国内的干饭青菜。莫斯科大学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中国好。同样大的房间，苏联只住两个人，中国却挤八个。毛说：“这我们比不上。”
毛通常白天开会，晚上单独留在卧室内。我和其他人员便有许多时间自由行动。我与林克没有事，我们去看了庆祝晚会的演出。这是一个音乐歌舞演出会。每个节目都不长，很吸引人。晚上我们在宫内的小型电影放映厅，观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片子。我们点名要看“翠堤春晓”。
后来外交部的韩叙说，到苏联这里，专看美国片子，太不好意思。于是映了刚发行不久的“静静的顿河”，但我是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懂，实在看不下去。
苏联人员和我们代表团处得很好。我们这次带了一大堆礼物给招待的高级苏联官员，准备的有象牙雕船、景泰蓝花瓶和金镶的苏联国徵;另外准备了中国香烟、茅台酒，绣花拖鞋和丝睡衣给一般警卫人员和女服务员。
楼道口站岗的警卫官们同我们混熟了，开始是我们进出时，顺手送他们一些，他们拿到总是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后来，他们值班时，轻轻敲楼道口的门，我们就知道是要烟和酒了，我们就递出一些去。
有位女服务员以为中国的生活水平比苏联好，医生的工资很高。林克注意到她整理我的床铺特别仔细用心。后来她从翻译阎明复那打听，问我愿不愿意同她交朋友，她愿意随我回中国去。阎明复替我回绝了。大家听了这事，哄堂大笑。
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又发生了一叫使大家十分不愉快的事。我们随从人员公用一间大盥洗间，每天上午由苏联女服务员整理及打扫。按苏联习惯，盥洗间放一大瓶香水。中国人没有用香水的习惯。可是这瓶香水早上摆在那里，到中午就不翼而飞。如此，一连三天。
叶子龙怀疑是哪位顺手牵羊拿走，装在箱子里了。于是他突然检查每个人的箱子。我十分反感。检查了一遍，谁的箱子里也没有香水。而香水摆在盥洗间里，仍然每天放，每天不知下落。大家一肚子不高兴之余，突然恍然大悟，香水之不见，是这几位苏联小姐的杰作，前手放、后手拿，方便的很。
我将这段插曲告诉了毛。毛说：“叶子龙简直是多事。人家拿了，就不要查。万一查出来，怎么得了。人家背着你拿，就是怕你知道嘛。”
赖祖烈同我商量，去看那位到北京接我们的医生，于是由大使馆的姓金的翻译陪我们到这位医生家去。他住的是公寓房子。一共两间房，房间很小。我们带着绣花拖鞋、丝睡衣和两瓶茅台酒送给他。
那位医生看见礼物时不知所措。他连着转几个圈子，突然拿出三百卢布送给我们，作为还礼。并且说送给一人一百卢布，很不好意思。我正在推辞，赖祖烈却一把接过去收下了。我当时大惑不解赖为什么收下。赖回来的路上同我说，这算是公家收入。但赖操守很差，我想他把那笔钱自己拿了。
十一月七日毛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及群众游行。毛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并立在列宁墓上。我站在墓下左侧，在我旁边是爱沙尼亚的党书记。他会讲英语，而且相当流利。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英国住了很久。他说：“以前我们常用中国代表谜或神秘，似乎很远很远。以后有机会真想去看看这个谜一样的国家。”
中国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本就抄袭自苏联模式，很累人，我对如此铺张浪费也十分不满。红场的尖塔宫殿及鹅石大道虽然举世闻名，但不够宽阔壮丽。两年后，为纪念解放十周年而拓建天安门广场。我怀疑中国此举是要和苏联较量，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后，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毛喝了点酒。宴会后，毛的兴致很高。他对这次的莫斯科宣言十分满意。他说：“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将近一百年后，这次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和策略。
“我们中国党在会议上提出了，十五年之内，在钢铁生产上，苏联要超过美国，我们要超过英国。到那时候，物质生产的力量对比，我们就有了质和量的根本改变，革命的形势就会彻底改观②。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钢太少了。就是要搞实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说话，谁人来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讲半天有什么用。
“冷战政策也好，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好，我都双手赞成。国际上搞得紧张点，国内各种力量就会团结得好一点。外部有压力，内部才会奋发团结。你那面磨刀霍霍，我这面也不会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
后来我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得知毛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发表那篇狂妄自大的演讲，使赫十分震骇。毛的那篇演讲根本是“井蛙观天”;毛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概念，才会毫无根据的说出“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的这种狂言。而在核子时代中，表态支持战争边缘政策和国际紧张局势，更是愚蠢至极。但问题毛那篇演讲就象平常和我深夜闲谈一般，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又在思考新的策略。那时毛的心田早已播下了“大跃进”的种子③。
注释
①李医生与毛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同一间房的报导有误。
②毛夸口中国会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可能是被赫鲁晓夫说苏联可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激。但李医生没有听到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译注：赫鲁晓夫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大跃进”这个术语第一次被公开引用，是在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篇演说中。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毛自莫斯科返国前，《人民日报》号召掀起“大跃进”运动。
③关于赫鲁晓夫对毛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忆述，可见前引书 Khruschev Remembers， pp.250-257。
24
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莫斯科后，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增加粮产量。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息，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毛说：“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
周回答：“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说：“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就只种一季稻。”我看周的脸胀得紫红，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嗫嚅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抢白地说：“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随着伸手拿起《明史》，对周说：“你们回去吧。”也没有等周告辞，毛就翻说看起来了。弄得周尴尬不堪，同我们打着招呼，又说：“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毛气虎虎地将《明史》一扔，说：“他试试看，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这时已是十二月底，南宁仍然是郁郁葱葱，满眼苍翠。城市不大，但十分整洁安静。街道和商店建筑是典型广东式的。沿街房屋都是两层或三层楼，而第一层都内缩一截，使二层的临街部分形成沿街一条行人走廊。这种建筑方式，对于多雨的华南地区城市的行人，有很大的便利。这里极其幽静，树木很多，特别是橘子树和栀子树丛。橘子数上满是白色的橘花，甜香沁人。也有不少的柚子树，气候温和，一般在摄氏二十四度左右。
广西自治区党委交际处宾馆设在一座小山上。毛住在一座小巧的平房里。江青住在邻近的另一座平方。沿着房前的花径，转过山坡，是新建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们住在这楼里，小山脚下是南宁宾馆。
到南宁后第三天，江青叫我去，大发脾气说护士折磨她，有意打乱她的生活习惯，将她整得精神紧张的很。要我立即给护士开会，整顿工作。
原来南宁招待所的房屋没有暖气设备，只能用电炉取暖。这种炉子一开，温度升高很快，江青说温度高了。关了以后，室温立即下降，她又说凉了。区委秘书长和公安厅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到香港，买来电暖气。这种设备，外形每具同普通的暖气片相同，有十到十二片相连，灌入冷水，插上电源，水温可达到一恒定温度，这样才解决了室温的问题。
江青是淋浴的，但招待所没有淋浴设备，只好用脸盆将热水冷水混好冲洗，一盆用完，再拿一盆冲，这个空隙，江说护士有意使她受凉。自治区委秘书长知道洗澡出了问题，立刻又派人到香港，买来淋浴设备。但是江住在这里，不肯先到别处住一两晚，无法安装，闹得大家十分紧张。
我先问过护士后，随即跟江青解释情况，除非她暂时搬到山下宾馆住一两天，趁此加紧安装淋浴设备，另外没有别的办法。江更加不悦。她说，护士不积极想办法，不尽职，反过来以让她搬家胁迫她。
在这种无理取闹中，已经不能同她讲道理了。晚上江睡觉后，我同毛讲了护士们的困难情况，毛听后说：“江青这个人也是个纸老虎。有的事就是不能听她的。要顶一顶，护士们不要怕，替我感谢她们，谢谢她们照管江青。”
第二天下午，卫士来告诉我。江青到毛处，说护士不好好给她洗澡，故意让她受罪。毛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嘛。这些人还不是抱着雇佣观点来工作的。”卫士说：“大夫，可要注意了。”
这下我明白了，毛对我讲江青不对。对江青又讲护士不对。我还得准备好对付江青。
过了两天，江青找我谈话，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有时我在将就你?”我说：“我不知道。”江说：“你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你能够想办法，遇事果断。主席说你这个人还是多谋善断。可是你骄傲，有架子，只要你认定的事，什么人说你，你也不回头，要说服你，难得很。我对你是投鼠忌器，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江皱着眉头说：“我有时受不了你的这个脾气，只是主席在用你。你给主席工作，主席对你也适应了，也不容易。我对你是从主席的这个大局出发。你和我都是为主席工作，都是他的幕僚，你我是同僚。我已经给你提了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的工作能力和我的个人条件，都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还是希望有适合的人，可以接替我。”我建议由王鹤滨替代我的工作，因为这时王已经从苏联学习回来了。江青显得不耐烦说：“你的工作适合不适合，由主席决定。”
卫士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同我讲：“大夫，江青对你真算是客气的了。我听主席讲，这么忙，还闹个不停。真不懂事。”我问他：“主席这几句话是说谁呢?”卫士说：“这是江青从主席房里出来以后，主席讲的。我看可能是说江青。”
但江青还是闹得翻天覆地。为了洗澡，闹得护士们哭哭啼啼地跑来跟我诉苦。我看，摆在面前的事，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我去找王敬先，王说，这种事他管不了，他只管警卫工作。我又去找叶子龙，叶说，没有办法，淋浴设备买来了，江青不肯搬到别的房间住一两天，装不上去。我又去见了江青，说明不安装淋浴设备，无法解决洗澡的水温保持恒定。这次江同意了，暂时到山下宾馆住一天，总算抢装好淋浴设备。
洗澡问题告一段落。接着江又说，住房周围不安静，影响她的休息。于是，除我们几个人不动以外，其余所有的人，包括区委秘书长和区公安厅长一律搬到山下，而且山的四周断绝通行①。
刚过了一九五八年新年，毛决定在一月十一日召开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也就是南宁会议。中央部分领导人，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负责计划、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陈云。
一月十一日开会。十五日陈伯达找我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他告诉我，他感冒了，头痛，让我给他感冒药。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但因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不敢走，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②。他又问我，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一夜到天亮，在上面走来走去，不停的来回走，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来的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到了二楼，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想必极大③。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与会人员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斗”。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所谓龙就是蛇了，但不是一般的菜蛇，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虎就是猫了，但不是一般的猫，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科的果子狸。这种狸，素食，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非常肥腻，我和很多首长都觉得难以下咽，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邑江游水。当时水温太低，只有摄氏十八度，不适合游水。毛不同意。他认为，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水温再低，也不会感冒。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 毛在邑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虽然没发烧，但是咳嗽增加，痰也多了起来。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后来咳嗽加重，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毛在每个会中都疾言厉色地指责各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脚步太慢，拖延中国的进步。每次会议一结束，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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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据说当时任副总理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对江青也有类似的抱怨。陈说为了怕吵到江青，他得脱掉鞋子，赤脚走来走去。
②陈伯达曾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获得解决，目前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需求之间，因此遭到毛的批评。
③薄一波一九五六年反对毛的“冒进”，并拒绝响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七年九月毛开始批评，薄是被批评的人士之一。毛指控薄右倾。
25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给毛安排的住处，在成都城西二十华里的金牛坝。金牛坝招待所占地面积很大。坝后有一个花圃。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旁有苍松翠柏，小径旁又挺立着棕榈和柚子树。花圃中，茶花开得火红。石径上布满了苍绿的青苔，雨后远处山石树苍苍茫茫，融合成一片迷离闪烁的青光。毛在散步时说，看来中国画的金碧山水派，和大泼墨的山水画派，都有自然界的依据。
他说：“烟水苍茫的烟，指的是微雨似烟，并不是饮烟。烟雨莽苍苍的烟，指的是树林在雨中远望的景色，也不是饮烟。有人说，我写的词中山花烂漫，不知是什么花，我指的就是茶花和杜鹃花，这两种花在四川和云贵高原多的很。”
我很高兴能重返旧地。我自一九四四年夏天，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转到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成都，到这时候已经十四年了。因此我趁这机会去拜访位于华西坝的母校。
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原本是郁郁葱葱，其风景之美和占地之广，居全国之冠。校园在我的大学时代繁盛有若天堂。但它现在已面目全非。
在原来的体育场开了一条由北向南的大马路。整个校园被一分为二，拆了许多原有建筑，包括一座座小楼的教授宿舍，明德楼(Vandman)及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大钟楼、医科楼及新医学楼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已失去昔日的绚丽。校园疏于照顾，杂草丛生。校门外的小天兰街也失去了昔日的幽静风采。
学校现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院则合并到四川大学。我任毛保健医生一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未去惊动太多老同学。我只去拜访了孙玉华，他当时是医学院院长。说去旧日情景，不胜唏嘘。
回到金牛坝，毛问我都看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到念书时的学校，华西坝去看了，已经有十四年了。毛说：“有首诗写‘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到了久别重游的地方，是会有这种感慨的。”
毛又问遇到什么人。我说有几个老同学，我没有去看他们，不方便。毛说：“旧地重游，也应该旧雨重逢。什么方便不方便。”这我没有听他的。因为中央在这里开成都会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
“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毛于一九五五年末，五六年初之际，开始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口号。
26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毛仍在成都时，在毛的指示下，共产党内重新开始了由于反右运动而中断的整风。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整风中，要将林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林克这时仍在毛处工作，给毛看“参考资料”，也同毛一起读英文。林决定回北京参加秘书室的整风。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身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其中有林克，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讲何载邀功诿过，对上面拍马屁，对下面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党委员会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召开批判斗争。何载一些人，还指责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林克这八个人的后台老板，到一九五八年三月，批判斗争已升级到要将这八个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三月底，成都会议结束，林克赶回北京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毛随后离开成都，往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三峡大坝预定地，东下武汉，毛在那讨论了三峡大坝的规划。最后到广州已近四月下旬。叶子龙和田家英此时也到了广州。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已经做出决议，要将林克这八个人停职反省，再进一步批判揭发他们的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田接着说：“何载他们说我是林克这几个人的后台，我不但不能替林克他们辩护，而且整倒这八个人以后，下一步很可能牵连到我。所以这事情很复杂，也很难挽回了。我也不便于向主席申明，否则更会指责我，超越中央办公厅，到主席那里去告状。”
我听到以后，感觉很难理解。这八个人中，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林克与我相处已经四年，这四年中可以说是朝夕相聚，林说话直爽，不大通人情，容易得罪人。此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何况林在毛处做秘书，怎么会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人呢?
在广州，一组的人又议论起政治秘书室内八个人的反党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林克会反党，他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有时说话太直，使得有的人觉着林克太不尊重别人。有些积怨是很可能的。 ”
叶子龙说：“你又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他不反党。”我说：“一个人有反共产党的思想，平时不会不流露出来。平时对党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在整风时突然反起党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王敬先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出去了。我随后也跟了出去。
到了隔房里，王敬先对我说：“大夫，你可不要太率直了，中直党委已经做出决定，你再讲多少，你能扭得过来吗?人微言轻，起不了好作用，你再讲下去，别人还会说你，包庇林克，不相信中直党委的决定，甚至会说你，对抗中直党委。事情就糟了，弄不好，把你也牵进去。”
王说的也有道理，叶子龙早就向毛报告过林克停职之事。我想了一想，实际上正是如此。在下面讨论丝毫无济于事，也确实会被误解。王说这些话，确实是为我着想，也是他在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之谈。可是就这样将这八个人一棍子打死，还有什么道义可言?
我因此认为如果毛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会支持林克。先前叶向毛报告，林克等八个人反党，毛只是听，没有说什么。叶分析起来，毛是同意了中直党委的决定。我心里倒以为不然。按照我对毛的了解，他对某一件事不讲话，就表示他并不同意。但我最好等毛自动问起我时，再表示意见。
那天下午起床后，到小岛后门外，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艇内甲板休息，卫士来叫我，毛要读英文。我匆匆走上游艇，同毛读起来。
我们刚刚读了几段以后，叶子龙来了。毛停下来问叶有什么事。叶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的问题，还有些事要报告。”毛让叶讲下去。我立刻就起来，要避开，以免叶认为我在场，不便于他讲话。
但是毛看见我要走，对我说：“嗯，你不要动，讲反党又不是秘密。我们还要读英文。”于是我又坐下来。可是毛并没有让叶坐。
叶站着，对毛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借整党时机反党。昨天又同中直党委通了电话。”
毛说：“那么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却让你来呢?”
叶说：“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知道我还要到广州，就让我向主席报告。所以昨天报告了，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再报告主席一下。”
毛沉默不语。叶就退出去了。
我看得出毛心中不快，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我的直属领导是卫生部保健局。林克的事发生在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依党组织我无权干涉。否则我会被冠上与林克勾结的罪名。毛这里，卫士们来来往往，一下子进来送茶，一下子送热毛巾给毛擦脸。就算不进来，也会在门外听见我们说什么。如果我先向毛提起林克的事，卫士们一定会将我的话传给叶子龙。一组内反林克的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我最好是等毛开口问我。
我拿起刘少奇在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英译本，又读下去。
毛坐正了身体，说：“慢，先慢一点。”
毛又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政治秘书室发生的事吗?”我说：“我不清楚，我不在他们的单位内，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没有想到。因为林克在成都走时，他说几天后，就会回来。可是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叶子龙主任来了以后，才知道已经出了大问题。”
毛说：“这八个你都认识不认识?”
我说：“八个人都认识，只有林克很熟。”
我说：“林克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机会来了，当下必须步步为营，卫士们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得好坏都说才行。
我说：“这三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闲谈也多，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只不过有些骄傲。”
毛说：“谁没有骄傲，现在不是谈骄傲的时候。我是问你，林克是不是反党。”
我说：“他没有过反党言论。他可能对某个人，某个领导人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对党、对主席不满，反而是忠诚的。”
毛说：“是啊，去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和那七个人都是积极分子嘛，怎么能突然今年一整风，就反党呢。”
我说：“我弄不清楚内幕情况。田家英同志也从北京来了，住在这里。他是政治秘书室的，对这件事他很清楚。”
毛叫我找田家英去跟他谈。
我将与毛的谈话告诉了田家英和王敬先，他俩都大吃一惊。王觉得我太大胆。田还是忧心忡忡。杨尚昆是田的领导，他不想超越杨向毛反映情况，或是反对中直党委的决定。毛那晚找了田去谈，田将总体情况反映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正睡得很熟的时候，卫士跑来将我叫醒。说：“大夫，快起来，主席要读英文。”我昏头胀脑起来以后，用冷水冲了头；又擦了脸，匆忙走到毛的卧室里。
毛见到我进来，叫我坐在他的床边椅子上。卫士泡来一杯浓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毛对我说：“李大夫，你不讲卫生，睡懒觉，睡够了没有?本来两点钟就想叫你，我压了一下，让你多睡一会。”
我们读了几行英文以后，停了下来。毛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这八个人说政秘室右倾一点不错。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也是右倾得很了，他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打击人的办法，不是右倾是什么?”
“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分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而且动用了党组织的招牌，以势凌人，大张 伐，大加镇压，这八个人还有活路吗?”
毛停了一会，又说：“唐顺宗的时候，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的八司马。那时候，旧派势力的人就说，柳宗元他们是年少狂 ，目无纲纪。用现在的话说，年少狂 就是年轻骄傲，目无纲纪，就是反党了。我让田家英回北京去，我们也就回去。”
我们也随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正是五一节前三天。五一前夕，毛找林克谈话，了解政秘室整风运动的情况，谈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毛回北京后，中南海形势为之大变。之前杨尚昆原本预备要开大会斗争林克八个人，刚好此时田家英回到北京，说毛要亲自处理此事。田强调毛主席不赞成办公厅的决定。何载他们，甚至杨尚昆听了，坐卧不宁，想方设法要对付过去。
过了五一，第二天毛睡醒后，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毛叫我坐在一旁，听情况。
毛坐在床上，身上只披一件睡袍。毛讲话时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毛首先指出，政秘室的运动开展得不正常。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分子。毛提出，要实事求是，总结上一段整风的经验，不要混淆了阶级阵线。
如果毛讲话以后，就按照他指出的途径谈下去的话，也可能引出一个较为和缓的解决结果来吧，然而可惜的是这时萧兰发言了。
萧说：“这八个人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萧的发言，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
我虽不赞同萧的看法，我内心倒是佩服萧兰的勇气。她在显然不利的环境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拽虎须，置自己得失于度外。问题是萧过于天真，她只知道听从党组织，却不了解毛发起“整风”的动机。毛不满意那些党领导的保守路线，林克等八人的批评正大合毛意。再者，萧不该以为中直党委的决定不能更改。在共产党上面还有个毛主席。她这番话等于向毛挑战。
毛立即挺起上身，两手拉起毛巾被向身后一塞，环顾坐在四周的人一眼。毛每次采取这种姿势时，就是做了决定，要狠干一场的了。
毛说：“那么，你们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了。也好，我说了不管用，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政秘室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你们都回去，明天起开大会，让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大会。”
事情真的闹大了，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我只参加了政秘室辩论大会的第一天的全体大会。会上杨尚昆首先发言。因为何载先前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他只是奉命执行杨的决策。杨的讲话很聪明，暗示他对何所发动的政秘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地过问。杨检查他自己说：“我要求大家在发言中在辩论中，应该揭发这次打击左派同志的所有有关人员。对我有任何意见，也要揭发。”
萧兰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萧兰在一次发言中，称林克八个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就是所谓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的由来。
会议开了一个月。后来的辩论大会，我都没有参加。结果林克八人获得平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战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结果是撤销中直党委，杨尚昆算是保住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中直党委书记的职务掉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杨又因“黑旗事件”而被批斗。
杨尚昆手下的中级干部在这次大会后受到处分。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一九八零年，毛病逝四年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复职，李刘两人才得平反。政秘室副主任何载被开除出党下放，一九八零年平反①。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出党下放，死于劳改。
讽刺的是，事情闹大后，田帮杨开脱，证明杨的确不清楚何载的行动。何载被下放后，杨将田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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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李东野平反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华锋成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载成为中央组织部干部司司长，后来成为其秘书长。
一九五八年夏季，全中国陷入全民办水利的狂热中，大量人力投入建水库的集体劳动。毛领着中国往前走。水库的意义不只是政治上的。水库一方面可改善中国的灌溉系统和提高农产量；另一方面，毛也想借此倡导及宣扬体力劳动。毛一生厌恶知识分子的傲慢，极力崇扬农工苦干精神。
从五月中旬，北京西北郊地处明十三陵前的水库正在修建。北京市各机关，国务院本身及下属各个部委，中共中央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部队都开展义务劳动，参加修建。各国大使馆也纷纷参加。
中国的领导人轮流在镁光灯中，铲土照相，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五月二十三日以毛为首，中央各首长，分乘六辆大旅行车，到十三陵参加劳动。毛坐在第一辆车中。他一进车以后，就走向车后排，坐到倒数第二排，我坐到最后一排。
毛说：“平时我们这些老爷，是饭来张口，衣来张手，今天也要来动动手了。都说劳动好，真到劳动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是真的劳动，有的人是不得不来劳动，还有的人是想挂这块劳动金字招牌。不过这样也好，不管抱着什么目的来，劳动总比不动手要好。”
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人潮汹涌，万头攒动。毛的座车一到，人群便欢声雷动，频呼“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十三陵水库总指挥杨成武带了一连军队开出一条路，将毛簇拥到工地指挥部。
这指挥部是临时搭成的工棚，杨成武向毛介绍水库建设工程计划和进度。
远处可见大坝修建的情况。在大坝下面周围是黑压压的人海。铲土的人挖掘一条叫沙河的河床河滩的沙石，装入箩筐，用扁担挑筐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将沙石倒入车内。小火车在运送着沙石。翻斗车翻倒沙石到传送带上，向坝上运去沙石。 这种劳动单调，挖、掘、铲、挑，这样的重复姿势劳动，很容易疲劳。不用多久，臂、肩和腰就酸痛无力了。
杨成武和我随毛走到坝底。毛卷起袖子开始铲土。我们也随着一起铲运沙石，挑筐运土。毛当天穿一件白布衬衣，下面穿一条浅灰色派力斯裤，一双黑色布鞋。这天天气澳暖，在闪烁的阳光下，毛的黑红色的脸上，罩上了一层灰土。汗水淌下，似乎形成蜘蛛般的小河。
过了半个多小时，已近正午，杨成武要求毛休息一下。毛说：“很久没有劳动了，稍微动一下，出这么多汗。”
毛走进工地指挥室，坐下以后，对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吧，劳动一个月再回去。也应该体验艰苦劳动的生活。北京市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劳动，不应该脱离他们。”
此时整风仍在继续，对象不只是那些走错误路线的人，也包括我这种“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毛觉得一组的人太过养尊处优，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所以王决意让我们去受受罪，体验一下农工生活。毛相信劳动的好处，每个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我--应该去吃点苦。
我说：“那好。可是要回去一趟，拿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来。”
毛想了一想说：“也好，大家都回去，商量好再来。”
第二天，全国报纸头版上都刊出毛拿着铲子，四周围着官员百姓的照片①。这照片显示毛虽高官显赫，仍有接近群众参加劳动的热诚。在我为毛工作二十二年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劳动，而且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如此简单的象征性动作，竟鼓舞了全国人民从事艰苦劳动的狂热。
当天傍晚，毛和江青坐在游泳池旁休息。毛刚游完泳，江在啜着茶，毛见我来了说：“大夫你来了，正好。我们商量一下。建设十三陵水库是件大事，几十万人都去参加义务劳动，外国人也都去了。我们只去这么大半天，怎么说得过去。你和秘书、警卫，组成一个班，到那里去十天二十天。无非是挖土铲土、走路、晒太阳、淋雨，总之，是要疲劳不堪，真的要到呜呼哀哉的程度，就随时给我报个信，我接你回来。明天就去。我这里只留一个秘书和一个卫士就行。他们忙不过来，我就自己动手。我不能去，你们应该去，也是代替我去。” 说着，毛转过头来对江青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去，你不能拖别人的后腿，叫你的那几个人去。” 江青说：“我只留下两个护士照顾我，其他的人我都不用。”
第二天由叶子龙、王敬先带队，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这一期的人员由中央和北京市的干部组成，一共义务劳动二十天。我们晚到五天，和临时加入机要室的几个人组成一个班。
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住到房山县中学的教室里，搭地铺。那间教室，不过十二平方米大小，我们在里面打地铺一共九个人，大家比肩而卧，转身都会影响别人。加上天气又热，又吵，入睡十分困难。
杨成武又是为了照顾我们，将我们的劳动重点排在半夜零时上工，上午八时下工，打夜班。这时正是五月下旬，天气热得很，白天的太阳晒得暑气蒸腾，如果白天劳动，真是要吃大苦了。
上午八时收工，由工地走回，路上一小时。早饭是咸菜、窝头和大米粥。然后大家坐在地铺上“学习”，什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之类。午饭是两菜一汤，天气太热，饭菜粗糙，吃不了多少，饭后开始睡眠。晚上九点左右起来。
我们每晚十一时开始列队出发，不行一小时到工地。我用铲子铲起沙石，装入箩筐，装满两个筐后，用扁担挑筐压在右肩上，挑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去。我那时三十九岁，身强体健，年轻时我还是体操和篮球选手。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单调的重体力劳动，象这样用原始工具，全靠体力消耗的劳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夜里相当凉爽，可是劳动一、二个小时以后，全身汗透，肩背酸痛。
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由农村出身的所谓工农干部，一条扁担，可以挑六筐，甚至八筐沙石。别人挑起沙石筐，走动起来，扁担在肩上一起一落，既好看，又轻松，好象是在舞蹈。翻倒筐内沙石时，两臂前后一甩，似乎丝毫不用力气。可是我想照样舞时，全身都不得劲，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而我挑起两筐沙石，压在肩上，直不起腰来。每走动一步，扁担似乎咬着肩上的皮肉。
有一晚，队长分配我挑沙石到小铁路边，将筐内沙石倒入翻斗车内。因为十分疲劳了，两手抬起筐，往车上甩倒时，整个身体随着跌倒在车内。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夫，这可不比听诊器和手术刀。甩筐可是有巧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如别人。但是转过来安慰自己，要是让这些人拿手术刀做个手术，大概比我这时的样子更要狼狈吧。我一边挑一边想，劳动改造的味道，可太不好受了。又想到，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长年的这样“改造”，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呢?
也有人说，这样的劳动，在工地上不少人受伤了。大夫还是去看看病，更有价值些。我没有同意。我十分清楚，毛叫我来，是用“劳动”来“改造”我。我如果去看病，治好再多的人，也躲不过“逃避劳动改造”的谴责。
好在同我一起劳动的人，都是一般的干部，没有笑话我。不断指导我，如何用劲，如何可以省劲。
有一夜下了大雨，没有防雨衣物，全身淋透了。雨后又起了大风，有没有多带一两件衣服，冷得打战。这时王敬先走过来，让我回去休息，我环顾四周，大家都还在不停地挖着条着。我又干下去。好在是重度劳动，不久不但不冷，反而大汗淋漓。
劳动到十五天，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睡眠不足，体力消耗太大，每天往返走路都感到两腿酸痛，迈不开步。
这一期劳动结束。我们晚来五天，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延长五天，凑足二十天，也就是参加到下一批来劳动的人一起，再劳动五天。很明显，大家都不愿再“劳动”下去了，可是谁也不肯开口说回去，要说的话，岂不成了“落后分子”了。所以建议半天都说，再干五天。
这时杨成武来了，说是看望这一期劳动的人。杨到了我们的地铺房内，同我们亲热地握手打招呼。听到我们正议论要补足二十天劳动后，杨说：“你们来劳动就是主席对首都的最大关怀，最大的支持了。不在乎十五天或二十天。主席那里事情多，你们为他老人家做事做一个小时，比在这里干五天还多得多了。我是工地总指挥，指挥你们回去。”杨一边说，一边笑。大家在嘻嘻哈哈一片笑声中，都松了口气，可以回中南海了，可不是自己要回去的。
跟着做劳动十五天的总结，要评选出劳动表现好，需要表扬的人。机要室一位姓刘的科长提出应该表扬我。他说：“大夫要求自己严格，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架子。同大家在一起劳动，从来不肯落后，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间，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大家都同意刘的话。
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劳动”中，得到表扬，对我丝毫没有用处，我再干得好，再能挖、铲、挑得好，对我的医术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我从心里厌烦这种“劳动方式”，甚至一直是抱着反感。得到表扬，岂不是大笑话?
我心里也明白，大家都是毛命令来劳动的，都在毛身边工作，如果我受到表扬，岂不是将这些“工农干部”比下去了。我就会成了众矢之的。所以绝对不能接受表扬。
因此我一再申明，“我是个应该改造的知识分子，我来是为了经过艰苦劳动加强改造自己，不能表扬，否则就失去改造的意义了。”
叶子龙自然不喜欢我受表扬。他说：“大夫都一再表示不能表扬他，应该尊重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表扬我。
接着又议论，到底表扬哪一个人，议来议去，似乎每个人都是拼了命地劳动了，要表扬就得全表扬。最后还是杨成武解了围，杨说：“主席身边的人就是不一样，个个都是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个个都是劳动的模范，所以这一组是模范组，全组受表扬。”于是皆大欢喜，圆满结束了这场劳动。
回到城里，大家分手。我先到清华园浴池去洗澡，因为那里有擦背的服务项目，而且十五天下来，脚掌上起了鸡眼，需要剜掉。
回到琉璃厂的家里，母亲和娴都说：“你可一下子瘦了这么多，给你做好了羊肉馅饼，你吃吧。”
娴对我说：“我也去了一天呢。是早上去，晚上回来的。天气太热了，晒得托了一层皮。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可不能休息，我知道毛正等待我的“改造”结果。我不回去向他报告“劳动心得”，他会认为我表现“消极”。吃过饭，我回到中南海。
毛这时正和江青在游泳池边休息，一见到我就笑起来了。他说：“看你这副尊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了。听说你自己也甩到翻斗车里。亏得你爬出来的快，不然把你也运到大坝上去。”
原来一组的人早把这事报告了毛。
江青看到我时说：“味道如何?在翻斗车里还舒服吗?”回中南海时，我先和江青的护士谈过。护士笑着说：“江青同志说了好几次，这些人跟着主席，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这下子让他们去受受罪。”
毛又讲：“呜呼哀哉了吧?”
我说：“筋疲力尽，味道不好受。”
毛说：“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真要五体勤快起来可不容易。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一句空话。劳动的一大好处是，你必须接触群众，必须认识群众的集体力量。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参加一次这种劳动。这对你有好处。”
此后一段时期，我跌倒翻斗车里的丑事成了中南海的笑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在刊登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的原始照片中，北京市长彭真站在毛身边。文革期间彭真被打倒，照片便经喷雾处理，将彭真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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