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明德
写于2007年于纽约哈德逊河谷
一
素描课我们有甲，乙(女)，丙以至更多的指导老师教授我们这些刚跨进艺术殿堂的学子。在听完取景，布局，构图，要忠实于对象，要画出物体的质感、量感、空间感的讲解后，我开始对着一组石膏几何形体素描了。
不知过了多一会儿，甲老师站在了我身后，我感到芒刺在背，他不经我的同意从我手中拿过削得尖尖的，用砂纸打磨过的2h铅笔训斥道：
“不对，不对，透视错了，好好看看，看仔细了。”
我看见甲老师飞舞着铅笔，他用橡皮擦抹去素描纸上我画上去线条，并画了好多好多被说教为中轴线、视平线、透视点、辅助线的忠实于对象的石膏静物，把铅笔交回我手里后要求我接着画下去。
我手握着铅笔，正犹豫我该从哪儿下笔呀?这时乙(女)老师已站在了我身旁，嘴里叨念着：
“错了，错了，不是这样的。把笔给我，我画给你看看。”
当我把铅笔交到乙(女)老师手里后，我己感到手心汗湿了。头昏昏然只听见乙(女)老师甜甜的音调：
“注意看这是中轴线，这是视平线，这是透视点，这些是辅助线，这样画下去就忠实于对象了…”
我看见橡皮擦在素描纸上飞舞，又看见铅笔在擦过的素描纸上画出了好多线。这时，我就象一个犯错后正在接受教训的学生，低垂着头，不仅手心汗湿，背脊也在冒汗了，我无言以对。
当我接过乙(女)老师递还给我的2h铅笔，眼前只是模糊一片。我看到的与乙(女)老师的就不一样，乙(女)老师看到的与甲老师的也大相经庭.。我正在左右为难，搞不清究竟是甲老师对，或者是乙(女)老师正确，我该依照谁为标准?
丙老师迎面而来，笑容满面问我为甚么不动笔?我找不出回答的字眼，额头上开始冒汗儿了。
丙老师回头看了看我画板上素描纸上的东西，又看了看石膏静物，提高音调说：
“错了，错了，透视错了，比例错了，整个画面错得一无是处。来，拿笔来，我给你示范一下。”
又一次橡皮擦在素描纸上飞舞，铅笔在素描纸上画了好多好多线。
当我接过铅笔时，只听见，
“继续，接着画吧，要忠实于对象!”
我画甚么呢?怎样画?为何而画?在漫长的习画过程中，我慢慢成熟了，获知了一个真谛，为了要忠实于对象而画，就是放弃自我，这个主体的人，我自已。
二
四川美院大门斜对过有一废旧物品收购站，由几个年过半百属成份有历史问题的老人主持。这是一间简陋的竹棚搭建起来的收购站，而不配称作门市部了。
我常去光线阴暗的收购站光顾，理由是我发现这里常常有我喜欢读的书，那是一些别人看过了，收藏在家会有被抄家的风险，因为它们是封、资、修的东西，而以人民币1毛钱1斤给卖到这里来了。
一些世界名著、画册，虽然破旧，依然令我眼睛一亮，兴奋不已。我会用1毛2分钱1斤把我看中的宝贝们买过来带回宿舍，让它们陪伴我。
那年月是些什么光景啊，那些进入了权力中心的造反派首领们，那些工宣队、军宣队、我的同学们、老师纷纷与我划清界线，无中生有，黑白不分，栽脏陷害，把我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动份子。
一天上午，太阳火辣辣的当空，我正在收购站挑选我爱读的废旧书籍时，从门洞进来一个人，扛着一大包用麻绳捆得严严实实的书，透过15瓦灯光线照射我看清了这人是美术史系的老师，李来源先生。
这捆书足足有30斤重，当李先生接过卖书所得的人民币3元钱时，我就因眼前看到的4个字“(内部发行)”而激动不已。甚么是内部发行就是你该知道的可以看有一个限制级别,大多数中国老伯姓没有资格不可以看,这是当年毛**施行的文化专制主义.
我当着李来源的面匆忙解开捆绑的麻绳，让那些藏而不露的书名一一展现出来。这些关于西方美术史、现代艺术绪流派的文章译文,如同美食被饿狼看见，我不顾一切扑了上去。
李来源发现了甚么，恶狠狠的训斥收购站不该把这些毒素的东西流传出去，并转过身来对我教训一番.
说：“这些都是西方没落、黄色、反动的东西，现在批判，肃清流毒还来不及，你还要去看这些坏东西，你不可以再受毒。”
我答道：“我不读，怎么知道它们有毒呢?因为你读过了，才配作老师.我呢，读过了这些美术史上的东西，才能辨别甚么是封、资、修的东西的货色是怎样的穷凶极恶.”
在这些书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康定斯基、马克尔,青骑士、桥社等表现主义流派。在今天，我仍高歌自由领导着我们前进，直到永远。
三
1949年9月的一天，鸡叫时分，我出生在重庆市歌乐山下嘉陵讧畔的沙坪坝。我的母亲是纺织厂的织布工人，父亲是纺织厂子弟学校的教师。我们共有六姊弟妹，我排行老二，家中连同外婆共九人住在带厨房两间计十八平米的居民房里.
我们这个村有个好听的名字——民主二村。直到我二十二岁时，远走甘孜藏族自治卅石渠县，之后风风雨雨的满世界里摸爬滚打，那个“中国有个民主二村”，永远成为了我心中的记忆。
我三岁时, 那一年清匪反霸, 镇压反革命，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太阳火辣辣的当头，高音嗽叭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大街上挤满了人，我挤在人群中看见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上被捆绑着好些叔叔伯伯，背上插着打了红叉，写了名字的木牌。我被告之他们正在解放军的押解下游街示众，然后到珊瑚坝去集体枪毙。
我被吓得惊荒失措，匆忙往《民主二村》的家跑去。家里只有外婆一人，我紧紧的地抱着外婆想要躲在外婆的怀里。我带着哭丧的声音，脸上还挂着吓出来的眼泪，语无伦次地反复说呀说呀，小手指着大街的方向。外婆好不容易听明白了她三岁小外孙想要说的话：
"快去告诉毛主席，快救那些就要被押到珊瑚坝去枪毙的叔叔伯伯，不然就来不及了。''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毛主席是大救星，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他们。此时我的外婆巳吓得说不出话。
好些年后，我才明白外婆是被她的孙子的我说出要毛主席来救那些被集体枪毙的叔叔伯伯这样的童言吓蒙了。
好多年后,在我15岁那年,得知我的外婆是逃亡地主婆。那是1964年.正是那个全中国人民歌唱中的人民大救星一声令下，我可怜的外婆被押送去了农村，那个她曾嫁给外公生话的地方，渠县一个极贫穷落后的乡村，在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中过完她的残生。
我的笫一任夫人闫家鑫在两岁时，她的生父时任渠县教育局督学，几乎也是在那个时候被镇压了。当枪毙的刑埸还未解散，通讯员徒步带来了上面终止行刑的最新命令，但人巳死了不能再活过来了。他的名字叫做王得胜，时年三十三岁。
我八岁那年，就读重纺二厂子弟学校二年级时，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天早晨我背着书包走进课堂，六年级一班教语文的丁老师在昨天晚上被公安局抓走了，罪名是右派份子的消息传递得沸沸扬扬。
丁老师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之一啊，他的一个儿子名叫丁国伟，是我小学的同班，后来小学毕业后不再升学了，因为他不再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已被加注了狗仔子的符号,不得再升学获取学校教育,这是当年毛**施行的教育专制主义的恶果。
一天中午放学，当我走到民主二村村口，只见村里唯一的厕所外围了许多人，还有好些穿制服的公安。我听说男厕所里有人写了反动标语，是甚么反标内容没人告诉我，人人都不敢直说。我已吓得心跳突突，总觉得人人的目光在盯着我，仿佛写反标的人就是我。
此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亲眼看一看反标写的是甚么，怎样写的。
厕所的背面紧靠一阻围墙，旁边紧挨着一棵杨槐树，此时墙上、树上己站满了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有男也有女。心生意念的我不顾一切使劲往人群中挤，挤向杨槐树，爬上围墙居高临下，透过厕所设有玻璃的窗口，我看见了在蹲位的木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的五个歪歪扭扭的字
“打倒毛主席”。
我终于亲眼看见了反标内容，让我从容的那五个字迹歪歪扭扭的反标，巳经印在我脑诲里了。
当天下午，学校全体同学们就象考试一样危襟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每人发了一张白纸用铅笔书写：“风吹树倒，打倒美帝，毛主席万岁。”
当我在听写每一个字时，反标的每个字笔迹就请淅出现在我眼前，我有点得意扬扬，很沉着地把每一笔划远远的与反标划清界线。
校长、教务主任、及穿公安制服的人穿梭在各间教室里察看巳写好的卷子，我庆幸地通过了。不过在我人生漫长的岁月里遭遇到的种种危难就设有这么幸运了。
四
2007年9月18日下午，在南京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一个叫作严力的人，自称是诗人兼画家，在接受朱朱的访谈中提到了我.
不知他是酒后胡言乱语，还是没睡醒说梦话，或者，就是想当然的信口开河：“最早我记得四川成都的一个叫徐明德，把他的画挂在民主墙，是那种泼墨的有形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从来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薛明德，重庆市人，我一直以来都是搞油画的，并且是以表现性画风著称于世。
法新社，路透社当即对北京出现的薛明德这一文化现象，作了现场采访，登载于《费加罗报》、《每日电讯报》上的电文：“……-这是西方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现代艺术;……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1979年3月4日)
有个叫做徐晓的，她是在书斋里做文章的人，在她的文章里也提到了我，把我称为来路不明的人。这下好了，北京市公安局就以这个理由把我给绑架了，抓起来关了监狱。
我怎么会是来路不明的人呢?在西单民主墙举办的巡回露天画展的前言，明明白白写上了我的家庭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17号附27号。
1989年2月，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与旅居法国的木雕艺术家王克平不期而遇，他当即拿出一本《星星画展10周年纪念册》交在我手里，说：“这是刚结束在香港举行的画展，给你留个纪念.，里面有黄锐的文章写到你是第一个在西单墙搞画展。他写了一些不实之词，你就不要计较放在心里了。”
他还对我说：“在国外，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艺术。”
黄锐回忆星星画展的文章前后20年出现了2个版本，我一直尊从王克平的善意不去计较，现在我面对2个版本时,我就很计较了，很在意了。
我在此看到了一个虚假，猥亵的怯弱面孔，鼻梁上挂着汗珠，透过眼镜后面的眼珠躲躲闪闪,让我想起这是当年星星画会会议结束后,黄锐双手紧握言欢之状仍掩饰不了的内心慌恐的表情.此人谎言称我在会议上大发阙词,连<<今天>>的编委们都忍不住了出面干涉我的发言.
星星画会本是自发的同仁画家的社会活动,何来的新当家人?是不是要北岛,芒克成为主席,书记一样的人物,好在事发之时至今不太久远,当事人大多幸存,看一看有谁站出来与你编造历史?
这次会议有于美好参加,她也有送画星星画展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她应是最信赖的历史见证人 她人格优雅高贵,可是之后星星里没有她的位置,黄锐的星星画会从未提起过于美好。这里看成是黄锐把星星当成了他的私产随意处置.
艺术家本应是有道德之人,你象人做的事说的话吗?
1994年在纽约春节聚会上北岛向我真诚至欠是他对我的许多误解表示请我原谅,可是黄锐并没有忏悔之心仍然处在阴暗的生活之中洋洋得意.
我是一个外来人。在北京城那段100米长的西单民主墙开了先河，举办了从重庆到北京的巡回露天画展，展出油画80余幅，多少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北岛不也在留言簿上留言：“向薛明德致敬!”
那个正在中央美术学院当学生的陈丹青在签名处写道：“向薛明德致敬，你是中国美术界的骄傲!”
听听油画展品的标题，就那么掷地有声：《那边的阳光》、《五月的热情》、《恶梦》、《献给1976年4月5日的歌》、《红绸裹尸》、《奋斗》、《愿望》、《苦寒的大地》、《雨蒙蒙的黎明》、《母爱》、《苦楝子树》、《动荡不安的岁月》、《骚乱的青春》、《墓地上空》……
由于这个缘故，我成了东四十四条76号《今天》的常客。黄锐邀请我去他家前后有2次,我记得是在白搭寺附近的破旧胡同里,最后一次前往是因为要为现代艺术展准备展品(此时星星还未命名)。
他画了变体的圆明园，让我瞧瞧不同于以前的习作，他是想得到几句赞美之词。结果呢?
我说：“我看不出你现在和以前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这之间没有必然关连，要画怪异的画得有现代不同于传统的怪异的观念,也就是心灵感受到的形式美。所以从画面上看，是手到了心没到，你只是想做得象现代派那样。我不喜欢你这样画的。”
我把真实的看法讲了出来，这就是真象。
以后成为了我被攻击，中伤，最后与星星分离的直接原因。甚么叫做忌妒,黄锐做了最好的脚注.
当然，还有一个令黄锐幸灾乐祸的原因，6月13日晨3点，我被北京公安局非法逮捕，秘密关押，迫使我不能再参予星星的后期活动了。可是被黄锐说成被甩掉，去掉了心腹大患。
我在北京被非法绑架了,有人想发起对我的声援示威,刘青北岛因"莫须有''反对,黄锐以我不是画画的没有艺术价值而站在了当局的一边.这则消息被美国之音报道了.北岛向我道欠就包括了这一事件.
我才气横溢，遭到不学无术之徒的嫉妒。黄锐正是这种人。
他在文章里写到：“…… 结构却一塌糊涂。”我是搞油画的，面对调色板就是面对色彩结构，一个笔触连接一个笔触，那不是色彩结构是甚么?
他写道：“我的朋友都跑到薛那里去了，为他喝彩。
在黄锐眼里的结构应是对象客体的质感，量感，空间感，那样的物理结构才不会一塌糊涂。
几年前，我去纽约上卅威彻斯特作客，画了主人家的房子和周围的树，还有草坪，池塘。画完了，一个叫做伍承德的教授先生对着油画看了又看.
说：“画中的房子看起来好象要倒要倒的样子。”
我当即回复道：“我画的房子又不是住人的，是审美的。”
我这里举了这个例子是想告诉不学无术的黄锐，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艺术是甚么玩意儿，到处吹牛，说自己是艺术思想家，你何来的艺术思想?真不知羞辱,不知耻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没读过 ,活了60年仍停留在初中还未毕业的识字基础上。
就是如今，在网上看到他画的仍是被他曾经称谓的习作，还自封装置，观念，行为艺术的开拓者。我看他是整个的大杂烩。当今中国风行假冒伪劣，是不是可以比照比照直面人生，好一个侏儒的黄锐。
当我写到这里，我越发可怜他起来，因为忠实于艺术的缘故，下面还有好些章节与他有关，我只能做到一点，对艺术思想的清算，如此而已。
黄锐在第一个版本里写了薛明德的女朋友于美好，借她的口大骂薛明德不义。可是眼下的第二个版本里怎么找不到了，被删除了，是不是心虚，良心发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总是可以胡作非为而内心无愧。
五
于美好：久违了，我写这个章节是为了纪念过往的深沉岁月留下的辛劳和悲哀。因那个黄锐的星星回顾文章中，先后2个版本都不痛不痒的写到了你的缘故，我被触动.
在接受老橡树献给58岁的我的礼物之时，我现在不得不把它打开。怀带感恩之情，感谢过去曾有过的好时光，因了缪斯的光照，荣耀与衷心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回到从前，回到难忘的1979年。
3月2日，下午，你出现在万人攒动的人群中，你因要找巡回露天画展的主持人，我来到你的身边。这一天，是我从千里之外的家乡重庆来北京城这个长不足100米的西单民主墙举办油画展览的初始.
你说，看到张贴在王府井街口中国照相馆旁的广告，关于这个私人的画展，联想到会是街头马戏那样的东西。你当时的工作单位在颐和园照相部，职业是在暗房里修理底片，正在中国照相馆培训。
当你看了这一批画在纸板上大小不一的怪异的油画时，你受到了感动。我从你对我的信赖，感到你升华的审美美感直觉不吐不快的欣慰而消除了陌生感。
在黄昏暮霭，在北京3月的寒风吹拂下，我被你微微摆动的披肩长发，在长安街华灯初放的照射中，好似撒落了串串紫罗兰色的珍珠一样，甜美的吸引了我，我们谈了很多，一见如故，那一刻成为了好朋友。
几天之后，我接受怡和公司驻北京饭店5035房办事处，金发碧眼美国公民黎德的邀请，连同展览的油画进了警卫森严的北京饭店作客。我在与你通电话时，你说有你的油画想拿给我看看。一阵不可言状的喜悦，我说，好，我就来见你。
在王府井街口，在中国照相馆对角的街边，你匆匆打开浴巾包裹着的，你珍爱的，经你的手描绘的油画。它们都是画在一张张硬纸板上，是那种相片包装的纸板。
我几乎是半蹲半跪，心跳加速，我能听到心博的咚咚声，热血沸腾，我激动不已。天呀!这是甚么油画?!之前，在众多同行中我不曾见过的唯美、单纯、不同凡俗的构图样式，饱满的色调，明朗的色泽，透出淡淡的忧郁，幽远无尽的神秘混合着高贵与平和，至善至美至诚的自觉……浑然天成的自由。
对了，是自由的心境引导着你，也只有当你手握画笔时，你是自由人，当你放下画笔回到暗房，进入到世俗中时，自由也离你而去。
我从你所有的油画中，看到了你在呼唤自由，你想成为自由人，你应成为自由人。
6月的一天，大约是我们相识100天时，你突然失踪了。三天后我去到你的家，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你的父亲在这里教授英语。
我遭遇到了麻烦，在扣留数小时盘问后，我机智的应变与对方三人周旋后，得以在放行时告之：于美好现在隔离审查，不可见外人。
几天后，6月13日晨3点，我被非法逮捕了，他们把我装进了一辆绿色的上海牌轿车。29年过去了，我仍记得这辆车牌号码：31-22338。
从那时起，你离开了我，难道永远我们不再相见?我打心眼里不信。你的艺术，你的油画，你的身影和微笑，那全部的印象化成暴风雨后西边天际的彩虹。
在1993年前对我的专政胁迫的艰难困苦时，一次一次陷入牢狱灾害，是那彩虹的美丽，安慰、鼓舞我这个不羁的拓荒者去追寻彼岸的新的希望。我现在生活在北美大陆多么期待着某一天你的到来,追逐你的梦想成为自由人.
有热心人问我自由了吗?我扪心自问自答：15年前，踏上北美大陆美丽的土地，我在通往彼岸的荒原中，我自由了，成为了自由人!
六
北京城的夜晚，静谧，安详。绿色的上海牌轿车载着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样的我穿过空旷的街道，他们把我送去到了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大街1号——功德林监狱。
说它是监狱，前身建造于大清帝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剑先生就被囚禁于此，最后，生命在这里结束，上了绞架。而今眼下呢，它好像又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狱，它被民政部掌管，更多是收容各地来京**的蒙冤者。
可是像我这种人，是被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抓捕的罪犯嫌疑人，也就有了两种身份：盲流，即社会闲杂人员;反革命，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所以在没有逮捕证、搜查证、拘留证，无须告知亲属的情况下，我被关押在约7平米的囚室里。
一天两餐，上午10点钟，下午4点，准时开饭。有一个半斤粮的玉米窝窝头，一碗漂着几片白菜叶的汤，天天一样。我一边接受洗脑，一边接受公安侦讯。除了每天上午，下午提审，周末就是开大会，政治学习。
第一天的审讯我记得很清楚，我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一张宽大的台桌上铺着墨绿色的丝绒布，分别坐了审讯我的3人，我另坐一个低矮的小凳。他们在我面前为我放了一包香烟，是牡丹牌的，因为那时我抽烟。
审：你叫甚么名字?家住哪里?多大年龄?
薛：我叫薛明德，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17号附27号，今年30岁。
审：你知道，你犯了甚么罪吗?
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你们秘密地绑架了我，把我关押在这里，我将不能再画画了--……
审：甚么?甚么?你怎么不可以画画了?你的手又没有断。
薛：是的，我的手没断，但是，比我的双手断了更利害的是你们抓了我。我当然清楚，这个世界将少了一个艺术家，我会像一颗慧星那样在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然后消逝了。不管有无犯罪证据，我注定将在囚禁或流放中，自生自灭。所以，我不可以再画画了。
审：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们，把问题讲清楚，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薛：我没有甚么要坦白交待的，我没有犯罪，你们抓我关在这儿。你们凭甚么抓我，搜查我的住宅，为甚么不通知我的家人?
审：你现在首先要端正态度，明确自己的身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都要让位给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现在是以国家的名义正告你，接受对你的审查……
薛：我不接受这种审查方式，我拒绝回答你们的提问。我觉得很奇怪，对于一个艺术家，不是文化艺术部门的学者、专家来与我交谈，听听我的声音。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他一旦表露出了自由的愿望，就必得遭受打击，陷害，以至付出全部的生命。
审：你都把问题的后果想得这样严重，那就讲给我们听听。我们有耐心，时间掌握在你手里。
薛：我要是不说呢?
审：那好办，你甚么时候说清楚了，我们认为通过了，你才能从这个大铁门走出去。你刚才说甚么来着?绑架?我们可没有绑架你呀，我们国家没有绑架二字。正确的说法是请你来说请楚，当然带有强制性。你究竟做了甚么?犯了甚么罪?
七
不久前在网页上读到了北京的画家马可鲁的《无名年代》，其中写到：“记得还有一位从四川来的画家薛明德，在美术馆外露天展出作品，遭到警察的驱离。他几乎来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他那时画许多肖像画，颇有科科什卡绘画中那种神径质的激情。跟所有人声称他在写他和他妻子的如何伟大的爱情的交响乐。”
3月5日，我的巡回露天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外东侧的公园里围了一圈，收取参观费1毛钱。有很多人向我提问，各种话题都很有趣，比如对毛**的评价等等。有来自河南安阳的刘二安等人热心地帮忙粘贴，把展品挂在绳子上，他还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后来曾寄住重庆我的家里。
来了一位穿警服，自称姓唐是派出所所长。他不想看到在他管辖的地盘出乱子，例行公事地把我训斥了一番，观众鼓燥起哄，大都是同情、支持我的。
面对这个新生事物该如何处置?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思维的氛围下，唐所长并没有驱离我，而是在他匆匆离开时让我晚上8点钟去派出所见他。
八
诗人黄翔的《狂饮不醉的兽形》(节选)写于1985年9月28日，在93年夏天交给了贝玲，3年后发表。下面的这些话是关于我的，很有意思，我一字不漏的抄录于此：
“还有一个人现在已经消声匿迹。在那一时期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叫薛明德，四川人，是一个曾一度喧嚣一时的青年画家。
他的绘画作品当时很引起中外人士的兴趣。人很狂，但更多的‘疯’在语言和留得很长的头发上。我还来不及窥探他的灵魂是否颠狂，如凡高。
当时北京出现一面墙，它自然地得了一个乳名叫‘民主’。它曾活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诗《民主墙颂》和政论文章《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等就诞生在这面墙上。我的这篇政论文是直接评价毛**功过的文章。
****任畹町、薛明德，还有王军涛等人都是这面墙上很活跃的人物。”
1985年，我还在四川忠县，与那个长江上名杨四海的石宝寨相隔100余里地的金华山劳改农场里与世隔绝。北京京剧院舞台美术家郑传恩先生曾写信给我，还寄油画棒来。很快他被北京公安局告之不可与薛明德写信，有碍他的改造。这样的情景我能不销声匿迹吗?
为了要画画，我用同监舍多余的囚服，被单做成画布。颜料呢，也自己来做。我一直关押在严管队，且是一个不得外出劳动的囚徒，我就让一些外出劳动的难友收工时为我收集一些各色野果、野花、木炭末等。我就用纱布将它们包起来榨汁，去医务室要了松节油、凡士林等调和起来，成为可以作画的颜料了。有时我把黄泥用水浸洗，用纱布过滤，放入各色汁液，放在洗脸盆里待干，做成色粉条来作画。
管理干警雷正发以我制炸药嫌疑，把洗脸盆连同要做成的颜料没收了。
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我是因画画犯罪进来的，为了不使我继续犯罪，就是不允许我在劳改农场里画画。他们也把这看成是传授反改造的伎俩而一次次打击我。
1979年初的北京有几个留长发的人?北岛还因我的长发不顺眼，找理由说:这长发会成为公安局抓捕的显著目标。言下之意，如他那样小平头就不会引起特别注意了。
那么，写我“疯”在语言和长头发的黄翔先生，而今不也是披肩长发了吗?你疯或不疯，这是一个精神病理学上的俗称。当然，黄翔先生与我随便说说只能看成是头发长，见知短，除此而外，别无任何实质意义。
至于“疯”在语言，是因为我总是说了再想，而不像黄翔那样，想了再说
。至于说到我的灵魂是否颠狂，巡回露天画展那么多油画作品，出自心灵酷爱自由的写照，还需要你费时费力的去窥探?
为甚么一定要拿我去与凡高比，为甚么一定要以灵魂颠狂的艺术家那样来看待我呢?
其实，黄翔恰恰搞反了，我们曾经历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三面红旗、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这些个周而复始的颠狂年代，我是清醒的，我知道我在画甚么，怎样画，为何而画。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颠狂的理由是自由的可贵。我用独特的语言，用审美美感直觉的热情唤起人们的善心，在专制暴政的苦难岁月里我歌唱自由。
九
1979年4月，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李少言率领文化艺术代表团去了日本访问，遭遇到日本媒体询问有关薛明德在北京举办私人画展的相关新闻，他无言以对。
回到北京，在回答公安局抓还是不抓(薛明德)的问题时，他答道：“要抓就不要放，要放就不要抓。抓了又把他放了，更抬高他的身价。”
1979年10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跃邦在批复北京、重庆两地公安局联合专案小组对薛明德事件审查材料上写道：“文化部，美协，关心薛明德，看看他的绘画艺术是否真有价值。”
1980年5月13日前6天，在文化部302房艺术局办公室，局长华君武第二次与我面晤。我告诉他，北京公安局又要逮捕我了
。华君武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怎么会呢?不会的!你是搞艺术的，我们会保护你。”
我仍坚持说，我已听到风声，我随时就会被抓起来。
华君武打开办公柜其中一个门，取出一份文件，是关于薛明德事件的调查报告，上面有中宣部部长胡跃邦的签字。他眯了眯眼瞅了一会，然后板起脸对我说：
“好，是这样，我们文化部有两个考虑，1. 把你安排在颐和园对外绘画小组;2. 安排你去文学艺术研究院。
但是，你要明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的社会，我个人说了不算数，要通过组织渠道才行得通。你先回户口所在地，由当地政府逐级上报，把你的个人档案上报到了我们这里，文化部就可以出面接待，安排了。”
我对上面一席话没有当回事，仍坚持说我随时会被逮捕。华君华提高嗓门恳切的说，仿佛是在宣布一个真理那样，肥胖的脸上泛起了红光：
“要是公安局再抓你，就是法西斯独裁专政。”
华君武讲的这些话还未在耳际消逝，一个星期后，时间是1980年5月7日晚上10点30分钟，我再一次被北京公安局一处绑架了。
这一天的午后3点，我离开东四76号，去不太远的东四浴室洗澡。途中遇上一个叫田国刚的北京青年同他的女朋友，他们是我在民主墙举办巡回露天画展时认识的艺术爱好者。我被告之当晚7点钟天桥剧院上演歌剧《茶花女》，他们巳买好了票，我当即答应我也会去的。
我到了天桥剧场买了票，时间还早，我就去附近的饭店买水饺吃。因我没有带粮票，她们不卖给我，我也就只好饿着肚子了。
此时，我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还不只一个人。有一个老者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提包，嘴角叼着一只烟斗却没有点火，他老蹲在我的对街正前方，不时地打量着我。与此老者不远处，不同方向都有目光直直盯着我，我只是没有当回事。
很快，有趣的事儿就发生了，田国刚和他的女友来了，当他们听我说还没有吃晚饭时，田国刚立即去买了一大包香草饼干(需要粮票)递在我手上，权当我充饥的晚饭。此时，预备铃声响起，他们二人就先进场去了。
我想买3毛钱一份的剧情说明书，右手边有一个窗台，我把那一大包香草饼干放在窗台上，面对与窗台90度的柜台我付了3毛钱拿了说明书，掉头一看，那一大包香草饼干不见了。
我看见一步之遥有个剧场工作职员，请问：“看见我放在窗台上的一包饼干没有?我转身买说明书时不知被谁拿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看见发生了甚么事，我没有找回那一包香草饼干,香草饼干成为了便衣警察的假想间谍情报而拿去了.
中场休息15分钟，我见到了田国刚，告诉了他饼干不见的情形，他又要再去买饼干，被我劝止了。不过，他还是去买了3瓶饮料和2块巧克力给了我和他的女友各一块。
演出结束了，我与田国刚他们二人分于后去乘106路电车回东四十四条76号。电车到站我下了车，点燃了一支烟，拐进了十四条胡同，我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大喊：
“站住!站住!”
我不以为是与我有关，没有停下来。这时在我前方横里冲出来4个年轻人挡住我的去路，身后奔跑的人由于太急，停靠得太近，他的手有力的打在了我肩膀上，手上的烟掉落在了地上，我弯下腰去检拾起来。这时我的头脑活跃起来，明白了当前的处境，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将又一次被抓被关押。此时我很冷静，问：
“你们要干甚么?”
对方回答：“你是住这儿的吗?”
我答：“我住在这儿，76号。”
对方粗暴的说：“你是这儿的人吗?。我们要看你的证件。”
我回答：“证件没有带在身上，要看，去76号，证件放在刘念春的家里。”
此时，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穿着灰色棉大衣的一群人，他们瞪着仇恨的恶光，要我跟他们走。
从胡同十四条走出来到了大街，他们一群人围成一个大圈把我围在中间，不让电车和其它车辆通行，也不让行人靠近。我只能以微弱的声音吼叫：
“我抗议非法绑架，我抗议非法逮捕。”
很快一辆吉普车急驰而来，停在我的身边，我身后2个健壮高大的便衣警察把我推进了后排中间座位，在我左右各坐了一人,把我挤在中间。我又一次被送到了德外大街一号——功德林。
十
旧地重游，又一次进到功德林。又躺卧在熟悉的木地板，嚼着香甜的，一点不美味的玉米窝窝头，喝着飘了几片菜叶的汤，眼睛盯着铁门铁窗，脑中思绪仿佛变成一股轻烟，飘飞到了西单民主墙前的巡回露天画展——1979年3月2日的场景。
“叔叔，这是妈妈给我的两毛钱买糖糖的，我不买了，给你去画更多更好看的油画。”
小姑娘的手举起两毛钱交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她抱了起来，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小姑娘告诉我，说她今年4岁。
我知道小姑娘的妈妈站在不远处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外来人，画了那么多歌颂生命的油画，多不容易，难能可贵啊!当我写到这儿时，光阴似箭，已过去了29个年头.
小姑娘早已长大成人了，这么些年你过得好吗?我多么想送你一幅油画啊!这个心愿一直陪伴着我在功德林失去自由被囚禁的日子。
一对年轻恋人来到我面前，面露笑容对我说：“我们是一对恋人，很快就要结婚了，我们喜欢你的油画《五月的热情》''。
脑海里浮游着少年时曾熟读的诗句：‘风景年年如旧，流水哟，请你莫把光阴带走’。
"它象征了我们的爱情，热烈，欢快，单纯。我们没有太多的钱，是二级青工，工资加起来不足100元，因为我们很喜欢这幅画，我们商量后打算用戴在腕上的上海牌手表，以及身边的这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与你交换，不知你同不同意?”
我被他们的一席话感染了，还未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完：“我当然愿意，但不是交换，而是把这幅《五月的热情》赠送给你们。''人潮拥挤得把我与这一对恋人分开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我连他们姓氏名谁也不知道，地上倒下一排一排的自行车。
就是在今天，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多么想能再见到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恋人。
请你们接受我的祝福，我定会把29年前的遗憾补偿，心愿实现。
我已不再年轻，因为这件过往曾经发生的事刻骨铭心，为了永恒的记忆，我要高呼：爱情至上，爱情不朽!
铁门晌起开锁的声音，我听见叫我的名字，薛明德，提讯。
我低头走向审讯室。
十一
在《打捞诗歌的日子》里，新京报记者刘晋锋与唐晓渡作了访谈，我是在新浪网新浪论坛看见了这篇文章中的我，还登载了我画的一幅肖像.
那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1989年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北京城，开枪镇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人民****。在一次百万人大游行，在举着文艺界大旗后面，我看见了走在队伍中的晓渡，他也看见了我，我们都很激动，都在振臂高呼，反贪腐，要自由，要民主!
1989年8月的《诗刊》封二登载了我作的油画《无题》，旁边是哓渡为我的油画写的一首诗。
很快，重庆市公安局一处的人找上门来。
一处：“你知道甚么杂志上发表了你的油画吗?”
薛：“听说了，还没有看到，好哇，这是好事，在国家刊物上登载我的作品，证明了我的艺术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一处：“这幅《无题》是甚么时候画的?画中的含意是甚么?你怎么认识唐晓渡的?这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
薛：“为甚么要我做不愿做的事呢，如果我不回答那又怎样?”
一处：“那好办，给你换一个地方，就不是到你家里来随便聊聊，你当然清楚，你巳不是两三次与我们打交道，可油着咧。”
薛：“我不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有事找我，拿传票来，我会去公安局见你们。这么多年了，我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你们仍不放过我。”
因为这些原因，晓渡在清查**运动中被诗刊社作了政冶处分——记过。
我印象中的晓渡温尔儒雅，总是以微笑对人，我没有看见他对人对事红过脸，发过火。
一天，我邀请晓渡、芒克来我在北京东三环楼子村农家院租住的家里吃便饭，我能做一手道地的四川菜。饭后，我提议晓渡做模特尔我来画一幅肖像。
如他所说，绘画过程只用了40分钟，画得像极了。但我并不喜欢，抱怨说：
“我要的效果不是这样，我不是给晓渡画标准像，而是要画成……”
我边说就边动手，大笔一挥，三几下下来就成了现在这样了。嘴里仍不停地说：
“晓渡的公众形象是笑容可鞠的学者模样，我看到的却是晓渡内心的孤独与忧伤，这些人格品质深藏不露，正是这幅画所要的效果。”
晓渡生不逢时，他的才气大可以把他的文学，诗，评论的事业做得更红更亮。**的枪声后，他在内省时的面部情愫正是内心的流露。那么，我画晓渡不正是他的精神写照么?!
晓渡接受了我的意见，他说：“真实的我如你揭示的那样，我是孤独的!内心世界有不为外人道的痛苦，痛苦里包裹着对未来的忧虑，忧虑着明天，忧虑着希望，忧虑着鲜花美丽的开放。”
十二
1980年4月，我专程去贵阳见一些曾在北京民主墙活跃的人物，如：秦晓春，杨再行，莫建刚，方家华，李家华,黄翔，尹光中等。因为尹光中与我是同行加之印象深刻，我就来谈谈画家，莫若说是民俗陶艺家——尹光中。
1979年3月2目，我在北京西单民主墙率先举办个人油画展览，这个消息很快经在北京的贵阳启蒙社，解冻社传递给了在贵阳的尹光中先生。
这样，尹光中等五人带上了他们的油画乘火车兴致勃勃赶到了北京。在北京青年任之俊的素描——70年代肖像画在民主墙展出后，紧锣密鼓登场了，依然场面壮观，热闹非凡。
当然，任之俊，尹光中等人照例都一一在北京公安局榜上有名。后来，任之俊从一家工厂安排去了朝阳区文化馆，成为了专职画家。
尹光中大我几年，家住贵阳，我第一次去见他时，他的家庭成员共7口人，夫人很漂亮，是农村户口，共育有五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么是男孩，老大要帮做家事，照顾弟妹。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风俗，观念始然，老么理所当然受宠，常常使得姐姐，哥哥们心理忿忿不平。
一家之主的尹光中呢，他每天得骑洋马儿，也就是自行车，去他任职的乡村小学上班，他担任4年级算数老师，月薪不足50元人民币。他抽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面部皮肤粗糙，显然是长期营养不良引起。
我与他相处很愉快，说到高兴处，难免歇斯底里大吼大叫，率真的哭和笑。我们外出去写生，也对着录音机自编自导自演各自的角色，台词即兴发挥，又生动又明快。
我第二次途经贵阳已是数年之后，真是如同俗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而今的尹光中因当年在北京民主墙搞了画展,现在被贵阳市政府收编,成了贵阳画院专职画家，评定为二级画师，政协委员，住三房二厅的洋房.
他喜欢猫，家中有大小波斯猫20多只，全身雪白闪亮的毛，眼眼是兰色绿色的，躺在女主人怀里，温柔又可爱的样子，好讨人喜欢.
他在贵阳画界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尹光中洋洋自得地告诉我，他使用的尼康相机是2万多人民币买的.墙角摆放着一台钢琴，是在么儿5岁时为他准备的，一些琴键因受潮凹下去，音色已失真了.
老尹不再画油画了，为了挣钱去画了不少的广告，收入增加了很多，抽的洋烟是万宝路，如今已是乌枪换大炮。油画那玩意儿是外来的泊来品，不如他现在搞烧陶，搞出名堂来。
所谓尹光中烧陶，来自贵州山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鬼神魍魉的图腾，简言之：地方戏剧中的鬼脸壳就成了烧陶的文化底蕴，这就构成了尹光中的精神依托，如醉如痴。
又过了些年，尹光中突然托人给我带信来，邀请我加入尹光中烧陶，打进国际工艺品市场，至少可以一本万利，名也跟随其中，尹光中如是说。
我没有回信，我也没有再去贵阳见他了。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尹光中获邀参加星星二十八周年纪念，或者回顾展.他人一到会就痛哭流涕，不知他哭甚么，为何而哭，是为命运的不平，还是哭自己生不逢时?!
为了眼前的名利,放弃了人生的理想!哭泣吧,哭吧,痛痛快快哭吧男儿有泪不说弹只是不到伤心处.
十三
再见了，功德林!再见了，德外大街一号!炎夏的八月一天晚上，此时离香草饼干突然失踪已三个多月，我被告之今晚乘火车离开北京，由三个公安人员押送回重庆,北京警察强行扣压我身边带的钱来付了40元火车票。其实，火车票早已购买好了，所以我不同意扣我的钱。最后，他们连收据也没有给我。
三天后的早晨，火车抵达重庆车站。重庆市公安局一处已有三人在月台上等候我的归来，我们一起上了一辆吉普车，开车去了重庆宾馆。
把北京来的三人安顿好后，吉普车就继续上路了。我突然发问：
“我的一只电子手表被他们其中一人拿去了，要不要帮我要回来?”
头头姓邓，他们叫他邓队长，他听我说完，停顿了片刻，左手一挥：
“掉头”。
吉普车又一次来到重庆宾馆，邓队长叫坐在我右边的他的助手下车去把电子手表要回来。我不断的挖苦道：“公然的贪污，连一块烂手表又不是欧米茄，都看得上眼，下次打交道我真戴一块欧米茄，看他们眼不眼红。”
邓队长听着我发的牢骚话，摆了摆双手说道:
“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行不行。”
电子手表终于回到了我手中，那年头，中国很少人看见多功能电子手表，物以稀为贵，所以，他们贪小便宜不值得大惊小怪,贪污和腐败在今天更被视为常态,反之,会被看成不正常.
我心里想又要去到老地方，当年国民党囚禁共产党的监狱，歌乐山下的松山，重庆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紧靠着白公馆、渣滓洞。1979年我在北京被绑架后，就被押送到这儿关押审查了3个多月。
我一边想一边说：“我可否回家去取一些生活用品及换洗衣服?”
在功德林关押三个多月，就一身单衣单裤外，别无它物。我留在十四条76号的私人物品，连同换洗衣服也不被充许取回。邓头头笑咪咪的说：
"你还想着去松山啦，别忙，先看看你的态度怎样?就不忙回家取东西了”。
吉普车停在了我的户口所在地，沙坪坝区小龙坎派出所，把我像一件包袱一样交给了派出所所长，通知我的夫人闫家鑫速来担保，把我领走，带回石小路17号附27号的家。临走时，邓头头放松了语气对我说：
“明天上午10点钟，你准时到街道办事处来，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会来见你，为你安排工作。”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去到街道办事处，该来的负责人都已来齐了.每人面前都放着有盖的茶杯。
当我走进会议室，还没落座，办事处的党委书记李同志递给我一只设有盖的茶杯，不停的表示欠意：
“请不要介意，就剩了这个缺盖子的茶杯了，我叫秘书好好洗了洗，很干净的。”
就是这个李同志，当年，1978年8月，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寄给我研究生报考表并附有一信：“薛明德，请填好研究生报告表后由当地政府出俱证明一并寄回给我们。”盖有两个大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他看了后，恶狠狠的对我说：“信是给你私人的，不是给组织的，不作数，你是有问题的，是政治问题，没有资格考研究生”
现在由他来主持，宣布会议开始，由一政工在旁记录。各自通报了一下姓名后，重庆市劳动局职务是科长自称姓吕的发话了：
“你，薛明德，在北京，调皮捣蛋，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不就是要工作吗?好，我今天专程就是来为你安排工作的。你说，甚么单位适合于你，电影院，百货公司，文化馆，你自己选……”
我打断了负责人吕科长的发言：
“你这个同志有点奇怪，我甚么时候在北京调皮捣蛋了，我怎样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了，为了要甚么工作?重庆市有那么多待业人员，你不去为他们安排工作，你今天来不是恩赐甚么工作给我，只是完成你上司分派给的的任务，这还得要看我愿不愿意配合呢”。
市公安局一处头头邓坐在一旁听不下去了，强压着火气，说：
“薛明德，说活客气点行不行。”
我回答道:
“你为甚么偏坦这个姓吕的负责同志，是他先侮辱我。其实很简单，大家坐在一起开会，就是平等的协商，求得一致的意见，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满意。现在看来，我不接受对我工作的安排，我先得休养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在关押时受损严重，暂不考虑工作。”
会议在结束时，负责人吕科长说：
“你可以自己去联系单位，在重庆市范围内，只要有部门要你，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只须打电话给我，我就会把指标拨过去。”
接着，他把一张纸递在我手里，上面写着他办公室的电话。
我一直未使用过，这是他从没想到的。
不久，我向重庆市政府申请，注册《黑牛画店》，一路开绿灯，缴了执照费后，据称这是中国最早的私人画店在我的住家营业了。
这里曾接待过奥地利、法国、美国来重庆观光的国际友人。
又过了不久，重庆市政府以有碍市容观瞻，居民点不适开商店为由，趁《黑牛画店》无人之机，公然侵犯公民的权利，用斗大的白磅纸覆盖了黑牛画店4个字。新生的第一个艺术家工作室,画室,兼画廊不得不短命了.呜呼!
十四
1981年6月10日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吃旱饭。儿子木林还差2个月满9岁，他就读石桥铺小学二年级，夫人闫家鑫在小龙坎菜市场旁租了一摊位做拷边的生意，我在家不是画画就是读书，这被看成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该上学，该上班的母子二人还未出门，只见一穿公安制服，声称是本地段户籍民警，未出示任何法律证件，比如传票，就进到房间叫我跟着他去石桥铺派出所。
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政府现在帮助你解决问题来了。”此时，我的家刚从石小路17号附27号搬来石新路10号附10号4楼不久。
5月13日，我收到奥地利维也纳的好朋友，弗里德利希·蔡特尔寄来的信，内有数10帧照片，还有一份邀请函，内容大至如下：奥地利国教育部长将率文化艺术代表团，前往贵国与中国政府协商，策划一个由中国青年艺术家薛明德、王子武等前往维也纳国家艺术馆举办现代艺术展览会。
在寄来的照片中就有几张是展览馆内，外景观资料图片，其它的包括有我的油画，我与蔡特尔的合影，还有一张是他在奥地利国的全家照，以及蔡特尔的油画。
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曾走访文化局、美协、公安局一处，是为了寻求政府的帮助，我一直怀着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支持我的艺术事业，至少不要设制重重障碍，不要太多的打击，好使我的油画艺术成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这些是我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想法，我看成是一生美好的愿望而不屈不饶。但是，正像诗人闫家鑫的诗中流露出的那样：“倦眼不忍风云变，人间空留少年心”。
公安局一处找我谈活,
问:“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你前往维也纳举办画展，你有何感想?”
我答曰：“我会感到很高兴，很骄傲。
这里面有二层含意，第一，只要我的画展在维也纳开幕，就是一种成功，这种成功是我不断努力进取的结果。
其次，如果我的油画被收藏家高价竞买，换回的外汇将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上是我很高兴，很骄傲的理由。”
一处：“要是中国政府不同意呢?”
薛：“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我经历过，不足为奇。你们不时告诫我，要以大局为重。甚么是大局?就是国家利益，个人利益要让位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有的，只能是服从。这是你们评判大道理的标准，我只能听从，你们怎样来帮助我?我只好耐心地等待。”
一处：“好，你这种认识，这种态度是好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还很穷，还很落后，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你的油画艺术。当中国发展了，大多数人都欣赏你的油画艺术了，到时，我们派飞机把你接到北京去。
现在呢，你除了孤芳自赏外，你还必须向我们讲清楚你的目的，你的目的何在?我们打交道也不是一、二天了，我们始终没有搞明白你所谓艺术的目的?!”
我说：“目的非常清楚，我的油画艺术的目的，也就是目标，一开始就指向美。
比如射箭，箭头始终瞄准靶心，用力，再用力，把箭射向靶心，这就是目的。”
艺术家面对的目标就是美，美就是目的!”一处：“艺术的目的怎么会是美呢?艺术是政治的工具，它是为一定的阶级，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你用你的艺术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所以，你的艺术目的就是反动，反革命的。”
我提着一个小包，装上蔡特尔的信和所有照片跟着来我家对我、儿子、夫人的面说政府现在帮肋我解决问题来了的户籍民警离开了家。
出了家门，这一步成为我在这个家留下最后一个脚印的终结。从这一刻起，我的希望，我的幸福，我的明天将随着脚步的远去而全部破碎，被践踏，被埋葬。这个以爱情至上的家庭被彻底击碎了,来自集权主义还有黄锐等无数的帮凶.
十五
重庆市的野草画展，最初是在石小路17号付27号，我的家里开会，到会的有杨胜利，张仁强，张奇开，张达星，彭进，邱万东，薛明德等人，时间是在1980年11月。我因为要去北京处理一些事情，走之前留下话说一个星期返回。
不想出门在外，时间上就有了变动，这都是因要办的事情不得不延迟几天离京，我为了这事写信回家告诉了夫人闫家鑫，她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了杨胜利，杨胜利先生不知为甚么在转告张仁强先生时说：薛明德从北京寄信来说，野草画展要以薛明德的名义，薛明德的旗号。
我把这个看成是开玩笑，当不得真，其中自有其澳妙.可是张仁强先生却把它当真了，不仅当了真，进而在同仁画家中间大量散布流言，说我沽名钓誊，是个人野心家。
本来的野草画展应该是在之前会议上取得的共识：以沙坪公园为基地，在举办了第一届野草画展后成立野草画会，向政府注册成立合法的社团组织。定期举办同仁画展，不定期举办个人画展，经常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野草画会季刊，群策群力使野草画会兴兴向荣，有生气，有活力，进而带动和提高重庆市人民的文化艺术水平。推举四川美术学院冯星平先生为会长，等等事项。
我刚回到家，张仁强先生就来拜访，他是特意来我家看那一封信的。
还好，信页连同信封均在，张仁强仔仔细细读完了，仅有一个延迟几天返渝的内容外，没有读到有以薛明德的名义，以薛明德的旗号之类的文字。
作为交往10多年的画友，他曾有恩于我，但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向我道欠，也没有向参予野草画展的同仁们澄清真象，任我蒙受不白之冤。
更有甚者，在我不知情时，把我与野草画展隔离开来。野草画展在沙坪公园举办，我没有送画作去参展。
由于重庆市公安局干涉，强制把冯星平先生的参展作品《魂》从展墙上取下，开了天窗。整个画展也就提前结束了。
在闭幕会当天，一些支持我的画友，来我家邀请我赴会，我就跟随一道去了沙坪公园野草画展厅。
主持人张仁强突然发难，冲着进门刚坐下的我，说：
“你不是野草会员，没有邀请你，请你离开。”
他的夫人冉隆霞也站起来说：
“刚才有会员带外人来也被叫出去了。”
在我身边站起来好些支持我的人，有杨胜利、邱万东、彭进等人堍着我的手臂不准我离开，并且对张仁强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会场乱成一团。
会后，邓廷梁，绰号叫邓大汉的，他是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历史的学者，他有作品参加野草画展，为了此事与我交谈了一番。邓大汉：“听张仁强说，野草要以你的名义举办，有不有这回事?”薛：“有,但不是事实!没有的话，你会找我问起这事吗?”
邓大汉：“张仁强与你交情十多年，为了共同的事业，大家闹得这么不愉快。”
薛：“事情的起因不在野草，早在巡回露天画展时我邀请他参予，他拒绝了。野草由他来主持，显然就容不下我。杨胜利借我从北京写信之机开了一个荒唐的玩笑，在这个玩笑里有杨胜利的个人主张.以后的事我就不想说了。那封信的内容张仁强亲眼看过，你们一直以为我是个人野心家，张仁强到底他要做甚么，你们去判断好了。”
有一本书叫《海外看大陆艺术》作者是留学法国的台湾人，我有幸读过。其中有写到我与野草的分岐，还有好些文不对题的描述，说我被四川美术学院开除等等。我与野草有何分岐，至今我仍不明白分岐在哪儿,真正的分歧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取向。谁在说谎,30多年过去了,笑到最后的是举办巡回露天画展,前言开篇写到的,艺术是一门学会真诚的功课的那个信实的不为名利只为捍卫艺术的权力和艺术的乐趣的,叫做薛明德的这个人.
十六
罗中立，你忏悔了吗?!
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庆纺织厂地区出了两个公众人物，一个叫作薛明德，即作者本人，另一个叫作罗中立，即是本文我要直面的人物。
此人中年得志，得意，得势，官位做到了四川美术学院院长，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抱欠，恐遗漏官位恕不一一罗列。多年前，还因油画《父亲》获金奖，名扬四海。
我们同在歌乐山中学成为校友，你高我两班。你德才兼备，勤奋好学，会吹笛，会拉小提琴，游泳、羽毛球、足球、田径你都算得上是好手。记得一天下午课外活动，你热衷跳高运动时发生意外，膝盖受伤。后遗症是你的身高不能控制地疯长，得靠注射针药得以恢复健康。你身高在1.8米上，体重在170余斤，圆脸，五管端正，逢人露出笑脸，经常是怀抱大部头世界名著，还是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甚么的。
后来，我们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又成校友。你是63级，我是65级，我们都排行老二，我被你叫做薛二娃，我则叫你罗二。
转眼1966年8月，我们正在家中度署假，院领导来信通知速返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天上午，校园的钟声响起，全院师生员工在小操场集合。队伍中有同学高喊把院长王颂咸楸出来示众，紧接着李有行、沈福文、肖建初、张心瑞、冯建吴、冯星平、马一平——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已分子，一个一个被反手押在背后，低头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
我看见你，罗中立，站在被揪斗的老师——马一平面前，左手瑞着一个粗瓷碗，右手握着一个烂布团，布团在装满墨汁的碗里沾了黑墨汁，就往马一平老师的脸上涂抹，墨汁顺着大花脸往下流淌。
我仿佛看到了纳碎，党卫军式的罗中立在那些低头请罪的走资派，那些个个胆颤心惊，诚皇诚恐，受尽百般凌辱的老师们面前得意扬扬。
当天夜晚，我悄悄去到马一平老师的房间，带去我，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安慰，我带去了自已写的一些小诗，一些美的理想。我轻声颂读着，是想让受伤害的老师减轻伤痛。
罗忠立，你为你的疯狂、野蛮、残忍，曾伤害无辜，忏悔吗?!
你还用你握画笔的手制造了这个世界的冤假错案，我蒙受耻辱，迫害至今成为了悲情浪漫主义者，悲情中的惨烈与你不无关系，你难道不会在恶梦中胆颤心惊。我宽恕了你，而你呢?罗中立，你忏悔吗。
十七
1979年3月10日，晚上10点钟，我去北京车站接车，是重庆开往北京的10次特快列车，车长，乘警，列车员等人与我要好，我经常乘坐免费火车去我想去的地方，他们都很照顾我。
列车长把我叫到一边，悄声对我说：“画家，最近有北京公安局，重庆公安局来重庆客运段调查你的社会关系。”有列车员对我说：“他们还去了四川美术学院调查你过去的历史。”
1978年10月，我曾返回四川美术学院，去到正门处塑有鲁迅先生坐在藤椅的雕像的马列主义红楼二楼党委办公室里，当我说明要求为我蒙受的不白之冤落实政策的来意时，一直坐在桌前看人民日报的---杨晴天，这个山西南下的党棍，三朝元老，不倒翁，历经多次政治风暴而不衰，如今心狠手辣，满腹毒计，以整人害人爬上了革命委员会付主任的宝座，突然站起身来，三步并着两步走来我身边，伸出两只手紧紧抓住我的右手，握了又握，口中念念有辞，点头哈腰，真象一只老狐狸给鸡拜年。
他说：“我们可以找当事人重新为你鉴定，写一份新的档案。但是呢，原来的材料不销毁，不撒出，仍然保留在档案袋里。”
我断然拒绝了，这叫落实政策?胡跃邦先生在天之灵听了我的悲怆哀嚎的无助叹息声，也会为之动容啊!之后出现薛明德事件调查相关历史档案提供了我反动的基础。
1970年3月四川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军管会宣布，薛明德停止分配工作，随师生连去五七干校边劳动改造边接受审查批判。
这之前的1969年9月，同样是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由吕树中老师宣读薛明德罪状,军管会白团长宣布，交由群专押送去集训队。关押了47天，这期间我连一个字都没有坦白交待，更别说悔罪认错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失去自由，我被暴力毒打，如同像雷锋叔叔那样说的：对待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他们给我的结论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这是毛**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都可以在里面得到解决”，真正应验了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独裁权力者的异想天开,视法制为虚无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真实写照”.
五七干校校址在涪江边铜梁县境内与合川县接壤处，原是西南农学院分院，现在属13军0022部队炮兵团。有旱地1000亩，水田1000亩，主要种植玉米和水稻，也种红苕，葫豆，洋葱，西红柿等蔬菜，还有一大片广柑林。
由一些农场工人耕种，不像公社农民那样，而是拿月薪，每人约40元人民币。
一幢四层楼的灰色大厦就是西南农学院分院的全部房产，四川美院师生连还加少许工宣队，军宣队的成员都拥挤在这幢灰色大楼里，一个房间放四张床，上下铺。伙食按部队军人标准，每月口粮45斤，13元人民币。生活作息准军事化，早起晚睡军号声发命令，用攴、出工、收工、开会、学习一律集合排队报数喊口令。另有纪律，不得单独外出，不得超过距离200米远，须2人同行，等等。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饭后，我拧着画箱沿着田埂向涪江边走去，我想去画自由的天空和天空下摇摆着的狗尾草。
我正在轻声背颂:“在远方，大海笑淫淫，浪是牙齿，天是嘴唇。不安的少女，你带的是甚么，把你的乳房矗起?唉，先生，我带的是大海的水。乌黑的少年，你卖的是甚么，和你的血混在一起?……”(洛尔伽,西班牙诗人)
突然，身后传来叫我的声音，恶狠狠的“薛明德”声波传入我的耳朵：
“转身，停止向前，马上回连部”。
我看见吕树中站在4楼一个窗口，那里是连部，他是叫我去他那儿接受训话。一个有风的，阳光温暖照射着的田野，还有我的好心情随即落幕。从此我再也不可以拧画箱去写生了，他们训斥我要明确自己的身份。
在五七干校，我低头站立接受革命群众对我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揭发批判。共有3位老师发言，其中有马一平先生，曹世逸先生，吕树中先生等，他们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恶之花》中的2首诗：1仇敌，2忧郁病，强加于我，说是我写的反动诗词，是丑恶灵魂大暴露。
这些所谓的反动思想的证据，来自于一个叫罗国卿的工宣队，他从农村去当兵，转业到重庆建设机床厂，现在成为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到四川美术学院来领导复课闹革命了。
学生宿舍里有一些苏联画家的油画复制品，同学们则对他说这些是阿尔巴尼亚的东西，他笑着接受一次一次的欺哄，一次又一次被那些称为臭老九的同学们百般戏弄而不知羞辱。
就是这个罗国卿，他非法搜查我的宿舍，象强盗一样拿去我的日记本，俄汉辞典及普希金诗选。在日记本里有我抄录的波特莱尔诗《恶之花》。这个证据成为了我停止分配工作的理由。
他们把我当成了压迫和剥削的奴隶，我在五七干校里干了半年农活，除了吃饭，没有一分钱酬劳，四川美术学院难道不是现代的奴隶主?杨晴天是其代表。在共产党的天下，有了杨晴天这样的政客，有了罗国卿这样的痞子，将永远暗无天日。
9月的一天早晨天天读后，还未早攴，杨晴天向我宣布，立即返回学校，有行政职员在学校专门为我办理毕业分配的手续，并由一个叫做范季陶的一路小心护送，我当即表示强烈抗议
“停止分配工作，下放五七干校是通过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宣布的，现在却悄无声息的叫我离去，这种偷鸡摸狗的作法也太下作了吧。”
我就这样结束了学生生活，踏入了社会，首先进到了陌生的，充满神秘，好奇，多恣多彩的甘孜藏族自治卅，先后去到石渠县，康定卅图书馆展览馆，康定汽车运输公司等工作，最后，我被石渠县驱出，被运输公司以除名比开除公职好听为由,自动离职处理后成为社会浪人,成为了中国为艺术为爱情为理想为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背负了为艺术而殉道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