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若无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的画皮
--薛明德
引子
李泽厚，刘再复在之前共同发表了宣言：<<告别革命>>。
纵观中国社会2000年来的独裁、专制的封建统治，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也都被视为改革,我们由此断言，李泽厚，刘再复对革命的定义是不确定的，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大相径庭。
刘再复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把'无知'当旗帜”。可是，李泽厚，刘再复是中国“有知”的化身。举的是马列的“吃饭”的大旗，吃饭是第一性的，物质是基础，在这个基础打牢实之后，再来从事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只是政治，统治者的工具，“ 在改革中要保证政府的稳定”(李泽厚语)。
李泽厚，刘再复割捨不断狼奶，这才是犬儒们摇尾乞怜的动因，发自真心。
刘再复说：“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
我们的解读是，刘再复曾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另外还有好多官位。1989年后流亡西方，因选边站而一足失成千古恨。
刘再复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仍在失去的体制内官位上，如果历史事件重新来一次，这个感概，“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就不会在刘再复身上滋生，会是另一种演译。
李泽厚，刘再复是中国党文化的代言人，决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自由人，只是蛀书虫，从来也没有把知识当成真理的旗高举！
现在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落地生根，李泽厚却选择了落叶归根，返回中国上海落户，我们读到的<<若无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就是李泽厚日前发表的白皮书。
正文
李泽厚说：“如果有人问，你对辛亥革命有何评价？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
薛明德说：“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是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我的回答是，没有辛亥革命，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下。
历史老人没有李泽厚说的“如果”，一切假设都不会还原历史真象,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以唯意志论去解释历史，唯意志论者并不是李泽厚，而是专制主义的暴君的毛思想，所以，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为独裁者服务。
李泽厚说：“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把辛亥革命说成是偶然性。清朝准备立宪时 “ 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1976年9月9日，暴君毛死掉了，如果他早死10年就好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他晚死10年也好了，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了。
历史可以这样来重新布局吗？！李泽厚，荒唐不荒唐！
我们提出的革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权分离，多党参政，议政，普选，议会制，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为中国大陆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就象当年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李泽厚说：“如果没有毛**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
我们说：从认识论出发，一切都是可以找到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决不因偶然发生，我们通常被或然性引导走向不可知论，就是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也只出现在文艺的审美，而与思辩分庭抗礼。
李泽厚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加速现代化，而是相反”。
薛明德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103年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正在加速现代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现代化。
李泽厚长篇大论：“辛亥革命延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从反面证明了，改良比革命要好”。
李泽厚说：“我本身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薛明德说：“我本身是革命的参加者，与大多数中国青年学生一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生入死，向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份子的赫鲁晓夫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但是，我们在以革命的各义下，作出的疯狂的，野蛮的行为，决不是为了革命，因为我们不知道甚么叫革命！
李泽厚能够说当年参加学运是为了革命吗？刘再复，李泽厚有资格“告别革命”，不是很可笑吗？
李泽厚说：“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是不是李泽厚生了一个老大叫经济，生了排行老二叫自由，再生一个老三叫正义，最后生了一个老么叫民主。
如果真是这样排序，世界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拿经济来举例，过去中国人很贫穷，所以勤俭持家很光荣。我的画家朋友工资只够基本生活，没有多余的钱去买书，订杂志，看电影，听歌剧，也没有钱去买颜料，画布，画框。
现在发展经济，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摸到石头过河，就下海去挣了不少钱，再用钱去滚来更多的钱，钱再多也是无止尽的呀。钱可以使鬼推磨，可是人性的贪婪，不得不沦落成了金钱的奴隶，他的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在哪里？
在商言商，是以赢利为目的，今天经济发展了，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昜，道德伦丧，地沟油，无以复加，李泽厚给出的社会发展的四顺序，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一切恶果都与理论权威的李泽厚们脱不了关系。
李泽厚说：“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李泽厚毫不掩饰的鼓吹：“支持开明专制”，更进一步煽布“一个恶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
法国大革命旗帜是自由领导人民，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宣告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法国人民的进军号响亮地吹奏起不自由无宁死！！！
专制，是封建统治的代名词，再开明的专制也是皇帝，皇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得犯上，这就是李泽厚要的秩序，要的开明的专制，暴君毛是明君吗？李泽厚要的开明的专制在哪里？！
“一个恶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李泽厚能不能告诉我们，甚么是恶政府？1957年的反右；上世纪60年代之交，数千万中国人民因食不果腹，非正常死亡；25年前长安街上的枪声……李泽厚是否老年痴呆症，踺忘症，失忆症了。
甚么是无政府？李泽厚的无政府在哪里，恐怕只有在你的恶梦里才有。
我们想往无政府，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到的：当社会财富高度积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共产主义世界里消灭了私有私，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家庭，国家也消亡了，那时就没有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无政府了。
“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现在还是贯彻得比日本要好”。李泽厚把中、日拉在一起来比较后作出是、非判断。在这个句子里用了“贯彻”二字，是在告诉我们 “平等、正义”是一种党文化政策在李泽厚的阐释中成为了党章，而非个人的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是绝对个人的价值观而必需经李泽厚来宣导，贯彻执行。
“真正客观评价这个人，要过200年以后才能做到”，这个人，李泽厚行文中指的是孙中山先生。
我们认为，一个人，比如暴君毛死于1976年9月9日，这一天就可以盖棺定论了，何须等上200年以后。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在二战中失败时自杀身亡后，我们就可以“真正客观评价这个人”是法西斯恶魔；
斯大林死于1953年，不久，在1956年苏共20大全会上，赫鲁晓夫总书记的报告里揭露了斯大林的残暴、种种罪恶而大白于天下；
1978年11月在暴君躺卧水晶棺里两年后，**的11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建国方针，完全就是与暴君毛思想背道而驰，足以从反面对暴君毛“真正客观评价这个人”；
罗马尼亚的党魁齐奥塞斯库的结局是暴尸在绞刑架上“真正客观评价这个人”……
李泽厚自我标榜?是忠实的马克思信徒：“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
马克思是经济学家，穷其40年完成了<<资本论>>。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创始人，他想要的是用暴力推翻私有制的旧世界，去拥抱公有制的新世界。新世界的确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体系，一个思想库。
后来的继承人列宁以<<国家与革命>>的纲领，率先在苏俄以暴力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70多年后，这个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物质基础终于倒蹋了，苏维埃不复存在。
我相信没有人想去改变李泽厚，恰恰相反，李泽厚正在不以于力地想开历史的倒车。
“有些人就怕不稳定”。李泽厚在耽心甚么，“ 在改革中要保证政府的稳定”怎么保证？用甚么去保证？？在改革前，在改革中，不是有强大的专政机器在运转，小至街道、居委小脚大妈，大至城管、派出所、武警、野战部队通力维稳。
为了稳定，这不，中宣部发文要求扺制西方的普世价观对稳定的危害，李泽厚正迫不及待地行使着党文化的职守，“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李泽厚这篇5000余字的宣言书在其结尾处仍在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李泽厚难道可以把革命和改革混为一潭，评价谁优谁劣？我们说革命和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物，性质两样，
李泽厚想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改变执政者，让他们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直接表述应为李泽厚恢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资格，重新担当哲学研究所所长约职位，那该多好啊！
07.25.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