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
马烽（1922-2004）编剧、小说家，原名马书铭，山西省孝义县人。1944年在《晋绥大众报》工作期间，与西戎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他和西戎的作品由于乡土气息浓郁而被称为“山药蛋派”。
说到陈永贵，马烽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说。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本文讲述了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 ‘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马烽与陈永贵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种种变奏或共鸣。
●第二次喝酒 十年后，“阶下囚”面见副总理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俩则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谦是‘反动学术权威’。“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
“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崔嵬是《山花》的导演。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
马烽又说：“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
“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马烽还说：“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
●第三次喝酒 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马烽说：“和陈永贵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当时我和孙谦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俩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那时候，陈永贵已经被免去副总理职位，从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他被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住在北京城里。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去看望他。
“见了面还是以前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说了句：‘来啦？’他看到我们拿来的食品，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时叫他老伴拿到厨房里收拾去了。
“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完全不是我们猜想的那样。他觉得这样倒好，无官一身轻。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陈永贵说，他这一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那天夜里，他听到这一喜讯后，兴奋极了，找了瓶酒嘴对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阳出山。陈永贵说，我是和胡耀邦争吵过，可我和张春桥也拍桌子干过，怎么我就成了和 ‘四人帮’一伙？……”
马烽讲了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
“1986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又是吃惊，又是遗憾，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和他告别，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
马烽说：“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洒在他的遗体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也应当以酒告别。可惜我事先没想到，深感遗憾。”
《温故》
马烽（1922-2004）编剧、小说家，原名马书铭，山西省孝义县人。1944年在《晋绥大众报》工作期间，与西戎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他和西戎的作品由于乡土气息浓郁而被称为“山药蛋派”。
说到陈永贵，马烽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说。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本文讲述了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 ‘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马烽与陈永贵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种种变奏或共鸣。
●第二次喝酒 十年后，“阶下囚”面见副总理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俩则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谦是‘反动学术权威’。“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
“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崔嵬是《山花》的导演。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
马烽又说：“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
“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马烽还说：“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
●第三次喝酒 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马烽说：“和陈永贵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当时我和孙谦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俩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那时候，陈永贵已经被免去副总理职位，从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他被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住在北京城里。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去看望他。
“见了面还是以前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说了句：‘来啦？’他看到我们拿来的食品，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时叫他老伴拿到厨房里收拾去了。
“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完全不是我们猜想的那样。他觉得这样倒好，无官一身轻。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陈永贵说，他这一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那天夜里，他听到这一喜讯后，兴奋极了，找了瓶酒嘴对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阳出山。陈永贵说，我是和胡耀邦争吵过，可我和张春桥也拍桌子干过，怎么我就成了和 ‘四人帮’一伙？……”
马烽讲了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
“1986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又是吃惊，又是遗憾，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和他告别，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
马烽说：“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洒在他的遗体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也应当以酒告别。可惜我事先没想到，深感遗憾。”
《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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