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新闻考
● 靖 鸣 周燕琳
2008 年是“大跃进”发生 50 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 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事件始末
1957 年 10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 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 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 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 ’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 ’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 ‘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 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 ‘左 ’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
1958 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 27 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 1—2 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 4 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 “卫星”，要夺取全国第 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 [2]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长） 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 放不出去。贺还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长途电话，指示由江琴堂（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主持；季桂明（县委书记处书记）、韦玉昆（城关区委副书记）、李钰金（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蔸高产试验。[3]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入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 [4] 由于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只用了两天便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便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就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万斤。于是地委、自治区党委便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并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 月 9 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共多6000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 点 24 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 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挑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一担担谷子，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人数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即使如此，组织者和策划者唯恐达不到预期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他们指示挑谷子的社员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挑到没过秤的队伍 中再一次过秤，即所谓 “团团转”过秤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要求过秤划码人“称一码划几码”，这样黑板上累计的谷子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直到晚上 9 点 30 分才收割结束，留下 0.055 亩稻谷未收，供参观。[6] 然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某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一块地有 18.9 亩（包括 这块田，实际上并蔸 60 多亩地），并蔸移栽的高 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 1.13 亩，就这样，全自治 区、全国，乃至全世界“水稻亩产”的空前纪录被魔术般地创造出来。 [5]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荣誉接踵而至。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劳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抱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7]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事实上，环江县 1958 年全年粮食上报产量 3.3 亿斤，实际产量却只有 1.05 亿斤。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 亿斤征购粮任务，该县采用各种手段想尽办法凑够数目。“到 1959 年春，农民的口粮已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四五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1959 年全县共死亡 22685 人，绝大部分属于饥饿致死 。” “十三万斤事件”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8]
对媒体报道“十三万斤”的调查与考证
“十三万斤”的报道是先由柳州地委、广西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广西一些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然后在媒体的积极参与下出笼的。被邀请参加验收报道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等 16 家新闻媒体。
“十三万斤”验收活动仪式由电影摄影师叶宁具体担任验收总导演。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当代新闻史上较早的策划新闻。
1、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事后第三天，中共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1958 年 9 月 11 日）在一版、二版联版“套红”刊载放卫星消息，标题是“通栏”的，引题是：霹雳一声创古今中外奇迹 光芒四射看巨型“卫星”上天，主标题是：环江放出亩产十三万多斤的巨型中稻“卫星”。
消息由该报记者张之召报道。报道除了强调亩产数字，主要介绍了参加验收的领导班子、专家团，报道将卫星田从培育到收割所耗的人力物力极力渲染了一番，描述了会场的热闹和喜庆，并提及介绍经验的座谈会和报喜丰收大会。对卫星田出笼的过程简约带过。消息中只有这样一段文字：“这块卫星田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泥深过膝……所放肥料无法计算数量，足有一尺厚。移植后，头六天每天追一次水肥，六天后每隔二三天追一次，每次追四担人粪尿，用水稀释后洒施，包胎后还施了三次草木灰液和过磷酸钙水。密植是一蔸紧接一蔸，根本分不出株行距。收割前，四个僮族姑娘在上面如站平地。在管理上还抓好防虫防倒，每夜在田角点四盏油灯诱蛾杀虫，派了六个人，用三个鼓风机和人力拉挂扇在禾行间鼓风，扇风，降低气温。因此，这块田在收割时没有倒伏，穗长粒多，一般穗长七八寸，每穗一百八十二粒。”“这块田的密度已无法计算，验收的同志十多人在验收时坐站在禾苗上，都没有影响。”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罗列的数字相当多 。看似精确，实则虚浮。
该报第一版配发两幅新闻照片（张之召摄）。一幅是四名妇女站在水稻上，另一幅是鼓风机正在为这块试验稻田降温，一版右下角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刊发该报的社论《祝贺专区第一颗水稻巨型“卫星”上天》。
第二版刊发了该报记者张之召写的《平凡的人干出不平凡的事———记红旗社培育水稻巨型卫星的经过》，因篇幅较长转发第三版。第二版也刊发了两幅图片，一幅的文字说明是“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卫星田，除了用鼓风机给根部吹风外，还用席子做好大风扇经常给它扇风。这是社员在拉风扇。”另一幅的说明是“各县到环江来参观的同志，都舍不得离开这颗中稻大卫星。”该版报尾刊发了一位叫“唐云”的作者写的诗歌《放
出卫星震全球》。
2、《广西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广西日报》老同志周汉晖在 1988 年 7 月《广西新闻史料》（2 辑第 11 页）发表的《“左”的实录———〈广西日报〉1958 年的农业宣传》一文中记叙：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把报社领导人和周找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安排版面，当时还有玉林地委副书记等在座。书记将了他们一军：“环江放卫星了，你们呢，怎么办？”他们听了，只笑一笑，没有说什么。当晚午夜过后，第一书记又派他的秘书来到报社夜班室，问：“有没有重要时事稿挤占版面？”待看了清样，见一切按原来的安排，才放心回去。过了好几天，《人民日报》还未刊登，自治区党委某领导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催问。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豆腐块大的新闻。
来看当年的《广西日报》是如何报道此事的。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环江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和红旗公社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压报名的通栏照片是水稻收割现场，头条通栏三行“套红”标题，主标题：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两行副标题：红日公社九百多亩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在这一标题下有两篇报道，占了半个版面，其中一篇报道了“亩产十三万斤”。《广西日报》在报道时相对《跃进日报》显得更加“详实”和“客观”，语气和用词都表现出肯定和自信。如在内容上的详实：“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 田），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毫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尚有零点零五五亩未收，留待组织参观），平均每亩实收干谷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消息导语）；在用语上的肯定和自信如：“经过严格验收与核实、丈量土地后，证实已收的这块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达到平均每亩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最高纪录。”
这则消息交代了这亩中稻田高度密植 的过程以及护理的手段，如“因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和不能充分吸收阳光而发黄，社员除了每天用竹竿拨开谷穗让太阳晒一二次外，还用四个鼓风机巡回四周日夜不断打风；太阳落山后，又用人拉挂风风扇扇风，以通风降温；为了防止倒伏，社员们又用竹子在四周拦起，因而禾苗没有倒伏，颗粒肥壮饱满。”看似客观报道，却是为一个中心主题服务，认为这样的卖力气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表现：“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很低，平均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而现在这块试验田能够获得人们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额丰产，主要是红旗公社党委委员李钰金 、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人树立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八月二日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另外的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这块田来，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没有株行距。那十八亩田的禾苗移走以后，有一部分田随即用水直播的办法种了晚稻，另一部分田种上了红薯。移植时，为了实现高产计划，这块试验田又进行三犁四耙深耕达一尺五寸……”经过后来史实的核实，这段叙述基本上是客观的
《广西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于 9 月 11 日给“环江县委、县人大常委并柳州专署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的祝贺信，登载了由新华社和广西日报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署名的特写《高产颂》和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以及两幅照片，一幅为一小孩爬在稻丛上掉不下来，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摄影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极度夸张的漫画及配画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二版刊发新华社记者黄义杰、《广西日报》记者骆正元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和杨素珍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是记者自己采写的，但采写的仅是报道前期的一些设想和争论，没有告诉读者“十三万斤”的验收过程及信源单一的可信度，只反映了记者对局部情况的理解。
3、《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 7 版也报道了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全文 300 多字，用词更加“客观”、“审慎”，不像前二者这样“显山露水”，但同样忽视了常识和科学规律。对比这三家不同级别的报纸，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即三家都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报道这一造假浮夸事件。实际上，对“十三万斤”进行报道的媒体不止这三家。当时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唬人”的。为什么媒体不但没有发挥其基本职能，却心甘情愿地报道造假浮夸事件？几家党报，从《跃进日报》、《广西日报》到《人民日报》，无一不肯定亩产十三万斤的“事实”。一些报道还特别强调有领导、记者和专家的“现场观摩”、“现场把关”，是可信的。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质疑，所谓把关，是怎样“把”的，有何科学根据？关于验收团“证实”的情况，只有《跃进日报》提及一点：“这块卫星田经过区党委、地委、县委验收的同志两次精密测量，证实为一亩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仅仅只有这样的“证实”，确实经不起推敲。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的反思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浮夸报道进行反思，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1、1958 年“浮夸新闻”初现端倪以及反右斗争的负面影响
早在 50 年代初，“喜鹊”媒体不断涌现，工作中往往只报喜不报忧，教条地按方针、计划去报道，却不管实际情况，甚至宁可削足适履，以至于歪曲客观事实，选择适合于上级口味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写出来。到了 1958 年“大跃进”时期，建国以来的这种片面、浮夸的失实新闻更是得到了恶性发展。
“浮夸新闻”也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有关，当时新闻工作者讲真话遭遇打击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记者不敢、不愿讲真话。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介绍，“大跃进”开始阶段，记者们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但是却没有人把下面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或在报纸上刊登。记者所在公社的书记就是《山西日报》农村记者的“头头”，他什么情况都知道，但是只能憋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实际上，记者就是写了，报纸广播和内部刊物也不会采用，因为大家都怕“犯错误”。“这首先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 ‘伟大成果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大家都灵的不敢说真话了”。“大跃进”时，国内一些报社电台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垒起了炉子炼钢铁，最终在实践当中一些记者明白了事理，认为应该发表一些“讲真话的稿子”，但不敢贸然行动。主要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舆论一律 ’成为新闻界铁的纪律”，“违反它便是 ‘犯错误 ’，会受到处分”。[9]
当时新闻界敢于直言的人还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杀，徐铸成、彭子冈、范长江等都是明证。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反右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团”头头，全家受到极不公道的对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新闻记者，戴煌反思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 ‘惟命是听 ’。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10]
就“十三万斤事件”的报道而言，据参与报道的老同志回忆，有的记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做出了这种浮夸报道。
2、特殊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管理体制以及新闻事业功能的异化容易出现浮夸新闻
（1）从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看问题。我国党与新闻工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的领导，必须与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对附属于它的新闻形成强制力，新闻媒介自主活动的空间窄小。在当时的年代，党犯错误，新闻身不由己也会犯错误，明晓得许多政治指令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错误的，新闻媒体还要照样执行，这必然产生体制性新闻浮夸和失实。
要保证新闻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允许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权，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报道新闻事件，尤其对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经济领域中现象的报道，应该允许新闻媒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不应片面强调舆论一律，要让不同的媒体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 [11] 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 [12] 所以，不科学定位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浮夸虚假新闻的问题。
（2）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宣传机制难免产生负面效应。1958 年诸如广西“十三万斤”浮夸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当时的新闻宣传机制和领导方法有关。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要求新闻单位发什么稿件，发多少字，发什么位置，否则容易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危及新闻的真实性，削弱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和权威性。[13]
无庸讳言，由于我们的报纸多是由上级主办的，大多是党委机关报，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表扬报喜特性，所以下级就有着强烈的通过报纸争相“报喜”的欲望。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夸拔高的手段。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
（3）应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1958 年 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办好《广西日报》问题给当时的广西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五个功能，第一次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 1958 年“大跃进”。毛泽东这封信对广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依据《广西日报》和广西其他媒体认识和看待新闻的功能起了误导作用，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发挥。刘少奇曾经说过：“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是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 [14]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可以要求新闻媒体及时跟进，不折不扣地加 以宣传报道，而对于经济工作、社会发展等具体问题，不应该指令新闻媒体不加分析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大规模的报道。单纯把新闻媒体当成宣传机器，势必使其丧失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难免要犯大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否则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
注释
[1]钟家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当代广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版 120 页。
[2]同上，123-124 页。
[3]环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338 页。
[4] 王定：《狂热及其灾难》，《南方周末》，1998 年 10月 9 日 18 版。
[5]、[6]同上。
[7]《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339 页。
[8]《狂热及其灾难》。
[9]冯东书：《如果 1958 年有舆论监督》，《炎黄春秋》， 2002 年第 3 期 28 页。
[10]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25 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518 页。
[12]同上，26 页
[13]同上，124 页
[14] 同上，27 页。
（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周燕琳，广西财经学院宣传部）
● 靖 鸣 周燕琳
2008 年是“大跃进”发生 50 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 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事件始末
1957 年 10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 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 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 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 ’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 ’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 ‘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 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 ‘左 ’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
1958 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 27 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 1—2 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 4 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 “卫星”，要夺取全国第 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 [2]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长） 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 放不出去。贺还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长途电话，指示由江琴堂（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主持；季桂明（县委书记处书记）、韦玉昆（城关区委副书记）、李钰金（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蔸高产试验。[3]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入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 [4] 由于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只用了两天便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便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就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万斤。于是地委、自治区党委便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并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 月 9 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共多6000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 点 24 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 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挑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一担担谷子，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人数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即使如此，组织者和策划者唯恐达不到预期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他们指示挑谷子的社员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挑到没过秤的队伍 中再一次过秤，即所谓 “团团转”过秤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要求过秤划码人“称一码划几码”，这样黑板上累计的谷子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直到晚上 9 点 30 分才收割结束，留下 0.055 亩稻谷未收，供参观。[6] 然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某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一块地有 18.9 亩（包括 这块田，实际上并蔸 60 多亩地），并蔸移栽的高 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 1.13 亩，就这样，全自治 区、全国，乃至全世界“水稻亩产”的空前纪录被魔术般地创造出来。 [5]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荣誉接踵而至。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劳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抱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7]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事实上，环江县 1958 年全年粮食上报产量 3.3 亿斤，实际产量却只有 1.05 亿斤。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 亿斤征购粮任务，该县采用各种手段想尽办法凑够数目。“到 1959 年春，农民的口粮已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四五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1959 年全县共死亡 22685 人，绝大部分属于饥饿致死 。” “十三万斤事件”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8]
对媒体报道“十三万斤”的调查与考证
“十三万斤”的报道是先由柳州地委、广西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广西一些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然后在媒体的积极参与下出笼的。被邀请参加验收报道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等 16 家新闻媒体。
“十三万斤”验收活动仪式由电影摄影师叶宁具体担任验收总导演。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当代新闻史上较早的策划新闻。
1、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事后第三天，中共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1958 年 9 月 11 日）在一版、二版联版“套红”刊载放卫星消息，标题是“通栏”的，引题是：霹雳一声创古今中外奇迹 光芒四射看巨型“卫星”上天，主标题是：环江放出亩产十三万多斤的巨型中稻“卫星”。
消息由该报记者张之召报道。报道除了强调亩产数字，主要介绍了参加验收的领导班子、专家团，报道将卫星田从培育到收割所耗的人力物力极力渲染了一番，描述了会场的热闹和喜庆，并提及介绍经验的座谈会和报喜丰收大会。对卫星田出笼的过程简约带过。消息中只有这样一段文字：“这块卫星田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泥深过膝……所放肥料无法计算数量，足有一尺厚。移植后，头六天每天追一次水肥，六天后每隔二三天追一次，每次追四担人粪尿，用水稀释后洒施，包胎后还施了三次草木灰液和过磷酸钙水。密植是一蔸紧接一蔸，根本分不出株行距。收割前，四个僮族姑娘在上面如站平地。在管理上还抓好防虫防倒，每夜在田角点四盏油灯诱蛾杀虫，派了六个人，用三个鼓风机和人力拉挂扇在禾行间鼓风，扇风，降低气温。因此，这块田在收割时没有倒伏，穗长粒多，一般穗长七八寸，每穗一百八十二粒。”“这块田的密度已无法计算，验收的同志十多人在验收时坐站在禾苗上，都没有影响。”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罗列的数字相当多 。看似精确，实则虚浮。
该报第一版配发两幅新闻照片（张之召摄）。一幅是四名妇女站在水稻上，另一幅是鼓风机正在为这块试验稻田降温，一版右下角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刊发该报的社论《祝贺专区第一颗水稻巨型“卫星”上天》。
第二版刊发了该报记者张之召写的《平凡的人干出不平凡的事———记红旗社培育水稻巨型卫星的经过》，因篇幅较长转发第三版。第二版也刊发了两幅图片，一幅的文字说明是“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卫星田，除了用鼓风机给根部吹风外，还用席子做好大风扇经常给它扇风。这是社员在拉风扇。”另一幅的说明是“各县到环江来参观的同志，都舍不得离开这颗中稻大卫星。”该版报尾刊发了一位叫“唐云”的作者写的诗歌《放
出卫星震全球》。
2、《广西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广西日报》老同志周汉晖在 1988 年 7 月《广西新闻史料》（2 辑第 11 页）发表的《“左”的实录———〈广西日报〉1958 年的农业宣传》一文中记叙：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把报社领导人和周找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安排版面，当时还有玉林地委副书记等在座。书记将了他们一军：“环江放卫星了，你们呢，怎么办？”他们听了，只笑一笑，没有说什么。当晚午夜过后，第一书记又派他的秘书来到报社夜班室，问：“有没有重要时事稿挤占版面？”待看了清样，见一切按原来的安排，才放心回去。过了好几天，《人民日报》还未刊登，自治区党委某领导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催问。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豆腐块大的新闻。
来看当年的《广西日报》是如何报道此事的。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环江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和红旗公社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压报名的通栏照片是水稻收割现场，头条通栏三行“套红”标题，主标题：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两行副标题：红日公社九百多亩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在这一标题下有两篇报道，占了半个版面，其中一篇报道了“亩产十三万斤”。《广西日报》在报道时相对《跃进日报》显得更加“详实”和“客观”，语气和用词都表现出肯定和自信。如在内容上的详实：“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 田），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毫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尚有零点零五五亩未收，留待组织参观），平均每亩实收干谷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消息导语）；在用语上的肯定和自信如：“经过严格验收与核实、丈量土地后，证实已收的这块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达到平均每亩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最高纪录。”
这则消息交代了这亩中稻田高度密植 的过程以及护理的手段，如“因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和不能充分吸收阳光而发黄，社员除了每天用竹竿拨开谷穗让太阳晒一二次外，还用四个鼓风机巡回四周日夜不断打风；太阳落山后，又用人拉挂风风扇扇风，以通风降温；为了防止倒伏，社员们又用竹子在四周拦起，因而禾苗没有倒伏，颗粒肥壮饱满。”看似客观报道，却是为一个中心主题服务，认为这样的卖力气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表现：“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很低，平均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而现在这块试验田能够获得人们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额丰产，主要是红旗公社党委委员李钰金 、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人树立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八月二日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另外的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这块田来，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没有株行距。那十八亩田的禾苗移走以后，有一部分田随即用水直播的办法种了晚稻，另一部分田种上了红薯。移植时，为了实现高产计划，这块试验田又进行三犁四耙深耕达一尺五寸……”经过后来史实的核实，这段叙述基本上是客观的
《广西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于 9 月 11 日给“环江县委、县人大常委并柳州专署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的祝贺信，登载了由新华社和广西日报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署名的特写《高产颂》和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以及两幅照片，一幅为一小孩爬在稻丛上掉不下来，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摄影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极度夸张的漫画及配画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二版刊发新华社记者黄义杰、《广西日报》记者骆正元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和杨素珍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是记者自己采写的，但采写的仅是报道前期的一些设想和争论，没有告诉读者“十三万斤”的验收过程及信源单一的可信度，只反映了记者对局部情况的理解。
3、《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 7 版也报道了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全文 300 多字，用词更加“客观”、“审慎”，不像前二者这样“显山露水”，但同样忽视了常识和科学规律。对比这三家不同级别的报纸，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即三家都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报道这一造假浮夸事件。实际上，对“十三万斤”进行报道的媒体不止这三家。当时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唬人”的。为什么媒体不但没有发挥其基本职能，却心甘情愿地报道造假浮夸事件？几家党报，从《跃进日报》、《广西日报》到《人民日报》，无一不肯定亩产十三万斤的“事实”。一些报道还特别强调有领导、记者和专家的“现场观摩”、“现场把关”，是可信的。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质疑，所谓把关，是怎样“把”的，有何科学根据？关于验收团“证实”的情况，只有《跃进日报》提及一点：“这块卫星田经过区党委、地委、县委验收的同志两次精密测量，证实为一亩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仅仅只有这样的“证实”，确实经不起推敲。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的反思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浮夸报道进行反思，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1、1958 年“浮夸新闻”初现端倪以及反右斗争的负面影响
早在 50 年代初，“喜鹊”媒体不断涌现，工作中往往只报喜不报忧，教条地按方针、计划去报道，却不管实际情况，甚至宁可削足适履，以至于歪曲客观事实，选择适合于上级口味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写出来。到了 1958 年“大跃进”时期，建国以来的这种片面、浮夸的失实新闻更是得到了恶性发展。
“浮夸新闻”也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有关，当时新闻工作者讲真话遭遇打击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记者不敢、不愿讲真话。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介绍，“大跃进”开始阶段，记者们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但是却没有人把下面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或在报纸上刊登。记者所在公社的书记就是《山西日报》农村记者的“头头”，他什么情况都知道，但是只能憋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实际上，记者就是写了，报纸广播和内部刊物也不会采用，因为大家都怕“犯错误”。“这首先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 ‘伟大成果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大家都灵的不敢说真话了”。“大跃进”时，国内一些报社电台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垒起了炉子炼钢铁，最终在实践当中一些记者明白了事理，认为应该发表一些“讲真话的稿子”，但不敢贸然行动。主要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舆论一律 ’成为新闻界铁的纪律”，“违反它便是 ‘犯错误 ’，会受到处分”。[9]
当时新闻界敢于直言的人还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杀，徐铸成、彭子冈、范长江等都是明证。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反右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团”头头，全家受到极不公道的对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新闻记者，戴煌反思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 ‘惟命是听 ’。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10]
就“十三万斤事件”的报道而言，据参与报道的老同志回忆，有的记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做出了这种浮夸报道。
2、特殊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管理体制以及新闻事业功能的异化容易出现浮夸新闻
（1）从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看问题。我国党与新闻工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的领导，必须与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对附属于它的新闻形成强制力，新闻媒介自主活动的空间窄小。在当时的年代，党犯错误，新闻身不由己也会犯错误，明晓得许多政治指令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错误的，新闻媒体还要照样执行，这必然产生体制性新闻浮夸和失实。
要保证新闻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允许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权，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报道新闻事件，尤其对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经济领域中现象的报道，应该允许新闻媒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不应片面强调舆论一律，要让不同的媒体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 [11] 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 [12] 所以，不科学定位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浮夸虚假新闻的问题。
（2）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宣传机制难免产生负面效应。1958 年诸如广西“十三万斤”浮夸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当时的新闻宣传机制和领导方法有关。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要求新闻单位发什么稿件，发多少字，发什么位置，否则容易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危及新闻的真实性，削弱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和权威性。[13]
无庸讳言，由于我们的报纸多是由上级主办的，大多是党委机关报，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表扬报喜特性，所以下级就有着强烈的通过报纸争相“报喜”的欲望。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夸拔高的手段。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
（3）应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1958 年 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办好《广西日报》问题给当时的广西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五个功能，第一次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 1958 年“大跃进”。毛泽东这封信对广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依据《广西日报》和广西其他媒体认识和看待新闻的功能起了误导作用，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发挥。刘少奇曾经说过：“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是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 [14]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可以要求新闻媒体及时跟进，不折不扣地加 以宣传报道，而对于经济工作、社会发展等具体问题，不应该指令新闻媒体不加分析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大规模的报道。单纯把新闻媒体当成宣传机器，势必使其丧失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难免要犯大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否则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
注释
[1]钟家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当代广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版 120 页。
[2]同上，123-124 页。
[3]环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338 页。
[4] 王定：《狂热及其灾难》，《南方周末》，1998 年 10月 9 日 18 版。
[5]、[6]同上。
[7]《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339 页。
[8]《狂热及其灾难》。
[9]冯东书：《如果 1958 年有舆论监督》，《炎黄春秋》， 2002 年第 3 期 28 页。
[10]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25 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518 页。
[12]同上，26 页
[13]同上，124 页
[14] 同上，27 页。
（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周燕琳，广西财经学院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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