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女人和声音

这个女人不寻常。

屈指数来，我在苏州完整的生活也只有十八年。我生长在一条市井气息浓郁的街道上，我们那条街上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因此也不了解苏州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是有一些的，但那种女孩子羞答答的，平时把闺房门一关，她整天在干些什么，只有天知道。

所以如果让我来谈苏州的女人，我有信心描述的其实是一些市井女人，而且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此地女人与彼地女人，造成她们之间主要差异的，其实只是语言和声音。

也许对不起一些严格的读者了，我就从声音说起，说三个苏州女人的声音的故事。

第一个女人，她的声音与苏州著名的评弹艺术有关——

如果你走在街上遇见敏儿他妈，你不会猜到她是个说评弹的女艺人，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严某某，就是那个围白丝巾的女人，她以前是评弹团的演员，你会说，这就对了，她一定是说评弹的——怎么去分辨一个人是否是说评弹的呢？我也说不清楚，大致是 ：声音清脆，而且拖着一丝歌唱性的韵脚，眼睛也会说话，更重要的是这些艺人会用眼睛微笑。

我印象中这个姓严的女人非常喜欢阳光，主要表现在她对晒被子、晒毛衣、晒萝卜干，甚至晒拖鞋的极度热衷上。她如此珍惜阳光，而她丈夫却天天浪费阳光，他常常端着一只茶杯坐在家门口与别人下棋。

敏儿他妈就拿着藤拍子从丈夫的身边穿过来绕过去的，她的婆婆也坐在门口，不是下棋，也不看棋， 她漠然地看着媳妇忙碌，有时候整理一下盖在膝盖上的一块毯 子。看上去老妇人觉得媳妇如此忙碌是天经地义的，她的眼神在说：我忙了一辈子啦，现在轮到你啦。

媳妇也任劳任怨，我记得她在阳光下上下左右地用力拍打晾竿上的棉被，用她特有的歌唱般的声音对邻居们说 ：“天气好得来，被子要晒晒！”

说评弹的女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苏北农场插队，逢年过节才回来，长得像母亲，很英俊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上去脸色苍白，神情总是郁郁寡欢的。小儿子就是敏儿，也是相貌堂堂， 不过却是街上有名的问题青年，隔三岔五惹是生非。别人家的父母找上门来，找家长大人说理，这时候敏儿他爸照例是退到一边，向屋里喊，你快出来，快出来呀！

做妈的就应声掀开了门帘，端端正正地走出来面对来人——不是一般地出来，是像上台说书一样，微笑着仪态万方地走出来，就像艺人面对听众那样，面对动了肝火的邻居。

开场白是相似的，女人先把自己的儿子数落一顿，然后评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时仅仅是猜测或者分析，但让对方感到小辈的顽劣历历在目。当你开始点头称是，从前的女艺人话锋柔软地向左歪或者向右对齐了，她能说出一种令人信服的道理，意思是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乒乒乓乓，更深的意思是孩子就是孩子，在外面打架斗气是正常的，做大人的不必大惊小怪的，吵来吵去倒伤了街坊邻居的和气。

职业性的叙事手法使她的一字一句都心平气和，即使对方听着并不是真正的受用，却无法再做计较，因此总是讪讪而去。

由于她在处理此类事情上成绩卓著，街上的其他妇女也经常围过去听她是怎么打发上门算账的人，但是效果你也能预料，没有用，许多事情是没法取经送宝的 ；再说，也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像敏儿他妈那样，说过评弹。

当时我们那里的评弹团好像是解散了的。姓严的女人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我有时候看到她提一只布兜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过，沿途用她清亮的声音和一些人打招呼，心里便暗想，她在书场里说评弹时什么样子，搭档是谁？她会不会唱那个余红仙的“我失骄杨君失柳”？

当然，我无从知道关于她作为评弹艺人的任何细节。我知道许多吃艺术饭的人都要吊嗓子，她却不吊，那么好的嗓子全浪费在与女邻居谈论阳光和被子上了。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可惜？我也不能去问她，她就那么在家门口晒这晒那，在街上走来走去。

过了好几年，我们城市的评弹团恢复演出了，市中心的书场门口经常贴出演出海报，还有演员的名字，我路过那里时不免要留意严某某这个名字，但是节目换了一档又一档，我从来就没有找到敏儿他妈妈的名字。

我问我母亲，不是说敏儿他妈妈说评弹有点名气吗，怎么不见她演出？我母亲也不知究竟，光是推测说敏儿他妈妈大概离开评弹团了。

评弹后来在我们那里是老调重弹，不光是书场里，广播喇叭里，甚至在一些茶馆里，都有有名或者无名的艺人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说，嗯嗯呀呀地唱，姓严的女人却缺席，她一直留在自己家里。

奇怪的是后来她不再忙于晒这晒那的了，我有一次看见她披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站在门口，指挥她丈夫收一匾萝卜干。她丈夫无法把竹匾顺利地搬进狭小的门洞，她婆婆在一边颤颤巍巍地帮忙，帮的是倒忙，萝卜干纷纷地掉在了地上。

让我奇怪的是姓严的女人对此的反应，她一反常态，柳眉斜竖，用她依然清脆的嗓音说，“笨煞哉，笨煞哉！我不来，你们搬点萝卜干都搬不来！”

让姓严的女人生气的其实不是萝卜干，是她的病。我后来知道她不出来晒被子是因为得了病，乳腺癌。听说她的一只乳房被医生拿掉了。她的歌唱般的声音因此也被什么取走了。

邻居们在街上拉住她儿子，就是那个叫敏儿的青年问，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敏儿头一拧，说，“她生病，关你什么屁事？”邻居们都吐舌头，说，“严某某那么好的女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出来。”

再后来，姓严的女人就去世了。她的摄于六十年代的照片作为遗像挂在白布上，着了色，很美很妩媚，嘴角眼里都是满满的笑意。我们那儿的殡葬是公开的，大家都去吊唁，看见死者的丈夫、婆婆，还有她的不听话的儿子都在哭。怎么会不哭呢，这户人家的顶梁柱没有了 ；邻居们也哭，怎么不哭？以后不会有人用那么美妙的声音与你谈论家务事儿女事了。

坦率地说，在她的灵床边我好奇多于悲伤，我心有旁骛，寻找着这个女人艺术生涯的实证。我在高高的雪白的山墙上发现一只琵琶，那只琵琶静静地挂在那儿，似乎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在充斥着悲声哀诉的葬礼上，琵琶被所有人遗忘了，我想应该有人想到把它放在死者的身边。但是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也说不清楚。

 

 

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的一半生活在我们街上，生活在琐碎的生活中，另一半却是逃逸的。逃到哪里去了呢？也许是在哪家书场的台子上，罩着一层灰尘。需要我想象的就是那另一半，包括她怀抱琵琶的样子，包括她的唱腔是哪个流派——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她的评弹。我想让我去想象这件事有点荒诞。她既然是说评弹的，她既然就住在我们家的附近，我为什么从未听过她说评弹的声音呢？

这个疑团大概是不会有人来解答的，暂且让那个女人安息， 我来描述第二个女人的声音——第二个女人的声音与评弹无关，但与广播喇叭有关。 

这里所描述的女人，同样有着人们认为最甜美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她是我们家对面工厂的广播员。她的声音应该是甜美的，否则就不公平了——那家工厂有好多青年女工，大家都能说不卷舌的普通话，凭什么让她当广播员？她也一样不懂得如何卷舌，一样把“是”念成“四”，把“阶级敌人”念成“阶级涤纶”。

早晨我经常被这个女广播员的声音从睡眠中说醒，我不用惊醒这个词，比较符合实际，一个动听绵软的声音是决不会让人受到惊吓的。她在河对面的高音喇叭里说话，就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在你的耳边嗡嗡地回旋，你慢慢地就醒了。

我听见她在广播里说 ：文章说——这是在摘引报纸上的文章，如此的播音结构最正常不过，但当时年少无知，偏偏又爱较真，听到她说“文章说”就纳闷，心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文章又不是人，文章没有嘴，怎么会说话呢？

我一直认为那个女广播员播音有误，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错误和偏见。我母亲就在那家工厂工作，有时候我去那儿洗澡或者吃午餐，在厂区的路上偶尔会看见一个体态苗条、梳两条辫子的年轻女子，穿的也是蓝色工装，但是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明显修改过了，修改得非常合乎女人人体的曲线，而且她的身上没有粉尘和油污，手里拿着的不是劳动工具或者机器零件，而是一卷报纸或者一本杂志，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自得表情。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女播音员，就是那个“文章说”。

“文章说”走在厂里，好多人，男的女的都踊跃与她打招 呼，可见她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也很正常。就我所知，不管是在工厂、农村还是学校，当时的广播员各方面都要“过得硬”。

群众关系不好，别人会说凭什么让她坐在广播室里念稿子抓革命，让我们守着水泥窑汗流浃背地促生产？知识水平不高不行， 否则你老是念错别字会歪曲了《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的精神！你的思想觉悟不高就更危险，万一你利用宣传阵地喊出一句反动口号，如何是好？

所以我相信女广播员是个优秀分子，但对她的“文章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她就不能换一种说法吗？

有一年秋天，河对岸工厂的高音喇叭突然沉寂了几天，然后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姑娘的声音，那个姑娘说话结结巴巴，显示她是个播音战线的新兵。她用一种紧张的声音说：下面请听革命歌曲——等了半天，革命歌曲却始终响不起来，等得你心焦，她还没有把歌曲放出声音。于是那个紧张的声音更紧张了， 亡羊补牢地说 ：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同志们，再见。

新来的广播员让人丧气。凡事就怕比较，我猜在“文章说” 从广播站突然消失的那些日子，在工厂的高音喇叭所辐射的区域内，一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文章说” 到哪里去了？“文章说”出什么事了吗？

我与河对岸的广播生物钟般的联系似乎是被强行中断了， 不知不觉中我习惯并依赖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结果我原先并不自知。说我怀念那个女广播员的声音是词不达意的，但我讨厌新来的女广播员尖锐生硬的声音却是千真万确的。由此我也开始讨厌那个工厂的广播站，每天清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前奏曲把我惊醒时，我总是在床上痛苦地捂紧耳朵，说，吵死人啦！

还是交代清楚那个女广播员的下落吧，这没什么关子可卖。那年元旦——或者春节？记不清了，反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个节日，母亲带我去一家剧场，去看文艺演出。文艺演出中样板戏总是重头戏，建材系统的文艺演出也是相同的模式，先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合唱，然后就是样板戏了，全本样板戏排练起来有困难，就来几个片段。

《沙家浜》的智斗开始了，站在“春来茶馆”牌匾下的阿庆嫂是谁？我觉得那么面熟，猛地就听见我旁边的观众狂热而骄傲地报出了一个名字，说，我们厂的广播员啊！她演阿庆嫂！

果然就是那个消失了很久的女广播员。原来她到宣传队去了，这是更上一层楼的事。出于习惯，我还是乐意当她的听众。我听她唱“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就跟着哼了起来，我看她翘着食指指向胡传魁、刁德一，觉得这手势比洪雪飞的手势更加英姿勃发。

这会儿她是阿庆嫂，我忘了她在广播里的不足之处，她不再说什么“文章说”，整个人就显得完美无缺。这还不算什么，《沙家浜》下面是《红灯记》，留长辫穿红袄的李铁梅粉墨登场了，我记得的是观众们的一片哗然，下面有人用惊叹句说 ：啊呀，又演小铁梅又演阿庆嫂啊！不得了！

依然是她，就是那个女广播员！那天坐在剧场的椅子上，我突然理解了她从广播站消失的必然性，她真不得了！

七十年代，人们还不懂得使用人才这个字眼，我也并不懂得如何去崇拜一个女人，但我从此对一个女人的才华铭记在心。这个“文章说”，她是一个广播员？她是阿庆嫂？她是李铁梅？她到底是谁？我想她就像一只万花筒，摇一摇，一定还能变出更多的花样。

现在请大家回忆一下《沙家浜》里刁德一对阿庆嫂的评价。刁德一很警惕又很佩服地说 ：这个女人不寻常——我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唱腔，就会想起那个女广播员，当然这说的是她的青年时代。

后来呢？有人大概会追问。我其实不愿意描述女播音员的现状，现状的棱角显得那么尖锐，而且无趣，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相仿的命运。阳光和辉煌有时候只在你的额角上亲吻一次，然后就无影无踪，就像我这里说的那女广播员。

她的现状不像我的文章一味追求完整——后来她结婚了，丈夫是宣传队里的另一个文艺骨干。他们结了婚却失去了同台演出的机会，不是他们不求上进，是宣传队解散了，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女广播员不知怎么没有再进广播站，好像是在工会里做些难以总结的杂事。

后来她有了个女儿，过了几年， 又有个女儿。一晃多年，再后来她当了外婆。九十年代的女广播员体形仍然苗条，但脸上的皱纹很多，给人饱经风霜的印象，这对一个女人的风韵来说并无多大益处。她上街买菜，抱着外孙去浴室洗澡，声音依然清脆甜美，但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 听着无聊。

种种迹象表明，我文章中的女广播员属于过去，而现在的她，生活越变越寻常了。从前的女广播员如今走在荒芜的濒临倒闭的工厂中，停产的厂区安静得出奇。但即使是那么安静，她也听不见年轻时候回荡在厂区的声音了。

文章说——外面的报纸越来越多，文章越来越多。但文章说什么，与她有何相干？她管不了那么多，最近她要下岗了。

报纸上的文章说，竞争再上岗。不知这个女广播员现在跟谁竞争，也不知道她是否在考虑，去哪儿上岗对她最合适？

不说下岗上岗的事了，我这就说到了第三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生活也与声音相依为命，只不过她的声音用途更加粗鄙更加世俗一些。这个女人的声音并不动听，动听也没用，因为她的声音主要是用来叫卖蔬菜鱼鲜的。

她在街坊邻居的妇女堆中显得有点特别。特别处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容貌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粗俗；也不在她的衣着打扮，她的打扮也实在本分，大部分同龄妇女穿什么，她就穿什么。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职业，在严禁城市人口从事私有经济的年代，她竟然以贩卖蔬菜为生，她是一个女贩子！

她是一个女贩子，这决定了她在孩子们眼中是一个形迹可疑鬼鬼祟祟的女人，投机倒把使她的眼神中有一种负罪感。但奇怪的是，没有谁看见她在我们的视线里贩卖任何蔬菜。

人们说她到很远的地方去收蔬菜，然后到很远的农贸市场将那些蔬菜卖掉。这些贩卖的细节都在人们的猜度中，却得不到亲眼所见的证实，这是女贩子最特别之处，也是一些邻居议论纷纷的焦点。有与她熟络的人说，人家怕羞，人家爱面子，她不愿意在街坊邻居面前丢那个人。

她丈夫是个工人，那个说话口吃、性格木讷的男人把她从郊县农村娶进门，一口气与她生下三个孩子，却始终没能为妻子寻找到一个正当的工作。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很难，那个女人虽出身于农家，却并不愿意过什么艰苦朴素的生活，别人家有手表她也想有，别人家有缝纫机她也想有。街上别的妇女认为这是要强，要强就要行动，这女人有一天就行动了，干的是贩卖蔬菜的勾当。

 

 

女贩子行踪不定，有时候一连好多天看不见她的人影，这往往是她购销两旺的黄金季节。她早出晚归，除了她的家人， 别人是看不见她的，即使看见她也没什么用。一般情况下她空着手在街上走（不知她是把蔬菜筐存在什么地方的），看她风尘仆仆的样子，与刚刚从纺织厂下班回家的女工没什么两样。

但有时候她一连几天闲在家里，手里拿着针线，坐在门口与女邻居们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作为一个市井妇女，她当然也有市井妇女特有的爱好，喜欢看热闹，谁家夫妻吵架父子斗殴她都要站在前面观看，只是不怎么发言，显然怕让别人倒拔葱， 带出她的一把泥来。但看她的表情是很丰富的，同情或者谴责谁，站在谁的一边，脸上是一目了然。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时候往往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最热烈的当口，她按兵不动，在自家门口看看别人家的闲事，是非常明智的。

她是文盲，不识字，但是算账很快，左右邻居卖废品的时候，都要拉着她算一遍，这样才能确保不吃亏。这样的算术才能无疑得益于她的小贩生涯。她人缘很好，除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经常痛骂他们的蠢笨和顽劣），从不得罪人，所以这个从事不法行当的妇女，得到了来自邻居的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有一次，街上的孩子们听见女贩子家传来了嘈杂的声音，这使他们很兴奋，都拥到她家门口，看看这户人家有什么事情，但女贩子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像铁将军一样挡在家门口，只让大人们进去，不让孩子进去，嘴里还不干不净的。

他们好像明白母亲刚刚遭受的屈辱，她在市场上遭到了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秤被折断了，蔬菜筐子被踩烂了，而且他们的母亲还被人打了。女贩子在屋里哭泣，她的子女就善解人意地放大人进去，让那些能言善劝的妇女去安慰他们的母亲。

然而他们发现，母亲的悲伤内容复杂，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她在里面突然大叫一声，我命苦哇！这种凄厉的呐喊使孩子们摸不着头脑，也只有大人才得其中之味。但是女贩子的女儿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她一定懂得母亲做贩子的艰辛，所以她站在两个弟弟的后面，一边替他们挡着门，一边呜呜地回应着母亲哭泣起来。

这就说到了女贩子的几个孩子。女儿没什么可说的，人有点笨，却善良，后来嫁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小伙子家境贫困，结果连新房里的家具都是女贩子打好了陪嫁过去，那姑娘嫁妆之丰厚让邻居们很是吃惊，他们都说没想到，没想到女贩子这几年贩蔬菜，贩出了个如此殷实的家底。

没想到的事情尽出在女贩子家中，女贩子的大儿子长到血气方刚的年龄，正准备去下乡插队，有一天突然犯了心脏病，不明不白地就死在了床上。女贩子大病一场，过了一阵恢复过来了，对要好的邻居说，我这样躺下去不是件事情，大的没了，还有小的呢。我还要出去做。

邻居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出去做”就是指贩卖蔬菜。可怜天下父母心，女贩子为了小儿子，戴着大儿子的丧带， 又出去“做”了。

小儿子长得英俊，讨人喜欢，就是不听话，典型的不爱学习爱打架的中学生，总是有别的孩子家长吵到门上来，说自家孩子被他欺负了。女贩子不在家，这事由她丈夫处理，那男人就朝自己儿子扇耳光。

扇了好多年，突然有一天，做父亲的手被儿子牢牢抓住，做父亲的胸口挨了儿子重重的一拳，儿子说，×你妈，你还打我呀，小心我灭了你。

那就是女贩子唯一的儿子了。人们都预见了这个男孩的不妙的未来，只有女贩子盲目地为儿子构造着幸福的蓝图，后来这蓝图就被儿子亲手撕成两半。

儿子终于在外面闯了大祸，他用西瓜刀把一个卖瓜人的肠子捅出来，警察当场就把他铐走。女贩子闻讯赶去要人，别人就指给她看西瓜摊前的血迹，女贩子不看血迹，一味地要儿子，警察当然不理她。那没脑子的儿子， 最后被送进了外地的一个劳动教养所。

邻居们记得女贩子又是一场大病。那一阵子她卧床不起，连她丈夫都怀疑她是否能挨过又一次打击。但是我已经介绍过了，这是个特别的女人，她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职业，也在于她的坚强和信念。

女贩子在探望过儿子以后，很快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她向邻居们抱怨有些人执法不公，谁家的孩子打架打出人命都没进去，靠的都是关系。她没有关系，只能让孩子去吃苦。邻居们似乎都不忍心质疑她无私的母爱，就问她以后准备怎么办？

女贩子抹去眼泪，嘴角浮现出坚韧的积极向上的微笑，说：“我能怎么办？我就有两只手，出去做呀，赚点钱，等他出来了，要结婚要成家，还得靠我的两只手呀！”

女贩子奇迹般地继续她的小贩生涯，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她也扩大了贩卖业务。后来听邻居们说，她不仅贩卖蔬菜， 也贩卖鱼虾，在秋季她还来往于阳澄湖甚至洪泽湖，倒卖当红的大螃蟹。还有的邻居，亲眼看见她在百货公司购买金戒指和金项链，她一转身就否认，还骗人说，买不起，是看看解眼馋的。

她儿子后来从劳教所出来了，几年不见的不良少年，长成一个高大而英俊的青年。女贩子积存多年的母爱终于迎来了它的主人，这幸运的儿子用母亲的钱开了一家烟杂店，经过一番专政和教育的洗礼，他对打架斗殴失去了兴趣，对挣钱和享受则有了强烈的追求，无论如何算是走上了一条较为安全的道路。

因为外形出众，这儿子很快找到了女朋友，他不反对女朋友结婚的要求，而且非常诚实地告诉她，他母亲手里有五十万，都是他的。女贩子的儿子，一个幸运的儿子，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安排女贩子的五十万家产的：

结婚用二十万够了吧，剩下三十万先存到我的长城卡上， 慢慢花呗。什么？她不给？她敢！不给我就捅死这老× 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