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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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陈丹青被清华美院聘为教授，学校大张旗鼓给他设立研究院，可因为学生英语不过线，他整整四年没招到一个学生。
陈丹青找学院理论无果，愤然辞职，临走时丢下一句话：“中国这套教育制度若不变，我此生不会参与教育。”
这之后的20年里，陈丹青不挂靠，不入职，不进体制，成了个社会“边缘人”。
有次电视台给他做专访，主持人给他介绍身份：著名画家、作家、演讲家、公共知识分子、文化评论人……陈丹青都不接受。
主持人无奈，只能请他给自己下个定义，陈丹青说：“我只是一个暂时还没学会说假话的人。”
1953年，陈丹青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家庭，父亲崇拜文天祥，取了“留取丹心照汗青”里的两字给孩子当名字。
陈丹青父母在税务局工作，父亲是工会干部，会写文章还会创作剧本，家里艺术气息浓厚。
陈丹青从小就喜欢画画，没事就搬下书柜上的画册临摹，还有模有样。
因为多说了几句话，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又因为爷爷曾是黄埔军校学员，家里的书籍、藏画被一扫而空，陈丹青难过得一天都没讲话。
父亲安慰他，说没有画册临摹，可以去公园、马路上画，从那以后陈丹青常去公园水泥地上画画。有次父亲捡到一张扑克牌，背后印着名画《意大利姑娘》。父亲把扑克牌带回了家，没想到陈丹青临摹地栩栩如生。
“从小就想当个画家，闷着想，但很明确。”
父母不在家，陈丹青跟着外婆长大。他跟着姥姥买菜、生炉子、缝被子、补袜子，明白世道艰辛，懂得体贴家人，吃得起苦。
没事的时候，陈丹青就跟外婆坐在弄堂里唠嗑，老人教他做人的规矩，进门先打招呼，吃饭不要讲话等等，还教他一些做坏事会遭报应的道理。
父母几个月才回一趟上海，回家待不了几天就走了。陈丹青不记得父母教过自己什么知识，但他记得在那个人人争当先进的年代，父亲从不要他争取进步，不入团入党，也不鼓励他去当社会要求的好青年。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讨厌那些做事有目的的人。
60年代初，父亲因得病被批准休假，待在家里一天到晚看书，看鲁迅、托尔斯泰还有历史书，陈丹青也蹭着看。他还跟母亲在阁楼上学唐诗，母亲一字一句讲给他听，就这样，7岁出头的陈丹青算是启了蒙。
6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出现画毛主席像的风潮。陈丹青在社会上晃荡了一阵后被送到中学读书，没有文化课课本，老师水平也不高，但是有机会画毛主席像。
陈丹青14岁，跟着中学美术老师四处画画，灶头、场院、村口巷头，两年下来画了一百多张，最大的比电影银幕还大，最小的也有一两米长。
那时他没看过一本画册，也没看过一本美术史，正是这次画画像的经历，开启了陈丹青和油画最早的接触。
后来有次在同学家里，陈丹青翻到了傅雷先生翻译的《艺术哲学》，在里面看到了伦勃朗、提香、拉斐尔的画，黑白照片，模糊得很，却是惊为天人。
他回忆那个启蒙的瞬间：“像一道劈头盖脸的光，西方艺术就这样子在我面前打开了。”
1970年，陈丹青读完两年中学后被注销上海户口，流放到赣南农村插队。
农村环境简陋，他跟两个男孩子挤在一张床上，房子漏风漏雨，只有一盏煤油灯。
刚到乡下的前几天他几乎都是睁着眼睡觉，几斤重的耗子，夜里在被子上窜来窜去。
“那是很绝望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天全部黑下来了。”
第二天醒来下雨，陈丹青听着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觉得茫然。他叼着烟卷出门看秧田，整个脑子都是空的。
下乡插队的日子非常苦。插秧时一边插秧手指缝一边流血，插完了秧还得挑担子，挑一百斤的担子走山路，十里路不换肩。
但陈丹青学着苦中作乐，插完秧回去躺蚊帐里读普希金，挑担子的时候欣赏金黄的谷仓，保持自己的艺术敏锐，“金黄的粮仓非常美，那么多谷子，我这一百斤倒进去，就不见了”。
为了不丢掉画画的手艺，陈丹青闲下来就画火柴盒，一画画了三年，后来他又辗转到苏北的农村插队画骨灰盒。
一年的时间里他画了近千个骨灰盒，郁闷了就学老木匠就着咸菜喝酒，也没同龄人说话。
1975年，陈丹青争取到了南京商业局的装卸工名额，可就在他入职的前一天，人事告知他不用来了，名额被顶替了。
随行好友叹息：咱没关系也没钱，认命吧，这本就不是属于你的。陈丹青回头竖了个中指。
这次碰壁后，陈丹青发愤要证明自己，他进入省油画班，又被选中去西藏写生。
在西藏的几个月里，陈丹青另辟蹊径，找到了“文革”当中一个特殊题材——少数民族题材。那时毛主席逝世，陈丹青打破“文革”中只能画工农兵欢笑的传统，开了画悲剧的先河，创作出令人震惊的《泪水洒满丰收田》和《进军西藏》。
画作甫一问世，立刻引起轰动，还入选了第二年的《全国美展》和《全军美展》，陈丹青“知青画家”的名气彻底打响了。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陈丹青以专业第一，外语0分的成绩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他在英语试卷上写：“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会英语。”
填档案时，学历那一栏他也只填了小学学历，老师说不可以这样填，可陈丹青表示自己初中没毕业就下乡去了，不知为什么要造假。
20年后，陈丹青被清华美院聘为教授，又要填学历，他仍旧坚持：我就是个知青，我小学毕业。
他说：“无论绘画还是写作，我尽量不说假话。”
1980年，即将毕业的陈丹青再次进藏。
这次入藏，陈丹青近距离接触了高原的风土人情，他被藏族男女那强悍粗犷的生命力所震撼，完成了《母与子》《牧羊人》《朝圣》等7幅作品，统称《西藏组画》。
“我记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那些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着过道的光继续画……”
《西藏组画》面世后，再次震惊中国油画界。在这组油画中，陈丹青摒弃了长时间束缚中国油画的苏联画法，像米勒和库尔贝那样去画：
“画得小一点、朴素一点……画你眼睛看见的东西，就是要无内容、无主题、无情节、无故事的一个小画面组成生活形态。”
他的现实主义写实油画避免了泛英雄主义的悲壮，作品公开后引起轰动。
自那以后，陈丹青成了中国油画界转型开天辟地的人物，闻名海外四方。
▲《西藏组画》
毕业之后，陈丹青留任中央美院，陈丹青待了两年，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赴美学习。
1982年，陈丹青从中央美术学院辞职，去往纽约创作油画与生活，这一年他29岁。
“从纽约机场走出来，整个人自由了，但关键是，接下来，你拿自由做什么？并且，你失去了与国家的关系......”
在美国，陈丹青不断接受文化冲击，不仅看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复兴，还看到当时正发生的无数后现代新艺术，心灵深受震撼。
陈丹青感觉自己一下子被打翻，觉得此前在大陆积攒的那一丁点学问和手艺变得屁都不是，“无所适从，完全迷失”。
这一迷失就迷失了十年。
十年里，他沉沦在艺术世界无法自拔，那里有看不完的美术馆和画廊，有看不完的书，陈丹青开始拼命读台湾版大陆版的美术史论，还学着写评论写文章。他说：
“我没有读过高中、大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大学，30多年了，我至今尚未从中毕业。”
1983年6月，陈丹青在纽约办了自己的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他在创作上也渐入佳境。
1983年的这场画展上，陈丹青结识了大自己近30岁的文人木心，两人相谈甚欢。
木心20年代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从小家境优渥自带贵族气质，幼时写的诗词就能媲美唐诗，后来又钻进莫干山待了六年，读尼采读福楼拜，下山时画了几百张水墨画。
30岁那年，木心因为诗人海涅争辩而入狱，此后的近20年里，木心数度入狱。
在漏雨积水的防空洞里，他把鞋子改造成尖口皮鞋样式，在纸上画出黑白琴键，一个人在夜里演奏莫扎特和肖邦，还写下了65万字米粒大小的小说和散文。
“白天我是一个奴隶，晚上我是一个王子。”
在这65万手稿中，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涕泪控诉，有的只是对美和哲学的思考。后来木心被折断三根手指，又得知母亲和姐姐去世，悲痛过后，他也只是感慨：
“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50岁那年，木心终于得到平反出狱，成了大学教授。可55岁的木心决定出走美国：“我要在我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他在美国修古董，作画，办画展，成为20世纪第一个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画作的中国画家。他还写作，散文与海明威、福克纳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成为台湾、纽约华人圈里的大师。
陈丹青丝毫不吝对木心的推崇和赞美：“你不遇到木心，就会对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等到这么一个人出现，你跟他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身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没有自尊，我们没有洁癖，我们不懂得美，我们不懂得尊敬。”
梁文道看到木心的出狱照后也啧啧称奇：“你不觉得这人像在牢里呆过的，苦牢回来的很多作家难免身子曲髅，神情有点沮丧、恐惧……但是木心没有，他整个状态你觉得精气神很足一样，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
▲ 木心在纽约
在木心身上，陈丹青看到了一个文人的尊严和贵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后来木心在纽约讲学，陈丹青作为他的学生去听课，一边听一边记录。听课五年，累计笔记八十五讲，大概四十万字，这便是后来的《文学回忆录》。
他跟木心亦师亦友，两人谈论绘画、文学，一聊就是一夜。陈丹青常常向木心请教问题，有次他问木心怎么成为艺术家，木心告诉他：“连生活都要成为艺术。”还有次陈丹青刚从意大利回来，猜出了在餐馆坐着的是名意大利人。
木心立马提醒他：“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陈丹青的脸立马红到耳根。“修养是很具体的，就是一件件小事。一句话熬不住，就失了教养。”
在木心的影响下，陈丹青的少年心气渐渐沉下来，开始着手创作文章。从90年代起，他先后拿出了《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退步集》《多余的素材》等作品，文章涉猎广泛，陈丹青的“杂家”形象开始建立。
2000年，陈丹青从美国回来，也把木心阔别祖国20载的作品带了回来。2001年，《上海文学》刊发木心的《上海赋》。
作家陈村一读就被惊艳：
“我这辈子读过无数中文，结识许多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
2000年，陈丹青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美术系特聘教授。
本以为凤凰栖于良木，在清华可以大展一番拳脚，可没想到这次合作却把陈丹青推向了舆论的漩涡。
任教清华期间，陈丹青整整四年都没能招到硕士生，原因是文化课不过关。
尤其是2002年专业课排名第一的学生，因为英语不过线没能录取，两年后再考还是不过线，最后陈丹青跟他联系，要他去英国读书。
陈丹青公开跟学院叫板，可制度不可改，他气坏了：
“对于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来说，这样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羞辱。”
“我四年招不到研究生，就是仅仅因为他的英语差一分，就算他画的和梵·高、毕加索一样好也没用。艺术学院应该招一些疯子，而不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好孩子。”
他还自嘲道，自己的英文水平也不怎样，还不是在国外好好地活了十几年。
2004年，陈丹青以“无法接受学术行政化”为由向清华递上了辞呈，一石激起千层浪，无数媒体为之造势，也彻底拉开了陈丹青对抗中国应试教育体制的大旗。
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陈丹青不无失望地回答说：“就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在另一次采访中，陈丹青更是直言不讳：“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可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让你越来越自卑。”
因为陈丹青的泼辣和犀利，也因为他身处体制中却公然反对体制的勇气，无数社会问题都找到了他。
古城建设找到了他，希望他能给征建说几句好话，陈丹青直接拉下脸来，当着官员的面说道：
“我们正在毁灭这座古城，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建设。”
有房地产商找他题字，陈丹青二话不说，挥笔一蹴而就，对方低头一看顿时青了脸：房地产=官商勾结。
他还写文章大谈艺术、审美、文学、电影、宗教以及国内外社会文化问题，开阔的视野和激昂的文字吸引了无数读者。
在他的文字里，有谈论社会症结的就业话题：“文凭只是为了混饭，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也深挖幽微的民族性话题：“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且敷衍的，我所见的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
他的书一直销量很好，《退步集》《笑谈大先生》等深受年轻人的追捧。陈丹青问过学生，为什么爱读自己的文章，学生告诉他：
就俩字，痛快！
离开清华，陈丹青再没进过体制，成为了独立艺术家。
他写书，办画展，获大奖，画作拍出3200万天价，可更多的时候还是以一个“公知”的身份活跃于大众视野中，在镜头前输出新鲜观点和大尺度言论。
2008年，陈丹青和韩寒做客湖南卫视，语气轻蔑地点评了老舍、巴金和茅盾等文学大师。
韩寒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陈丹青接着道：“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韩寒又表示，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
节目一播出，两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骂韩寒投机取巧，骂陈丹青大不敬，觉得他们把肤浅当卖点，把“语不惊人死不休”当噱头。
陈丹青回到家，还被文学圈好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末了还劝他珍惜羽毛。
针对他的跨界转型，外界也是议论纷纷。肯定他的人称赞陈丹青是“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文士”，否定他的觉得他只会打嘴炮，还有不少人把他跟罗振宇、吴晓波、高晓松划为一类。
因为多年未能拿出超越以前成就的作品，甚至在专业圈里同行也开始对他嗤之以鼻。
央美教授王华祥就公开表示，陈丹青“早就没了年轻时的才气”：
“去美国进入不了美国，进学院进入不了学院，学传统进入不了传统，吹当代进入不了当代，扮公知但却是伪知。”
“陈丹青在这个世界里，最多只是个很会包装自己的艺术票友。”
不管外界对他作何评价，陈丹青自己心中都很明白，他坦言自己画不过年轻的时候，因为“开了眼界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而面对社会上对自己的舆论，他自嘲道：
“或许在公共领域，我已经成为一个无赖流氓了。”
▲ 《局部》
2015年以来，陈丹青开了一档叫《局部》的文化类节目，七年做到了第三季，豆瓣均分9.6。
节目中，陈丹青以他独特的风格为大家介绍、科普中西方文艺，节目不拘格式，时刻透露着不被主流规训的、异样清醒的声音。
他谈论“文艺虚假繁荣”，是“文艺很荒凉，瘦的只剩肱二头肌”；谈“性灵和知识”，是“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是可贵的无知。”
作家李静看后评价：“陈丹青讲艺术，是对鲁迅谈艺方式的延续——既庞杂，又纯粹；既辛辣，又优雅；既热肠，又冷静；既粗暴，又柔情。”
陈丹青的言论诙谐又犀利，带着一点恶趣味和玩世不恭，在互联网上，他是被年轻人推崇的“人间清醒”。
“春天来了，像猪狗一样，去找自己的配偶”“艺术就是装逼，我从小就装逼”“喜欢画画，我草，那拦不住”等言论被疯狂转发，使他成了大众认知度最高的国民艺术家之一。
陈丹青也明白自己为什么招年轻人喜欢，因为“我替他们说话”。
一次谈论“无聊”的话题，陈丹青说：“有钱人的核心问题就是无聊，要不他老到会所去干吗？真正不无聊的人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做他热爱的事情，非常享受。”
“所有能在公开场合见到的人都很无聊，他想办法告诉你他们很高兴，这句话背后意思就是我太无聊了，有钱有闲的人都是这样的。”
末了他不忘调侃一句：“年轻人也是这样的。”
2011年12月，木心在故乡乌镇逝世，陈丹青送了他最后一程。
木心去世之后，陈丹青工作的重点就成了宣传推介老师和他的作品，帮他出书，做活动，创建艺术馆，甚至有点畸形地，把木心举到跟周氏兄弟并重的地位。
不少人对木心不感冒，更觉得陈丹青捧他捧得太高，甚至有了儿子的姿态。陈丹青也不生气，只是说：
“只要大家能读木心的作品，我咋样都行。”
张岪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但陈丹青从未用过，直到木心逝世之后，陈丹青才开始用这个名字。
2019年，陈丹青写就《张岪与木心》一书，用来纪念木心重启写作35周年。书的结尾他写：
“自从三十五年前恢复写作，他（木心）就决定完整地、彻底的，仅仅做他自己，在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新书首发式上，陈丹青一改往常姿态，收起自己的散漫和洋洋洒洒，郑重地拿出了写好的长长的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