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上世纪1905年9月科举被废除，读书人完全失去了学习《四书五经》的切生利益之后，“孔孟教宗”还有什么存在之意义？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弘扬传统文化，殊不知“学随术变”的儒教除了作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笔者真想不出它还有什么用处？儒教思想无论是其周公源头，汉唐仕族“汇总的权术”，“两宋掺杂佛道思想的怪物”，和明清“越发变硬的僵尸”在当今“以中国的疆域”里还存有多少影响和传承？丧失殆尽未必不好，它将会迎来崭新的思想，因为新思想正是今天所需要的。重新研究经学并不是想“复古”，而是崭新的思想需要古典诸子学问的铺垫。
文中“以中国的疆域”这一提法，是笔者故意避开“中国”一词，因为两千多年来这个名词内涵一直在变，为解释明确暂且以康熙时代相对稳定的疆域空间来表“中国”范围，近代中国史观始终将代表政权王朝来划分历史，这是极为片面而不科学的。比如唐朝，它的强盛地域和它脆弱时相差四百万平方公里，又比如南宋大致“卷缩”在淮河以南大理以东的现在江南地区，五世九帝统治的疆域才二百万平方公里，其它约八百万平方公里上发生了什么？后人一无所知。同样南宋朝廷上下在推崇“三纲五常”时，其他八百万平方公里的人亦一无所知。这是“以中国的疆域”范畴下的真实历史。于是乎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今天所谓的中国历史，本意上或许只能称“中国汉族史”，它远小于“以中国的疆域”的完整总历史，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的“华夏文明”的内涵也就是“华夏汉文明”。要知道汉族人在“五胡乱华”后他们是在以郑州为圆心，以到济南为半径的圆圈里活动。我们必须要在上述的概念下谈论“书经道统”。
盛唐李世民推行《五经正义》，将颜回立为继承孔子道的传人，很大原因是颜回对孔子唯命是从，“紧跟领导”。这迎合李世民希望手下大臣的态度。韩愈的登场改变了现状，我们认识韩愈一般停留在他的文学面，其实在古代思想史上韩愈的影响不可估量，历年科举进士首先就是《经学》的功力。韩愈质疑颜回，他认为孟子才是真正接受孔子道统的人物，目前我们能读到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这个观点，比如《原道》，《读荀》，《与孟尚书书》：“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按照韩愈的分析，将孟比作禹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思想学说非常清晰，“尊孟子、树道统、排佛老”，而这不是他另辟新径，而是取之《孟子》，称“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发愿以己身接续孟子，延续中断千年之久的正统儒家之血脉，“道统”之说遂具雏形。韩愈之所以主张“尊孟子，树道统”的外部环境就是中唐时期一大社会风气就是崇尚佛教，佛教东汉时期传入魏晋时期发展，到隋唐更是到达鼎盛，唐朝多代皇帝崇佛，自然对佛教实行宽松政策，结果僧尼数量大增，寺院经济大大削弱了王朝财政。而道教在唐朝也备受重视，与皇权相结合成为特有的皇族宗教。唐代三教已成鼎立之势，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社会积弊太深，儒家的章句训诂之学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经学衰微。这种情形是以儒学正宗自命的韩愈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他终生以“排佛老”为志业。由于韩愈的推崇，孟子的地位逐渐升高，自中唐至两宋，延续了一条“升格”的进程，特别在二程、朱熹那里，孟学备受关注，成为理学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内核，《孟子》也由子书升格为“经”。从这个角度看，说韩愈影响了宋学自无不可，事实上，韩愈因尊孟而抑荀，但仍视荀子为“大醇”之儒，称其“与孔子异者鲜矣”，又称孟、荀同样“优入圣域”，亦贬亦赞，绝不是将荀学看得一无是处。从精神气质上讲，韩愈所求的是“善治”，关注的是政治现实，秉承的是汉唐儒家的风尚，本质上与荀学特征更相一致。所谓“举孟旗、行荀学”之说，放在韩愈身上似乎最为合适。民国陈寅恪先生说过：“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同样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称：凡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有这两位先生评判当不会错。
从唐太宗组织人编纂《五经正义》后，对于《五经》的唐代诠释，就一直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特别是“明经科”，随着历史的演变，“进士科”在人气上彻底代替了“明经科”，有一个“人为”原因不容易被后人发觉，即唐朝有个奇怪的规定，经书不是按照内容来考量编撰，而是按照它的字数多少来规定分法，篇幅的大小反而和难易挂上钩，比如《诗经》容易背诵，像《仪礼》这样的经典背起来很吃力，因此大家都捡容易得去做，在容易和深奥之间选择字数少的去学，于是乎有些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理解的学子越来越少。安史之乱前后，朝廷规定的“九经”念得人也少了，因为主要念《九经》的是“明经科”学子，也就是在经典本身中间加以区隔以后，导致了《五经正义》很少有人全面地加以诠释研究，于是乎一个经学更新运动已经水到渠成。而这一运动的起点就是“怀疑”。武则天时代有些进士们在那里怀疑《五经正义》诠释之合理性，比如当时有一个叫王玄感，他写了三部书质疑孔颖达等人关于《春秋》《尚书》的解释，支持王玄感有一位后来在史学史上名声很大的刘知己，即《史通》的作者，《史通》里《疑古》《惑经》，这两篇不是否定全部经典，但刘知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已印证在公元七世纪前后，对经典的怀疑已成气候。
同时怀疑经典和当时唐朝官方规定的“孔子颜回”的传承关系很密切，上文提到的韩愈《原道》明确阐述了儒家“道统”：从尧舜开始然后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再有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孟子死了这个“道统”就终结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接受韩愈“尊孟”主张的人越来越多。 民国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将其称为“孟子升格运动”，这个运动在学术讨论中不是个孤立问题，因为经学本身是中世纪统治学说，它的形态变异就是所谓的“学随术变”，那么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它的变异方向很难确定，从中唐到晚唐，尤其经过五代十国大混乱，除了五代十国外边疆还有各个“部落联盟”即边疆民族国家的雏形，其状况我们研究得甚少，当一个相对安定的北宋出现后，其实北宋都城是今天开封的“汴京”，北宋势力从来没有触摸到今天的北京和北方各地。后来的南宋除了皇帝姓赵外，其实是一个新王朝，都城建在今天杭州的“临安”，它的统治范围还要小，起先还占领淮河流域，后来斗不过金朝只能守长江。经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后人推崇之极的朱熹，他一辈子的活动范围只在现在的福建和浙江，他去过江西做了一任官，回过故乡皖南，好像到过一次湖南，笔者估计他长江都没看到过，一个人的眼界和其经历会影响到他思维和认知，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如果阅读《朱子语类》，即他和他学生的谈话录后，不难发现朱熹的眼界非常狭小，他的认识片面性很重，后来王守仁对朱熹理学“大倒胃口”是情理之中的，两宋承载“经学”和道统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下展开的。
< 待 续 >
单就儒家传承而言，可以分成这么几个流派。
周儒，孔孟的原教旨主义儒学。本质上是鼓吹周制，即封建制，封邦建国制度。一般套用马列所说的封建制度，完全是硬套用欧洲历史时间段的错误观点。东亚的封建制在周代，在日本。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一些儒家认为英美社会更接近孔子的理想。因为人家就是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民主共和社会。欧洲封建和先秦相近。也是为什么日本脱亚入欧比较成功，因为是封建社会没有引入科举这个祸害。周儒也只是百家之一。影响力不大。
汉儒，则完全是周儒的叛徒，反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推崇的是秦制，即大一统奴隶制。汉儒比较弱，虽然比周儒强点。且汉晋时代的大一统还不是很巩固。豪门政治有半封建的意思。儒学依然只是敲边鼓的。
唐代虽然开始了科举制。但是还没有你们狭窄。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唐儒。因为唐并不是汉的继承，而是灭亡了汉晋的胡人文明。唐是军政权，大一统其实也还没那么坚硬。所以读书人哪怕像李白这种人也照样不那么受追捧。
真正儒学大成，不是指学问，而是指地位。就在于宋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也是大一统真正固化下来。其中关键人物朱熹，其实是被宋殖民征服的闽越南岛系人。相当于今天，印度人成为了莎士比亚或者首相什么的。
明儒的学问还不如宋儒，更加僵化。因为大一统进一步加强。如果说宋儒废了武，那么明儒实际上也就逐渐废了文人对皇帝的制衡。
而清儒的理论上继承明儒，实际地位其实是退回了唐汉时代。因为宋明还有一点以文制武的意思。汉唐清的武是在文上的。
所以儒家的真正存在，只是宋明。而这两代又其实是两种文明。因为唐宋一支亡于崖山。明算是某种文艺复兴。
汉字所记载，编选和宣传的历史，粗俗而言是井底之蛙YY史。一是角度狭窄，二是缺乏详细全面，缺乏实证。基本上就是一个文明角落的八卦文学。
说到角度狭窄，可以形象地说，这些故事的观察点就是洛阳。大体上可以看到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而已。往北往西是高山，往东是大海，都看不到什么。往南是长江丘陵，模模糊糊。好大一口井。
当然了，绝大部分文明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能看到的也都主要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有些人看到很少，但也知道自己没看到看不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总想着去多看看。而中国历史则有意无意地就真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大。
其实中国一词的本意就是中原，甚至只是首都特区的意思。扩展到国家，乃至整个东亚大陆或者满清疆域，是清末及以后的事。而近现代所谓中国文明的主体，其实是两大部分。一个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一个是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地区，江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实质上也不是中国文明的原生地区，而是中国文明的征服地区或者殖民地地区。
那么中国文明是哪来的呢？准确来说所谓中国文明只是曾经或者现今在中国（中原意义上）存在过的文明。大体上有四大文明在中国（中原）存在过。
一个是商殷。实际上商殷可以说只是当时诸多中原文明里面比较大，比较有传说下来的一个。比如殷可能是商被另一个邦国征服以后的傀儡政权。周伐殷时就联合了诸多其他的邦国部落。这些邦国并没有记载或者考古。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存在过。而是中国历史特意回避这些拆穿大一统的东西。
二个是西周开启的，在东周基本成型的诸夏。相对于殷商时代，各个邦国之间的交往更密切，文化更融合。秦统一。或者说秦和匈奴分裂诸夏，两者就又走向了不同的文明道路。秦这一支又演变成汉，最终基本上灭绝于东晋南朝。
三个是消灭诸夏古汉文明的五胡鲜卑文明。也可以说是匈奴或者诸夏北支又打回来了。因为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可以说就是河南河北山东的差别。鲜卑魏隋唐，到宋就又灭亡于崖山。接下来的就是，
四个蒙满代表的延续到现在的这个中国文明。
所以不难发现，一个比中原中国更重要的，或者说是多次长期征服和殖民统治中国的，在历史上地位更高影响更大的文明，其实是大草原文明。换句话说，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正统性，远不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的正统性。中原最大的对草原的胜利也就是汉武帝的两败俱伤的出征。而且并没有建立有效统治。而反过来的统治，隋唐元清几乎占据了中原的主要历史。更别提加上南北对峙的时期了。所以东亚文明中心在蒙古可能更符合历史。
大草原主要又分三大部分。核心部分是蒙古高原，今外蒙古北疆中亚诸国的范畴。其次是满洲冻土平原地带。再次是西域南疆陇西等所谓丝绸之路地带。基本上都存在着适应自己地理环境条件的文明形式。大草原文明的衰落，是大航海兴起，釜底抽薪地取代了东西方贸易通道的结果。
如果把观察点从洛阳移到乌鲁木齐，对阿富汗的认知就会比对河北的认知清晰得多。甚至对北印度的交流也远远比孔子更亲近。哪怕对伊朗的关系也比对江淮的关系更密切。而如果把观察点挪到首尔，则对女真孔府幕府的感受可能是差不多的。而把探照灯打向拉萨的时候，也难免影影绰绰地看到南亚各国。云南贵州缅甸的内陆东南亚又是一个小圈子。广东的粤可以说是越北的简称。加上福建甚至浙江，越南菲律宾等等其实就是大南洋，或者海洋东南亚圈。三星堆巴蜀文明，日本文明等等都是大圈小圈的多种地域多种文明的生态森林。
而中国这个概念最可恶的地方就是要毁灭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实行大一统的统治。
如果说古秦汉文明的统一还有一定的原创性本土性，但也最终导致自己的彻底灭亡。那么古唐宋文明则主要是由大草原贸易南路，经西安到洛阳，进入中原。并随即在洛阳开封一带的港口码头区域，建立殖民统治城堡首都。然后征服江南，吸血江南来养活奢靡的首都。而元清俄则是以大草原贸易北路为主，由北京入主中原。同样以江南的财力来供养首都的繁华。
以中原的汉八旗绿营，山东土八路为主要打手，武力上的伪军扫荡队伍对更广泛的地区实行二次殖民驻军征服。以江南读书人翻译官，读好北方话的书，讲好北方话的故事，让没有武力但有脑力的南方聪明也能做官，分享一些人上人的快乐。这样就把被征服的中原人和江南人，收服为二老板包工头。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指的就是大草原殖民者，加上中原和江南二殖民者组成的这么一种统治模式。毕竟严格说起来，这三家在人种，语言，风俗，饮食等各个方面都其实是想查甚远的。所以统称为中华民族实在很扯。
所以中国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体制，而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中国人狭义而言是中国体制内的人。广义而言是中国体制统治下的人。包括中原族人，满族人，蒙族人，维族人，藏族人，巴族人，大理族人，越北人，闽族人，江南人，江淮人，日本人，朝鲜人，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意义，就是大草原对中原和江南一次殖民以后，再以中原的地理标志和江南的文化中原幌子，对周边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所谓南方地区，从巴蜀到闽台的二次殖民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