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司马清扬: 文革初期中央人事布局中重要棋子：陶铸
作者：司马清扬（蓑笠翁）
摘要：
陶铸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际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完全是毛发动文革的初衷所致。在毛最初的人事布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邓小平、陶铸“三驾马车”代替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苗头。其中陶可起到联结林、邓的关键作用，调和二人由来已久的矛盾。然而由于林表现出的与邓“势不两立”的态度、又由于邓的对刘少奇不能“反戈一击”的态度，使毛的意图未能如愿。邓的做法在实际上避开林彪、江青的直接斗争锋芒，同时给毛一个台阶，为以后复出埋下伏笔。
以后，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做法，不仅加深他和对立面的矛盾，而且更是让毛觉得陶铸十分“不识相”，最后终于让陶下台。陶下台，也使周恩来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让周暂时站住脚跟。陶的下台，在毛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陶下台，是毛至死不悔的决策。
一、陶铸“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彭真被毛打倒，改组中央书记处势在必行。邓小平揣摩圣意，推荐陶铸进京，无疑是符合毛的要求的：首先，陶同刘少奇一直有些积怨，在党内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对头”。同时，陶是个直性子，爱放炮，敢放炮，可用来炮打“中央的修正主义”，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延安整风时期，担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被作为“靶子”进行抢救，受到折磨，以后是毛伸出以援手得以获救。同时，在柯庆施被整的事情上，陶仗义执言，对整人的刘少奇表示不满，留下积怨。
在建国后的“高、饶事件”中，陶曾经配合高岗向刘少奇“开炮”。以后又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出对刘的不满。例如，当刘已经明确地成为了党的第二把手以后，陶还以曲折的方式表达说：“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有一点，毛当时并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铸与刘少奇的矛盾已有些缓解。根据陶的自述，刘在陶承认错误后，宽宏大量，使得陶对刘的看法大为改变。进而因为陶赞成刘的建国路线方针，陶已经成为靠近刘的一位地方大员。1965年1月，陈伯达发觉毛要整刘时，告诉王力，王建议由陈伯达会同陶铸、彭真去做刘的工作。笔者认为：虽然毛对陶向刘“靠近”不会毫无察觉，但是毛并不认为陶已成为刘系人马，依然认为陶能够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能够担任“炮轰”刘的先锋。
在此，笔者还要着重指出的是：陶铸是精通并善于进行党内斗争的人。正如单世联评论：陶在1950年的广西剿匪问题和1952年的广东土改问题上显示出极强的斗争能力。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我叶剑英。” 张、叶都是军内元勋，除毛的信任支持外，陶铸如果不善于党内斗争，也是不可能胜出，取而代之。陶的这种党内斗争经验是获得毛青睐的重要资本。
除毛的赏识以外，陶铸和邓小平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曾志在谈及陶同邓之间的关系时说：陶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为师。”
另外，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是，陶铸还同林彪的关系私交很好。陶是可不敲门通报直接见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肃罗瑞卿之前，林曾私下向陶交底；1967年元旦前夕，陶铸备受压力，林曾特意给陶以“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在毛的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可看到这样一种苗头：分化刘少奇、周恩来，打倒刘少奇之后，周则是下一个被打倒目标。正如陈毅在文革初期一针见血：“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而周恩来对此也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文革伊始，周就在门厅前面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随时被抓走，到时候只需提上这只小包。
作为替代，毛准备安排邓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并且兼管中央专案组；启用陶接手周的政务系统；林彪则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
林彪与邓小平长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势同“一山不容二虎”，陶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因为陶和林、邓两个人均有很好的个人关系。
毛从1964年底就开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陶就逐渐成为毛的棋盘上一枚重要的棋子。1965年1月，陶同谢富治一起被补增为国务院副总理。次年5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取代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并在1966年6月23日出任专为文革成立的中央宣传部文革小组组长。
陶铸之所以能当上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他大力颂扬毛不无关系。自1966年初，陶主管的中南局，就宣传毛个人以及毛的思想方面无疑在几个大区内是首屈一指。仅举二例：
（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南局的《决定》，在该消息上面是通栏大字口号“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所指的“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在这一版上全齐。
（2）5月26日，《羊城晚报》再发表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旗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领袖，需要具有最伟大天才的革命舵手”。
陶铸接管后的中央宣传部，在毛眼里应该不再是“阎王殿”，对于文革的顺利发动无疑起重要的作用。至少陶和陆定一相比，毛觉得会顺手很多。在7月中旬，毛曾经派李志绥回到北京，找陶了解文革形势。应该说，毛对于陶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按照毛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除分管□□部外，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进一步把陶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可见毛对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文革开始以后，毛对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尽管邓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和毛有些疏远，而刘少奇越走越近，以至于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站到一起，但是毛始终是将刘、邓是分开的。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经毛亲自审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邓的位置比文革发动前提升了。
按照王力和陈伯达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陶铸是从下面被毛“勾”上来的，也就是说本来邓的排名比后来的高。而邓在这次改选中，是全票当选。这足以说明毛还是要用邓的，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还分管中联部、中调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邓继续担任“彭、罗、陆、杨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
根据王力的回忆，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在武汉同他谈话时，对邓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他（指毛泽东）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
然而，由于林所持的与邓 “势不两立”的态度，由于邓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采取的“避其锋芒”的态度，又由于邓对刘少奇未能“反戈一击”的态度，使毛的这个初衷未能实现。这也就是毛常说的“形势比人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本来是要批刘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却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刘，刘已经被“一张大字报”打倒，现在主要危险是邓。林彪批判邓同自己争战功，把邓同彭真、吴晗和北京市委问题等捆绑相连，指责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
这并非毛的本意。从邓在常委中的排序和分工等迹象看，毛是要留下邓的。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因为邓与十帅中的九帅关系都很好，唯独从不与林来往。邓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可以这么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要邓“跟林彪搞好关系”，林、邓共处为其最重要的布局。但是林把邓批成那个样子，两人就无法共事了。邓对康生说，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林整邓，破坏了毛的部署，种下毛、林之间的芥蒂之因。
与此同时，邓的表现也是耐人寻味的。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不仅没有揭发批判刘少奇。反而在检讨中主动把自己同刘相提并论，提出“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
以后，林彪和陈伯达公开将刘、邓并提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陈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就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
由于邓小平无法继续工作，刘少奇负责的党务工作只好由周恩来暂时担当。其间林彪也曾短暂地主持过中央工作，但最终还是主要由周负责党、政两方面的事务。
陶铸自然是无法很快接手周恩来这两个摊子的，于是周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对于邓则采取“冷藏”的办法，以备后用。
二、陶铸“倒台”的过程
“打倒陶铸”原本不在毛的文革战略部署之中，不仅如此，毛原本还打算重用陶。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同以中央文革小组冲突不断。陶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认为陶已经成了继续深入发动文革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整肃。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更能够让毛和江青所接受。局势的发展、两人各自的表现，终于导致陶的“倒台”和周的“保全”。
上面说过，陶铸在调到中央以后的工作，对于文革初期毛的战略部署是积极响应并支持的，毛也是满意的，这就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结果。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开始对陶铸不满。
首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象毛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猛烈开火。从陶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由于在“高饶事件”中因为反对过刘而犯错误的教训，所以有些踌躇不前。对此，毛当时虽有不满但尚未计较，仍然重用陶。
8月、9月，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来和陶铸两人在管，毛后来表示过对两人这段时间工作的不满。
1966的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上天安门。但是到晚上，毛用坐“敞篷车”的特殊方式告诉世人那些人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陶还是坐敞篷车的一员。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被排除在外。但是陶在宣传上对十一个常委是照章办事，同样对待。所以毛事后对此评价到：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铸搞的。
不仅如此，当陶发现邓没有一个靠近毛的镜头时，便把陈毅靠近毛的一张照片换成邓。 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换头术”，后来也成为陶的罪名之一。
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的秘书马恩成回忆：“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发言？张说：陶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陶仍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反对在农村工矿企业深化文革，连续搞几个社论和指示，所有这些，虽然毛画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认为：毛内心是不满意的，这些同毛的文革思维是背道而驰的。
这时，毛认为陶留在中央已经不合适了，让他和谭震林到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但是谭说工作忙，又受到冲击，不能成行。毛就让陶一个人下去。但是陶却赖在中央不走。这时毛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打倒陶。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件事却使毛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
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的处理得到了毛的赞许，做出“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肯定结论。而陶的态度则是大相径庭。陶就在王洪文率众卧轨的前夕，主持讨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其目的正如陶所说：就是要把他们（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等）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
然后是唐平铸告发陶的“换头术”的问题。
11月27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列举陶铸七大罪状，指责陶实际上仍在执行“刘邓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此报告断言陶同毛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对台戏。
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这个讲话是经过毛精心修改的。很明显，陶不再是毛的“亲密战友”，也不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接着，毛决定要陶在12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这是毛第一次直接表态要陶检讨，实际上就是批斗。
12月26日，毛在以借过生日为名，实际是向其亲信路线交底。毛明确说道：“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毛所引“咎由自取”是陶的原话。对于“不识相”的只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忆到：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这个会于１２月底在怀仁堂召开，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就是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
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发言。王的回忆、和曾志的回忆都说在这次生活会是一边倒地批评陶，只有李富春说要不让陶回中南算了。王力还回忆一个细节：毛曾说，希望你们能开个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12月29日，毛最后一次和陶谈话，毛再次批评陶：“你怎么还不下去？”陶不明就里，以为毛还在保自己。会见以后，立即将谈话内容通报了周恩来和林彪。周当即作出布置，说：“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林彪则说了“你呀，现在就被动”和“要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因为毛已经决定要打倒陶，只是还在考虑打倒的时间和方式。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不知得到什么暗示，“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 接见中，陶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这支造反队，接见中陈伯达、江青、康生表态，随后“打倒陶铸”的消息传遍全国。至此，陶在毛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三、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
陶铸倒台原因，诸如没有象毛预期那样对刘少奇猛烈开火、试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试图重新组织建立书记处制度、“换头术”、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不断发生冲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论述，也可以参阅拙作《陶铸之死内幕》。
这里列举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歪曲。
陶铸之所以被打倒，第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毛。而不是像官方说的“林彪、江青一伙”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陶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
1967年1月4日，陶被打倒，１月８日，毛就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为什么毛认为陶不老实？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陶拜师吹邓的话语。陶拜邓为师，其中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在高岗事件中邓是告密者，二是陶知道邓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自然认为陶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实”，进而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派”。
江青、陈伯达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当林彪、周恩来、以及陶铸本人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毛要打倒陶的底牌。当毛还在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来打倒陶的时候，他们抢先把这一决定公之于众。
1967年2月10日，毛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江。此番话并不能看作是毛不同意打倒陶，只是因为“中央有一些老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式的” 此番话只是批评他们“打倒”的方式不对。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 这种评论是一针见血。
林彪在陶铸被打倒一事之中，处于一种中性的位置。由于陶的位置所在，其命运并不是林所能决定的。所以尽管两人以往的关系很好，林没有、也不可能对陶加以保护。同时林也没有参与打倒陶。
在陶铸告诉林，说毛仍然要保自己之后，林才忠告陶要“被动”。这个忠告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此时已经决定要“打倒”陶，而只是因为在考虑以什么方式来“打倒”。
周恩来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的时候，周、王力也在场。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糊，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
周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在此之前的１２月６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批评陶讲过“怀疑一切”。 事实上，周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让陶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否定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不知情，仍然搞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毛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谷之外，还有周和陶是涉案人员。
在这次会议上，陶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在此事上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
在1月4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自己对陶说他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是在现场。且无论周听到与否，周则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中央同陶谈话。
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在5号的谈话，说明周同陶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
四、陶铸“倒台”以后
陶铸被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迅速地向纵深发展：造反的浪潮从文教单位发展到工厂农村，以至于军队，各级党政机关纷纷被夺权，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从“路线错误”上升到敌我矛盾。
陶被打倒以后，周暂时站住了脚跟，使得周的作用更加无人可替。陶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诸如将运动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不让运动进入工厂农村等这些都和周的想法一致，但是这些帐都算到陶头上。陶实际上给周作了“挡箭牌”，让周有机会改弦更张，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陶被打倒以后，毛始终坚持这一决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太多。但是，他当时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陶的问题却一再升级。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点陶铸的名，指陶为叛徒，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头上。毛认为该文“极好”，两次为该文加批语，并且拟定文章的标题。
事实上，陶对于“怀疑一切”既有过模棱两可之中隐藏的不同意，也有过明确的支持。在陶倒台以后，这笔帐完全算到了他的头上。而在陶平反以后，一些歌颂他的人又完全否认陶支持过“怀疑一切”。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陶与“怀疑一切”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问题，此处限于篇幅，不做深入阐述。
1968年，毛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1969年11月，陶铸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后，老干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复职、落实政策，但是始终没有陶铸。
1973年，在给陶的妻子曾志落实政策的时候，有人问及曾志的问题，毛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在否定曾志有问题的同时，仍然肯定陶有问题。
直到1976年3月毛去世前不久，江青还在十二个省区座谈会上说：“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 江青的这个讲话毛是知道并且作过批示的。毛去世后不久，江青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说法。所以我们说：“打倒陶铸”是毛至死不悔的决策。
五、结论
陶铸的“上升”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图在于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但在林彪的压力下，邓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代替周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后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
当毛已经对陶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作出了打倒陶的决定。在毛尚未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打倒陶之前，江青、陈伯达抢先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世。
陶铸倒台使得周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
陶铸倒台在毛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至死不悔的决策。
作者：司马清扬（蓑笠翁）
摘要：
陶铸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际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完全是毛发动文革的初衷所致。在毛最初的人事布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邓小平、陶铸“三驾马车”代替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苗头。其中陶可起到联结林、邓的关键作用，调和二人由来已久的矛盾。然而由于林表现出的与邓“势不两立”的态度、又由于邓的对刘少奇不能“反戈一击”的态度，使毛的意图未能如愿。邓的做法在实际上避开林彪、江青的直接斗争锋芒，同时给毛一个台阶，为以后复出埋下伏笔。
以后，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做法，不仅加深他和对立面的矛盾，而且更是让毛觉得陶铸十分“不识相”，最后终于让陶下台。陶下台，也使周恩来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让周暂时站住脚跟。陶的下台，在毛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陶下台，是毛至死不悔的决策。
一、陶铸“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彭真被毛打倒，改组中央书记处势在必行。邓小平揣摩圣意，推荐陶铸进京，无疑是符合毛的要求的：首先，陶同刘少奇一直有些积怨，在党内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对头”。同时，陶是个直性子，爱放炮，敢放炮，可用来炮打“中央的修正主义”，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延安整风时期，担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被作为“靶子”进行抢救，受到折磨，以后是毛伸出以援手得以获救。同时，在柯庆施被整的事情上，陶仗义执言，对整人的刘少奇表示不满，留下积怨。
在建国后的“高、饶事件”中，陶曾经配合高岗向刘少奇“开炮”。以后又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出对刘的不满。例如，当刘已经明确地成为了党的第二把手以后，陶还以曲折的方式表达说：“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有一点，毛当时并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铸与刘少奇的矛盾已有些缓解。根据陶的自述，刘在陶承认错误后，宽宏大量，使得陶对刘的看法大为改变。进而因为陶赞成刘的建国路线方针，陶已经成为靠近刘的一位地方大员。1965年1月，陈伯达发觉毛要整刘时，告诉王力，王建议由陈伯达会同陶铸、彭真去做刘的工作。笔者认为：虽然毛对陶向刘“靠近”不会毫无察觉，但是毛并不认为陶已成为刘系人马，依然认为陶能够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能够担任“炮轰”刘的先锋。
在此，笔者还要着重指出的是：陶铸是精通并善于进行党内斗争的人。正如单世联评论：陶在1950年的广西剿匪问题和1952年的广东土改问题上显示出极强的斗争能力。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我叶剑英。” 张、叶都是军内元勋，除毛的信任支持外，陶铸如果不善于党内斗争，也是不可能胜出，取而代之。陶的这种党内斗争经验是获得毛青睐的重要资本。
除毛的赏识以外，陶铸和邓小平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曾志在谈及陶同邓之间的关系时说：陶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为师。”
另外，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是，陶铸还同林彪的关系私交很好。陶是可不敲门通报直接见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肃罗瑞卿之前，林曾私下向陶交底；1967年元旦前夕，陶铸备受压力，林曾特意给陶以“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在毛的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可看到这样一种苗头：分化刘少奇、周恩来，打倒刘少奇之后，周则是下一个被打倒目标。正如陈毅在文革初期一针见血：“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而周恩来对此也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文革伊始，周就在门厅前面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随时被抓走，到时候只需提上这只小包。
作为替代，毛准备安排邓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并且兼管中央专案组；启用陶接手周的政务系统；林彪则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
林彪与邓小平长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势同“一山不容二虎”，陶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因为陶和林、邓两个人均有很好的个人关系。
毛从1964年底就开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陶就逐渐成为毛的棋盘上一枚重要的棋子。1965年1月，陶同谢富治一起被补增为国务院副总理。次年5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取代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并在1966年6月23日出任专为文革成立的中央宣传部文革小组组长。
陶铸之所以能当上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他大力颂扬毛不无关系。自1966年初，陶主管的中南局，就宣传毛个人以及毛的思想方面无疑在几个大区内是首屈一指。仅举二例：
（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南局的《决定》，在该消息上面是通栏大字口号“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所指的“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在这一版上全齐。
（2）5月26日，《羊城晚报》再发表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旗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领袖，需要具有最伟大天才的革命舵手”。
陶铸接管后的中央宣传部，在毛眼里应该不再是“阎王殿”，对于文革的顺利发动无疑起重要的作用。至少陶和陆定一相比，毛觉得会顺手很多。在7月中旬，毛曾经派李志绥回到北京，找陶了解文革形势。应该说，毛对于陶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按照毛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除分管□□部外，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进一步把陶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可见毛对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文革开始以后，毛对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尽管邓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和毛有些疏远，而刘少奇越走越近，以至于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站到一起，但是毛始终是将刘、邓是分开的。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经毛亲自审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邓的位置比文革发动前提升了。
按照王力和陈伯达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陶铸是从下面被毛“勾”上来的，也就是说本来邓的排名比后来的高。而邓在这次改选中，是全票当选。这足以说明毛还是要用邓的，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还分管中联部、中调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邓继续担任“彭、罗、陆、杨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
根据王力的回忆，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在武汉同他谈话时，对邓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他（指毛泽东）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
然而，由于林所持的与邓 “势不两立”的态度，由于邓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采取的“避其锋芒”的态度，又由于邓对刘少奇未能“反戈一击”的态度，使毛的这个初衷未能实现。这也就是毛常说的“形势比人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本来是要批刘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却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刘，刘已经被“一张大字报”打倒，现在主要危险是邓。林彪批判邓同自己争战功，把邓同彭真、吴晗和北京市委问题等捆绑相连，指责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
这并非毛的本意。从邓在常委中的排序和分工等迹象看，毛是要留下邓的。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因为邓与十帅中的九帅关系都很好，唯独从不与林来往。邓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可以这么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要邓“跟林彪搞好关系”，林、邓共处为其最重要的布局。但是林把邓批成那个样子，两人就无法共事了。邓对康生说，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林整邓，破坏了毛的部署，种下毛、林之间的芥蒂之因。
与此同时，邓的表现也是耐人寻味的。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不仅没有揭发批判刘少奇。反而在检讨中主动把自己同刘相提并论，提出“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
以后，林彪和陈伯达公开将刘、邓并提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陈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就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
由于邓小平无法继续工作，刘少奇负责的党务工作只好由周恩来暂时担当。其间林彪也曾短暂地主持过中央工作，但最终还是主要由周负责党、政两方面的事务。
陶铸自然是无法很快接手周恩来这两个摊子的，于是周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对于邓则采取“冷藏”的办法，以备后用。
二、陶铸“倒台”的过程
“打倒陶铸”原本不在毛的文革战略部署之中，不仅如此，毛原本还打算重用陶。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同以中央文革小组冲突不断。陶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认为陶已经成了继续深入发动文革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整肃。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更能够让毛和江青所接受。局势的发展、两人各自的表现，终于导致陶的“倒台”和周的“保全”。
上面说过，陶铸在调到中央以后的工作，对于文革初期毛的战略部署是积极响应并支持的，毛也是满意的，这就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结果。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开始对陶铸不满。
首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象毛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猛烈开火。从陶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由于在“高饶事件”中因为反对过刘而犯错误的教训，所以有些踌躇不前。对此，毛当时虽有不满但尚未计较，仍然重用陶。
8月、9月，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来和陶铸两人在管，毛后来表示过对两人这段时间工作的不满。
1966的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上天安门。但是到晚上，毛用坐“敞篷车”的特殊方式告诉世人那些人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陶还是坐敞篷车的一员。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被排除在外。但是陶在宣传上对十一个常委是照章办事，同样对待。所以毛事后对此评价到：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铸搞的。
不仅如此，当陶发现邓没有一个靠近毛的镜头时，便把陈毅靠近毛的一张照片换成邓。 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换头术”，后来也成为陶的罪名之一。
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的秘书马恩成回忆：“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发言？张说：陶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陶仍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反对在农村工矿企业深化文革，连续搞几个社论和指示，所有这些，虽然毛画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认为：毛内心是不满意的，这些同毛的文革思维是背道而驰的。
这时，毛认为陶留在中央已经不合适了，让他和谭震林到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但是谭说工作忙，又受到冲击，不能成行。毛就让陶一个人下去。但是陶却赖在中央不走。这时毛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打倒陶。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件事却使毛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
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的处理得到了毛的赞许，做出“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肯定结论。而陶的态度则是大相径庭。陶就在王洪文率众卧轨的前夕，主持讨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其目的正如陶所说：就是要把他们（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等）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
然后是唐平铸告发陶的“换头术”的问题。
11月27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列举陶铸七大罪状，指责陶实际上仍在执行“刘邓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此报告断言陶同毛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对台戏。
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这个讲话是经过毛精心修改的。很明显，陶不再是毛的“亲密战友”，也不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接着，毛决定要陶在12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这是毛第一次直接表态要陶检讨，实际上就是批斗。
12月26日，毛在以借过生日为名，实际是向其亲信路线交底。毛明确说道：“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毛所引“咎由自取”是陶的原话。对于“不识相”的只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忆到：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这个会于１２月底在怀仁堂召开，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就是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
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发言。王的回忆、和曾志的回忆都说在这次生活会是一边倒地批评陶，只有李富春说要不让陶回中南算了。王力还回忆一个细节：毛曾说，希望你们能开个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12月29日，毛最后一次和陶谈话，毛再次批评陶：“你怎么还不下去？”陶不明就里，以为毛还在保自己。会见以后，立即将谈话内容通报了周恩来和林彪。周当即作出布置，说：“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林彪则说了“你呀，现在就被动”和“要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因为毛已经决定要打倒陶，只是还在考虑打倒的时间和方式。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不知得到什么暗示，“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 接见中，陶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这支造反队，接见中陈伯达、江青、康生表态，随后“打倒陶铸”的消息传遍全国。至此，陶在毛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三、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
陶铸倒台原因，诸如没有象毛预期那样对刘少奇猛烈开火、试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试图重新组织建立书记处制度、“换头术”、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不断发生冲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论述，也可以参阅拙作《陶铸之死内幕》。
这里列举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歪曲。
陶铸之所以被打倒，第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毛。而不是像官方说的“林彪、江青一伙”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陶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
1967年1月4日，陶被打倒，１月８日，毛就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为什么毛认为陶不老实？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陶拜师吹邓的话语。陶拜邓为师，其中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在高岗事件中邓是告密者，二是陶知道邓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自然认为陶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实”，进而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派”。
江青、陈伯达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当林彪、周恩来、以及陶铸本人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毛要打倒陶的底牌。当毛还在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来打倒陶的时候，他们抢先把这一决定公之于众。
1967年2月10日，毛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江。此番话并不能看作是毛不同意打倒陶，只是因为“中央有一些老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式的” 此番话只是批评他们“打倒”的方式不对。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 这种评论是一针见血。
林彪在陶铸被打倒一事之中，处于一种中性的位置。由于陶的位置所在，其命运并不是林所能决定的。所以尽管两人以往的关系很好，林没有、也不可能对陶加以保护。同时林也没有参与打倒陶。
在陶铸告诉林，说毛仍然要保自己之后，林才忠告陶要“被动”。这个忠告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此时已经决定要“打倒”陶，而只是因为在考虑以什么方式来“打倒”。
周恩来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的时候，周、王力也在场。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糊，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
周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在此之前的１２月６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批评陶讲过“怀疑一切”。 事实上，周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让陶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否定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不知情，仍然搞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毛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谷之外，还有周和陶是涉案人员。
在这次会议上，陶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在此事上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
在1月4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自己对陶说他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是在现场。且无论周听到与否，周则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中央同陶谈话。
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在5号的谈话，说明周同陶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
四、陶铸“倒台”以后
陶铸被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迅速地向纵深发展：造反的浪潮从文教单位发展到工厂农村，以至于军队，各级党政机关纷纷被夺权，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从“路线错误”上升到敌我矛盾。
陶被打倒以后，周暂时站住了脚跟，使得周的作用更加无人可替。陶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诸如将运动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不让运动进入工厂农村等这些都和周的想法一致，但是这些帐都算到陶头上。陶实际上给周作了“挡箭牌”，让周有机会改弦更张，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陶被打倒以后，毛始终坚持这一决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太多。但是，他当时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陶的问题却一再升级。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点陶铸的名，指陶为叛徒，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头上。毛认为该文“极好”，两次为该文加批语，并且拟定文章的标题。
事实上，陶对于“怀疑一切”既有过模棱两可之中隐藏的不同意，也有过明确的支持。在陶倒台以后，这笔帐完全算到了他的头上。而在陶平反以后，一些歌颂他的人又完全否认陶支持过“怀疑一切”。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陶与“怀疑一切”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问题，此处限于篇幅，不做深入阐述。
1968年，毛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1969年11月，陶铸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后，老干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复职、落实政策，但是始终没有陶铸。
1973年，在给陶的妻子曾志落实政策的时候，有人问及曾志的问题，毛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在否定曾志有问题的同时，仍然肯定陶有问题。
直到1976年3月毛去世前不久，江青还在十二个省区座谈会上说：“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 江青的这个讲话毛是知道并且作过批示的。毛去世后不久，江青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说法。所以我们说：“打倒陶铸”是毛至死不悔的决策。
五、结论
陶铸的“上升”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图在于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但在林彪的压力下，邓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代替周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后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
当毛已经对陶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作出了打倒陶的决定。在毛尚未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打倒陶之前，江青、陈伯达抢先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世。
陶铸倒台使得周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
陶铸倒台在毛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至死不悔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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