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提起的，却不是忘记”
“16楼，19楼？”
五、一在杭州休假，恰逢买的楼房交付，带着两个宝贝验收。
地产商以狗屁不通的文法在院子周边挂了巨幅标语：“在中国，很世界”，我们与地产商签的合同是16楼，但小姐却带我们进了19楼，宝宝问我：“爸爸，我们不是16楼吗？”，我告诉他：“这个楼没有4，13，14，楼，所以我们就变成19楼了。”，她看着我，愣了一下；看着她，我也愣了：“撒谎！大大方方地撒谎。”
地产商为了卖个好价钱，给大家一个面子，不愿意让买了4、13、14楼的人面对现实：
1，2，3，4，5，6，7，8，09，10，11，12，13，14，15，16、、、
1，2，3，5，6，7，8，9，10，11，12，15，16，17，18，19、、、
把4变成了5、12变成了15，16楼也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了19，一座大楼，只有1，2，3层的标识是真实的，4—18层都在‘说谎’，一个标识，无关大局，但它是一个实实在在标识！地产商的政治手腕：“不要‘宣传’这里是4楼、13楼及14楼，令人们忘记这件事！”
撒谎，堂堂正正地撒谎，我不知道应当如何向我的宝宝解释清楚这件事。
如果，我不变通些，按着合同回家的话，一定会错抱了别人的娇妻，发生的事，就不只是跟着别人学一句谎言的问题了，就像举着宪法要对现一样，只有两个字奉送：找抽！
我不得不变通些，现实逼迫你不得不撒谎，不得不有所保留，说的斯文些是：“尊重谎言”，宽容是一种美德，否则你连家都回不去！
所以，在这里生活，我们不得不把“尊重谎言”作为一种习惯，宽容些；行笔至此，我突然想起了王小波先生，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沉默的大多数。”
文革的记忆与禁忆
明天就是“5、16”，从香港报上得知中宣部要淡化此事，不许做任何报道与学术研讨。“5、16”，记他的人还有，但不会太多，大多数人知道却不记得，或者从来也不想记得。昨晚，坐在马桶上突然恍然大悟，“延安整风”与文革出如一撤，兴奋得我想给我的朋友打电话：延安整风之后老毛排斥了异己，确立了他的绝顶地位，文革，也被用来排斥异己，试图以此确立他的确绝对权力。
福尔莫司语录：“你看过99个案子就可以破第100个案件。”；伟大的波罗则更明确地指出：“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历史的进程也一样，了解强势，了解强势的博弈就可以理解过去，推断未来。
1949年，毛先生登城一吼，何等之威风凛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他讲错了，真心地说了句谎话，从此真正站起来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及他们在全国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
从此刻起，人民兜里的钱少了、房子小了；腿软了、腰弯了、嘴巴‘甜’了、脑子却糊涂了，至少不敢明白了，从此学会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揣着明白装糊涂，偶尔有那么几个不识时务的，说了几句别样的话，都被掉起来示了众，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
毛泽东的同事们，觉得站起来了，但却没有意识到：不能站的比
文革的记忆
文革开始时我还小，不觉得有什么，但很快就觉得不一样了，先是很少能见到爸爸了；接着妈妈去了东北的帽儿山干校，临别时，妈妈还故作神秘地悄悄的告诉我：“去那里放猫！”，因为她知道我喜欢猫咪；哥哥去了内蒙的乌拉特前旗；大姐去了西双版纳；两个姐姐独自在家住；我却被送进了林业部的集体宿舍，领头的是个国民党的俘虏兵。
没有去集体宿舍前，在和平里九小读书，一天下午，同学们都往新挖的防空洞那里跑，我也跟了过去，在和平里七区粮店的对面，看到一个老太太，面朝北，坐在没有封顶的防空洞边上用剪刀在挖自己的右眼，血染了半边的脸庞，眼球已突出了眼框，嘴里含混不清地背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品、、、”，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找不到可以帮助她的人；我看了，怕了，跑了，事后听说，她有眼疾，医院里因其出身不好，不给她手术。后来我就避开走那里，好在不久，我就转到了林业部的集体宿舍的边上读书。
也不知持续了多久，妈妈从东北回来了，但，很快我就跟着妈妈、爸爸离开了北京，去了河南省西华县的经委干校，刘庄，那里是一个劳改农场。
我清楚地记得，69年10月，北方的冬天，西北风里带着沙土，敞蓬的卡车，从卡车的货斗里下来时，只有眼睛和牙齿是亮的，
“5、16”分子，吴佳诚（音）先生因为油灯的残烟熏黑了桌子上面的毛主席像而被批斗，不日（次日？），他在苹果园中的一口井里自杀了。他住在猪圈里，与猪仅隔了一堵矮墙，没有窗户。
在干校的南面，有个村庄叫硝横，我们在那里上学，去上学的路上要过一条干河，逃学时我就和小朋友们一直在那里玩到中午放学，一同逃学的还有吴红（音），吴佳诚（音）先生女儿。逃学易，逃劫难。
后来，两个姐姐也来到了干校，干部们自己盖起了房子，每家有一间，一家人总算住到了一起。
71年，72年（？）母亲有病，返京看病，没有住的地方，住在Lou副部长留在北京的一间房子里，林业部宿舍的筒子楼，二楼一偶，真的是一偶，在东南角上，房间里堆放了很多东西，最显眼的要算在墙角处那台北京牌14寸的黑白电视了，电视机也只有五个频道，那个时代，电视里只有3个频道，还是从19点到22点。
那时在京看病，要先到单位去取‘三联单’，然后在到医院去看大夫的‘白眼’，偶然遇到个客气点的大夫，妈妈回来得讲好久。
文革的禁忆
林彪，“四人帮”是两个政治垃圾桶，什么脏东西都可以往里扔。是谁在文革时重用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及王洪文？
我知道，没有船长的提拔，水手永远也别想当大副。
“5、16”，国内的媒体均不做声，我只在香港的经济日报的第A31版看到了整版的报道，分了三个题目：‘文革四十年 民间吁深刻反思’，‘弱势群体仍怀念毛泽东’，‘道德沦丧 200万人枉死’。
附件一，巴金，、、、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 博物馆”。
、、、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 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 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 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 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 “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 的主人。
30多年来，尽管‘毛氏文革’没有再来，但我们过得并不平静，巴老先生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担心：‘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14年的时候，我听到了屠城的枪声见到了大批的‘反革命份子’，其伤痛至今未愈，其因果至今困扰着我和我的朋友们；28年的时候，03年末，连篇累牍的‘三块表’的广告宣传，我记忆犹新，那段时间，我所幸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上新闻网站，但还是难彻底躲避，说不定什么时候，‘赖哈蟆就会蹦到你的汤碗里’。
尽管，A（毛）’文革没有来，但却见到了B’文革、C’文革，只是表象不同，性质都一样，谁又能保证日后没有D’文革？尽管它们的作用及时间各有不同，但绝大多数人被强奸却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其危害却也不容小看。
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人们仅仅满足于‘知道了’并不能解除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二战前，国际社会已清楚地估计到希特勒的危险所在，其战略意图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已清楚的表明，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数千万生灵涂碳。
‘结构---功能’。
巴甫洛夫有一只狗，他的狗见了骨头要流口水，别人的狗也同样会流；只要是‘狗’见到了‘骨头’，任何一只狗都会掉下口水来，就像贪官见到了钱。
因此，对于文革，我们仅满足于‘知道了’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还有人试图让我们忘记它，我们必需做些什么，要想避免社会再发生‘文革的功能’，就唯有改变产生文革的社会结构；否则我们就永远要悬着一颗心。
“5、
但，我的自治力有限，也许，有时候，我会情不自尽叫出声来。
“六月，没有4号”
不日，又要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日子了，“6、
17年了，什么时候想起它，什么时候就痛，真想吃一粒‘摇头丸’：“6、4？ NO，NO，NO！、、、”
17年了，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们，在京城里以血肉之躯阻碍坦克铁链的孩子们，如果幸运的话，今天最小的也有32岁了，应当‘而立’了，也许，我可以幸运地成为他们的同事，但是，他们去了，走得很远，我却连喊他们一下的权力也都没有。
曾记得，89年5月28（21？）日，全球华人大游行，我和一位朋友，牧师，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面，铺了几张报纸睡着了；17过去了，我却因此难眠。
“六月减4加
早年中国人用农历，49年后，英明、伟大的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改用洋历，也即：公历。
很久了，我学会了一个万能的词：“中国特色的XXX”，无论什么难事只要用“中国特色的XXX”去理解，就没有行不通的，此招屡试不爽，诸如，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牵动万人神经的股票市场等等。
“6、4”也牵动很多人的神经，何必呢？搞得大家不愉快。
我设计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公历体系”，一言以蔽之：“六月减4加31”，全年依旧是三百六十五天，简单易用，且有效：让那些被它牵动神经的人翻破了日历也找不到“6、4”！
此招，尚可节约纳税人的钱。这样的话，我们的领导也就不必为此开会、行文的了，百姓们也要学着‘换位思考’，领导们多累啊；警察局也会因此少了很多麻烦，可以变成“敬茶局”，那些小偷、流氓是不必大惊小怪的，只要不发生“群体事件”，没有破坏安定团结就行了。
（此处为照片，2004 6 4夜，我带着小孩在维多利亚公园，孩子问我：“爸爸，他们在干吗？”，“他们在想他们的宝宝”---2004 6 4夜，维多利亚公园，香港。但我贴不上来，很遗憾。）
重读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心情郁闷，在网上下载了
读罢鲁迅的文章，我心痛得闭上了眼睛，文章变成了跳跃的语音：
“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天气愈冷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在我看，现今的中国彼得斐的诗要改改：“生命诚宝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私欲故，二者皆可抛”。
但我也深深地知道，‘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那还是我，和我的朋友们。
附件1：文革”博物馆 巴金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 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 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 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 “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 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 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 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 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 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 “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 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 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 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 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 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 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 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 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 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 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 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 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 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 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 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 “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 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 “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 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 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 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 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 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 “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 的主人。
附件2：摘录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是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也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 ，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