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zt

被遗忘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zt

从小看新闻联播（那时没别的看），有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中一些名字硬生生的被灌在在了脑海里，记忆深刻。现在略知的多了些，才发现我们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细细数来有以下这
1亚非拉的朋友
西哈努克，穆加贝，尼雷尔，穆巴拉克，阿拉法特，卡翁达，布托父女，木沙拉夫，它信，马科斯，卢拉，塔拉巴尼，蒙博托，比兰德拉，齐亚哈克，李光耀，蒙博托等。
2意识形态接近的国家领导人
金太阳父子，黄文欢，查韦斯，卡斯特罗，齐奥塞斯库夫妇，波尔布特，乔森潘，霍查，胡志明，昂纳克，米洛舍维奇等
3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
戴高乐，希拉克，尼克松，老布什（小布什也将很快获此殊荣），卡特，二阶堂进，福天康夫，叶利钦，中增根，田中角荣，施罗德，科尔，河野洋平，保尔森，基辛格，施密特，福特，希思等，普京，梅德韦杰夫等。
4重要国际组织领袖和国际知名人士
萨马兰奇，安南，斯诺，路易艾黎，史沫特莱，史迪威，李约瑟，瓦尔德海姆，加利，德奎利亚尔等
这些被尊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基本上书写了全球近半世纪的历史，总体来说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过亲近的时段，或主导改善了与中国关系，或与中国有过共同的敌人，或在国际事务中支持过中国。但细细数来，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有上述重大贡献，确从未获此殊荣，此人对二十世纪末全球历史的改变影响深远，这是谁呢？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6年，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改革中，首倡新思维，致使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最终使得冰封三十余年的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二、新思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风雨兼程四十年，中苏关系经历了同盟关系和对立、对抗关系两大阶段。这二大阶段的关系都属非正常化关系。原因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本质特征是以和平共处为原则，不结盟，不对抗。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即实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以和平共处为原则的国家关系。
对中苏关系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过程，进行总体考察，暂时抛开其它的历史推动因素，（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历史合力的结果，特别是没有邓小平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外交战略思想，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作者将在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一文中加以详细阐述。）可以断言，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就没有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或者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就会大大减慢。这一结论，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原理，同时在考察漫长而艰难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当中，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3年里（1950-1953年）中苏两国是同盟关系，不属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范畴。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中，前5年仍维持同盟关系，而当其政权在苏联得到巩固后（1958年）的第二个5年中，中苏两国关系开始破裂。（尽管同盟条约仍存在，但已逐渐成为一纸空文）赫鲁晓夫一手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和平共处，而另一手则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大耍老子党作风，并借同盟关系这一外壳来束缚中国的手脚，企图不仅在党际关系上，而且在军事、经济、外交关系上来控制中国，使中国永远处于苏联小兄弟的地位。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撤走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部苏联专家，共1390名。片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议定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11笔者认为，这一严重的事件，可视为中苏两国同盟关系阶段的结束和对立、对抗关系阶段的开始。终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任何松动，对抗不断升级。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公开宣称对中国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并使中苏关系恶化到武装对抗的程度。（1969年珍宝岛之战）只是到了执政后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美关系激化，在战略角逐中发生了对苏联不利的变化。12而此时，中国已经成功地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年），加之苏联入侵阿富汉使其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十分孤立的地位。为摆脱困境，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2月苏共24大上建议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3勃列日涅夫在行将就木之前的上述表现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们不能不说，此举动为中苏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做了一次重要的铺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仍固守的是国际政治的旧思维。想让他在改善中苏关系中做些实事，也是困难的。14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其后的安德罗维夫和契尔年科共执政二年零四个月。由于执政时间的短暂，未能来得及就中苏关系的改善做些什么事情。
总之，在中苏关系处在对立、对抗的时期内，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只所以没能改变对立、对抗下的中苏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都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大国主义、极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旧思维的干扰。不彻底清除这种旧思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状况到了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才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新思维的产生，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在当选为新的总书记当天，（1985年3月11日）在苏联中央非常全会上表示，我们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15可见，在新思维提出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把改善中苏关系放在了他的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所谓重大改善针对的是他的前任对取消影响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问题避而不谈或遮遮掩掩的状况要有所突破。诚然，这种突破需要有一个过程。邓小平曾指出：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16尽管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对中方提出的取消三大障碍问题，特别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仍表现出某种消极的态度，但随着局势的发展，特别是新思维的提出，这一问题最终提到了解决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提出后3个月，即1986年4月，中苏两国进行了第8轮改善国家关系的谈判。（亦即，两国副外长级政府特使会谈）在这次谈判中，苏方首次表示可以把柬埔寨问题做为地区冲突问题同中方讨论。17这一表示，对消除三大障碍具有关键的意义。原因是，在三大障碍中，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最为中国政府关注的。正如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时提出的：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都好解决。18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谈到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政策时说，苏联将在该年底从阿富汗撤回军队6个团；正在同蒙古讨论从蒙古撤出相当大一部分苏军问题；可以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局势的补充措施问题。19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已经触及到了三大障碍中的二大障碍,但未提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说明对这一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仍有些犹豫不决。邓小平在该年的9月2日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对此评论道：这个讲话有点新东西，但步子迈得并不大。进而，邓小平强调说：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20
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第二年， 即1987年5月，中苏两国举行了第十轮改善国家关系的谈判。会议结束后，苏方代表，主管中国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发表讲话说，苏联提倡采取以必须放弃实力政策这一认识为基础的新政治思维。……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准备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起，把它当作一个区域性问题加以讨论。1988年12月1日-3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这是1957年以后30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访苏。访苏期间，两国外长就柬埔寨问题和其他双边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关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中方再次重申，越南应尽快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苏方表示，从各方面看，柬埔寨问题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这表明，苏联对解决柬埔寨问题已有了实质性的表态。因此，钱外长在结束访苏时，终于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为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政治解决的协议，越南准备迟至在1989年9月从柬埔寨撤军完毕。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北京，两国外长发表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九点声明。双方表示：柬埔寨的内部问题应由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谈判解决。21
越南外交部的声明、中苏两国外长的九点声明，标志着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终于在中苏双方共同努力下啃了下来。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终于结出了硕果。因为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就是结束昔日苏联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军事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三大障碍正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到此为止，三大障碍已全部消除。（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问题，在1988年月4月，苏联在日内瓦有关会谈中，同意从5月15日起9个月内把在阿富汗的全部苏军撤走，后如期完成。关于苏联从蒙古撤军和将中苏边境的驻军裁减到和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这一障碍在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访苏期间也得到了苏方的最后认同。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第381页）对此，戈尔巴乔夫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中苏关系已经十分接近实现完全正常化的重要关头。22
1989年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举行会谈。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即指此。这一天，作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纪念日写进了中苏关系史。戈尔巴乔夫访华结束时，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最终实现。这不仅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为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历史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对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