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枪又如何？民国学生痛殴国民党士兵、官员实录

有枪又如何？民国学生痛殴国民党士兵、官员实录

2009年05月11日 《长江日报》记者王勇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你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居然也有不但说得清、还有打得赢的事情吗？

东风吹，战鼓擂，丘八和丘九，究竟谁怕谁？

“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穷凶极恶，但对学生却不敢轻举妄动。那时老百姓常把兵宇拆开来认，称当兵的叫\'丘八\'，称学生叫\'丘九\'，丘八得罪了丘九，从来没有占过上风，特别是经过近几个月的较量，他们饱尝了丘九的厉害，不敢放肆逞凶。”

“县城里的人们，特别是各个衙门里的公事人，都把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当成洪水猛兽。当时他们最怕的是那些过往军队的士兵，用恐惧的口气把他们称为\'丘八\'。因此，排行下来，就把这些学生称为\'丘九\'，甚至有时觉得他们比\'丘八”还更难以对付。“

连胡适都认为丘九比丘八更厉害。有一次，他在中国公学举行的军训典礼上发表演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成了学生军，就变成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般丘十七身上。”

这几段记载，都出自于大陆官方的文史资料。原来，还真的有当兵的打不过学生、枪杆子搞不定笔杆子的事情！

一、军警被围攻，还要赔礼道歉

一位名叫谢协民的地下工作者，兴致勃勃地回忆了解放前湖南长沙的学生运动。他写道:

1947 年我在云麓中学读书。6月2日，长沙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云麓学生闻风而动，冲出教室宣布罢课。长沙警备司令部火速派出兵员在学校后门的银盆岭上设立哨所，对云麓中学进行监视。全校师生对此十分气愤，立誓非除掉它不可。6月下旬的一天．有3位同学放意外出晚归，行经哨所附近猛听得一声:“口令！”同学们怒不可遏，齐声回答:“老子”。哨兵立即对空连放3枪。同学们就地一滚跑回宿舍，在校同学听到报告一呼而出，把哨所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了整整一夜，最后缴了哨兵枪支。长沙警备司令部早就知道云麓学生的厉害，连忙出面承担责任，同意向学生赔礼道歉，披红挂彩，保证全校师生安全，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明明是学生故意找茬，充老子，夺枪，警备司令部居然当起缩头乌龟。

是不是因为爱国有理，打内战不得人心，所以国民党反动派不敢下毒手呢？否。仅仅因为所谓的“裁判问题”，学生就敢理直气壮地冲击警察局。

1947 年，在浙江省兰溪举行的全县中小学运动会上，师范代表队与裁判发生扭打，执勤警察要带走赵老师，该校学生认为偏袒裁判，十分愤怒，用飞蝗般的石头追打警车，没达到救人目的后，当晚又冲进警察局，站岗的黑狗子见学生蜂拥而来，鸣枪示警后即作鸟兽散。大家没找到被捕的赵老师，一怒之下，把局子里的枪械、自行车和人家烧饭的两口大锅都砸了。第二天，听说省厅有人来视察，县局设宴请客，同学们又前去交涉，准备再打一架。不料，那上级领导十分识相，不但不指责学生，反而讲警察不好，又表示他在这里吃饭，是给赵老师压惊，还请赵老师出来向大家致意。这样，同学们口袋里的石头才没有派上用场。

有趣的是，明明是警察装了孙子，可同学们还大言不惭地唱儿歌:“军阀时代水龙刀，还政于民枪连炮，对付学生毒辣狠，看见洋人一只猫，眯要、眯要，要、要、要。”

二、面对中央军，学生一样敢动手

是不是因为地方治安机关太怂包，不敢惹学生，而中央军就不一样呢？那就看看胡司令--胡宗南的队伍:

1946 年秋，国立第22中两名学生在汉阴涧池铺看见虐待壮丁，愤愤不平，遭到当兵的追打，他俩逃回学校，立马集合五百多人，摆成方阵，与军队展开巷战。一方向前冲，一方鸣枪驱赶，形成拉锯，一直混战到深夜。大头兵都是二杆子，只晓得强行清场，不晓得占领舆论高地，结果被对方的喇叭一宣传“丘八”打死人了便傻眼。最后，由乡公所出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军队道歉，交出被捕同学和鸣枪士兵。被抓去的同学当然好放，可难就难在并没有打死一人，鸣枪的士兵哪交得出来呢。部队长官赔礼时，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用棍棒打自己。同学们这才放他一马，并限定这些“丘八”天亮之前离开涧池铺。

该校校史在记载这起斗殴事件时，不无得意地点评一句:“很多人都说国民党的大兵不好惹，贬称他们是\'丘八\'。而这些大兵则认为流亡学生比\'丘八\'还凶，更不好惹，并污蔑学生是\'丘九\'。”

什么？有人说胡司令是个草包？他的队伍算个逑？好，那我们再看看五大主力之一、反共悍将邱清泉的第五军。

1945 年11月的一天，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吳思珩身穿便衣，故意在西南联大的座談會上闹场子，要抢着上台发言，被师生认出来后，纷纷不要他講，他又偏要講，几番拉扯之间，脸上就突然挨了一記耳光，而他带来的那帮便衣也只是對空鳴槍，并没有缉拿打人者。此后，针对学潮，吳思珩又搞了一个反罢课，也组织人到街上演讲，结果学生見到穿軍装的就打，成为“一二·一慘案”的导火索。此为后话，与第五军也无直接关系，暂且不提。

三、就是伤兵老爷又怎么样？

也许，党国的正规军警机构不敢胡来，一般小事情，也就算了。那么，国民党的伤兵该狠吧？可是，一看见丘九，还不是像老鼠见到猫！著名作家陆文夫有一篇回忆学生时代的散文，他写道:

学校和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要收回三元坊的校舍，大概是当局同意了，就是国民党的伤兵赖着不肯走。国民党的伤兵是很厉害的，看戏不买票，乘车不给钱，开口便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便大打出手，没人敢惹他们。突然有一天，高中部的学生紧急集合，校长宣布，要到三元坊去驱逐伤兵，“收复失地”，除女生和身体弱小者外，高中部的学生全部出动，实际上是到三元坊去和伤兵干仗。学生们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有人带了棍棒，有人拾了几块砖头，几百人排队涌出校门，奔三元坊而去！

占据三元坊校舍的伤兵其实没有多少，事先听到了风声，又见来了这么多的“丘九”（那时人称同民党的兵为丘八，学生好像比兵还难对付，故名之曰丘九），眼看形势不妙，便从道山亭的后面翻越围墙落荒而走。

四、县太爷照打不误

县长该是一方土皇帝吧？有枪有兵，还有警察，搞烦了来一个跨省追捕都不带商量的。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仍然是学生，路见不平，照打不误！1945年，甘肃永登县的一次学潮，就把县长赵文清打得鸡飞狗跳。

当时，永登只有一所初级中学，几位老师听说县长贪污他们的平价布，且答应增加的工资一直未兑现，便和附近的龙岗小学一起发动罢课，学生们更是奋勇参战，在一阵阵“反压迫、反贪污”口号的激励下，蜂拥而上，揪住县长的头发拳打脚踢。卫兵马得祥在解围无效的情况下，先向天鸣枪，又向地面打了第二枪，打伤一位同学的腿部后，拉着县长夺命狂奔，同学们更加愤怒，穷追不舍，卫兵又开两枪，其中一枪划破一人头皮。接着，主仆两人分头而逃。赵文清从一家陶瓷铺里翻进隔壁的尼姑庵，躲在草堆下。同学们把尼姑庵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夺了城门口岗哨的枪，站在房顶上高喊:“我们也有枪了，贪官藏在那里，还不快出来！”说着，向空中就是一枪。县长大人走投无路，只得爬出来，连连磕头求饶。这时候，幸亏校长和驻军先后赶来。

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县长退赔平价布，补发工资；县中校长记大过，龙岗校长撤职，3名教师解聘，两名学生开除学籍。

是这位县太爷不知道枪杆子的厉害吗？他当然知道。在1943年爆发的“甘南民变”中，他亲率保安团，与国军主力一起展开疯狂围剿，曾不无得意地勒石铭庆:“ 五十九师师长盛文与余同乡，剿匪于此，擒获匪首张英3杰、刘鸣等，匪患荡平”。可就是这么一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土皇帝，面对一两百个丘九居然这般窝囊！

那么，是不是因为他犯有贪污罪而硬不起来呢？

五，政绩好，一样挨打！

再看一例。宁夏西吉县县长以为自己有枪，气就粗一些，在学生面前耍军阀作风，结果照样被扁得莺歌燕舞。

其实，这位名叫王天岳的县长，政绩还不错，以前也是热血青年，曾被选为西北农专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来通过考试，被分配到西吉县当县长。“他到任后，消除民族隔阂，倡导各民族团结，兴办学校，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农牧业和毛纺织业，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

1945 年9月，西吉县举行全运会，在蓝球决赛中，西中队以两分之差落败政府队，遂认定裁判有问题，要求复赛，而总裁判为了息事宁人，干脆来了一个“并列冠军”，但遭到县长王天岳的反对。他说:“哪有两个第一名的道理？”于是，西中队领队马全仁大为不满，当面抗议县长不公。王天岳也火了，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摆，要马全仁向他下跪认错。哪知马全仁不仅不服输，西中队的其他学生也跟着闹起来。王县长当场出丑，有失体面，第二天便带着5名黑狗子要来学校抓人，还要开除马全仁，这一下子激起全校愤怒，不知是谁，当头一棒，就把这位县太爷打翻在地，接着身上又挨了好几下。黑狗子要开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他却命令不得开枪。

事后，虽然有20多人被大批军警逮捕，但省政府还是宣布学生释放，王天岳以封建军阀手段对待学生，应予撤职；西吉县中学校长办学无方，应予免职。

瞧这位王县长，政绩好又怎么样？惹毛了丘九，还不是照样挨打？不仅挨打，还被撤职呢，落了一个灰溜溜走人的下场。

六、打县长算什么？京沪卫戍司令官都敢扁

打了手里有兵有警察的县长，都没有被追究，是不是因为县长还只是七品芝麻官，够不上重大治安案件而“刑不上学生”呢？也许，只有打了党国要员才会被“严肃处理”吧？

1931年12月15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大闹南京城，砸了外交部，冲击党中央，殴打党国元老蔡元培和京沪卫戍司令官陈铭枢，还要活捉蒋介石，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还不是当场把抓的学生给放了。

关于这段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查阅本人的另一篇帖子:《蔡元培挨打的真相》。

以上几例，还算和谐，没玩出人命。真要杀一场，那又会怎么样呢？

七、打死丘八，不了了之

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任白戈，在回忆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历史情况时说道:

1924 年，我一进校就参加了南充中学学生会的工作……当时南充驻军是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是熊克武的残部，他管辖的地盘是很大的，保宁、南部、营山、南充、西充、邻水、蓬安、广安、岳池各县都属何光烈管，他要征收佃当捐，就是佃田当地的租约，都要他盖章收捐才算数。引起农民强烈反对，富农也反对。南充的学生就领头到四乡去打何光烈派出去的收捐专员，打死两个人，惹了大祸。何光烈说打死人要填命，找张澜校长交涉。张澜帮学生打掩护，说这是群众打死的，到底具体是谁打死的，现在还查不出来，答应帮助查。何光烈要审判，张澜说审判可以，就由学生会派代表，派出任启愤和张烈当代表。代表又不是打死人的凶手，能审出什么结果，只不过给何光烈一个体面好下台，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件事以后，学生占张澜的势力可厉害了，何光烈部队放假都不在星期天，要和学生假日错开，他们和学生打架是打不赢的，所以叫丘八怕丘九。

嘿嘿，打死军阀手下的两条人命，居然就这样算了。

八、打死丘九，不依不饶

当然，把丘八逼急了，也有还手的时候，可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还是丘九占上风，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便是如此。

1946 年6月1日凌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胡孝扬指挥两千多军警来捕人，结果遭到“暴力抗法”，警车被砸，枪支被抢，囚犯被救，当兵的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连当官的都被学生扭打在地，而楼上的学生也没闲着，端起脸盆向下泼污水。胡孝扬赶紧去找代理校长刘秉麟，说:“现在学生不听制止，情况严重，你得想个法子，否则……”刘秉麟反呛道:“你们事前不通知我就进了学校，为什么早不让我想法子？”又严斥一句:“谁进来谁负责！”

眼看局面无法控制，胡孝扬恼羞成怒，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只得下令开枪弹压。

“ 突然，一颗信号弹升起，遍布宿舍周围的军警一起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学生们仆伏在地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顿时，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今樱园路）上弹痕累累。这次惨案中，军警使用了国际上禁止使用的达姆弹，枪杀学生王志德、黄鸣岗、陈如丰 3人……”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便可以发现:军警在第一时间是朝天鸣枪的，因为没有一人死于面对面的搏斗中。王志德已经卧倒了，却抬头环顾，不料被一枪击中头部；黄鸣岗卧病在床，听见枪声，从窗户里向外看被击中胸部；陈如丰正在锅炉房打水，乘枪声稍止，想跑回宿舍，半路上被子弹击中左颅骨。假设学生们胆子小一点，在鸣枪示警后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至于闹出人命。

事后，社会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沉痛哀悼死难者，向国民党反动派强烈抗议。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蒋介石被迫送来花圈、发来唁电，称:“武大学生发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违中正平日爱护武大之素怀，实深痛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也来汉慰问，郑重保证:军警绝不再到学校抓人，被捕师生全部释放。面对追查凶手的强大压力，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被撤职，而当事人胡孝扬则更是无处躲藏，只好玩了一个假自杀。

九、当兵的为什么搞不定学生？

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丘九”时代。

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固然痛快，但纵火者、打人者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下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法纪的尊严荡然无存，学堂俨然成为独立王国，享有治外特权。此例一开，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青年学生自此以暴力色彩昂首登上政治舞台，学潮日涨、学风日坏。

1949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辞典》中，对“丘九”一词下的定义就是:“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社会斗争，每不免有鲁莽的行为，一般人认他们不亚于任性的军士，称之为丘九，盖喻其堪与丘八相伯仲也。

1925 年，《现代评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学风之负责者》的文章，称以前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都颠倒了:“先生却要巴结学生了，……你要长久地保住你的饭碗，……你学问不好，又想学生不反对你，……你想做校长，……你想排斥同你不对的同事，……都要巴结、运动学生。……等到一切一切你都如愿以偿，论功行赏，学生第一。学生要放一天假，你能放二十三点钟么？学生说不考，你敢不应\'是\'么？校内一切，学生自然逐渐要毫不客气的来干涉你了。你不赞成，哼！你是他们拥着上台的，就得请你下台去。……小而县里的教育局长，大而省里的教育厅长，也可以运动学生帮助帮助的。不特如此，还什么长，什么长，甚至省长，也可以利用学生，更有什么运动什么风潮，也可以仰仗学生去鼓动。学生简直万能了。因为这些受教育的丘九，到底比他们的哥哥丘八能干些。所以无枪阶级没有丘八，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盘、争饭碗。”

之所以学生万能，之所以当兵的搞不定学生，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氛围中，知识分子是真正的天之娇子，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二是青年学生以爱国无罪作为护身符，致使执法机构投鼠忌器，往往不敢严厉镇压，而“军人不得干预政治 ”、“人民除現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的法规条文，又束缚了国民党军队悍然镇压学生运动的手脚。

正因为如此，邱清泉第五军政治部才要穿便衣去闹西南联大的场子，才没有逮捕打首长的“暴徒”。 正因为如此，当这些便衣被认出来之后，学生们才会理直气壮地抗议军人的干涉。

对于丘九问题的产生，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的观点是:“学校里的师生都是国家的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样受法律的保护与制裁，并不事受法外的特权。他们如果有犯法的言行，只要他们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司法机关应当加以法律的制裁。

这是司法机关职权范闻内的事，不是教育范围内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认清这个界限，有时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直接或间接干涉学校师生的生活。到了学生有违法行为的时候，却又不能让司法机关执法以绳。用这种办法不但不能发展国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养成一些青年人蔑视法纪的习惯（社会人士称横蛮的军人为\'丘八\'，放恣的学生为\'丘九\'，不为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