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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亦代（1913—2005），原名冯贻德，浙江杭州人，民盟中央委员。散文家、翻译家，曾任《读书》杂志发起人、主编
卧 底
作者｜章诒和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章伯钧）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待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冯亦代的结发之妻郑安娜——编者注）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
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
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
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绝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
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洪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
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冯亦代轻易走进章家门，上面很满意。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这样，就有了更宽的接触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钱锺书、黄苗子、吴祖光、丁聪、董乐山。但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章伯钧。《悔余日录》里，由于汇报父亲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显眼，冯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门”等字词轮换使用。越到后来，“地安门”出现得越多。
由于冯亦代长于编辑业务，章伯钧又懒于写思想汇报。所以，父亲有几次请他帮忙代劳。遇到这个情况，冯亦代事先还要请示。“上午和彭通了个电话，十时去章家，给他抄了份‘认识’，到四时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钧不思上进，连罗隆基都不如。他把时间都用来买古籍、藏字画、玩古董、听戏、聚餐、聊天。看书，也是看线装书或德文书。对此，冯是有记录的：“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点半才离去，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1961.12.24.p343]
的确，到章家卧底，他要带的是脑子、记性。因为待的时间长，章伯钧议论多，有时还遇到其他“右派”分子，冯亦代便觉脑子不够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p176]“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门，章伯钧说话自然无主题、无中心，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冯亦代不能当场记录，事后追记，难免疏漏。
为提高职业水平，他很注意研读相关书籍。比如，一次“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还阅读了尼基福罗夫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人的兴趣是唯一可以保持终生的东西。我真的奇怪了：冯亦代——一个搞欧美文学的人，读这些蹩脚货，何以总是屡屡地“令人兴奋”呢？
“谁知我汗血功？谁怜我千里才？”冯亦代的劳动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这天，大概是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之际。冯亦代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达仁，下午三时看钱端升，原定五时去陈铭德家，后来，在钱家待得过久，才作罢。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陈铭德，下午三时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时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汇报。再说了，冯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铺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拟去找章，电话中知道章伯钧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刘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拟去地安门，但打电话去，他们有客就不去了，这几次都不凑巧，总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谈的总谈不起来，今天则又有客。工作推不动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1960.8.3.p256]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p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p335]，灵魂里也没了耻感。
他忠心耿耿，在日记里把“卧底”工作，叫“家里”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热爱的文学及翻译工作，则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个时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剧场见到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见面，马校长就希望冯亦代能去北师大讲讲现代英美文学。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叹道：“‘半生误我是虚名’，拿什么讲呢？近十年来简直什么也没有看……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条，思想有取向，行为有准则。那么，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章伯钧今天来学习了，见了我寒暄一番，说“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说在思想上必须力争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么？……晚上写了信给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1960.9.2.p263]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词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老刘多次与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p254]
尽了心力之后，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67年，父亲（章伯钧）和他（冯亦代）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生·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风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
“……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缥缈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
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来源：独立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