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摄影记者撞了官员的腰——影响重大的“左叶”事件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韩德福走过去轻轻地拉了一下那位同志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接着，粗暴态度成为命令传达下来了。
1957的“左叶”事件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其间，记者与负责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发生口角。5月8日的上海《××报》报道了此事，对左叶进行批评，“左叶事件”的提法也遂出现。反右斗争开始后，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新闻工作者获得平反。这一事件对此后的新闻摄影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青年报》率先打破沉默
在发生“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与摄影记者发生争执”事件后，首都新闻界主张对这件事进行报道的媒体都处在观望之中。《中国青年报》率先打破沉默，在“辣椒”专刊第四十八期上发表《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第一次有保留地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由此点燃了导火索。
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跟着采访的中外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随时准备着拍摄一些精彩的镜头，并且都想从伏老的前面去拍。当时，随同采访的记者很多，还有一些参观人员，秩序比较混乱。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韩德福实在没办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一下那位同志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显然，那位同志是在骂人了，他骂了我们所有在场的记者，因为他的口气是“你们”。
接着，粗暴态度成为命令传达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我和《北京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盛气凌人，实在难忍，我对他说：“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啊！”
“这不是我骂的！”他说，“是我传达别人的！”
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是传达了谁的骂人命令。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挡着摄影师镜头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长助理。
部长助理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为什么不懂得在这里尽管人们的级别不同，职位不同，而人和人的关系却是平等的呢？为什么不懂得出口不逊，随便骂人，任意侮辱人是很不道德的呢？
这位部长助理大概没想到：摄影记者们身后正有千百万个读者，渴望着看到伏老在我国的各项活动的最精彩的照片和电影。如果摄影师们都“滚出去 ”，那么部长助理再“重要”也是无法满足读者要求的。应当说，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阻碍是不少的，这几乎已经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了。这位助理的行为，只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而已。
这份新闻摄影史上著名的文本，激起层层波浪。
之后《中国青年报》又发了不同观点的文章
《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见报后的第二天，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地的媒体纷纷集中批评“部长助理辱骂摄影记者的粗暴、错误行为”，开展了对官僚主义、对阻挠记者采访及人为干涉行为的批评。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那就是对摄影记者们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不守纪律、破坏会场秩序”等行为的质疑与批评。
5月21日，一位名叫张直刚的“现场目击者”，给《中国青年报》写来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刊登在报纸第四版，文章直陈对《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的意见。
我认为部长助理的骂人是不对的，但也还必须向读者们介绍另一方面的事实。
某些摄影记者和摄影师为了摄取精彩的镜头，不惜把展览会上珍贵的统计图表挤掉，把陈列品搞乱，争相拍摄，造成拥挤和紊乱的局面。个别同志甚至还站到展览品上面去拍摄。外宾看了很不满意。其中还有一位记者同志竟以蛙式游泳的姿势，从少奇同志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隙缝中挤进去，再用两臂左右开弓，用力地把他们挤到后边。
“而洪克的文章只是孤立地批评部长助理的缺点，没有客观全面地分析当时的情况，这只会在读者中形成片面的印象。”张直刚说。
必须指出，保卫宾主、挡住镜头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记者们自己，作为我们国家和政府的主要陪同人和农业展览会的主要介绍人之一，“那位同志” 进行着紧张的组织工作。以他的责任而论，他“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未必有不当之处，何况在两小时左右的参观中，他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站在前面，而是站在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的后面。
陈述了这些缘由以后，张直刚针对摄影记者的业务能力，质问道：
难道我们摄影记者竟不能在这样长的时间找到一个适当的镜头？难道我们摄影记者同志只有把那位部长助理拉开才能获得好镜头？这未免有些使人费解，并太不符合事实了。
成为向党进攻的第一支投枪？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当时，编辑部没有人会把这一天报纸上刊登的中国摄影学会工作人员陈勃的文章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联系起来。6月8日刊出的这篇文章中，陈勃把张直刚的文章视为一个“典型”：《中国青年报》5月 7日发表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对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的“官”气十足、唯我独尊的思想作风的批评，是适时和正确的。奇怪的是，当这种特权思想受了批评的时候，还有人在企图替他解围、鸣不平。5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对“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的意见》就是一个典型。
显然，陈勃在这里把“左叶事件”归结到摄影记者们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这一层面了；而张直刚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种认为“我重要”的人物辩护。
陈勃在陈述完自己这些情绪性的观点以后，得出结论说：作者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问题，因此，责难记者就很多，而对于官僚主义者却轻描淡写，不肯动他一动，反而出来保护。
陈勃归纳，在实际工作中，摄影记者们得到的是讽刺，是训斥，是蛮横无理的干涉限制，甚至是对他们人格的不尊重。
事实上，“左叶事件”的发端与表述，摄影记者们只承担了一个“导火索”的角色。摄影记者们引起的“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同几个新闻记者发生的一次小纠纷”，“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但是在反右斗争开始后，这件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的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这篇社论定调说：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
当年5月份，“左叶事件”在媒体间沸沸扬扬时，成立于3月17日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7月13日召集了一次专门座谈会。此次会议由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主持。
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以“新华社13日讯”为电头，发表文章《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左叶事件”报道失实》，透露了一个月前那次座谈会上的一些情形：会上《北京日报》记者王一波揭露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浦熙修手下的“放火凶手”《××报》记者刘光华是参加那天农展会的记者之一，他在事后对王一波说：“这事还了得，非向上海拍讯，写社论不可！”5月8日《××报》发表了这个事件的新闻和富有煽动性的社论以后，王一波又和刘光华在机场相遇，王告诉刘说，左叶认为与事实不符，要上告。刘光华用轻蔑的口吻说：“管他怎么告，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告到外国去也不管用，反正我们已经登了。”从王一波揭发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有意用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事件来向党和国家进攻，企图煽动新闻界起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制度，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
这是一次一边倒的检讨会。会上，《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及刊发文章的“辣椒”版所在部门主编吴一铿也作了检讨。《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也都分别对自己个人或所属的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或自我批评”。文章还称，新华社没有经过调查，就报道了北京和上海报纸攻击左叶的新闻，因而扩大了不良的影响。这次座谈会以后，新华社也做了全面检查。
邓拓为“左叶事件”定了性
“单凭事件本身，并没有大做文章的价值。”多年以后，当事人之一高粮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1957年7月13日这一天的“座谈会”上，左叶检讨了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但他声明没有说过“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 这样的话，农业部的官员也都为他作了证。开到最后，在各方，特别是媒体一方检查完毕后，身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的邓拓作总结发言，称“不能孤立地看这件事情”，并为“左叶事件”定了性：
大家知道，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右派分子有意夸大宣传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没有冷静下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核对一下事实，问问当事的双方，问问在场的证人，分析一下事件的性质，就滥加批评，影响很坏。
邓拓还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检讨说：《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1988年，高粮在其回忆文章《左叶事件影响所及》中，以这样的口吻对那一天的情况进行了描述：邓拓接到通知后，带上袁水拍等到中宣部和中国记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去作检讨。这一下，目睹左叶与韩德福吵嘴的人，不敢出来证实了，写文章的人不敢据理力争了。把“左叶事件”说成“失实”甚至是“右派分子捏造的”。
此后，高粮蒙冤达20年之久。在20世纪80年代，高粮被平反以后，他对自己当年遭到的不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当时吵架、骂人的不是我，写文章、画漫画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谁知一年后我这个公道人却成了“左叶事件中推波助澜、向右派充实炮弹、使之向党的新闻事业发起猖狂进攻的罪魁祸首”。天哪……
事件的两个版本：
“摄影记者撞了官员的腰”
时任《××报》驻京记者的刘光华，“作为当年‘左叶事件’肇始现场的记者，在2004年 “将当年亲身所见所闻所知，如实公之于世”。作为亲历者，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版本：1957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国农业展览会。事先安排入场的有组织的观众不下5000人，获准进场采访的各新闻媒体记者和摄影人员有60多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小组，正在拍摄迎面走来的国宾和刘少奇一行。摄影师刘云波，手持即将开拍的摄影机，镜头却被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挡住了。旁边另一摄影师韩德福见状，就抬手拉了左叶一把，请他闪开。不料惹恼了左叶，扭头喝问：“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跟着又大声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部长助理当众辱骂摄影记者的消息，很快就在展场传开了。事情的全过程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韩德福走过去轻轻地拉了一下那位同志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接着，粗暴态度成为命令传达下来了。
1957的“左叶”事件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其间，记者与负责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发生口角。5月8日的上海《××报》报道了此事，对左叶进行批评，“左叶事件”的提法也遂出现。反右斗争开始后，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新闻工作者获得平反。这一事件对此后的新闻摄影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青年报》率先打破沉默
在发生“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与摄影记者发生争执”事件后，首都新闻界主张对这件事进行报道的媒体都处在观望之中。《中国青年报》率先打破沉默，在“辣椒”专刊第四十八期上发表《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第一次有保留地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由此点燃了导火索。
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跟着采访的中外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随时准备着拍摄一些精彩的镜头，并且都想从伏老的前面去拍。当时，随同采访的记者很多，还有一些参观人员，秩序比较混乱。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韩德福实在没办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一下那位同志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显然，那位同志是在骂人了，他骂了我们所有在场的记者，因为他的口气是“你们”。
接着，粗暴态度成为命令传达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我和《北京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盛气凌人，实在难忍，我对他说：“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啊！”
“这不是我骂的！”他说，“是我传达别人的！”
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是传达了谁的骂人命令。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挡着摄影师镜头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长助理。
部长助理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为什么不懂得在这里尽管人们的级别不同，职位不同，而人和人的关系却是平等的呢？为什么不懂得出口不逊，随便骂人，任意侮辱人是很不道德的呢？
这位部长助理大概没想到：摄影记者们身后正有千百万个读者，渴望着看到伏老在我国的各项活动的最精彩的照片和电影。如果摄影师们都“滚出去 ”，那么部长助理再“重要”也是无法满足读者要求的。应当说，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阻碍是不少的，这几乎已经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了。这位助理的行为，只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而已。
这份新闻摄影史上著名的文本，激起层层波浪。
之后《中国青年报》又发了不同观点的文章
《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见报后的第二天，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地的媒体纷纷集中批评“部长助理辱骂摄影记者的粗暴、错误行为”，开展了对官僚主义、对阻挠记者采访及人为干涉行为的批评。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那就是对摄影记者们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不守纪律、破坏会场秩序”等行为的质疑与批评。
5月21日，一位名叫张直刚的“现场目击者”，给《中国青年报》写来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刊登在报纸第四版，文章直陈对《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的意见。
我认为部长助理的骂人是不对的，但也还必须向读者们介绍另一方面的事实。
某些摄影记者和摄影师为了摄取精彩的镜头，不惜把展览会上珍贵的统计图表挤掉，把陈列品搞乱，争相拍摄，造成拥挤和紊乱的局面。个别同志甚至还站到展览品上面去拍摄。外宾看了很不满意。其中还有一位记者同志竟以蛙式游泳的姿势，从少奇同志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隙缝中挤进去，再用两臂左右开弓，用力地把他们挤到后边。
“而洪克的文章只是孤立地批评部长助理的缺点，没有客观全面地分析当时的情况，这只会在读者中形成片面的印象。”张直刚说。
必须指出，保卫宾主、挡住镜头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记者们自己，作为我们国家和政府的主要陪同人和农业展览会的主要介绍人之一，“那位同志” 进行着紧张的组织工作。以他的责任而论，他“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未必有不当之处，何况在两小时左右的参观中，他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站在前面，而是站在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的后面。
陈述了这些缘由以后，张直刚针对摄影记者的业务能力，质问道：
难道我们摄影记者竟不能在这样长的时间找到一个适当的镜头？难道我们摄影记者同志只有把那位部长助理拉开才能获得好镜头？这未免有些使人费解，并太不符合事实了。
成为向党进攻的第一支投枪？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当时，编辑部没有人会把这一天报纸上刊登的中国摄影学会工作人员陈勃的文章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联系起来。6月8日刊出的这篇文章中，陈勃把张直刚的文章视为一个“典型”：《中国青年报》5月 7日发表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对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的“官”气十足、唯我独尊的思想作风的批评，是适时和正确的。奇怪的是，当这种特权思想受了批评的时候，还有人在企图替他解围、鸣不平。5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对“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的意见》就是一个典型。
显然，陈勃在这里把“左叶事件”归结到摄影记者们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这一层面了；而张直刚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种认为“我重要”的人物辩护。
陈勃在陈述完自己这些情绪性的观点以后，得出结论说：作者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问题，因此，责难记者就很多，而对于官僚主义者却轻描淡写，不肯动他一动，反而出来保护。
陈勃归纳，在实际工作中，摄影记者们得到的是讽刺，是训斥，是蛮横无理的干涉限制，甚至是对他们人格的不尊重。
事实上，“左叶事件”的发端与表述，摄影记者们只承担了一个“导火索”的角色。摄影记者们引起的“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同几个新闻记者发生的一次小纠纷”，“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但是在反右斗争开始后，这件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的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这篇社论定调说：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
当年5月份，“左叶事件”在媒体间沸沸扬扬时，成立于3月17日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7月13日召集了一次专门座谈会。此次会议由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主持。
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以“新华社13日讯”为电头，发表文章《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左叶事件”报道失实》，透露了一个月前那次座谈会上的一些情形：会上《北京日报》记者王一波揭露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浦熙修手下的“放火凶手”《××报》记者刘光华是参加那天农展会的记者之一，他在事后对王一波说：“这事还了得，非向上海拍讯，写社论不可！”5月8日《××报》发表了这个事件的新闻和富有煽动性的社论以后，王一波又和刘光华在机场相遇，王告诉刘说，左叶认为与事实不符，要上告。刘光华用轻蔑的口吻说：“管他怎么告，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告到外国去也不管用，反正我们已经登了。”从王一波揭发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有意用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事件来向党和国家进攻，企图煽动新闻界起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制度，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
这是一次一边倒的检讨会。会上，《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及刊发文章的“辣椒”版所在部门主编吴一铿也作了检讨。《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也都分别对自己个人或所属的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或自我批评”。文章还称，新华社没有经过调查，就报道了北京和上海报纸攻击左叶的新闻，因而扩大了不良的影响。这次座谈会以后，新华社也做了全面检查。
邓拓为“左叶事件”定了性
“单凭事件本身，并没有大做文章的价值。”多年以后，当事人之一高粮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1957年7月13日这一天的“座谈会”上，左叶检讨了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但他声明没有说过“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 这样的话，农业部的官员也都为他作了证。开到最后，在各方，特别是媒体一方检查完毕后，身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的邓拓作总结发言，称“不能孤立地看这件事情”，并为“左叶事件”定了性：
大家知道，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右派分子有意夸大宣传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没有冷静下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核对一下事实，问问当事的双方，问问在场的证人，分析一下事件的性质，就滥加批评，影响很坏。
邓拓还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检讨说：《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1988年，高粮在其回忆文章《左叶事件影响所及》中，以这样的口吻对那一天的情况进行了描述：邓拓接到通知后，带上袁水拍等到中宣部和中国记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去作检讨。这一下，目睹左叶与韩德福吵嘴的人，不敢出来证实了，写文章的人不敢据理力争了。把“左叶事件”说成“失实”甚至是“右派分子捏造的”。
此后，高粮蒙冤达20年之久。在20世纪80年代，高粮被平反以后，他对自己当年遭到的不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当时吵架、骂人的不是我，写文章、画漫画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谁知一年后我这个公道人却成了“左叶事件中推波助澜、向右派充实炮弹、使之向党的新闻事业发起猖狂进攻的罪魁祸首”。天哪……
事件的两个版本：
“摄影记者撞了官员的腰”
时任《××报》驻京记者的刘光华，“作为当年‘左叶事件’肇始现场的记者，在2004年 “将当年亲身所见所闻所知，如实公之于世”。作为亲历者，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版本：1957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国农业展览会。事先安排入场的有组织的观众不下5000人，获准进场采访的各新闻媒体记者和摄影人员有60多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小组，正在拍摄迎面走来的国宾和刘少奇一行。摄影师刘云波，手持即将开拍的摄影机，镜头却被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挡住了。旁边另一摄影师韩德福见状，就抬手拉了左叶一把，请他闪开。不料惹恼了左叶，扭头喝问：“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跟着又大声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部长助理当众辱骂摄影记者的消息，很快就在展场传开了。事情的全过程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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