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名的简称或者说是一个政权统治区域的标记始于一九一二年元月中华民国的成立。我们常说中国历史悠久，华夏文明可追溯五千年，而“中国”作为一组汉字出现在文献里也大致有两千余年，那么历史上的“中国”其真实含义是什么，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里大清帝国统治的二百六十八年里说发生的事件有着客观的作用。
自古“中国”作为一个地域称呼出现在中原一小部分区域，古代华夏族群居于此，注意它不是汉族。因为周边部落过于落后，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确立中央华夏文化，而排挤周围落后族群，称之为“夷狄”，“华夷”是区隔文明和野蛮的观念，这就是历史用语中“夷夏之辨”的开始，笔者认为即使到当今，这个观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还有残余。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的汉族占绝大多数，我们说起中华文化很容易将它等同于汉族文化，其实历史上汉族的真正确立在西晋晚期的“五胡乱华”，“华夏”和周边“蛮夷”的势力不是一直不变而是始终此消彼长，即便是秦这样的强权统治也要去修个土长城来防止外来侵犯。今天看秦统一六国会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统，但它的疆域才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约今天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一，而秦也不是“纯种”的华夏，在六国眼里，秦是蛮夷，《史记·秦本纪》说的很清楚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严格地说，我们后人所自豪的“秦兵马俑”也不是绝对的汉文化。楚国自称南蛮，《楚辞》怎么看？《诗经》代表北方中原文化，而其中几乎近一半是出自长江中下流。今天发现的三星堆遗迹位于四川区域，时间直逼中华文化源头，而在空间上和中原是有距离的。
秦汉后，突厥族入侵中原，建立北朝自称中国，而由中原被赶到南方的族群建立了南朝也自认是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一国两制”。在隋唐意识形态大论战的“三教论争”环境下，韩愈给出了他的思想，他在《原道》里阐明：
“孔子之作 《春秋 》也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韩愈站在华夏血统立场上重新搬出孔子语录和《诗经》，诸侯用夷礼则视为 蛮夷，诸侯用中国礼就视作中国，人的教养和文明胜过所谓的血统。笔者认为从韩愈开始，“中国”这一概念有以前的地域观变成了文化观。而这个文化观直接影响宋明理学。清雍正帝为视满清为华夏正统，在《大义觉迷录》里有意篡改韩愈原话，可见直到近代一位帝王对于“夷夏之辨”的心态。
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历史叙述在我们的思维观念里：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满清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便是抛弃原有的以“天下”“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天下观而融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然而，这种历史叙述略有过于武断之嫌，它没有看到“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一度也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领先的地位。中国文化即使先进文化，中国即属于华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结论。然而，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丧权辱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是否仍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大清即是华夏作为无须怀疑的前提，那么大清便还是文化先进之国，无需向西方“蛮夷”学习。即便要学习，最多也是制造业而不是制度和文化，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在华基督宗教方面，早在晚明时，各教派、修会在利玛窦死后对于教义、应否遵行“利玛窦规矩”等问题已经有所争论，但到清初，争拗更为激烈，惊动罗马教廷发布通谕。禁止华民习俗之令来到江宁（今南京市）时，当时康熙帝大为不悦。康熙帝就下令将所有不遵行“利玛窦规矩”者逐出帝国。东西方经过一番通使交涉之后，罗马依然重申禁令。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就下旨禁止基督教士在华传教，又认为“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到雍正年间，教宗本笃十四世在1742年颁布《自从上主圣意》，不但重申禁令，又不许在华教士讨论“礼仪”问题。雍正帝就下旨曰：“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太平天国事件之后，清朝耗尽所有国力，中西方势力呈排山倒海之势，才有一批有识之士注意到西方列强不仅有极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之后，便感慨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沦为“夷狄”，而西方列强因为文化昌盛，俨然已有“华夏”气象，甚至直追三代盛世了。王韬亦批驳了中国自为华夏的观念：“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他指出华夏和夷狄的区分标准是文化而非地域或种族，并再三强调了夷夏身份的可逆转性，“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喜，厚己以薄人哉”。维新派的代表谭嗣同、梁启超则将民主、共和制度视为辨认夷夏的重要标准：“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是以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即如民主、君民共主，岂非伦常中之大公者乎？”（谭嗣同语）在他们看来，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中国早已落后而成为夷狄了，“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梁启超语）。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夷夏之辨”的双重含义，除了狭义上的中外之别以外，还有注重文化先进与落后之别之义。事实上，这一含义本身便是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子曾说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便是主张重视文明礼乐而反对用先天的血统去评判人。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期间说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在大一统的中国理念上看，客观是不正确的，还不如晚清一批文人的思想，至于孙在那段时间做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笔者将在以后部分论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在国难危机当头，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领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庐山抗战声明》中发表的言辞，笔者认为是近代史第一次将当时各军阀势力，各党派和各民族包容在一个大统的中国范畴里进行抗战动员。它有别于早期中华民国的建国理念，也是今天中国政权统治的最初雏形。由于当时的“夷夏之辨”观念一直隐藏在每个中国人心里，或者严格地说隐藏在执政者的心里，我们再重审“外蒙独立”和被斯大林所掠夺去的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今天看来似“重如泰山”。“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只是冠冕堂皇而已。笔者将再第三部分阐述中国国土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