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抗战，如果这两个字代替丰碑，那在它之下埋葬了无数白骨。几十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上着历史课时不以为意，他们认为那些离他们遥远故事只是拿来掺读的，或者是用来作说教的，在后来一世纪过去了，这时的人们已彻底遗忘了这两个字，把它编为古代史，同时和平安逸的生活让人们更加贪婪起来。笔者为没有经历战争感到最大的欣慰，今天能够靠网络AI修复的当时抗战的短小视频窥到那时的场景，那些在炮火弹林间隙，英雄们充满对生活向往的说笑和约幼稚的脸蛋，眼神，似乎不曾想到几分钟后将是死亡。
抱歉笔者在开启这个客观史学概论前写下上端文字。八十多年前那段国难存亡历史，因为后来的历史变迁而被远离真实的解读。庆幸的是完全以家族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公开，给后人研究和澄清历史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真如同样重要的《今井武夫回忆录》的出版给“卢沟桥事变”定性一样，真实的一手资料的公开对后人研究历史和还原真实的作用胜过任何雄辩。以下笔者依据《蒋介石日记》内容，认证抗战史中有待重申的几个部分。一，以“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之提法纯属谬误。二，“卢沟桥事变”是一个偶发事件闯进了历史。三，关于花园口决堤和法肯豪森将军小传。
《蒋介石日记》是中国近现代史重要人物蒋中正先生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因手部肌肉萎缩症不能执笔为止之私人日记，共五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完整、资料量最巨的领导人日记，他的公开颠覆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过去官方论述，这点也得到了中科院杨天石教授这位《蒋日记》现役最高权威和经手蒋家后人将《日记》转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保存的华裔博士郭岱君先生的多次肯定。从日记上看，蒋先生下定要和日本必有一场决战的决心是定在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之后。一九三三年时日记都是“彷徨”“无告”“犹豫”“愁挫”“苦思良策”词语，一九三四年日本的国防白皮书明确阐述了对中政策“应用支那地方割据之事实，分而治之。”所以蒋确信日本不可能在中国打大规模的战争，他的持久战想法就越来越清楚。当时的日记里写到“故与此持久战斗，就是作长期不败的抵抗，第一线部队打败后还有第二，三线部队去补充，第一线阵地被突破后，我还有第二第三线阵地，这样一部复一部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步步抵抗，时时不懈，此抗战越持久越是有利，若能抵抗三年五年，国际有新之形势变化，等”蒋不但希望日本内部发生变化，也期待日俄也会发生战争。
蒋和当时国内官员想法不一样，更注意国外列强之间的关系，当时全国上下对日就是想战，尤其是东北流亡的学生教师，左派的都赞成抗日，但是蒋是踩刹车的，原因就是他清楚中日国力差距有多大。直到二战之前，中国和德国关系一直很好，两国签订了一个矿业的协议，其实是一个秘密军事合作协定，德国来了两批顾问团，领衔的是赛克特将军和法肯豪森将军，这不是一个民间的合作，赛克特将军对国军军事提了一些建议，因身体不好，后来的法肯豪森将军在一九三五年七月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抗战的战略有了相当正确的判断，法肯豪森曾建议蒋，要以江南作为抗日的主战场，四川作为后方根据地，当时国民政府都管辖不了四川，军政令都进不了四川。中央军只管长江下流六个半省，那半个省就是有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战争需要大后方，日方有依托东北，窥视华北。是一个南北的走向，而自古以来，北方外族入侵，由北往南是易攻难守，所以一九三三，三四年蒋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大西方，大西南，他几乎到过那里任何一个有名的城市，他在日记里记述的这些访问和分析每个地方的地形设施的特点，给了后人很多疑惑，其实他在寻找理想的后方根据地，他曾经想过西安，洛阳等，但是他考虑到俄国因素，还是放弃了，他最后看中四川是因为当地有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如何入川，他在日记里写到“当在愁之，思之。”当时那段时期的日记多的是“怎么办？怎么愁？”到了一九三四年豁然开朗，某天他似乎突然“开窍”写到“我要借剿共而收复西南”后来几天一直写同样的文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写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对日抗之原则，避免内战使倭无懈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清剿川黔残匪而得西南之根据，以为是非彻夜当在愁之，”四川当时有三个军阀控制，所以中共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苏区走西南，到四川云南北部渡怒江北上，这样绕大圈就是中央军尾随红军，追而不剿。四川刘湘见红军入川而中央军尾随，就怕中央军进了四川不走，于是打电报给蒋愿主动出击剿匪，可是和红军打了两次败仗，弹尽粮绝，到了无法收拾残局地步，只能要求中央政府援助，所以民国建立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有第一任四川省主席，拿回四川后，蒋日记里整个气势和口气都变了，“对日不战则已，战之必胜”，“去年，我率军不断追剿使川滇黔根据成国家生存之根基，日本看到此情形非常不安，这川滇黔三省若能统一，中国便有了复兴之根据地，从此便是三年亡不了中国，即便三十三年也打不亡中国。”
如果上述是蒋介石抗日思想停留在日记里，那么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底洛阳会议，可以作为铁证，蒋介石和他最高军事高层的抗战战略和开战后的诸多问题共识，在“西安事变”之前就有了一整套计划。这次洛阳会议没有写在后来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档案里，它是借为蒋祝寿而集当时政府最高层官员在洛阳，而避开日本的眼线。这次祝寿张学良和阎锡山都赴宴了，但笔者认为他俩肯定没有参加那个军事会议，陈诚日记写到“我奉委员长电召从庐山绥靖进入洛阳，筹划抗战大计，制定战略构想，至于制敌而不为敌所制，要以牺牲争取空间，有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的胜利，”，徐永昌在这年十一月一日日记里写到“蒋先生视日本对我不战而屈人之手段，我要战而不屈反其道而行，前时我们之所以避战，与敌呈南北对抗之形势，对我不利，今川黔剿共得四川后，与敌呈东西对抗之形势，可长期坚持，只要我上下团结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等”法肯豪森将军也出席了洛阳会议他提到了开战后北方的防线是黄河，有必要时有计划使之泛滥构其防御力。这就是后来的“花园口决堤”已经在那会议上讨论了。会议还讨论了如果淞沪退守后，无险可守的南京要不要防御问题，法肯豪森将军和白崇禧将军从军事角度认为应该宣布南京不设防，但蒋介石还是考虑到首都这个政治概念。所以后来的南京保卫战出现了守军军力完全不如日军而抵抗，后又仓促撤离导致死伤惨重之结局，事实上无论上到长官唐生智，下到八万从淞沪退下来的残兵，其中有三万是新兵，都是抱有为国捐躯之精神的抗战英雄，绝不是后来不符事实的评论。
正如蒋日记里写的，“西安事变”毁了他的抗战大计。他是依据法肯豪森将军的对日之战至少需要整编六十个“德械师”的判断，但现实是淞沪抗战打响时，国军只有四个完全装备的“德械师”，也就是蒋心目里对日宣战的最好时机应该不早于一九三九年。西安事变后全国的抗日热情已经不允许蒋继续“韬光养晦”，于是乎历史上的“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蒋就密令张治中将军率德械师火速占领上海虹桥机场，而北上四个中央师进入华北只是“佯攻”，倾巢出动国军精锐开赴淞沪，可见抗战之决心和周密之计划。从后来的日军陆续增援淞沪大打特打，再配合黄河决堤泛滥，日本彻底改变侵华进攻路线，朝着对自身不利的由东向西，由低向上的“仰攻”态势，彻底陷入国军大战略的“泥沼地带”。
以前的历史教课里，将“七七卢沟桥事变”定为抗战开始。笔者认为，要研究“卢沟桥事变”，必须充分理解《何梅协定》。《何梅协定》的大背景就是日军著名的大战略家石原莞尔已经“嗅”到蒋收复四川的真正用意，必须在华北找些事端拖蒋过来。《协定》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提出备忘录。《协定》宗旨就是蒋的中央军和中央行政撤出华北实现“华北自治”，日本最终目的就是在华北再造一个“满洲国”来不战而其屈。 结合《今井武夫回忆录》分析，当晚失踪的士兵在第二天归队后，日军也通知了二十九军守卫，从东京大本营来的指令也是“妥善解决”，当时双方虽有冲突但还是在“放冷枪”程度，蒋判断是日军尚不成对中进攻态势，不如趁机派中央军进入华北，打破《何梅协定》，七月十一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敦促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对日谈判时提出芦沟桥事变三点“强硬回应”，对此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先派东北的关东军入关，对谈判施压。华北日军高层判断既然关东军已经启程，就是要大打的意向，所以已经全无谈判心思。七月二十日，在天津外郊日军已经增援了一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兵力，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的廊坊事件与广安门事件才是“卢沟桥事变”的真正导火索，二十六日日方以保护使馆区为理由，派步兵一个联队一部要求通过广安门进入北平，被守军突然关起城门使日军车队收尾不能相顾，片刻间，城墙上弹如雨下，手榴弹也纷纷在车旁爆炸，日军下车仓促应战，冲突一直持续到凌晨。后经多方协调冲突停止，进城的部分日军径直开往使馆区，城外的日军无奈只好退回丰台驻地。日方记录广安门事件伤亡十九人，并在七月二十七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此时已经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整二十天之后。今天的日本教科书也已“广安门事件”作为“中国事变”的开始。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日军自台儿庄撤退。七日，下达挥师徐州的作战命令，预定四月下旬开始。十三日，陈果夫与白崇禧将军向蒋提出在河南省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阻挡日军，六月一日日军进占兰封与开封。若日军继续前进拿下郑州并沿平汉路南下，则国军将无险可守，约十天就能拿下武汉，蒋介石召开军事委员会不得不执行陈果夫与白崇禧提出的黄河决堤。蒋电示第一战区司令陈潜核办。六日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决堤。七日，利用炸药在河南郑县（今郑州市）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南岸的堤防炸毁以造成决堤，使黄河改道南流夺淮入海。决堤执行前，国民政府有先通知掘口附近民众撤离并发放每人五元的“逃荒费”，而郑州当地专员也催促民众撤离。掘口附近的百姓大多搬迁，但下游广泛区域的百姓毫不知情，再加上决堤后河水平静，到几天后才开始“泛滥”，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堵塞河道，淹没田野，决堤造成将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直接因决堤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已没有记录，但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在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河南黄泛二十个县截止到一九四四年底，共淹毙人口三十二万五千余人。”这里还没有将因决口导致黄河改道，引发了河南地区连续两年的旱灾和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从军事方面判断“花园口决堤”，目前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分析，黄河决堤造成至少七千到两万日军死亡，且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据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洪水之后日军于六月十七日以航空兵团全力援助困于河水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六月十六至二十四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不计其数，二十九日，日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第二军在徐州会战中战死、病死、伤死的人员总数为七千四百五十二名。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泛区这一巨大地障，迫使日军于平汉路以东停止前进，而原本的“军事重地”郑州因往东的铁路被淹没对日军来说失去战略价值。美国中国历史学者洛伊德·伊斯曼教授认为，花园口决堤让武汉战役被向后推迟了大约三个月，因此为国民政府赢得了更长的战争准备时间。虽然决堤带来的伤亡数字巨大，但为了贯彻抗日大战略，正如郭岱君博士所论述的，“如果历史还有选择，为保有大战略，还是应该选择决堤。”
“尽人力之所能及，为人臣之所可为。”我们谈论或者研究抗战史不能忘记曾经为中国抗战做出杰出贡献的德国军事专家法肯豪森。法肯豪森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接替德国“陆军之父”塞克特将军，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最后一任领导人。
法肯豪森来中国之前曾在日本工作，对日军较为了解。来华不久，他就写下《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提出了中国所要采取的对策。面对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局势走向，法肯豪森在文章中做出了精准预判，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走向，与法肯豪森的判断基本一致，他的建议有力指导了中国抗战，他还主持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淞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而且他还积极推动中国购置德国军火，规范操练教材，为中国集训了三个德械师和一个德械“速成”师。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命令德国顾问下到师团级直接参谋指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向蒋提出第一份报告，指出当今的要害是罗店，宜绝对在该处阻止敌人，稳固由南翔经嘉定—太仓之连络，极关重要。事实是罗店的得失的确成为淞沪会战的成败标志。十月十九日又向蒋提出第二份报告，在十八日前后日军已在蕰藻浜两岸建立多个稳固的登陆场，国军已经失去主动权，淞沪会战进入第三阶段防御战时，法肯豪森参与了和白崇禧将军制定的动用桂系精锐向蕰藻浜以南，南翔以东发起最后反攻的作战计划，同时他向蒋建议增加伤兵运送和后期收拢办法，也就是尽早做好撤退准备。淞沪会战后，法肯豪森总结并提交了国军淞沪会战总结报告。明确指出了国军二十二点不足。这也为武汉会战后，第一次南岳会议的反思总结，提供重要参考。
法肯豪森直到一九三八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因被卷入“七二零密谋案”而被解除职务和逮捕，先后辗转于多个集中营，最后被美军俘虏。战后法肯豪森因比利时占领军领导人而被以战争罪犯起诉，被宣判十二年有期徒刑，但仅于西德关押三周后即获释。一九五零年法肯豪森的七十二岁生日时收到台湾蒋介石的一万两千美金作为贺礼，法肯豪森在晚年曾担任过德中文化协会会长，并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接受中华民国授勋。一九六六年逝世。
笔者以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日记》来结束此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蒋在重庆黄山顶上办公时，忽听山下黄山小学有鞭炮声传来，要秘书陈布雷下山问个原因，几分钟后陈布雷快步上山，欣喜万分报上日本要投降的喜事。当晚日记写到“此时重庆遍地鞭炮声不绝于耳，然余心忧峻于如，毫无快乐之感，预期未来之艰巨十倍于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