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我的声明》：驳斥戴煌的造谣诬陷
南方周末报社负责同志：
我叫郭玉峰，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看到贵报1996年2月2日15版登载一位叫戴煌的，所写的题目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此文中有些涉及到我的事，与事实不符，声明如下：
一、 戴煌文章说（以下简称文章）：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名军委中“最优秀的”。文革风气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九大时有人诬蔑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这位“最优秀”的政委竟自告奋勇去“动员”朱总司令到九大会上做检查。朱老总瞪了他一眼：“那纯属胡说，我有什么错？！”以上系摘自戴煌文章的原文，纯属戴煌造谣诬陷。请问戴煌你不在场怎么看见朱老总瞪了他一眼的？
1、 我在部队工作几十年，我优秀、不优秀，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和军区首长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和总政首长最了解我。他们给党中央选送干部，首先要送干部的履历和情况等资料。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向中央首长汇报干部的德、才兼备情况，再由中央决定是否调来中央工作。我在师级工作都是周恩来的任命。
我是1967年10月25日奉中央的命令调来中组部工作的。来中组部工作前，我不认识康生，康生也不认识我。文章的作者特意把康生点出来，还把最优秀的加上引号，以示蔑视和贬低。从字面上看是贬郭玉峰。实际是蔑视和贬低部队军区和总政的干部部门和军区首长及总政首长、周总理。
2、 关于自告奋勇去‘动员’朱总司令到‘九大’会上做检查。纯属造谣、诬陷。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从来没有动员过朱总司令做检查。更谈不上‘九大’时自高奋勇去动员了。朱总司令虽已过世，但参加‘九大’至今已过去多年了离“文革”也已10多年了。还再用造谣、诬陷、诽谤，攻击别人则令人可笑、可悲！
二、 文章说：“粉碎了‘四人帮’，‘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北京中组部大院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给他一份工作。不料郭玉峰，这位‘最优秀的’，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以上不是事实。事实是：
1、 舒同当时来上访，他不是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也不是“文革”时在山东省委被打倒的。而是任陕西省委书记。“文革”时在陕西任省委书记时打到的。
文章的作者：连舒同在哪个省里工作？任什么职务，在哪里被打到，都不知道。可见文章的作者，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到何种程度。
2、 舒同来到中组部上访，我没有叫人把他挡在大门外。而是，把他请到中组部办公楼上办公室，由部里的几位领导、我和王常柏、郑屏年等集体、听他来访问的目的和意见。
3、 舒同来中组部的目的，并不是文章的作者所说的要求落实政策，给他一份工作。而是，来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处分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的。当时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已退回陕西省委。我们告诉他后，他大发脾气。我们部里的几个人和他交谈，也批评了他的错误态度。对舒同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上，省委报告提出：给警告处分。我们不同意给他处分。我们向中央建议：一点历史问题，讲清楚了就行了，就不要给处分了。中组部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批示：可不给处分。我们为舒同说了好话，做了好事，但不好和他本人说。他非要看报告和批示，当时文件确实不在中组部，已退回陕西省委。我们只有劝他回省委去。至于他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工作人员对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没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带没带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这些事。
三、 文章说：“此刻的北京，在中央各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有人敢用，只有在家待着”。以上这些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和中组部没有任何关系。关于外事干部的使用等问题，康生管中组部时早有指示：凡是外事干部任免，都请示周总理，按总理的指示办。文亮还说：“原来就在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萍、袁任远、张荣、杨士杰、张志杰等一批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扫院子，连办公楼都不敢迈进一步。”关于安排干部工作问题：凡是安排干部，都得接受单位协调。如果接收单位不同意接收，就安排不下去。有的单位同意接受了，但本人不同意去也不好办。杨士杰在文革前就再中组部已休息多年了，从来也没有听说他要求工作。张志杰是个造反派头目。给他安排工作，有的单位不接受他。他怎能和一些老同志相提并论呢？关于张荣的工作安排问题，我是给他说了好话的，原在中组部工作的张荣同志的秘书是了解情况的。他们谁天天扫院子，我不知道。我没有叫他们扫院子。他们每周要到机关看文件、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如果不准迈进一步，他们是怎样做这些事的？
四、 文章说：“纷纷用大字报，向忠实执行康生、林彪路线的郭玉峰展开斗争。但是似乎上面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康生、林彪路线。我也从未执行过什么康生、林彪路线，就更谈不上“忠实”执行了。这是文章的作者制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路线。1967年10月25日，我奉命到中组部工作。那时中央分管中组部工作的康生，给我交代了几条任务：1管中组部机关的学习毛泽东著作；2管好档案；3完成中央交办的工作：管中组部机关的运动。当时的中组部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开展业务工作。69年九大后，康生把中央分管的中组部的工作移交给了纪登奎同志，交办任务要完成中央交办的工作。70年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后，开始批陈（伯达）整风，接着批林批孔；整党、建党，恢复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康生、林彪路线。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懂得历史，只会胡乱编造，诬陷人。关于文章说：“似乎上面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文章的作者歪曲事实：把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讲真理、讲政策、讲客观事实，颠倒为 “庇护”，这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党中央华国锋主席亲自指示：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同志（现全国政协副主席）说：“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事，你们不要追他，叫他安心学习。他办的事主要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这是我的班主任亲自给我传达的。1978年我因病住院，出院后插班进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第二期开学，班主任给我传达说：“有人不同意你第二期继续学习，但叶剑英主张叫你继续学习，他说犯错误就不能学习吗？学校是个大熔炉，通过学习可以改造嘛。”我党校毕业后，中组部陈野萍却以集中精力、集中时间，交待和揭发问题为由，宋任穷点名叫我揭发康生九大问题。以离开家换个地方，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将我送进了秦城监狱关押，搞逼供信。直到审判“四人帮”结束，还不肯放我出监狱。当时中央领导陈云同志、邓颖超大姐、黄克诚同志等不同意中组部的做法和意见。后来由胡耀邦同志给中组部领导做工作批示，中组部才派张志杰将我从秦城监狱送回家。回来后没有再找出新问题，还是在中央交办的那些老问题的情况下，中组部仍抓住不放直至把我开除党籍，发150元生活费“一棍子打死”，下放到河北省的小城市。胡耀邦同志过世前有位熟人去看他，说起了我的处理，耀邦同志说：“看来对郭玉峰的处理太过分了，那时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也曾批过两句过头的话。”这以上都是文章作者所说的上边对郭玉峰的庇护？
五、 文章说：“中组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之千里之外。”
1、 什么叫“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是对党中央机关的诬蔑！
2、 关于“门难进”实际是门口有传达室，部里设有来信来访接待室。以上舒同的例子已经说明文章的作者造谣和诬陷。中组部有一位老副部长李步新同志专门分管这项工作。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办不了的事，由部里领导集体研究解决。
六、 文章说：“这些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
文革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大字报，不知文章的作者在这个问题拐弯抹角是何用意。
七、 文章说：“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他旨意的人‘赶快撕大字报’。杨士杰把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
事实相反，我根本不必叫人撕大字报，部党核心组都把每次大字报出现的内容印好呈报给党中央。而杨士杰却背离党的组织，偷着将大字报撕下来捆成一捆一捆的往外送，居然还说我叫人撕大字报。
八、 文章说：“‘这股12级强风’究竟起于何处？……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下的中央组织部。”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和中组部其他领导同志对老干部安排没有任何阻力，而且积极同一些单位协商甚至反复协商安排老干部。有的单位不是不同意接收就是被接收人不愿意去。我们中组部不是阻力，更不是风源。
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中组部都有老干部分配方案，并呈报给党中央分管中组部的领导。当时配备领导班子的要求是：老中青三结合、一碗水端平（当时各单位都有派性斗争）。各省市党委和中央各部委配备班子的程序是各单位先提出人选名单，走群众路线，交给群众讨论。同意后报中央。再由中组部派人到单位了解情况后，报中央审批。我个人没有任何决定权，一切按中央批示办事。往下面派干部，要和接收单位协商，征求意见。如果接收单位不同意接收，也安排不了。我们部里几位领导，都是尽心尽力给单位安排协商老干部。所以说，安排老干部的阻力，不是中组部。说12级台风、风源在中组部是不对的。事实是：
１、 关于配备班子安排老干部问题：确实收到了派性阻力和“四人帮”的干扰。如国家体委的班子配备时，他们提出的方案没有老干部。我们建议老干部李梦华和对立面徐寅生二位同志进班子，当时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坚决不同意。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指责我说：你们举逸民，搞复辟。
２、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向政治局汇报老干部分配方案时，张春桥当即质问：你为什么安排这些老的？我说：（1）这些老同志对党、对人民有贡献，好久没有工作了，他们有能力、有经验，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有的可安排在人大、政协工作。（3）这些老同志长期休息对党的事业有损失，没有好处。能安排个容易职务也好嘛。当我说到给王照华同志安排工作时，张春桥提高了嗓门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处分？还要安排工作？我说：一点小事讲清楚就行了。不该给处分。但张春桥仍不同意我的意见。在这是叶剑英元帅站起身来赋诗一首：“一匹又一匹，过河真费力，感谢拉骡人，驱驮赴前敌。”散会后，和我一块参加会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说：“你讲了老干部分配方案，张春桥一个劲儿的对你追问，我真为你捏把汗。”
３、 康生病危时，纪登奎同志、我和医疗组的吴阶平、刘湘苹、黄宗汉等都集中在钓鱼台7号楼。王洪文来了后，就给张春桥打电话说：“康老快不行了，你们快来吧！”张春桥来了，进门后并没有问康生的病情如何。一见到我，就气势汹汹地说：“郭玉峰，我要和你算账。你把年轻干部都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留下几个人吗？你把李昌等这些老干部都整上来了。他不就是参加过一8226;二九运动吗？还有以工代干问题……这是路线问题。这笔账是要算的……”
1976年批邓也批我，说我紧跟邓小平的组织路线，兴灭国举逸民，三条指示为纲。王洪文批文件叫我做检查。又派他秘书陶新诚，来中组部煽动某些人，贴大字报，批我紧跟邓小平的组织路线，兴灭国举逸民；批我不该在各省市的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座谈会上讲：落实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意见，并说：你无权讲这个问题。然而，王洪文并不满足他的秘书在中组部的煽动。又亲自打电话，批简报：要我联系组织工作实际进行检查。在王洪文亲自煽动下，中组部批我，一直批到粉碎了四人帮才算停下来。这是中组部人人皆知的事情。
九、 文章说：“中央各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
其实何止中央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而在全国各省、市还有几十万干部在五七干校待分配。对这样大批待分配的干部，我们中组部提出了分配安排意见。呈报当时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领导纪登奎同志。经批准：由我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在国务院西直门招待所，召开了这次会议。组织到会的同志们深入讨论，研究提出干部分配方案。虽有的省、市提出安排干部工作有困难的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分配方案。随后，我们将会议纪要及干部分配方案和今后办干校的方向和意见，呈报给纪登奎同志。由他呈报党中央，待批准后执行。但迟迟没有被批下来。经再次请示仍没有结果。当时中央指示：要精简机关，国务院不超过 1万人，中组部只准留下200人（原中组部有600多名干部）；中监委机构被撤销了，也有300多名干部待分配。各省、市机关也在精简，只准留下少数干部。干部分配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精简机构，下方科室人员的方针和政策。不讲客观实际是错误的。责怪一个部门干部也是错误的。
以上都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希望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应当讲客观真理，讲实事求是，不要乱扣帽子、打棍子、诬蔑、诬陷、诽谤他人。应当按法律办事。是我的错误我担当。我希望予公平公正。请问落井下石的人的正义何在、公平何在、人格何在？
郭玉峰
1997年3月5日
南方周末报社负责同志：
我叫郭玉峰，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看到贵报1996年2月2日15版登载一位叫戴煌的，所写的题目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此文中有些涉及到我的事，与事实不符，声明如下：
一、 戴煌文章说（以下简称文章）：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名军委中“最优秀的”。文革风气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九大时有人诬蔑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这位“最优秀”的政委竟自告奋勇去“动员”朱总司令到九大会上做检查。朱老总瞪了他一眼：“那纯属胡说，我有什么错？！”以上系摘自戴煌文章的原文，纯属戴煌造谣诬陷。请问戴煌你不在场怎么看见朱老总瞪了他一眼的？
1、 我在部队工作几十年，我优秀、不优秀，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和军区首长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和总政首长最了解我。他们给党中央选送干部，首先要送干部的履历和情况等资料。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向中央首长汇报干部的德、才兼备情况，再由中央决定是否调来中央工作。我在师级工作都是周恩来的任命。
我是1967年10月25日奉中央的命令调来中组部工作的。来中组部工作前，我不认识康生，康生也不认识我。文章的作者特意把康生点出来，还把最优秀的加上引号，以示蔑视和贬低。从字面上看是贬郭玉峰。实际是蔑视和贬低部队军区和总政的干部部门和军区首长及总政首长、周总理。
2、 关于自告奋勇去‘动员’朱总司令到‘九大’会上做检查。纯属造谣、诬陷。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从来没有动员过朱总司令做检查。更谈不上‘九大’时自高奋勇去动员了。朱总司令虽已过世，但参加‘九大’至今已过去多年了离“文革”也已10多年了。还再用造谣、诬陷、诽谤，攻击别人则令人可笑、可悲！
二、 文章说：“粉碎了‘四人帮’，‘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北京中组部大院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给他一份工作。不料郭玉峰，这位‘最优秀的’，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以上不是事实。事实是：
1、 舒同当时来上访，他不是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也不是“文革”时在山东省委被打倒的。而是任陕西省委书记。“文革”时在陕西任省委书记时打到的。
文章的作者：连舒同在哪个省里工作？任什么职务，在哪里被打到，都不知道。可见文章的作者，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到何种程度。
2、 舒同来到中组部上访，我没有叫人把他挡在大门外。而是，把他请到中组部办公楼上办公室，由部里的几位领导、我和王常柏、郑屏年等集体、听他来访问的目的和意见。
3、 舒同来中组部的目的，并不是文章的作者所说的要求落实政策，给他一份工作。而是，来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处分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的。当时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已退回陕西省委。我们告诉他后，他大发脾气。我们部里的几个人和他交谈，也批评了他的错误态度。对舒同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上，省委报告提出：给警告处分。我们不同意给他处分。我们向中央建议：一点历史问题，讲清楚了就行了，就不要给处分了。中组部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批示：可不给处分。我们为舒同说了好话，做了好事，但不好和他本人说。他非要看报告和批示，当时文件确实不在中组部，已退回陕西省委。我们只有劝他回省委去。至于他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工作人员对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没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带没带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这些事。
三、 文章说：“此刻的北京，在中央各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有人敢用，只有在家待着”。以上这些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和中组部没有任何关系。关于外事干部的使用等问题，康生管中组部时早有指示：凡是外事干部任免，都请示周总理，按总理的指示办。文亮还说：“原来就在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萍、袁任远、张荣、杨士杰、张志杰等一批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扫院子，连办公楼都不敢迈进一步。”关于安排干部工作问题：凡是安排干部，都得接受单位协调。如果接收单位不同意接收，就安排不下去。有的单位同意接受了，但本人不同意去也不好办。杨士杰在文革前就再中组部已休息多年了，从来也没有听说他要求工作。张志杰是个造反派头目。给他安排工作，有的单位不接受他。他怎能和一些老同志相提并论呢？关于张荣的工作安排问题，我是给他说了好话的，原在中组部工作的张荣同志的秘书是了解情况的。他们谁天天扫院子，我不知道。我没有叫他们扫院子。他们每周要到机关看文件、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如果不准迈进一步，他们是怎样做这些事的？
四、 文章说：“纷纷用大字报，向忠实执行康生、林彪路线的郭玉峰展开斗争。但是似乎上面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康生、林彪路线。我也从未执行过什么康生、林彪路线，就更谈不上“忠实”执行了。这是文章的作者制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路线。1967年10月25日，我奉命到中组部工作。那时中央分管中组部工作的康生，给我交代了几条任务：1管中组部机关的学习毛泽东著作；2管好档案；3完成中央交办的工作：管中组部机关的运动。当时的中组部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开展业务工作。69年九大后，康生把中央分管的中组部的工作移交给了纪登奎同志，交办任务要完成中央交办的工作。70年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后，开始批陈（伯达）整风，接着批林批孔；整党、建党，恢复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康生、林彪路线。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懂得历史，只会胡乱编造，诬陷人。关于文章说：“似乎上面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文章的作者歪曲事实：把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讲真理、讲政策、讲客观事实，颠倒为 “庇护”，这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党中央华国锋主席亲自指示：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同志（现全国政协副主席）说：“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事，你们不要追他，叫他安心学习。他办的事主要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这是我的班主任亲自给我传达的。1978年我因病住院，出院后插班进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第二期开学，班主任给我传达说：“有人不同意你第二期继续学习，但叶剑英主张叫你继续学习，他说犯错误就不能学习吗？学校是个大熔炉，通过学习可以改造嘛。”我党校毕业后，中组部陈野萍却以集中精力、集中时间，交待和揭发问题为由，宋任穷点名叫我揭发康生九大问题。以离开家换个地方，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将我送进了秦城监狱关押，搞逼供信。直到审判“四人帮”结束，还不肯放我出监狱。当时中央领导陈云同志、邓颖超大姐、黄克诚同志等不同意中组部的做法和意见。后来由胡耀邦同志给中组部领导做工作批示，中组部才派张志杰将我从秦城监狱送回家。回来后没有再找出新问题，还是在中央交办的那些老问题的情况下，中组部仍抓住不放直至把我开除党籍，发150元生活费“一棍子打死”，下放到河北省的小城市。胡耀邦同志过世前有位熟人去看他，说起了我的处理，耀邦同志说：“看来对郭玉峰的处理太过分了，那时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也曾批过两句过头的话。”这以上都是文章作者所说的上边对郭玉峰的庇护？
五、 文章说：“中组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之千里之外。”
1、 什么叫“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是对党中央机关的诬蔑！
2、 关于“门难进”实际是门口有传达室，部里设有来信来访接待室。以上舒同的例子已经说明文章的作者造谣和诬陷。中组部有一位老副部长李步新同志专门分管这项工作。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办不了的事，由部里领导集体研究解决。
六、 文章说：“这些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
文革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大字报，不知文章的作者在这个问题拐弯抹角是何用意。
七、 文章说：“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他旨意的人‘赶快撕大字报’。杨士杰把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
事实相反，我根本不必叫人撕大字报，部党核心组都把每次大字报出现的内容印好呈报给党中央。而杨士杰却背离党的组织，偷着将大字报撕下来捆成一捆一捆的往外送，居然还说我叫人撕大字报。
八、 文章说：“‘这股12级强风’究竟起于何处？……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下的中央组织部。”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和中组部其他领导同志对老干部安排没有任何阻力，而且积极同一些单位协商甚至反复协商安排老干部。有的单位不是不同意接收就是被接收人不愿意去。我们中组部不是阻力，更不是风源。
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中组部都有老干部分配方案，并呈报给党中央分管中组部的领导。当时配备领导班子的要求是：老中青三结合、一碗水端平（当时各单位都有派性斗争）。各省市党委和中央各部委配备班子的程序是各单位先提出人选名单，走群众路线，交给群众讨论。同意后报中央。再由中组部派人到单位了解情况后，报中央审批。我个人没有任何决定权，一切按中央批示办事。往下面派干部，要和接收单位协商，征求意见。如果接收单位不同意接收，也安排不了。我们部里几位领导，都是尽心尽力给单位安排协商老干部。所以说，安排老干部的阻力，不是中组部。说12级台风、风源在中组部是不对的。事实是：
１、 关于配备班子安排老干部问题：确实收到了派性阻力和“四人帮”的干扰。如国家体委的班子配备时，他们提出的方案没有老干部。我们建议老干部李梦华和对立面徐寅生二位同志进班子，当时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坚决不同意。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指责我说：你们举逸民，搞复辟。
２、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向政治局汇报老干部分配方案时，张春桥当即质问：你为什么安排这些老的？我说：（1）这些老同志对党、对人民有贡献，好久没有工作了，他们有能力、有经验，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有的可安排在人大、政协工作。（3）这些老同志长期休息对党的事业有损失，没有好处。能安排个容易职务也好嘛。当我说到给王照华同志安排工作时，张春桥提高了嗓门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处分？还要安排工作？我说：一点小事讲清楚就行了。不该给处分。但张春桥仍不同意我的意见。在这是叶剑英元帅站起身来赋诗一首：“一匹又一匹，过河真费力，感谢拉骡人，驱驮赴前敌。”散会后，和我一块参加会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说：“你讲了老干部分配方案，张春桥一个劲儿的对你追问，我真为你捏把汗。”
３、 康生病危时，纪登奎同志、我和医疗组的吴阶平、刘湘苹、黄宗汉等都集中在钓鱼台7号楼。王洪文来了后，就给张春桥打电话说：“康老快不行了，你们快来吧！”张春桥来了，进门后并没有问康生的病情如何。一见到我，就气势汹汹地说：“郭玉峰，我要和你算账。你把年轻干部都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留下几个人吗？你把李昌等这些老干部都整上来了。他不就是参加过一8226;二九运动吗？还有以工代干问题……这是路线问题。这笔账是要算的……”
1976年批邓也批我，说我紧跟邓小平的组织路线，兴灭国举逸民，三条指示为纲。王洪文批文件叫我做检查。又派他秘书陶新诚，来中组部煽动某些人，贴大字报，批我紧跟邓小平的组织路线，兴灭国举逸民；批我不该在各省市的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座谈会上讲：落实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意见，并说：你无权讲这个问题。然而，王洪文并不满足他的秘书在中组部的煽动。又亲自打电话，批简报：要我联系组织工作实际进行检查。在王洪文亲自煽动下，中组部批我，一直批到粉碎了四人帮才算停下来。这是中组部人人皆知的事情。
九、 文章说：“中央各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
其实何止中央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而在全国各省、市还有几十万干部在五七干校待分配。对这样大批待分配的干部，我们中组部提出了分配安排意见。呈报当时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领导纪登奎同志。经批准：由我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在国务院西直门招待所，召开了这次会议。组织到会的同志们深入讨论，研究提出干部分配方案。虽有的省、市提出安排干部工作有困难的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分配方案。随后，我们将会议纪要及干部分配方案和今后办干校的方向和意见，呈报给纪登奎同志。由他呈报党中央，待批准后执行。但迟迟没有被批下来。经再次请示仍没有结果。当时中央指示：要精简机关，国务院不超过 1万人，中组部只准留下200人（原中组部有600多名干部）；中监委机构被撤销了，也有300多名干部待分配。各省、市机关也在精简，只准留下少数干部。干部分配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精简机构，下方科室人员的方针和政策。不讲客观实际是错误的。责怪一个部门干部也是错误的。
以上都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希望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应当讲客观真理，讲实事求是，不要乱扣帽子、打棍子、诬蔑、诬陷、诽谤他人。应当按法律办事。是我的错误我担当。我希望予公平公正。请问落井下石的人的正义何在、公平何在、人格何在？
郭玉峰
199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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