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顺和尚的故事

 

 

 

 

汉末佛教传入中土，因为原典、师承、格义等方面的原因，渐渐孳生歧义。隋唐时期出现各种宗派，举其大者有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宗，还有三阶教，一直受到官方严厉打压，所以历来被摒除于“正宗”之外。会昌法难之后，经过五代的战乱，其他宗派都偃旗息鼓，只剩下最接地气的禅宗一枝独秀。

 

八宗中的“贤”即贤首宗，指的是本宗核心人物贤首国师法藏。武周时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法藏担任笔受；又为女皇帝宣讲《华严经》，拈殿前金狮子为譬喻，整理记录本即是著名的《华严金狮子章》。后世确立世系，法藏为贤首宗的三祖，于是上推智俨为二祖，法顺为创教初祖。法顺俗姓杜，与唐太宗宰相杜如晦同族，按说出家无家，可不知为何，当时的人都习惯称他为“杜顺和尚”。

 

杜顺和尚以神通著称，所以《续高僧传》将他的传记安排在感通门中，属于事迹“逆于常理，感而遂通，化于世间，观之难测”者之流。传记说他善于治病疗疾，遇到聋哑者求医，只是相与谈论，一会儿便恢复听觉，能够正常言语；即使疑难重症，与患者相对而坐，也能痊愈。杜顺和尚的声名远播，唐太宗仰慕其德，召入大内。太宗说：“朕苦寒热，久而不愈，师之神力，何以蠲除？”和尚回答：“圣德御宇，微恙何忧。但颁大赦，圣躬自安。”皇帝龙颜大悦，于是赐号“帝心”，一时之间，“宫廷内外，礼遇如佛”。和尚以贞观十四年（640）坐亡于南郊义善寺，春秋八十四，时有双鸟入房之瑞。遗体不坏，肉身塔葬于樊川北原。

 

杜顺和尚行记是二百年后，大中六年（852）杜姓后人乡贡进士杜殷所立，自说虽身履儒迹，而心达彼岸，“每耽儒典之暇，剧趣真心”，乃有此作。原碑立于华严寺，几经迁徙，今置西安碑林。

 

杜顺和尚行记（局部）

 

碑文仍然以叙述杜顺和尚的灵异为主，于史料颇有补充。《续高僧传》谈到杜顺出家前的情况，只是说“辞亲远戌无惮艰辛”，似乎曾经厕身行伍，行记对此记述详细：“弱冠，师之兄有军旅之患欲赴，跪而启父兮母兮，厥而赓去，允斯所命”，于是代兄服兵役，“被甲铠汪汪，执戈慷慨，逼至鱼丽，胜而多捷”。

 

宋代开始传说杜顺和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故事有多个版本，大意说门人智冲辞师往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临行时杜顺送了一个偈子给智冲：“游子漫波波，台山礼土坡。文殊只者是，何更问弥陀。”待智冲到了五台山，遇到一位老者盘问来意，智冲答：“来礼文殊菩萨。”老者说：“文殊今不在山子，来有何益？”智冲问：“文殊今在何所？”答：“在长安教化众生去也。”智冲于是回想起杜顺和尚的偈子，当即省悟，急忙返回长安，遗憾和尚已经圆寂。检杜顺和尚行记最后说：“师之门人动意寻五台灵境，欲觉疑菩萨给五铢道粮，乃失师事。”这几句含混的话，恐怕就是此传说的雏形。

 

杜顺和尚行记由朝议郎试左武卫长史董景仁书丹，刻玉册官邵建初刻字。董景仁几乎没有名气，后世对其书法也褒贬不一。杨宾《大瓢随笔》说：“唐董景仁行书杜顺碑，虽亦秀劲可喜，然是学圣教而未成者。”而检《抱残守缺斋乙巳（1905）日记》，刘鹗曾临此记数纸，评论说：“用笔酷似李思训碑，盖学李北海者也。在中唐实为杰作，何世竟无所知者，一奇也。”我因为研究赵模千字文，自然了解董景仁所参考的既不是怀仁圣教序，也不是李邕的李思训碑，而是直接学习初唐赵模千字文。

 

这篇行记由邵建初镌刻，能够存书法之神采，所以特别可贵。晚近还出土一件董景仁书丹的庆王李沂墓志，大中十四年（860）葬，也由邵建初刻字。墓志书法与杜顺和尚行记风格相类，同样出自赵模千字文，只是笔法更加老练，一字不损，更见精神，可作为学习王书的范本。

 

庆王李沂墓志（局部）

 

图文原载《书法》杂志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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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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