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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542)
1.
1989年秋我第一次去巴黎,当时陈迈平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念学位,北岛在奥斯陆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缺乏欧洲地理概念,以为巴黎与奥斯陆相距遥遥,本没有去找他们的打算。在巴黎一通电话,二人说坐飞机只需两个多小时,很近,力邀我去玩儿几天。
签证,他们请奥斯陆大学东亚系主任杜博妮给我发的邀请函,直接传真给挪威驻法大使馆。北岛又托住在巴黎的高行健带我去挪威大使馆。我和高行健约好,在地铁的某一站与他碰头。到了大使馆,他帮我填了一份表格,手续非常简单就办好了签证。
这里先说一下杜博妮。她是澳大利亚人,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是北岛作品的第一个英译者。她父亲是澳共领导人,她1958年十几岁时就以澳大利亚青年团员的身份来北京留过学,对中国非常熟悉。
1985年,她在北京的外交学院当外国专家,住在外交学院的专家楼里,好像是百万庄一带。一天晚上,北岛约我去她家吃饭,同来的还有瑞典文翻译家李之义。李是博妮和北岛的朋友,曾在瑞典短期访学,那时出过国的人是凤毛麟角,非常稀罕,席间,李先生言必称瑞典之好——城市怎么好、服务怎么好、公共汽车怎么好(好像是说招手即停,不像北京的公交车老关门夹人)……把我这个土包子羡慕得无可如何。博妮听着直笑,不时插话说:“没有那么好,不像你说的(那样)……”可我是绝对相信李之义,不信杜博妮。后来我接触的人和事多了,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当年的大陆人,他第一个去的是哪个发达国家,就会认为哪个国家最好,第一个去的美国,那美国最好;第一个去的德国,德国最好;我第一个去的是日本,好得不得了啊,巴黎跟东京比,地铁又脏又乱还有好多逃票的,公用电话机笨重落后比日本的差多了,后来再到美国——感觉真土!
博妮的儿子在北京上幼儿园,金发碧眼,十分漂亮,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偶尔还蹦出一些胡同里的脏字,博妮严加制止,我听着心里那叫舒坦。那天吃的什么饭已经不记得了,喝红酒。吃完才8点多,北岛和李之义就说有事要走。我自然也跟着走,却被北岛劝住了,说陈凯歌还要来,你陪凯歌再呆一会儿。我和陈凯歌当时都在同一个会议上,住西直门内总政招待所,北岛事先没告诉我凯歌来,为什么要我陪?我不清楚。当着博妮的面不好问他,拒绝的话也似乎失礼,只得留下。
不多一会,陈凯歌果然到了。在这前一年,他拍摄了导演处女作《黄土地》,在电影界引起轰动,名声鹊起。在我们正在开着的会议上,又受到电影界大佬们的一致肯定,正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博妮也很喜欢《黄土地》,对凯歌说:“我觉得你比振开(北岛)了解农民。”
我看他们俩非常熟悉,我陪是多余,用现在的话说,成了“当电灯泡儿”的,便起身告辞。凯歌又把我拦住了。其后我几次要走,凯歌都不让,一下子聊了个通宵。
凯歌看的书多,口若悬河,主要是听他在侃。他说,为什么唐朝的女人穿的衣服开领都很低?因为当时长安气候温暖,全年气温平均20度。
博妮问我小时候的经历。我说十一二岁就学会抽烟喝酒了。她说:“那你是一个流氓吗?”我平常跟朋友开玩笑,爱自称小流氓。现在被她严肃一问,心倒虚了,我哪有资格当流氓啊?在我看来,那都是些无视社会规范、扰乱现存秩序、敢打敢拼的英雄好汉。我起根儿就是个老实孩子,看社会的“眼色”行事的平庸之辈,没那个胆量。
我说我不是。博妮说:“我(年轻时)是流氓。”博妮是经历西方六十年代革命浪潮洗礼的一代人,嬉皮士运动是具有革命性的生活方式,“要作爱,不要作战”可视作左翼青年的宣言,致幻剂、性解放、摇滚乐等等,成为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行为……这些,跟我们中国的土流氓还不是一码事。所以,博妮用中文说的流氓,跟我们中国人嘴里的流氓,听着是一个词,理解起来却是两个概念。
2.
北岛和迈平说在奥斯陆烈酒极贵,让我从巴黎带一瓶威士忌过来。我顺手买了两瓶。我的行李放在巴黎了,两手空空,一手提一瓶威士忌,大摇大摆从奥斯陆机场的安检门走了出来,那个机场很小很清净。这二位就在安检门外接我,见状大惊,问:“你是怎么从海关过来的?”我说:“两条腿走过来的啊!”二人齐声喊“幸运”。原来,挪威海关规定:从境外只允许带进一瓶烈酒,超过的算走私,罚款甚巨。后来北岛说:在挪威的一个中国艺术家曾带了两瓶威士忌进关,被海关抓住了,他为了免去走私罪,当场喝掉一瓶,才放他出来。这个也只能是当故事听了,在海关那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一个人迅速喝光一斤(500毫升)的40多度的烈酒,连武松都有困难(他在景阳冈喝的是未经蒸馏的低度酒),更别提一个画画儿的了。真能办到,莫说打虎,打非洲狮子都不在话下,几个挪威海关办事员又算得了什么?
(左起:陈迈平、北岛、我,奥斯陆街头)
我和北岛有两年没见了。他是这年的4月从北京去美国开会,其后国中板荡,欲归不得,只好在外面转悠,此时刚到奥斯陆。北岛想家,对故土极为眷恋,一直不愿在国外久居。多年后他说,他在奥斯陆一年,几乎每天都和迈平见面,刚开始还有得聊,后来也没话了,两个人只是干坐着,可干坐着,也比一人独处强,其愁苦可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一直觉得北岛的诗是杜甫这个系统的,但我不懂诗,又不会有条理地表述,怕露怯,没跟他说过。他在早期可能也不一定有明确的自觉,然后不知从何年起,果然理所应当地爱上了老杜。
陈迈平是上海人,在内蒙古插队,恢复高考后,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因缘际会,迈平开始在上面发表小说,笔名万之。他的小说独树一帜,远远地超越了当时风靡天下的伤痕文学,具有极高的文学品质。在1980年前后,我的文学知识还非常可怜,当时看他的小说觉得新奇,但不懂。有一年《花城》杂志的编辑舒大沅来北京,我去找他,刚好碰到他们的主编李士非,闲谈时我问李先生中国现在谁写的小说最好?他答万之。我留下深刻印象。随着自己阅读量的增加,文学修养有所提高,再返回头读万之的小说,如饮醇醪,不觉迷醉,写得真是好。“今天派”的诗人们的诗,风格各异,但在大的主旨上有一个相同的境界。万之的小说也写出了一种诗境,与“今天派”诗歌的境界竟如出一脉。“今天派”诗人主要集中在北京-白洋淀,万之的生息地是上海-内蒙古,相距千里,此前毫无交集,却殊途同归,用不同的文体创造出相类的艺术境界。这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艺术)现象,是那个封闭奇特时代的一段佳话,值得回味。
以前史铁生跟我说过,他最佩服三个才子,一是阿城,一是万之,一是老江河(于友泽)。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一个指这三人都有文学才华,另一个是说他们仨博学多闻、识见不凡。后一点,在同侪中尤其突出。附带说一句,史铁生也是最早在《今天》上发表小说的,他后来写的小说比那时的好。他的小说跟万之的小说属两种类型,与“今天派”的诗歌没有什么精神(艺术)上的关系。当然,这一点并不是评判好坏的标准,仅为陈述事实。
迈平大学毕业后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研究生,研究戏剧,导师是徐晓钟。拿到硕士后留校任教,渐渐不怎么写小说了。不久去挪威留学。
3.
迈平开一辆奔驰老爷车来机场接我,他说是买的二手车,很便宜。当天,正好他的一个挪威女同学家里有派对,女同学也是杜博妮的学生,研究中国文学,跟北岛也很熟。于是,二人拉上我,直接奔了女同学家,去参加派对。
女生的名字以X替代,她是与一个朋友合租的房子,两间卧室,客厅很大。来参加派对的快20人,大多是东亚系的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我刚到一个新地方,很兴奋,喝了点儿酒,更兴奋,话就多了,与X聊得火热。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同事小星,我调工作后就失去联系,不料他来了挪威留学,见面十分亲切。
酒过三巡,西式冷餐也吃了一遍,迈平去厨房煮饺子。我跟到厨房与迈平聊天。X也来了,对我说:“我(一起合租)的朋友去国外旅行了,你可以住在她的房间里。”“是吗?可以吗?”“没问题。”我拿眼睛看迈平,迈平低头用笊篱搅动锅里的饺子,假装没听见。这时北岛也进了厨房,我说X说我可以住她朋友的房间。北岛对X说:“不用了,我们已经给他安排好住处了。”X问:“住哪里?”北岛说:“我们住的那栋楼(学生公寓)里正好有一个空房间,跟我们在一起也方便……”
X离开厨房后,北岛严肃地对我说:“晓阳,不行啊,你跟我们回去。”我说:“这儿挺好的呀。”北岛说:“不行不行,你就在这儿呆几天,怎么能这样呢?”我说:“哪样啊?你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呀!人家就是借我个住处,你想到哪里去了?”北岛也笑了,但坚持原则强硬不变。派对结束,我未尽欢,而散,被他俩强行带回学生公寓。
多年后,北岛说起这件事也觉得挺好笑的,他说他和迈平一个像书记,一个像政委,老管着我,怕我犯错误……唉,虽说觉悟有所提高总归是好事,但提高得是不是晚了点儿呀?一刹那即是永恒啊!机会一失,永不复来。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一个外国人学雷锋助人为乐,这么简单一事儿,愣让我们仨给想歪了。看来我的思想也挺复杂的。都不是好鸟儿。
(在奥斯陆的一个公园里。陈迈平摄)
4.
第二天我和北岛、迈平跟杜博妮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也可能是喝咖啡,记不准了,反正是在大学的一个餐厅里。杜博妮还带着几个她的挪威学生,其中也有X。都谈了些什么,我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仨逛了大街。正好有一个募捐义卖会,我们随着一帮中国留学生去了,我买了一件二手的牛仔上衣,便宜得就像白给的。关于留学生在义卖会上的故事,迈平讲了许多,十分有趣,可惜我都忘了。他还说:有的留学生开车不考驾照,被警察拦下的话,就把中国的学生证给警察看,都能糊弄过去。在收费的路边停车,应该往计时器里投硬币,有的留学生发现把中国的圆形的山楂片塞进去也管用,于是有人从国内来的话,就托他们带来好多山楂片,停车时就塞这个。等到一下雨,只见那些计时器就像被劈了几刀的人脑袋,四处流血,一片殷红,搞得挪威人莫名其妙。
迈平带我去了两个公园,一个是雕塑公园,一个是古建筑(木屋)公园。他和小星还陪我参观了易卜生故居。北岛有没有同行,已经不记得了,留下来的照片多是我个人的。X也带我去了一个公园,只记得有一些奇怪的山洞,好像离市区稍远,别的都忘了。
一天晚上与一帮留学生喝酒,有一个学小提琴的北京人特别有意思,他狂喝豪饮,醉话连篇。他父亲是一位作曲家,我问他令尊作过什么曲子,他说:“×××,×××,风吹雨打都不怕……傻逼!”这最后两个字把我逗得大笑。前些年看国内的报纸,他已经病逝了,生前是欧洲一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杰出的音乐家。
奥斯陆很小,安安静静的,像一个镇子。我好像只待了三天,顶多五天,就像做了一场梦,留下快乐和美好的记忆。
202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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