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严家祺回顾六四：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回顾六.四事件对他们个人乃至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顾问的严家祺先生。
严家祺1986年到1987年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年5月17号，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严家祺和包遵信等人，通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发表《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声援学生，提出针对邓小平的“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的口号。谈到《五一七宣言》，严家祺表示，
“天安门事件实际上主要是学生运动为主体，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参与者，因为媒体的原因，把象我们发表的一些声明就放大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非常有限。”
严家祺说，他亲身经历了1976年的4.5天安门运动，那次有人被打伤、被抓捕，但无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号晚上，他作为名誉校长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发表讲话时，没想到会发生“大屠杀”，也没感到危险。严家祺回忆说，
图片：严家祺近照（照片由本人提供）
“张伯笠说请我担任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所谓名誉校长，我感到不好推，就去讲了大约40分钟。讲完话的时候，大概10点半，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差不多有10万人，当时我老婆说，是不是呆一个晚上，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当时想回去都回不去，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们把后面的帐篷的缝隙，缝的线拆开了，从帐篷后面出去了，因为帐篷前面全是人。我估计大约10点半或者更多一点，天安门广场根本听不到任何屠杀的声音，根本感不到任何危险，而且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那边，人还多得不得了，没有任何危险。实际上这个时间大屠杀已经开始了，在北京的西郊，在木樨地、公主坟那边已经开始大屠杀了，但天安门广场没有感觉。”
严家祺说，“据天安门母亲调查，2006她们发表的资料，找到了186个有名有姓的，当时在天安门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袁可志，袁力（六四死难者）的父亲，他到各医院看到的死亡人数大概有400具以上。封从德的‘六.四档案’，他说人很多，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去年的6月4号那天，《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说，杨尚昆有一次宴请宾客的时候说，天安门六.四那天有600人死亡。”
对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迫使当局动用武力清场的说法，严家祺表示，
“对比两次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发生天安门事件，那次把邓小平作为黑后台，1989年把赵紫阳作为黑后台。1976年出动了工人、民兵、公安干警大概有3000人，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总共人数不到1万。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大概是600多人，就是把纪念碑门口的人抓起来了，4月5号晚上，大概抓走了200多人，抓人的时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伤了，但没有打死一个人。但是1989年，出动了18万的军队，其中从公主坟、木樨地、沿长安街西边开过来的军队38军人数就有1万5千人，还有坦克，还有机枪，一路扫射，所以死伤的人非常严重。对比这两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学生留在广场，怎么能够用机枪、用坦克来镇压呢？所以我们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和平抗议的民众，他们没有进行什么反革命暴乱，而且89年6月3号到6月4号早晨是一场大屠杀，把这么多人杀了，杀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或者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错误同罪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我提到六.四的时候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严家祺认为，六.四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
“邓小平在全世界对六.四的谴责面前作出的一个反应，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搞什么计划经济、公有制了，大家自己去赚钱把。邓小平就用这种方式，来挽救共产党，中国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全世界谴责，在这个谴责面前，六.四之后不到半年，柏林墙就倒塌了，因为东德的军队不敢再开枪射杀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号的倒塌，实际上是六.四事件的直接结果，这个情况下就造成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瓦解。所以邓小平严格来讲，他不仅是六.四的杀人犯，而且他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完全丢掉了。中国今天的灾难，不仅是专制主义的灾难，而且也有早期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灾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同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所以这个经济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难者的血和泪。所以，今天的经济发展同六.四密不可分，今天的社会不公正也同六.四密不可分。”
严家祺说，20年过去了，看到中国当局对六.四真相的抹杀，想到六四还不能翻案，他就感到痛心。
“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不能够翻过来，中国就没有正义。六.四事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有成千上万人伤亡，这么多人死去，而且也造成了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这是关系到中国最高权力更替的一件事情，这样大的事情，可以闭着眼睛、不闻不问、不分是非，明明是大屠杀，说成暴乱，那今天中国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不就成小事了吗？所以我感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应当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一样，要翻过来，要在全中国恢复正义，才可能在中国确立正义的标准，否则的话，都在搞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中国怎么能够安宁呢？”
六.四事件后，严家祺流亡海外，现居美国纽约。严家祺表示，异议人士在海外流亡的生活虽然不好过，但比起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比起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被子弹射击失去左腿的齐志勇，他认为自己过去20年的生活要好得多，他表示此生要为89年的天安门事件翻案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回顾六.四事件对他们个人乃至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顾问的严家祺先生。
严家祺1986年到1987年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年5月17号，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严家祺和包遵信等人，通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发表《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声援学生，提出针对邓小平的“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的口号。谈到《五一七宣言》，严家祺表示，
“天安门事件实际上主要是学生运动为主体，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参与者，因为媒体的原因，把象我们发表的一些声明就放大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非常有限。”
严家祺说，他亲身经历了1976年的4.5天安门运动，那次有人被打伤、被抓捕，但无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号晚上，他作为名誉校长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发表讲话时，没想到会发生“大屠杀”，也没感到危险。严家祺回忆说，
图片：严家祺近照（照片由本人提供）
“张伯笠说请我担任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所谓名誉校长，我感到不好推，就去讲了大约40分钟。讲完话的时候，大概10点半，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差不多有10万人，当时我老婆说，是不是呆一个晚上，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当时想回去都回不去，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们把后面的帐篷的缝隙，缝的线拆开了，从帐篷后面出去了，因为帐篷前面全是人。我估计大约10点半或者更多一点，天安门广场根本听不到任何屠杀的声音，根本感不到任何危险，而且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那边，人还多得不得了，没有任何危险。实际上这个时间大屠杀已经开始了，在北京的西郊，在木樨地、公主坟那边已经开始大屠杀了，但天安门广场没有感觉。”
严家祺说，“据天安门母亲调查，2006她们发表的资料，找到了186个有名有姓的，当时在天安门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袁可志，袁力（六四死难者）的父亲，他到各医院看到的死亡人数大概有400具以上。封从德的‘六.四档案’，他说人很多，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去年的6月4号那天，《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说，杨尚昆有一次宴请宾客的时候说，天安门六.四那天有600人死亡。”
对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迫使当局动用武力清场的说法，严家祺表示，
“对比两次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发生天安门事件，那次把邓小平作为黑后台，1989年把赵紫阳作为黑后台。1976年出动了工人、民兵、公安干警大概有3000人，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总共人数不到1万。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大概是600多人，就是把纪念碑门口的人抓起来了，4月5号晚上，大概抓走了200多人，抓人的时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伤了，但没有打死一个人。但是1989年，出动了18万的军队，其中从公主坟、木樨地、沿长安街西边开过来的军队38军人数就有1万5千人，还有坦克，还有机枪，一路扫射，所以死伤的人非常严重。对比这两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学生留在广场，怎么能够用机枪、用坦克来镇压呢？所以我们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和平抗议的民众，他们没有进行什么反革命暴乱，而且89年6月3号到6月4号早晨是一场大屠杀，把这么多人杀了，杀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或者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错误同罪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我提到六.四的时候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严家祺认为，六.四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
“邓小平在全世界对六.四的谴责面前作出的一个反应，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搞什么计划经济、公有制了，大家自己去赚钱把。邓小平就用这种方式，来挽救共产党，中国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全世界谴责，在这个谴责面前，六.四之后不到半年，柏林墙就倒塌了，因为东德的军队不敢再开枪射杀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号的倒塌，实际上是六.四事件的直接结果，这个情况下就造成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瓦解。所以邓小平严格来讲，他不仅是六.四的杀人犯，而且他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完全丢掉了。中国今天的灾难，不仅是专制主义的灾难，而且也有早期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灾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同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所以这个经济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难者的血和泪。所以，今天的经济发展同六.四密不可分，今天的社会不公正也同六.四密不可分。”
严家祺说，20年过去了，看到中国当局对六.四真相的抹杀，想到六四还不能翻案，他就感到痛心。
“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不能够翻过来，中国就没有正义。六.四事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有成千上万人伤亡，这么多人死去，而且也造成了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这是关系到中国最高权力更替的一件事情，这样大的事情，可以闭着眼睛、不闻不问、不分是非，明明是大屠杀，说成暴乱，那今天中国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不就成小事了吗？所以我感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应当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一样，要翻过来，要在全中国恢复正义，才可能在中国确立正义的标准，否则的话，都在搞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中国怎么能够安宁呢？”
六.四事件后，严家祺流亡海外，现居美国纽约。严家祺表示，异议人士在海外流亡的生活虽然不好过，但比起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比起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被子弹射击失去左腿的齐志勇，他认为自己过去20年的生活要好得多，他表示此生要为89年的天安门事件翻案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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