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由於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於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於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 http://www.tecn.cn )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3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5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近於「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不属於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71959年后，由於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 http://www.tecn.cn )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 http://www.tecn.cn )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 http://www.tecn.cn )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於顶峰。 ( http://www.tecn.cn )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落。在广州，他想到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 http://www.tecn.cn )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於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9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 http://www.tecn.cn )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於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国创造条件的。」11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 http://www.tecn.cn )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尽管由於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聂的地位长期高於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徵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O 」事件后，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 http://www.tecn.cn )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3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於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14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15《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 http://www.tecn.cn )
　　
「大事不糊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沖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16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说17： ( http://www.tecn.cn )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 http://www.tecn.cn )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 http://www.tecn.cn )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18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19 ( http://www.tecn.cn )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於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 http://www.tecn.cn )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毅；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於「五一」上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21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鉴於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覆：「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22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的嘛！ ( http://www.tecn.cn )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於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於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 http://www.tecn.cn )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複杂关系和自我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