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梁思成、林徽因

友谊：沈从文与梁思成、林徽因

张新颖   

     一九二五年九月，沈从文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徐志摩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交谈未久，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纸写的长信递给沈从文，“说这信是封刚从美国寄来的，你读读看，内中写得多真诚坦率又多有情！原来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来的一个长信。他就为我补充这个朋友的明朗热情种种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写信人的友谊种种。那时他还未曾和陆小曼结婚。对人无机心到使人吃惊程度……”（《回忆徐志摩先生》

     直到一九三一年，沈从文才见到这个写信人。那一年一月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朋友在上海、南京之间奔波；胡也频被杀害之后，沈从文又护送丁玲母子到湖南常德。等他返回上海，早就过了他任教的武汉大学的上课日期，他索性放弃了这个教职。徐志摩写信邀他去北平，说：“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沈从文五月末到北平，过了一段相对轻松、愉快的日子。“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他给朋友写信描述道，“诗哲在此，陈通伯夫妇在此，梁思成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     

　　沈从文初识林徽因，两人在达园有一张合影，摄影者是徐志摩。

      林徽因喜欢沈从文的小说，为他画了一幅《神巫之爱》的插图。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他连忙搭夜行火车赶往济南，与北平来的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会合，往吊遗骸。徐志摩三十五岁意外身亡，沈从文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这痛剜人心的悲伤——没有人能够代替徐志摩在他事业初创期所给予的不遗余力的帮助：在《晨报副刊》大量发表他的作品，在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蜜柑》，向胡适推荐他到中国公学任教，以及做他和许多人之间友谊的桥梁，譬如，与胡适，与王际真，与梁思成、林徽因。

 　　一九三三年九月，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新房的床上罩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是梁思成、林徽因送的。杨振声召集几个人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沈从文是其中的一员；《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名主持，实际上沈从文一个人承担了主编的绝大部分具体工作，编委除了他们二人外，还有朱自清、林徽因、邓以蛰、周作人。

 　　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期发表文章《惟其是脆嫩》，第二期发表诗《微光》，一个月后发表散文《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自此她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诗、小说和文章，陆续出现在这个副刊的版面上。她是一个积极的作者，也是编刊方向和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由此可以想见她和主编沈从文之间的密切交流互动。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馆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从《文艺副刊》中选出二十四位作家的三十篇作品结集，编选者不是副刊的两位主编，而是林徽因。她选了沈从文《湘行散记》中的三篇和一篇《过岭者》，选了张兆和署名叔文的《小还的悲哀》，也选了她自己《模糊零影》中的《钟绿》和《吉公》两篇。此书初版半月内即售罄。 一九三六年初，张兆和携子回苏州探亲，分别后的沈从文，陷在“横溢的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困扰中，终于冲突至不知所措，来向林徽因诉说苦恼。

 　　林徽因亲密的朋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在她一九九四年的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Liang and Lin）中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一天早晨，沈从文赶到梁家，寻求林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拿出刚刚收到的一封妻子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写给妻子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北京一位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妻子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 

　　林徽因写信告诉费慰梅她和沈从文的面谈：“要是我写一篇故事，有这般情节，并（像他那样）为之辩解，人们会认为我瞎编，不近情理。可是，不管你接不接受，这就是事实。而恰恰又是他，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于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林徽因感叹，“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这对我是一个崭新的经历……” 

　　这一“崭新的经历”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有一种通常的看法，认为林徽因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因为他的作品所描述的那种野蛮的边地生活、他这个人的奇异的经历，与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是如此遥远——距离产生神秘的吸引力；但遥远的距离并不足以发展出深厚、亲切的友谊，它更需要相通、相同的生命感受。

 　　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信，从“同情的理解”说到自己，她承认自己“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过我同你有大不同处：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愿也随着赔偿这天赐的幸福，坑在悲痛，纠纷失望，无望，寂寞中捱过若干时候好像等自己的血来在创伤上结痂一样！一切我都在无声中忍受默默的等天来布置我，没有一句话说！” 

　　林徽因像沈从文一样是个特别善于在给亲近之人的书信中充分表达情绪和思想的人，她在这封长信中还说：“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这是一层意思；“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这又是一层意思；进而，“如果再能表现你自己所体验所了解的种种在文字上——不管那算是宗教或哲学，诗，或是小说，或是社会学论文——（谁管那些）——使得别人也更得点人生意义，那或许就是所有的意义了——不管人文明到什么程度，天文地理科学的通到哪里去，这点人性还是一样的主要，一样的是人生的关键。”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林徽因数量不多的文学创作，富有特殊感染力的文学活动，终身投注的建筑事业，乃至于她全部的生活，都会有基本的启示。说这样的话，当然得是对着懂得这话的人。

（以上节选于2025-5《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