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童万元“土豪”梦

黄童万元“土豪”梦

——三线往事系列

　　小时候俺的的确确地做过一场轰轰烈烈、雄伟壮丽的“土豪”梦。

　　用今天的准确说法，该是大富豪的梦——拥有1万块（人民币）。那时可不能叫人“土豪”。“土豪”在俺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极其反动的称号，不但没人会去追求当“土豪”，听到这个名词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阶级敌人——土豪是《高玉宝》“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是四川收租院的刘文彩、是海南岛强占民间美女吴清华的南霸天、是逼债逼死了喜儿爹杨白劳、又把喜儿逼进深山当了“白毛女”、有个会打算盘的狗腿子管家穆仁智的狗地主黄世仁。

　　如今每个人一个月都挣个几千上万块的，更有一年下来，挣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和上亿的大“土豪”——大富豪（小心脏不行了，歇会儿再接着码字吧。先喝口水去，把这口气儿顺过来）。现在的人看到我小时候的梦想是1万块钱，准保笑掉下巴，乐得肚子痛。

　　您先别笑。真的，俺小时候的梦想里多了都没想，就是一万块！因为俺十来岁时就做过非常仔细的科学研究和数学演算，认定1万块就是人生终极目标了。

　　您听俺给你细细算一下这笔“土豪”帐。小时候在贵州大山里的“三线工厂”生活长大，印象中左邻右舍叔叔阿姨们家家似乎都很穷。工人工资分八级工资制，记得学徒工一个月就是１８块钱，出徒后能涨到２０多块钱，一个出徒后干了几年的工人一个月也就挣３０多块钱（网上资料：文革时上海的青年工人，学徒三年，第一年：17.84元；第二年：19.84元；第三年：21.84元；满师后：36元/月。因一直不加工资，民间有“36元万岁”一说）。看那些拿着３０多块钱的工人们，一天到晚日子过得乐呵呵的，我心底很是羡慕。

　　有一次在一旁听大人们吹牛聊天，说到厂里有几个上海人，家里在银行存有上万块的存款。当时的“人民银行”储蓄利率是4%。俺偷偷拿算术一算：一万块钱一年利息就是400块，除以12个月，平均一个月33.33人民币。哎哟我的妈呀——这不就是一个工人拼死拼活每周工作六天（那时还没有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干满一个月才能挣到的工资吗？每个月利息就能有３３元的收入，还上啥班儿啊？

　　俺的伟大梦想从此诞生了！

　　唉，都怪那时的人实在是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呢？给你说个俺家的故事，你就知道了。记得１９７６年夏天，市里的电讯部门弄来了一批“韶峰”牌14寸黑白电视。当时厂里已经开始有零星几户人家买了９寸或１２寸的黑白电视。每天晚上播放电视节目时，那些人家就会黑乎乎地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前面有坐地下的小孩，中间是做板凳的，后面是站着的。有时候孩子哭、婆娘叫，地下桌子床上弄得乱七八糟。这有电视的人家一不敢关门上锁不让人进，二不敢出声责怪——都是左右邻居，那个孩子撒了一地尿的妈是车间主任或班组长的老婆，把人得罪了日后可咋处？记得曾有人家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咬牙闭门拒客，结果外面黑灯瞎火的，门上被缺德淘气的死孩子们黑暗地里砸上几块砖头。老爹老娘把家里几个孩子每天晚上寻摸去别人家看电视的眼馋样子看在眼里，想着大人孩子年初为了看周总理追悼会，到处找地方蹭电视的可怜样，一商量，一咬牙，一狠心：把家里存款拿出来，买个“韶峰”牌14寸黑白电视！看官注意此处细节——是“把家里存款拿出来”，不是去把银行存款取出来——那是因为家里的存款微薄的实在不值得去存银行。俺记得十分清楚，老爸老妈去屋里拿钱的时候，老妈把深藏在裤腰里的一个钥匙拿出来，搬个凳子够高，打开一个摞在当时家家都有的大立柜顶上，轻易够不着，平时上着锁的长方型大行李箱。从行李箱里底下包裹在数层衣服中拿出一个散发着“臭球子（樟脑丸）”味道的信封，里面是多年辛苦积攒的家底：估计顶天是千儿八百的。老两口数了几遍，从中拿出480元。俺在边上远远看着，看那老两口数钱的手都发着抖，两人低声说着话，似乎声都变了。

　　老爸虽然是厂领导，但不得不说那时的基层领导干部基本还是廉洁的，再加上老爹胆又小，不敢有丝毫贪污腐败行为。尽管工资稍高一点，但每个月老妈都要给东北哈尔滨老家有六个孩子的大姨家寄去几十块帮衬（不知老爹知不知道），所以，家里生活跟其他同学家差不多，平日紧巴巴的，所以才引出俺追求“一万块土豪”的梦想。

　　说到老爹他们厂领导的廉洁，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下雨天，阴雨哗哗下个不停，结果很多人家房顶漏雨了。我们家住平房，里屋、外屋和后接出来的厨房地上也放了了六、七个盆盆罐罐接屋顶上滴漏的雨水。外面的雨不停地下着，俺娘正带领俺们几个孩子打扫、抹干地下的积水，一个工人愤怒地冒雨冲进我家，说他家房子漏雨住不了人了，厂领导到底还管不管工人死活了？！嚷嚷几句后，也看清了眼前屋里盆盆罐罐的情景，那个工人的火气当即熄了一大半，很诚恳地说道：“厂长，我今天到你家来的路上是准备大吵大闹一番的，可看到你们家也这个样子，唉，不说了，算了。”工人扭头而去。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同甘共苦”吧。

　　如今，虽然生活改善多了，当年“万元户”梦想也早已实现了。可是平日里生活花费总是放不开手脚。用旧过时的东西明明没有用了，却总是舍不得扔掉。您看，俺上班要穿衬衣，一天八小时桌前伏案工作，这些年下来好好的衬衣，就是在一只胳膊肘处磨裂，不能穿了。十好几件积攒搁在地下室一个纸盒箱子里。老婆一见到就来气，问：“那些衬衣你还能穿吗？”“不能。”“不能穿还留着？”“留着。”“留着干什么？”不吭声。“没用就扔出去吧！？”“不扔。”“不扔你留着干什么？”还是不吭声。气得中文专业出身的老婆骂俺“整个一个儒林外史的严监生、法国的葛朗台大爷。”就是不吭声。

　　其实，俺早就自我诊断过了——生命孕育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尾，生长发育在物质，特别是食品匮乏的“文革时期”——俺身上有中华民族遗传下来“饥饿基因”。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中处处透露出民族“饥饿基因”的遗传和强化的历史。中华民族“饥饿基因”文化早已有人研究了，从心理学角度，据说如今世人的胡吃海喝和极强的物质占有欲是基因和潜意识里对以前艰难困苦生活的心理拒绝和精神上的过分补偿。

　　那些扔在地下室的衬衣是俺的心理补偿——当年曾梦寐以求一件白衬衣、一条蓝裤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