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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
(2023-03-18 10: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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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想写一位已经逝世的校长,因为他所创建的燕京大学,我虽然无缘就读,却对我影响至深。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看到一个男生穿着某社团的文化衫,背后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当时我正陷在大学生常见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迷惘当中,却因为这几个字得了许多的亮光。
后来我才知道这九个字是燕京大学的校训,而北大之所以被称为燕园,就是因为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与博雅塔,乃至周边美轮美奂的近代建筑,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
虽然对于燕京大学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却颇为熟悉。
他曾经被大V@过,甚至被收录进中学课本,成为新中国耳熟能详的负能量网红,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别了,司徒雷登》。
可惜文章虽然叫做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却只有这么短短几行字: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抗日时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中国也爱美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成为驻华大使。
除了一系列的标签之外,这段话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装着爱中国”这句断语,活脱脱刻画出一个伪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学期间,我因为偶然得来的那句校训而生出许多好奇心,读了他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写就的《在华五十年》,就疑惑了:这样的爱,真的可以假装吗?
试想一下,如果我生在和平年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于985著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临近毕业却没有参加校园里任何如火如荼的校园招聘。而是跟父母说:我准备去炮火纷飞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为我深爱着那里缺衣少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父母肯定不会为我的这种跨越国界的“爱”感动,会觉得我是不是失恋了,发烧了,一时冲动了,被敌对势力迷惑了。
他们会用尽各种方式来阻止我,比如给我看某某日报,说你难道没见到前段时间在巴基斯坦街头,被恐怖分子击毙的那两个年轻人么?
但是时年28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携新婚妻子一起做出类似决定,告别美国投身二战中的中国的时候,他的父母却是额手相庆。
因为司徒雷登的父母,早在自己年轻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告别舒适安逸的美国,于1860年代来到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满目疮痍的中国杭州。
期间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在杭州天水堂牧会,母亲玛丽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中学,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
这对敬虔的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司徒雷登作为一个美国人,因此出生在中国。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并没有生在中国,却终身服务于中国,最后共同葬在了异国他乡的西子湖畔。
不仅如此,更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献给这个战乱中的国度——这种不计回报又无缘无故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事实上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坦诚自己对于来中国,起初是非常抵触的。
这种抵触源于他十一岁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体会到的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落差,并最终与自己的母国取得认同。
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这种在人看来愚拙的,不计代价的,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如何能够假装?
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会学校的限制,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并成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享誉世界的哈佛—燕京学社。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据统计,至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够假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当时全国教会大学林立,除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有山东的齐鲁大学与燕京齐名,号称“南齐北燕”——这些都是传教士们在民国创造的教育奇迹。岳南在其巨著《南渡北归》里,讲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思想史。
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这样全人投入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后半生卧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消,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时,他葬礼上的音乐,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胜唏嘘,这个创建燕京大学时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
司徒雷登临终,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个世纪之后,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
“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他将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中国,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然而,他的葬礼无人参与,他的名字无人纪念,他的爱被视为假装,他一生的心血——燕京大学被彻底肢解,成为时代的祭品。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
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最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正如梅贻琦一生践行的“行胜于言”一样,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岁暮百灵歌唱,心中已得酬报。
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凉晚景中,对中国没有抱怨只有眷恋,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
司徒雷登杭州墓园的墓志铭上,只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然而这却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如此他就无需这世界的酬报,因为他已经得了那召他来者的奖赏——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
他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他是毛眼中“装着爱中国”的伪君子政治家;是蒋介石眼中不受欢迎的人;是美国人眼中对华政策失败的罪人。
也是许多学生眼中“永远的燕大老校长”,是燕大师生的保护者,是被日军关押近4年的不屈者,是闻一多口中,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归根究底,很少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司徒雷登那样,对中国产生过如此难以估量的影响,遍及政治、文化、教育诸多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他与中国近代史划上了等号——
司徒雷登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作为教育家,他创建燕京大学,使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国民党失败的整个过程;作为中国走向现代的亲历者,他目睹了这个国家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
多重的身份,让司徒雷登成为理解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外国人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司徒雷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台湾,蒋介石公开表态不欢迎司徒雷登;在内地,毛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也让对他的评价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