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欲简史：亲密生活永不停歇的复杂性

文 / 佚名

译 / 苦山

原文 / www.theschooloflife.com/thebookoflife/the-ongoing-complexities-of-our-intimate-lives/

在西方前现代世界场景中，宗教和哲学都对“性（欲）”有诸多负面的描述，这也不奇怪，毕竟，在一个以二元论为主导的观念演进中，性（欲）与灵魂（精神）似乎是截然对立的存在。不仅如此，当时的观念还左右着医学的某些现在看起来很奇葩的实践，诸如针对女性所谓“歇斯底里”的诊断和治疗。

那么，在宗教相对淡化、哲学退场和医学进步的现今，我们找到了关于性（观念）的适当表述了吗？在本文作者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1953年4月初，在戛纳的一片海滩上，18岁的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现身于全球媒体前，宣传她的新电影《此恨绵绵》【Act of Love，与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合作主演】，这是世界在性方面迈向现代的一步。

她身穿一套印有花朵图案的比基尼泳衣，而在那之前，这种衣物很少出现在镜头里（在美国，1961年前，荧幕上出现肚脐眼是违法的）——就在此前一年，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曾对比基尼进行谴责，称其容易助长罪恶、有碍道德。

碧姬·芭铎于戛纳电影节，1953年。

世界各地的妇女都脱掉了她们原本的连体式泳衣，与之一同被抛弃的还有过去多种对待身体的态度。

1960年，布莱恩·海兰德（Brian Hyland）凭借他的歌曲《黄色圆点比基尼娃娃》 （‘Itsy Bitsy, Teenie Weenie, Yellow Polka Dot Bikini’） 大获成功；在1963年的《海滩派对》（Beach Party）和1964年的《比基尼海滩》（Bikini Beach）这两部大热电影中，比基尼都是“主角”。天主教会放弃了反对，电影审查部门和保守派团体也不再抵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比基尼似乎变成了正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的一部分——也就是“解放了的”生活里的一部分。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与身穿比基尼的美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员合影。

它代表了一种看待身体和性的方式：没有羞耻和罪恶感，没有难堪的、被压抑的过去带来的遗存，预示着洋溢的热情和自如的姿态。比基尼将现代性与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异教自由联系起来，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知晓如何为身体的美感和运动精神感到骄傲，这在他们的雕塑、马赛克镶嵌画和奥运会比赛中都有所反映。

早期的比基尼：发现于西西里岛卡萨尔古罗马别墅（Roman Villa of Romana del Casale）的罗马镶嵌画。 

基督教把碧姬·芭铎与罗马人分离开来。数百年来，教会一直在对肉体发动战争，把裸体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羞耻感仿佛成了对我们先祖罪过的惩罚。我们中的许多人看到自己的躯体会感到极度不适，这仅仅证明了有关人类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罪人的后代。

马萨乔（Masaccio）：《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The Expulsion of Adam and Eve），1424年。 

在现代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尝试享受一种在性和肉体方面不那么受限的人生，为此，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远在欧洲边界之外的地方。19世纪的法国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距离戛纳几小时车程的普罗旺斯呆了几个月之后，转而前往大溪地（Tahiti）寻求异教信仰的生活，而这无疑是他那谈性色变的祖国所无法给予的。远离欧洲的高顶礼帽和长裙后，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像在伊甸园一般裸体相对，舒适地坐在热带树木下，显然完全不认为这样露出躯体会造成任何尴尬。

保罗·高更：《怡人之地》（Te nave nave fenua / The pleasant land），1892年。 © Wikipedia

但是到了1953年，人们无需再走那么远了。大溪地来到了法国。

在后戛纳电影节的时代看来，前现代世界处理性问题的尝试可能会令人痛苦，盖因他们实在太过逃避、谨慎，更有无数的手段。19世纪，出于健康上的原因，医生们开始建议人们去海边旅行，女性为了不向陌生人展示自己的身体，不得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技术层面令人印象深刻，在心理层面则荒谬无比。人们用马匹拖动装有轮子的特制小屋进入水中，妇女们可以从里打开一个舱口，下到水里洗海水浴（下图）。哪怕只是朝女性的肘部或肩膀瞥上一眼，都会被认为是卑鄙下流的行为。

 

这种扭曲的基础源于这样一种观点：性欲是理智或美好生活之敌。它是一种居于我们内心的疯狂，诱惑、折磨我们，使我们理智的日常生活脱轨，让我们厌恶自己【流传的格言如是说：“交媾之后，立即听到魔鬼的笑声”（Illico post coitum cachinnus auditur Diaboli）】。除了那些非常罕见的、以孕育后代为目的的情境之外，性行为在有尊严的生活中是没有地位的。我们以它的名义所想和所作的都是兽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们描述每个善人的内心斗争：一方是欲望，另一方是贞洁。没有人能够从这种无休止的内战中幸免，但我们当中的有德之人知道该选哪一边才能解决问题。

盖拉尔多·迪·乔瓦尼·德尔福拉（Gherardo di Giovanni del Fora）：《爱与贞洁的战斗》（The Combat of Love and Chastity），1475年。 

神圣之爱（Amor Divinus/Divine Love）将人类与宇宙的创造者联系在一起；感恩、仁慈、无私和对理性的奉献自它而出。但是兽性之爱（Amor Ferinus/Bestial Love）则会将人引向无休止的手淫、疲惫、堕落和歪曲。哲学的目的是说服学生把兴趣从后者转向前者。但是这一挑战无疑是巨大的。

性欲被描绘成一种灾难性的强大力量，足以摧毁最缜密的计划和最深刻的美德。亚里士多德被广泛认为是古代最有智慧的人，在基督教时代，一个流传甚广的杜撰故事是，他爱上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妻子菲利斯（Phyllis），菲利斯为了惩戒他的欲望，便让他嘴里咬着皮绳，赤裸身体、四肢着地爬行——这个故事旨在向疏忽轻率的人证明，欲望能比理性强大太多。

汉斯·巴尔东（Hans Baldung）：《菲利斯骑着亚里士多德》（Phyllis riding Aristotle），1515年。 

在基督教时代，罗马文化中的爱神维纳斯的形象并不像她以前为人熟知的那样，是顽皮欲望的迷人化身，而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妖妇，当她施放魔咒时，足以摧毁最坚毅之人的决心。在15世纪早期的一幅油画中（下图，现藏于卢浮宫），自维纳斯私处散发出的光芒使六位伟人同时失明：阿基里斯、特里斯坦、兰斯洛特、参孙、帕里斯和特洛伊罗斯（Troilus）。要把目光移开或许很难，但不做尝试则更加危险。

 

对所有教育年轻一代的人而言，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年轻人在邪恶（几乎总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和美德（几乎总是一个正派但优柔寡断的男人）的战斗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

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美德与邪恶的寓言》（Allegory of Virtue and Vice），1565年。

但是，即使在看似良善的人身上，也总是潜伏着风险，使他们有可能落入诱人但邪恶的丘比特的影响之下，丘比特不曾远离，时刻准备射出他的箭矢，摧毁我们最好的计划。许多世纪以来，欲望都不是什么值得享受或高兴的东西；它总是一个陷阱，甚至极有可能是一场死刑判决。

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丘比特制弓》（Cupid Marking his Arch），1533年。

在哲学和艺术对欲望的严酷评价之上，19世纪的医学又为之增加了一层令人生畏的判断。在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理察·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眼中，性可能并不直接是魔鬼或者狡猾的丘比特的杰作，但是它很可能将自身被赋予的邪恶转而施加到了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做出种种恶行。

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19世纪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性主题书籍《性心理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1886）中，克拉夫特-埃宾关注由性引发的各类变态和疾病。尽管这本书的口吻冷静、超然，但无法掩饰它对性之本质的厌恶：“放纵的爱是一座燃烧殆尽的火山：它是一片吞噬万物的深渊——荣誉、物质和健康皆在其列。”克拉夫特-艾宾在序言中如是写道，随即列举了数百个案例研究，说明我们身上的痛苦、反常的冲动正是由我们的性冲动孕育而生。例如：

“案例1：Y先生总是纵情享乐，但也总是在乎礼节，自从他七十六岁以来，他的智力逐渐下降，道德感日益变态。他以前很聪明，表面上是个道德的人，现在却把自己的财产浪费在妓女身上，只频繁光顾妓院，要求街上的每个女人都嫁给他或者和他交媾，因此变得臭名昭著，以至于不得不把他送进疯人院。在那里，他的性兴奋升级为名副其实的性淫狂，症状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不停地自慰，甚至当着别人的面这样做；他只从淫秽的想法中获得乐趣；他认为他周围的男人都是女人，并对他们提出下流的建议。”

“案例59：X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模范丈夫，几个孩子的父亲，他有几次——也就是出于突发的冲动——去妓院，挑了两三个最高大的女孩，把自己和她们关在一起。他光裸着上半身，躺在地板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闭上眼睛，然后让姑娘们从他裸露的胸部、脖子和脸上踏过，还敦促她们每一步都用鞋跟用力踩住他的肉。有时他会想找更重的女孩，或是采取其他比这更残忍的行为。两三个小时以后，他体会够了。他给姑娘们买好酒、付了钱，揉搓身上的青紫淤痕，穿好衣服，付了帐，回去过日子。但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会再次给自己制造同样的奇怪快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克拉夫特-埃宾的后继者，他的作品或许没有那么严肃，但在他的作品中，谈及性时的氛围却是类似的：和克拉夫特-埃宾的病人一样，在他的病人身上，性大多是阴暗、强迫性、古怪至极的，它足以破坏我们在一种文明而有德的生活中可能寻求到的一切。

 

相较之下，碧姬·芭铎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啊！和那两位伟大的奥地利医生的阴暗分析相比，和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指责警告相比，和哲学家的可怖告诫相比，她是多么遥远啊！她代表着轻松、天真——以及重返伊甸园。现代化让我们得以在空中飞翔，治愈小儿麻痹症，并拨通打向其他大陆的电话；它也将帮助我们在床上感到自然和快乐。身为现代人，我们终于从数百年令人遗憾的难堪、恐惧、忧虑和悲伤中“解放”了出来。

现代社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对人类大有裨益的时代。毫无疑问，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打排球听起来比在妓院里被践踏要好得多。但可以说，现代化并没有缓解我们与性的关系，反而使其变得愈发复杂。

旧世界清楚知道性是棘手的。它毫不犹豫地承认，性可能会令人尴尬，它可能会使人做一些令自己后悔的事情，它与某些有尊严的理想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它可能会与爱发生冲突，也许会引发自我厌恶，人们或许会想要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以免被激起性冲动，或是激起他人的性冲动，因为其后果是众人不想见到的。这些都是公认理所当然的基本真理，尽管它们确实令人忧郁，但在许多方面，它们同样创造了一种“背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借助它引导并消减自己的性冲动。

比基尼所代表的性观念，虽然完全是出于好意，但可能反而会让我们对在性冲动的伴随下生活的种种现实准备不足。这种性观念发现，它很难承认，在某些时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性可能会和一切看起来干净、善良和快乐的事情站在直接对立的立场上：它可能会激发我们心中鞭笞、贬低、侮辱、被粗暴对待的欲望，以及说出、做出与理性的自我形象直接相悖的事情的欲望。这种积极阳光的观念暗示性应该是“正常的”，但这反而会让我们更加孤独，更加困惑，更加不正常，尤其是在某些时候，性活动显然不是坦率的，我们发现自己——多数人都会这样——渴望那些在被认定为合乎理智的人类本性中毫无立足之地的行为，它们虽然不是“有罪的”，但肯定是阴暗而特殊的。

当面临欲望与爱的分离，以比基尼为代表的现代性观念也不能足够恰当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情境的存在；一段时间后，你爱的人很有可能不再是你想睡的那个人；有太多陌生人，甚至可能是你讨厌或不喜欢的陌生人，会让我们忍不住冒险相约，而在我们的欲望得到纾解的下一刻，我们便会对此后悔不已。

对于那些不合时宜的性活动这种阴暗常态，现代的性观念并没有向我们给出任何令人安心的叙述。它不曾像那些严肃的奥地利医生所做的那样，暗示所有的性都略带疯狂，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大喜之日就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在这种复杂性生发时将它当作某种独特的个体性痛苦，因为在寻常的一夫一妻制关系中，这种复杂性会不可避免地显出身形。

现代社会则使我们能更轻易地拿它们开玩笑；我们乐于分享我们猎艳和欲望的细节。但是，在提及真正不常规的方面时——罪恶感，恋物癖，极度下流的想法——我们并不比旧世界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所处的境地可能更糟，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理应已经被解放，我们理应已然克服了尴尬和恐惧。我们理应是干净、精力充沛、快乐的现代人。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中的许多人正悄悄地因为性痛苦和性体验而失去理智，它们带来的感受就和中世纪僧侣可能经历过的一样超乎常规。

性永远会是一种过于强大、过于激进的力量，无法合乎所谓的“正常”。它天生就是逾越的——而其结构本身也决定了它必须如此。最明智的态度或许是假定我们无法重返伊甸园，并对任何讲述无忧无虑或人类堕落之前的欲望的故事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不管它们来自大溪地还是古罗马。

行之有效的假设应该如是：性必须是棘手的，它也许不是罪过，但肯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待解决项：它是一种动力，与我们正在努力做的其他一切明智的事情都不一致，比如完成一份事业，抚养孩子，或者仅仅是善意并尊重地爱某个人长达几十年。性的未来不在于想象它可以变得简单而纯洁，而在于承认它有着不可避免的古怪之处，并积蓄勇气和黑色幽默来面对它。丘比特并不直接向我们射箭，以此让我们误入歧途，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驱动力，它会把我们带往远到惊人的地方——远远偏离理智掌控一切时会把我们引向的地方。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我们能够承认性是多么古怪而可怕，多么迷人又邪恶，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一直如此。那才是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