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默：从图腾到文字——书法形式的历史发生三题

 

 

 

 

 

 

从图腾到文字

——书法形式的历史发生三题

 

 

楚  默

 

 

本文原载《中国书法》2008年第7期　

 

 

 

 

内容提要：探讨书法的形式，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法绕过去的，这就是书法形式的历史发生，它牵涉到文字的起源与发生。文字的起源问题十分复杂，在逻辑上包括三个主要问题：文字何时发生（When）、文字如何发生（How）及文字何以发生（Why）。这三个层面的问题都关系到书法艺术的起源。书法的起源并不是指书法在“时间”上产生的具体年代，而是指，在什么情形、什么条件下书法才成为艺术。在这里，我们不仅仅需要出土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美学的思考。

关键词：远古图腾　巫术观念　图画字　书法形式

 

 

 

 

 

一、远古图腾：“意义第一，形式第二”

 

 

历来有书画同源的说法，可是同的是什么源，没有人能说清楚。艺术何时发生？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已足够让今人赞叹了，例如距今一点三万年以前属于早期马格德林文化期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的一只彩绘马鹿，形式上有高度的写实性，又精心用颜色来对图形进行渲染幻化，已有相当的艺术性。法国上比利牛斯劳尔泰的洞中也有属于马格德林时期的驯鹿与鲑鱼的展开图，生动地展现了驯鹿过河的动人场面。三只缓步涉水的鹿姿态悠闲，其中一鹿回首后瞻，别有暗示；几条鲑鱼也生动飘逸，勾勒的线条已十分流畅和富于形式意味。法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A·勒鲁瓦—古昂整理了六十余座史前洞穴的数千幅岩画，将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性分为孕育期、原始期、古代期、古典期和晚近期五个阶段，并对各个时期的艺术形式作了中肯的概括。在我国，虽然没有欧洲这样的旧石器时代的大型壁画，但距今二点八万年前的山西峙峪文化也发现了骨制尖状器和一些骨片，上面刻有线条的纹饰，有专家认为这些线痕可能与记事或表意有关，但远不是文字。

 

法国比利牛斯山马格德林时期的驯鹿与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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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观念是史前艺术发生的一个动因。以运动的形态来体现人类集团统一的意识是图腾观念的根本性质。不管中外，早期的图腾形象几乎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而正是图腾形象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鸟的图腾像，各个民族、各个年代虽然都不一样，但都与某种意义结合在一起。像大汶口文化的“太阳鸟图腾柱”就是典型的例子。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七十五号墓出土的背壶上有朱绘“”形图案。图案中心的大圆点表示太阳，顶上向左伸出的部分表示长喙鸟头，左右芒刺表示翅膀，下部分叉表示羽尾。整幅图案象征太阳鸟落于立柱。大汶口的出土文物中，另有几个图案字，如“”“”，前者表示“日落”，后者表示“日出”，都可从形象上说得通。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器具：灰陶大酒尊

口径30厘米 高59.5厘米，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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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玉璧，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三件玉璧，也都是小鸟立于祭坛的图案。小鸟所立的物体到底是什么，专家的意见虽各有不同（李学勤认为是五峰山，并认为鸟上山上可释为“岛”字；邓淑萍认为是祭坛；饶宗颐认为是祭场的坎坛），但基本的意思还是明显的，说明鸟形纹饰和器物是当地氏族的图腾信仰。

再如半坡氏族以人面鱼纹的鱼图腾作为标识，也有以羊角图腾柱立竿测影、观察天象的。在《西安半坡》中考古学家说：“在原始氏族社会生活里面，图腾崇拜是精神生活和原始信仰寄托的象征，因此在人们的艺术活动里，往往与图腾崇拜相关联。图腾徽号往往被刻在某些器物上。我们推想，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不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饶有兴味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人面鱼纹，似有‘寓人于鱼’，或者‘鱼生人’或者是‘人头鱼’的含义，可以作为图腾崇拜来解释。”[1]这个推测有合理的成份在，但以为半坡先民已开始他们的“艺术活动”，显然只是现代人的观念，并不足以代表古代先民的审美意识。

 

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高16.5厘米　口径39.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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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学者郑元者说过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他说：

史前艺术是史前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不是审美存在或审美意识形态存在。我们已经知道，史前艺术在实质性上并不处于审美中，因而与审美并无根本性的相关，史前人类在生存现实中借助于艺术这样一种形态化方式，决不是通过审美并为审美而存在。史前艺术与“美”的关联主要是通过内容特性显现出来的，而形式性则相对处于较为滞后的地位。对此，如果以更为精炼的用语来概括，那就是意义第一，形式第二。[2]

这段话告诉我们，远古的图腾艺术虽然在形式上已有相当的审美性，但任何图腾形式首要的是意义，是图案的象征内容，而图案、线条构成这些形式语言都是次要的。远古图腾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古代先民的造型工具、造型手段都有长足的发展、进步。早期的龙图腾像，在陕西宝鸡仰韶文化中的细颈陶壶上，还有差不多类同鱼的形貌；但在龙山文化的陶器上龙纹已有明显的装饰性，更抽象。这种线条的抽象说明古代先民的形式化意识已有所进步。从濮阳龙、三星他拉龙、陶寺龙、熬汉旗大甸子龙、二里头龙来看，龙的造型越来越优美、简洁，也越来越富于形式意味。但这些龙的图腾形象始终与古代先民的原始意识分不开，并且这种形式上的抽象也不是现代人的审美抽象。所以，远古图腾虽与文字有某些牵连，但这种图形的“文字”其形式还不是书法的形式发生。混淆这种区别，书法的起源就变得毫无意义。

从图腾制到氏族制转形期，形态开始发生变化。我国图腾史学者岑家梧在其《图腾艺术史》一书中得出几条结论，现转引如下：

1.图腾制中的图腾动物为现实的狩猎者的狩猎对象物，转形期的图腾动物则为幻想的动物，即半人半兽的动物，或为氏族首领的变形而具有人类肉体型。

2.当图腾制转变为氏族制时，因政治权力集中于首领，故转形期的图腾仪式中，处处表现首领占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3.图腾制中，举凡一切绘画雕刻，对于图腾动物的描写为写实体；转形期则变为省简体的象征性的，逐渐成为艺术上的模样而只应用于装饰。[3]

这几条结论很重要，有必要指出其要点。

一是图腾制在先，氏族制在后。这一历史事实符合原始先民的发展历程。图腾形象体现的是原始先民的意识。

二是由于原始先民的思想意识逐渐进步，形象由写实向抽象转化，象征向装饰转化。

三是氏族首领政治地位的确立，导致巫术宗教文化样式的改变。

 

 

龙山文化　彩绘蟠龙纹盘M3072

陶寺4件龙盘大小基本相同，盘口一般直径35-40厘米，盘底直径12-15厘米，高在7-12厘米之间。其中最先出土的龙盘编号M3016:9，保存较好，纹饰图案也比较清晰，盘口直径36.6厘米、底径15厘米、腹部深6.2厘米、盘体整体高6.8厘米。编号是M3072:6的龙盘保存最好，图案最清晰，盘口直径40.7厘米、底径15厘米、腹部深7.8厘米、盘体整体高9厘米。（来源　陶寺考古）

 

 

 

二、巫术观念：文字起源的神秘之源

 

旧石器时代应属于人类的蒙昧时代，而进入野蛮时代，人类已学会制陶术。野蛮时代的特有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4]原始社会是母权制氏族，过渡到父权制氏族，实际上已表示到了“野蛮时代”。如果说图腾意识表现人对自然的拟人化，表现自身的集体统一性，那么巫术观念表现的是人的拟自然化。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表明距今六千年之前就出现了巫师这样的人物。

饶宗颐认为：

在神道设教的古代蒙昧时期，“绝天天通”便是要使民与神分清楚他们的业务，所谓“神民异业”，划分神属天而民属地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复置官以统治之，使各就其序。[5]

所以，新石器时代出现巫觋这种勾通人与神两个世界的角色。“巫”，在卜辞和金文中都有，都作“”。《说文》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从字形看，“巫”字由两个“工”字构成，是巫师勾通两个世界时手中所持的道具。西亚哈雷夫的陶器上及陕西扶风县出土的蚌雕人头像上，都出现了“”的符号[6]，这充分表明，新石器时代巫觋就已经很普遍了。“巫师”是氏族中有地位、有威信、有文化知识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进行巫术祭祀活动时，采用的仪式、方式、所用的记号无不带上神秘的色彩。

 

陕西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建筑遗址乙区出土的蚌雕人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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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其思维方式也还是属于原始人的。列维·布留尔说：

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每个存在物、每件东西、每种自然现象，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因此，每一个都有他特的亲族，他对自己的图腾、等和亚等的组成者拥有权力；他对它们有义务，他与其他图腾之间有一定的神秘关系。[7]

因此巫术活动在本质上是图腾活动的专门化形式，在方式上有了许多改进和变化。巫术观念是魔力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相信魔法，用的也是魔术。三代之前，属原始宗教的筮法，掷一物而根据正反以占凶吉，可谓最初的“易”。传说的伏牺作八卦，正是古代的巫术活动。

原始巫术有各种不同的仪式，原始狩猎、日月、山河、天神崇拜的祈祷祭祀、生殖崇拜乃至气象、救护等巫术活动，都体现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巫术、宗教观念。嘉峪关黑山岩画、阴山岩画、云南沧源岩画都有大量生动的狩猎图。黑山岩画中的野牛形象巨大，取其奔跑勇猛的造型，这使人想起拉·马德莱纳洞窟中骨雕猎人与野牛中的野牛。野牛的形象被放大，

在制作者的心灵视象中就可能意味着图腾的灵性力量也愈大；另一方面，图腾形象的“放大”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血和肉，能够使每一个图腾集团成员在图腾祭礼形式中更为充分地享用图腾的血与肉，因而获得图腾的灵力也更大。[8]

这样的分析虽只是一种推测，但应符合这野牛所体现的巫术信念。不过，这里引用黑山岩画中的野牛要说明的是，原始先民已经可以在祭祀活动中用具体的图像表示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我们认为巫术文化对文字产生的影响正是这种以图像表达意义的方式。

 

甘肃大地湾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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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甘肃大地湾地画舞蹈图，距今约五千余年，是一幅祭祀舞蹈图或巫师作法图。画面上的男性身体壮健，手持一条状物；女的细颈小圆头，胸腹平坦，左臂上举弯曲至头部，双腿交叉，与男子一起跳舞。下长方形线框内画有两只蝼蛄（陆思贤观点），所以陆思贤把此图释为：

大地湾地画舞蹈图，是对地母的祭祀，可能包括了祈求生育的内容。[9]

他又从舞蹈的形式入手，作了造字上的推测，说：

大地湾地画的舞蹈形象，不妨称它为“交舞”。有意义的“交”字也从“交胫”得意。《说文》：“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参考甲骨文中的交字，确是交胫的形象，那么造字本意，也出于交胫而舞的舞姿。[10]

这个推测的结论虽不免有几分武断，但把祭祀活动中的刻画形象与造字联系起来的观点确实很有可取之处。

事实上，在人面岩画系统中，很多像直接与文字有关，如天、目、舞、祖，人面岩画中的刻画与甲骨金文十分相似。例如阴山和乌兰察布草原岩画中的舞人，其刻画的形象是伸开手舞蹈的人像，具备了初始象形文字的特征。

 

阴山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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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良在《中国岩画与甲骨文、金文》一文中举了一些与巫祭有关的字，如“皇”字。他说：

皇字上部的依类圆形的，如“”，则可将人面岩画中大量带有太阳芒刺的人面岩画来类比，皇字圆中的“—”，可视为人面五官的抽象。即使岩画中，五官也都不是画全的。[11]

他认为这种以图形表达意义的岩画或字符，记录了仪式性场面或事件。他举了阴山格尔敖包沟岩画为例，其中半圆形符式，在结构上是稳定的，是太阳神的变体。他认为：

正是这一特定的符式，构成了金文“皇”字中的一种特殊写法的原始象形，这类岩画是人祖神和太阳神的合一，是至高、至大、至圣之意。这与商周时期的皇字的字义也相符。[12]

这充分说明，古代先民在祭祀的巫术活动中，刻画了一些图式，这些图式表达了一定的含义（有些复杂的意思则由一组画像构成），而通过对它们的改进，以后成为早期的文字。

从古来大家尊奉谢赫的论画的“六法”，以为是画论的极则，不可逾越；石涛在巫师的各种职能中，占卜是十分重要的手段。所谓伏羲画卦，指的就是这种占卜。他们根据卦象各生死、吉凶，从而勾通天地。故卦象及其相关的刻符成了文字的一个来源。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挖掘向我们提供了距今四千年前的陶纺轮上的太极图像。湖北天门邓家湾和孝感应城门板湾屈家岭以及湖北钟禅县六合遗址、石家河遗址都出土了绘制阴阳鱼图的陶纺轮，其图案与太极图式极为相似。陈建宪说：

最早的先天太极图，就是一个宇宙卵，包容一切，象征着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13]

无独有偶，一九八七年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了刻有八卦图纹的玉版。玉版夹在玉龟的腹甲和背甲之间，正面围绕中心刻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圈，内圈刻方心八角形图案。一般学者认为玉版的八方形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像相配，表现的内容应为原始八卦。[14]饶宗颐认为玉版图纹表示的是远古关于方位与数理的关系。李学勤认为图形表示远古关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点，而中心部位的八角星则是一个古“巫”字的构形，揭示出既谙天文数术，又能通神的“巫”在文明萌芽时期的重要地位。[15]

 

凌家滩玉板

来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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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图案是太极图式也好，八卦图式也好，首先，他们是一些像；其次，他们与一定的意义连在一起，巫师们的占卜根据象的搭配与变化而得出各种意义图案。新石器时代器物上的这种刻画符号，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字，有些则认为不是文字。其中，蔡运章先生《中国古代卦象文字略论》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他认为这些刻画是卦象文字，商周器物上的筮数易卦，多数属纪卦象类易卦，其中有单独卦象文字，如舞阳遗址陶缸口沿的“太阳纹图案”当是“日”的象形字，西安半坡陶钵上的“×”当是古文“五”字。也有图形卦象文字，如河南汝州陶缸上的蜥蜴，其象当是“离”卦之象。还有复合卦象字，以单字与图形文字组合如汝州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他认为是“离”“巽”两卦之象。[16]蔡运章认为这种卦象是先民制器尚象的产物，他把文字学、考古学和易学相结合探讨刻画文字的性质和用途，得到了许多古文字研究者的肯定。

 

鹳鱼石斧纹彩陶缸

一九七八年在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阎村出土。器形为敞口、圆唇、深腹，器高47cm、口径32．7cm、底径19．5cm。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绘有《鹳鱼石斧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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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原始的八卦符号与数字符号有着相同的来源，都源于用算筹记数的古老记数法”，“跟原始占筮术有关的一些文字（如‘爻’‘教’‘学’等），也采用了原始记数符号”，“＋”及倍数的一些字，则可能来自结绳的形象，故无论八卦与结绳都不是汉字的起源。[17]这个看法显然有偏颇，因为与文字发生学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过多地看到了文字的字义而忽视了其诞生过程中原始人神话思维的特点，从而导致进入误区。

先秦和两汉时期的典籍中，皆记载一些汉字起源的神话传说，最早记于《周易·系辞下》：

古者包犠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此后孔安国的《尚书序》及许慎的《说文解字》都有类似的神话传说，诸说都明显把八卦视为文字的来源之一，这是有原因的。

八卦的时代正是伏羲氏太昊时期，也正是新石器时代，是各种出土文物上出现各种刻画符号的时期。这些刻画算不算字，可以争论，但神话传说所反映的造字之说却真正反映了古代先民的神话思维特征。这些造字神话表明古代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思考已较前期的图腾时代有了进步，古人取法自然，创制符号，开始以简单的符号形式思维，卦象之象是介于形象与概念之间的中介。神话思维以类比象征为特征，给无意义的事物赋子意义，从经验的事实走向神秘的非经验事实。今人不能解读的许多刻画，在古代先民那里肯定是有意义的，而抽象的符号样式总有一个象征的意义。不管是鸟图腾柱、人面鱼纹或蜥蜴，都代表了一种有意义的事物。所以，卦象上的象，表明的正是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或者说，这些抽象的刻画符号不同于先民早期的仪式、舞蹈、绘画，具备了早期文字的性质。卦象文字虽具有明显的巫术色彩、实用色彩，但它的抽象性已大大优于图腾文字，作为古代文字的一个来源是毋庸置疑的。

 

屈家岭遗址出土彩陶纺轮

 

 

 

三、图画字：古代象形文字的先声

 

从文字起源的动力学视角出发，深入到古代先民的主观动因或心理基础，或许能看到文字发生前若干可信的事实。人类自然语言的出现当为数万年以前，文字出现的历史也有五六千年的时间。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以什么交流，以什么方式表达含义？这正是文字起源的一个动力原因。

按照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推测，人类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语言是无声的象形符号，此时人类不能说话，不分精神与物质，把天想象成神，故是神的时代；第二阶段已有文字，但由于抽象思维不发达，词汇中很少有抽象的表示概念的字，绝大部分是以物拟人，这是原始人“英雄的时代”；第三阶段是“人的时代”，实用的书写的文字和散文都发展起来了。[18]维柯说的第一阶段的语言，大约就是文字诞生前的语言符号，它的特点是象形的，表示一定的意思，这样才能交流。这与我国早期的图形文字最为接近。

人类初始阶段是不会说话的，虽有原始的叫声信号，姿势和手势是传递信息的方式。随着制造工具和劳动的发展，逐渐塑造了人的心理结构。工具作为符号是原始人的表达方式，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及交往方式。旧石器时代先民制造的工具就十分实用，而且精美，并且能用石制工具刻画出生动的线条，勾勒出动物的形体特征。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制作、造型日渐复杂，纹饰也日益繁多，器物除了日用的功能外，且很美观。早期的绘画就诞生在这个时期。

 

良渚文化鸟立高台玉璧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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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也是画，画的野牛、狩猎场景表达的是人类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画动物表达一个氏族的图腾观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上文提及的各种图腾柱都可以说是一种有含义的图画，有些图腾形象就是早期的文字，如鸟形站在山上，李学勤释为“岛”。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地画都是画，这些图大多与祭祀等巫术活动有关，表示的也是古代先民的某种愿望或意思。卦象文字也好，巫术活动中制造的别的图形文字也好，都可以说是用来表示某种需要，表达对另一方的某种情感，因此，巫术图画也是早期文字的一种存在方式。

这里说的“图画字”，指的是存在于岩壁、石洞、玉饰、骨雕、龟版等器物的图形，它们也是早期的文字形式。氏族的图腾族徽、巫术中的卦象大多是部族有知识文化的首领创造，而大量的岩画、玉刻、骨雕等形象，是一般的先民制造。这些图形字以后成为某个苍颉造字的基础。

“图画字”的形式有很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一幅组合的画表达一定的意义。很多岩画或洞壁画，画面的物象比较多，或描绘一个狩猎的场面，或表现一个舞蹈的场景。这种组合的画，往往带有象征的神秘意味，实际上是以画记事，并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字。如广西花山岩画上的祭祀舞蹈场面，画有部落的首领（有不同的等级身份）、形体动作一致的舞者，还有其他众多的形象，记录了一次有浓烈气氛的祭祀活动，带有宗教的神秘意味，实际上画了许多字所表达的内容。这种图画字，带有象征性，严格地来说，是一种表示图腾巫术意义的画。

 

广西崇左花山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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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有很多文字象形因子的画，或者说画的很多因子已是某种符号。例如内蒙、宁夏、青海等地岩画中的马车图。画的形象，就是一辆马车。主辕前部是两匹马，后部（下部）画垂直的横轴，左右各画一圆形的轮子，轮子或画辐若干根，或干脆抽象成一个点。应该说，这幅马车图画得很像马车了，绝对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别的物体。马车的主形象是轮子，而不是马本身。这幅图表达的意思或许是马车的奔驰，或表达驾马车的威风。但轮子的象形正好成了后来“车”的雏形。甲骨文或金文的“车”字，保留了两个轮和少量马或辕的形。因此，这样的图画就是文字的前身。再如阴山岩画中有些戴鸟羽的形象，据阴山岩画发现者盖山林的解释，就是“皇”，“皇字是头戴太阳光冠的人或王者”，就是说“□”这个图形，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字符。这种符号或图像有些有某种含义，有些只是单纯的形式因素。像连云港将军岩的方形人面图，就很难猜测其含义。

 

连云港将军岩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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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个图形联合表示一个语段或句子。这种图画孤立地看不一定觉得有意义，但和与之相连的一组图结合起来看，就觉得表达了一个句子。这些独立的图像好比一个个字符，如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有大头人像与九个类似人面画像排成一排，这个大头人像代表什么，专家们的意见也各不相同。有认为是氏族“老祖母”的，有猜测是原始农神的。而大头人像与其他九个类人头像合在一起，表达的意思则大大扩大了。这是古代先民以画代言的一种方式。再如在阴山格尔敖包沟岩画中，亦有这种几个图像合在一起表述一组意思的现象。类圆形的人面像、有光芒刺的太阳、省略的五官形，都可视为字符，结构稳定，刻画精细，或许代表一种符式，它的内涵不仅是太阳神或一个皇者，而且还有别的意思，否则不必几个图像联在一起。

 

阴山格尔敖包沟岩画 

 

 

图画字显然比单一的结绳记事、单一的刻画记号要先进，因为用画像表达意思不但直观，而且明了，几个图在一起，能表达复杂的意思，只是由于没有与声音结合在一起，太具象而不够抽象，无法普遍地使用。

图画字与象形文字只是一步之遥，只要把图画再抽象化、简化，那么图画就是一个象形的文字，但其间的路还很艰难。

岩画、地画等刻画的画像都具有写实的具体性质，这是为什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更好地理解汉字的第一关为什么是象形的问题。这要从原始先民的原始思维、原始心理结构中找原因。原始人的思维中集体表象占了显著的成分，而这种集体表象又是神秘的，故原始人的思维主客之间是一种神秘的互渗关系。巫师头上插上几根羽毛，就能看到天上地下的一切，就能治病占卜吉凶。这种导致巫术及仪式的出现，按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说法，仪式同语言一类，都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古代先民的各种图腾仪式、巫术祭祀可以视为一种意指性、象征性的符号活动。仪式活动都带巫术法术的神秘性质，而这种法术以模仿和类比观念为基础，于是这种巫术性的动作符号成为古代人交流的一种符号。这种象征性的符号功能经过千万年的发展和进化，行动思维升华为表象思维，于是古人以空间的造型符号施之于岩壁洞穴，诞生了旧石器时代的壁画。壁画用的是线条、动物的形象来表达先民的观念，这和岩壁上的形象载体，是用来同自然、人及超验世界交流的另一种巫术符号。绘画中描绘写实性的动物，出现箭头、矛枪的伤痕，即是古人（画师）用模仿巫术行为击中狩猎的对象。故原始绘画的这种模仿性、写实性反映的正是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这种模仿与现代人理解的模仿完全是两回事。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巫术著作《金枝》中把这种现象以“交感巫术”来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巫术性的图画都有神秘的象征意味，这是一个为考古学家普遍认同的事实。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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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始人对事物认识的加深，视觉观念也有了飞跃，从具象走向抽象成为一种趋势。抽象是对原型的心理加工过程，对具体、个别事物而言，抽象是从具体的物象中析出中心属性的表现形式。例如一头具体的鹿，析出能概括其本质的形式，形式上大大简化和抽象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有很多抽象的几何图形、三角形、方形等图案，鱼、蛙等形象与写实的有了很大的区别。抽象就不必模仿许多外在的细节，形象的符号化也走得更远了。但图画字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像”，没有走到纯抽象，因之，图画字也始终保留了古代先民的原始象征意味和神秘意味。甲骨文、金文中的“鹿”字，都是一只象形的鹿，虽带有字符的抽象，但“鹿”的两个角是具象的，让人一看就会知道是“鹿”字。如果把甲骨文、金文的鹿字与岩画上的鹿的形象比较，还依稀能找到抽象的痕迹。甲骨上的“鹿”字，四脚站立，头朝上，是竖绘的一个形象。岩画中竖立的鹿后或边上有猎人，或张弓，或箭已射出，很显然这是猎人猎到鹿。这种象征意味，留给了字，故汉字的象形，与古代先民的神秘观念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