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嶦：我当战俘的日子

 

我当战俘的日子
上篇

爱新觉罗·毓嶦／文

初到赤塔

　　1945年8月17日我随溥仪等人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虏后，先用飞机把我们送到通辽，便和日本人分开了。在通辽住了一宿，18日早晨以溥仪为首的一行九人：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嵣（小秀）、毓嵒（小瑞）、毓嶦（小固）、李国雄（大李），还有黄子正在苏军押解之下由通辽机场上了飞机，直接飞往苏联去了。
　　虽然刚立秋不几天，在靠近蒙古地方早已是秋高气爽，飞机的高度大约有3000米左右，能见度很好，下面看得很清楚。现在正是天翻地覆的时候，看来对农村震动不大，也许是战争来得那么迅速，尚未波及到农村时它已经结束了。庄稼是不等人的，在这东北大平原上有许多人和牲畜，有的或许是在秋收，有的或许是在秋种。飞机向前飞着，大地像一幅手卷画慢慢地向后边卷了过去。飞过了平原便是崇山峻岭，正在越过大兴安岭。
　　可是，飞机舱里这几位特殊旅客，谁有心情领略下边的大好山川呢？远者不说，就说眼前，谁也不知道要飞到哪里，以后的去处，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不必说“旅客们”不知道，飞机上的苏联官兵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了。但，这些无法搞清的问题，却不能因此而不去想它。还有，留在大栗子的那些人们又将到何处去，他们将来怎么生活呢？
　　就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猛觉得飞机似乎是一落千丈，刹那间又猛地被直托上来。
　　我们乘的飞机当然是苏联的，虽然在机身上画上个大红星，实际都是美国造的“道格拉斯”飞机。这是军用运输机，机舱里靠着舷窗下边只有一排硬座。我和溥仪正坐在对面，他是半躺半卧着，散落的头发披在前额，他平时总是用头油、发蜡把头发梳得溜光锃亮，如今一看特显得狼狈。就在这飞机一落一起的刹那间，他的身子仿佛悬空了足有半秒钟。
　　在大家惊魂未定之时，就听押解的苏联军官哈哈大笑起来。那时谁也听不懂俄语，军官便用手比划着，又带吹气，大概的意思是我们的飞机进入了空气稀薄的地方便掉了下去，马上进入浓厚的空气里，又被托了上来。这种军用机没有隔音设备，说话非大声嚷不行。
　　接着，这两个军官教我们俄语，态度非常热心、友好，不像是押解公差，我们也就跟着瞎学。不过是为了冲淡一下胡思乱想，解除点儿“旅途”中的寂寞，特别是那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敌意。
　　飞机渐渐进入了云雾之中，只见有无数小水珠由机翼向后边抛撒出去，很有意思。特别是机翼后边一排铜丝编的小辫子，本来是为释放静电用的，现在把小水珠散成雾了，原来是进入了雨区。军官们闭上了眼睛、张开双臂，意思是现在的飞机闭着眼睛在飞。确是一片云海，稍远一点儿便什么也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穿过了雨区，又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地面。

　　黑面包与猪肉罐头

　　中午时分，苏联军官拿出了午餐，俄式大面包和美国罐头。俄式大面包似乎是很有名的，而且种类多，不过，今天的大面包大家都是第一次吃，总而言之，是难以下咽。这面有百分之几的小麦粉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说它和酒糟一样，未免言过其实，就其颜色来说是相差无几的，里边不光有麸子，连硬皮儿也掺在其中。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酸，面包不兴使碱，再就是黏糊糊的和着唾液打成了团儿。因为难以下咽，才打成了团儿，到嗓子眼儿真是刺得慌。
　　天不绝人，有俄国黑面包就有美国猪肉罐头。这种罐头专门为做菜用的，比如煮一大锅青菜加上一听猪肉罐头就齐了。说是猪肉的实际没有多少肉，大部分是猪油，用来就黑面包，把一粗一腻搭配起来，总算是把这顿午餐糊弄下去了。
　　过了晌午飞机徐徐降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场，下飞机一看，平沙无垠，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荒甸子，天连着地平线，看来是外蒙古什么地方吧。
　　不禁想起了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见什么？这里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有牛羊，也没有人烟。虽然是8月初，这里地上小草已经见黄，稀稀拉拉的在秋风中摇摇晃晃。地上有不少洞穴，一会儿由里边钻出来一个小老鼠，打拱而立，好像是算上一卦，往四周踅摸一下，吱溜钻进洞去了。
　　万嘉熙从前学过两天俄语，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会两个单词也有用，俄语管水叫作“瓦大”，一说，马上就给端来了水，当然是凉水。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俘虏了，苏联人就是习惯喝凉水。刚才在飞机上吃的俄国黑面包、美国猪油罐头，现在又灌了一肚子蒙古凉水。说来也怪，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连溥仪也在其内，没有一个人闹肚子，或是肚子痛了，没有。真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喝饱了凉水，又换乘了一架飞机，虽然还是军用运输机，只有对面两排硬座，但待遇提高了一个档次，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机舱里给铺上了一块地毯，虽然是旧一点儿。飞机里还添了个老兵，留着一撮红胡子，抱着一杆大枪坐在地毯上，不时地向舷窗外眺望着，看来也许是头一次坐飞机，押解我们来的军官也不和他谈话，似乎是临时搭乘。
　　这次飞得很平稳，一直向西，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飞机徐徐地降落了。
　　下了飞机我们被引到一个木棚底下休息，这里机场很大，停着不少草绿色军用机，装卸些油罐一类的东西，远处飞机的螺旋桨在轰鸣着，很是繁忙。一会儿过来了一个军官，裤子上带两道红线，将军一级的，会讲英语，溥仪和他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们说，这里是赤塔，叫我们等一会儿有车来接。地名无法意译，都是音译，赤塔就是对音字，并没有什么塔。这里直通到我国的满洲里。

　　解手的误会

　　等了一阵子，天色快暗下来了，才开来一队小卧车，两人分乘一辆，跟一个押解的军官，我正好和溥仪上了一辆车。走了一段时间，看到路旁房屋的黑影渐渐密了，想是到了市区，汽车就停在了一栋大楼的前边。看来并没有叫我们下车的意思，我便和押解的军官说要上厕所。上厕所这句俄语在通辽就学会了，其实是想借此机会进楼里边看看。大街上是黑洞洞的，一进楼还是灯火通明，战争停止了，但并未正式结束，还在实行灯火管制。大楼有四层，楼道不太宽敞，尽头有个厕所，点着半明不亮的灯。我也不敢多看，匆匆回到了车上，等了一会儿，我们的车队便出发了。现在的车队好像没有从机场来时那么长了，也就有五六辆吧，一会儿就开出了市区，黑夜里也不知路在何方。我们这一辆车里有溥仪和我，还有一个公差——苏联官儿，那时刚到苏联也看不出他的军衔，语言当然是不通，似乎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一会儿，苏联官儿看着我们笑笑，伸出手腕子做个看表的姿势。溥仪自然是心领神会，也伸出手来，还没等看，一把被苏联官儿拽过去，欣赏起手表来了。那时在苏联不必说手表，就是怀表也不多见。后来，看见有的苏联人把怀表焊上耳朵，穿上表带，带在腕子上，也就是仗着他们胳臂粗。再说溥仪这只表，当然是名牌了，瑞士造的，纯白金壳拱形手表，虽说是机械表，搁在今天也不失为一只高级手表。
　　在那种非常情况中，脑袋似乎更灵活些，命，还不知道怎么交代呢，何况一块手表乎！马上摘下来递给那位“解差”官了，他毫不推辞就欣然“赏收”了。赏收，是宫廷用语，臣下给皇帝进贡，皇帝收下叫“赏收”，不收叫“赏还”。
　　车队走了一段路程，也不知是走了些什么路，走了多远，全部停了下来，下车一看远处还烧着两堆篝火，原来是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河上也没有桥，要用摆渡把车渡过去，一次只能渡一辆汽车，便都停了下来排队挨个儿过河。就此我们也活动活动，忽然在黑影里传来一句非常清晰的中国话：“有要解手的吗？”
　　我那时头脑还简单，不理会，把溥仪可吓得激灵一下子，为什么？用一句戏词来形容，就是：
　　“莫非是那八、八、八——路军，来、来、来了么，不成？”
　　他以为是八路军来接收来了。其实是个苏联籍的中国人，是个小军官，年岁不大，黑夜里也看不清楚。我们穿的都是夏季的衣服，黑夜里非常之冷，赶快又钻进汽车里等待渡河。
　　渡河以后，车队继续前行，黑夜中看不清窗外，但凭感觉是在走山路。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快到午夜了，中午在飞机上吃了平生第一次吃的黑面包，中途喝了点儿凉水，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渴还是饿，坐在小卧车里，押解的苏联官儿也挺客气，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呢？想问又不会俄国话，就在这稀里糊涂的时候，忽然眼前大放光明，汽车开进了停车场，前面是一幢用原木搭起来的三层楼，大门前大电灯高高挂着，总算是“到家”了。
　　我们被带进楼内，两三个人分住一个房间，室内有沙发、钢丝床、地毯等，可算是高级客房了。可是住在这里的又算是什么客人呢？你一出房门就给你答复了，到了走廊上就有端着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在游动着，向你挥挥手示意：回房里去，不许串联，这真是第一次受到了限制。工夫不大，大家都被集合到溥仪的房间。由一个穿便衣的苏联人，很严肃地向我们宣布：
　　“现在，我代表苏联政府向你们宣布，你们已经被抑留了，一切要听从指挥……”
　　抑留，这是对文职人员而言，军人才可以叫俘虏，一般人也分不大清楚，统统称之为俘虏。宣布完了就换了一副笑容，说这里是个疗养院，你们到此先休息些日子。又问大家，你们喜欢吃俄国饭、中国饭还是日本饭？看来还挺齐全呢。我们说喜欢俄国饭，饿到现在还挑哪国饭呢，都有些饥不择食了。他带着我们来到了餐厅，这有许多年轻的女服务员，有汤，有菜，面包虽然也有黑的，比飞机上的强多了，最后一道是甜食——俄式八宝饭，油多，葡萄干多。自从打长春逃出以来，这真算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吃完饭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胡萝卜村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餐完毕，允许我们到外边去散散步，才对周围环境有个大概的了解。这个建筑是用整根原木垒起来的，俄国、北欧都有这种楼房，它保温性能特别好，室内装修和普通的楼房一样。它坐落在小山凹的一块平地上，旁边连着一栋平房。后来才知道，这里原来住过苏联著名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他就是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指挥苏军对日作战。
　　这里没有高山，但是远远望去山峦起伏，山连着山，长满了松树和桦树。风过之处松涛四起，开始是簌簌有声，继而飒飒四面回应由近而远，由远而近，大有汹涌澎湃之势。一直过着城市生活的人，到了这大森林里，特别是清晨的空气是那么新鲜，带着松树的香味，野草的芳香，真是沁人心脾。可是当你刚刚陶醉于大自然时，你的眼光也许落到不远处的苏联士兵身上，他荷着枪，未必实着弹，但脑筋马上就会清醒了。松涛的声音变成了飞机马达的轰鸣，清新芳香的空气却使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正在无所措时，忽听那边喊道：集合！
　　原来又来了几名苏联的军官，通知我们要搬到西边房子去。好在大家都没有行李，抬腿跟着走人就是了，大概有二里之遥，山脚下有一排平房，也是用原木搭的，坐北朝南，连着两栋，门前一条沙土路直通这边疗养院。这里进大门有一条小过道，两边的房间，有朝阳的，有背阴的，东头一大间是餐厅。还是两三个人分住一间，溥仪带着毓嵒住带套间的屋子，我和溥杰、万嘉熙住在西北头一间。送我们来的苏联军官中，有的还带着太太来了，大概是想看看皇帝什么样子，看到我们这些黑头发也觉得挺新鲜。听他们介绍说这里叫“莫洛科夫卡”，胡萝卜的俄语发音就是“莫洛科非”，大概这里就是“胡萝卜村”了。
　　一会儿来了一个老太太医生，非常和蔼可亲，问问大家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这一行中为首的就是溥仪，关于他的生活前文里都讲过，就说最近两周，由金銮殿宝座上跌下来，成了阶下囚，东逃西窜，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惊魂未定，什么打针、吃药全顾不上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反而什么病也没了。还是那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都挺好的！”大家一齐回答着。
　　老太太医生满意地微笑着点点头，她告诉我们这里有天然矿泉水，叫“诺尔赞”，喝了对人身体有好处，但不可以多喝，一天两三杯足够了。俄国人的饮食习惯和我们不同，他们喝茶是在饭后，只喝红茶，还要加上糖，平时就喝冷水。在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套水具，我们几个年轻人每天要去打“诺尔赞”矿泉水。

　　诺尔赞矿泉水

　　我们住的这排房子的后边就是山，对面也是山，两山之间必有一川，平时由山上渗下来的水，汇成小溪，一场雨就变成了河。房前这块平地旁边有石头台阶下去，小溪清澈极了，山里边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小溪北边有一段石堤，堤下有根铁管子，不断流出一股清泉，就是“诺尔赞”。我们每天来打够一天喝的。这泉水喝着并没有特别的味道，清凉甘洌，非常可口。可是水具用上几天后，就挂上一层黄褐色类似铁锈似的东西，可见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医生不许多喝。
　　那股小溪每天真是不舍昼夜，流淌走了，也许流进了我们夜间摆渡的河。那时候的苏联也不会装上瓶子去卖，二战刚刚结束，离花钱买凉水喝的时候还远着呢。在这种幽静的大自然的环境中，天然的水，我想都是超饮用标准的，绝对没有一点污染。也真是亏了这股矿泉水，如果溥仪说要喝茶，我们上哪里去烧呢，连把铁壶也没地方去找。
　　回想起半个月前，苏联对日本宣战，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全世界来讲，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了。就中国来讲，全中国人民欢庆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欢庆神州大地的光复。而我们这一行人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先是仓皇逃命到大栗子，没待上一周又差点儿亡命日本，却在沈阳机场被俘，押解到了这里。可是这里管理得比较松散，没有什么牢狱的感觉。在这幽静的群山环抱之中，远离十丈红尘，不但没了枪炮的声音，也没有车马的喧嚣，完全回归了大自然，心身都放松了。于是便想起了大栗子的人，想起了母亲、弟弟们，想着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皇后”、“贵人”等等，“总会有办法吧”，用来安慰自己。
　　第二天来了两个苏联军官，一胖一瘦、一老一少，老少是相对而言的，一中校，一中尉。中校自我介绍姓“沃尔阔夫”，沃尔阔在俄语是“狼”的意思，加个夫字变成姓了，姓狼。俄国人不像我们一说狼就是什么“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啦，姓狼也无所谓，我们还是称他为胖中校。胖中校看样子不到50岁，黄头发，蓝眼睛，好叼个烟斗，胸前别个小红牌，是苏维埃代表的标志，说是打莫斯科来的，这无关紧要，看来此人便是这里收容所所长了。
　　瘦中尉是翻译，中国话尚可。贵姓呢？提笔写了个“猫”字，是姓猫呢，还是名字叫猫呢？没有弄清的必要，称之为猫翻译或是猫中尉，也就是了。
　　新来的所长和溥仪聊了聊，随便问问就走了。以后大都是晚上来坐坐，没有正事，闲聊一会儿而已。有时猫翻译不来，胖中校一个人来，反正也没正事，便由万嘉熙“未入流”的翻译给比划着翻，懂不懂的一笑就“尽在不言中”了。
　　胖中校不来的时候，小兵偷着来。我们住的房子周围，岗哨白天站在远处小树林里，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晚上就向房子靠拢。换班的、下岗的溜进来坐坐，出于好奇，看看皇帝是什么样子。言语不通照样有说有笑，不能坐着面面相觑，结果闹个笑话。我们问他们平时吃什么，主食当然是面包了，副食呢？他们比划一种能飞的东西，什么呢？有一个兵画了一只苍蝇。苏联兵吃苍蝇？绝不可能的事。能飞的又是什么呢？后来学了点儿俄语才明白是“蜜”，画的不是苍蝇是蜜蜂。
　　小兵们来了，我们把新领的苏联香烟拿出来请他们吸。苏联香烟，中国人形象地称作“大白杆儿”，一支烟只有三分之一烟叶，三分之二是烟嘴儿，比一般香烟长一截，俄语叫“吧吡罗斯”，现在我们吸的香烟英语叫“Cigarette”，俄语也这么叫，但是极少有人吸。普通士兵是领不到“吧吡罗斯”的，他们吸的烟叫“吗呼尔克”，似乎是看不到有烟叶，完全是压碎的烟梗。卷这种烟必须用新闻纸，抽起来有特别的味道，也许是借着点油墨味儿。苏联人卷烟和我们不同，我们是先卷个筒儿，然后把烟倒进去，他们是用块长方纸卷，卷好了和香烟一样。
　　溥仪住的是带套间的屋子，外间就是晚上大家闲坐的地方。写字台上摆着好几本中文书，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著的《关于列宁主义问题》，这两本书大概是那时苏联人的必读物。我那时对共产主义毫无所知，连列宁的照片也没见过，随便翻翻这两本书看看，溥仪的神情就有点儿异样，大概在想小小的年纪看共产党的书，头一个不就得造我的反，又不敢阻止我看，就在一边甩闲话：
　　“这大点儿年纪就看起共产主义的书来了。”
　　我只是装没听见，其实瞧了半天什么也不懂。

　　张景惠内阁的到来

　　我们住的这排房子有两个大门，算是两所，我们来了三四天以后，那边忽然热闹起来了，原来是伪满政府的全班人马都来了，自张景惠以下各部大臣一个不落，说是刚吃半截饭，就全都被抓俘虏了。
　　稍稍说远一点儿，原来这些伪满大官儿们，除了“关东洲”的人以外，都是奉系军阀的人，日本人扶植起了伪满洲国，他们摇身一变当了伪满的官儿，十几年来扶摇直上，张景惠就当上了国务总理。现在日本垮台了，苏联军队进入长春后，叫于镜涛（伪勤劳奉仕部大臣）当了长春市市长，给他的任务是保证供水、供电。至于治安一千个于镜涛也不行，苏联军队比“红胡子”还厉害，是“官匪”。张景惠一帮人自大栗子回来，一看于镜涛又当上了长春市长，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故事”，这回能不能再捞个苏联的官儿当当。本来是等国民党接收大员来的，有点儿远水不解近渴了。就在这时，伪大臣们接到了一份请柬：

　　兹订于　年　月　日　假座于……
　　敬请光临。
　　　　　　　　　苏军城防卫成司令

　　这太诱惑人了，要赴苏军司令官的宴，一个不落全都来了。酒席宴上这些多年跟随日本的人，溜须拍马个个在行，向司令官频频举杯，使出了浑身的吹捧本事。中国有个老套子，所谓酒过三巡，菜上五味，苏联司令官从容问道：
　　“现在你们的大皇帝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
　　溥仪哪里去了？这些人还不清楚吗，口头上也不敢吱声。司令官接着说道：
　　“啊！他现在我们苏联，生活得很好，他是非常想念你们的……”
　　这些人还没醒悟过来时，司令官退席了。赴宴者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浇醒了酒，也浇醒了膨胀的脑袋，再好的菜也吃不下了。这时过来一个执事官，对大家说：
　　“送各位去苏联的飞机要等一两天才能准备好，就先到一个地方去休息两天，请！”
　　就这一声“请”，刚才的座上客，顿时成了阶下囚，想捞苏联官当当的美梦完全破灭了。这些人暂时被安置在一个叫“三浦公馆”的地方。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天津有个“三野公馆”，是个特务秘密点，有金钱、女人、鸦片等等，这里的常客是溥仪的国丈——荣源。（参见第204页）现在的荣源也和伪大臣们一起被押在“三浦公馆”——苏联的临时俘虏收容所。两三天后，这些人都被送到了“莫洛科夫卡”，给皇帝老官儿问安来了。
　　荣源是溥仪的老丈人，他的到来使人感到意外。原来“国丈”和丈母娘不和，自己单住在长春，日本人给了他一个只拿薪水不上班的官儿，大概是“满洲棉花株式会社”董事长，还有“宫内府”顾问官。家中有个小太太伺候烧鸦片烟，一年之中和溥仪见两三次面而已，为什么被俘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是这位“国丈”平时邻里关系不好，有人向苏军司令部告密，说我们这里有位大人物——满洲国“国丈”，于是就把他一起捎来了。
　　没当了几天的临时长春市市长于镜涛当然也来了，他会讲几句俄语，有时借着给溥仪当翻译的时候，和胖中校套点儿消息，他那一套伪满作风，俄国人很反感。胖中校说俄国有句谚语：“没有鱼吃，凑合来点毛虾吧。”讽刺他不够翻译材料——鱼，只是毛虾罢了。
　　这次来人中有一人真能当翻译的，就是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他出生在哈尔滨，小时由白俄保姆带大的，从小时学的俄语。张景惠被俘时70多岁了，儿子到机场去送行时，苏军叫他照顾他爸爸，就一起来了。他就是因为会点俄语，很想到苏联看看，心想把老头儿送到地方还不让我回去吗？没成想“请神容易送神难”！陪着老头儿也当了五年“俘虏”。
　　刚讲的溥仪老国丈荣源，在长春家中整天吸鸦片烟，伪满这些大官们如张景惠、臧式毅等人也都是“瘾君子”，现在这些人当了俘虏，到了“莫洛科夫卡”村，待遇是上好的，可是不能供给你鸦片烟抽呀。说来也怪，这些老头子们，都六七十岁了，抽了一辈子大烟了，可眼下没有一个因为没大烟抽了，鼻涕眼泪一块淌、起不来炕的，没有。像没事人儿似的，干断了，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大烟瘾全戒利索了。这真是一大发明，应该叫“俘虏戒烟法”，保证没痛苦，可是你花多少钱上哪里去试这个法呢？
　　伪满这些大官们住在东边一栋，我们住在西边一栋，平时并不串门，吃饭时过来，可不在一起吃，分两次吃，我们先吃，他们后吃。在苏联待了五年，以后才比较出来，在莫洛科夫卡这三个月，吃的可算是上等宴席。每天吃四顿饭，早、午、晚三餐以外，下午还有一顿茶点，面包、黄油、红茶，换着样的小点心。
　　在这里可没吃过黑面包，有的伪大官们光吃面包心，不吃皮。服务员们便把自己的小孩子带来，专捡面包皮吃。后来慢慢醒悟了，当时像这样的山村里，可能几年看不到白面包了。这里也没有鸡蛋，摊的鸡蛋饼是用美国鸡蛋粉做的。有一次给上了一道“特菜”——烤牛脑，一个人一个全脑，绝不是做得不好吃，吃不习惯，第一次吃，有点精神作用，难以下咽。少少尝点不就行了么，不行，大师傅特意来到餐厅看看，可能这是他的一份拿手菜，问问大家好吃不好吃，谁能说不好吃，光说好吃不吃也不行呀，幸好餐桌上有辣椒面，多加辣味儿捏着鼻子吃吧。这确是稀罕物，一个脑子一头牛，不必担心再吃二回。
　　溥仪、张景惠和以下伪满各部大臣到齐后，苏联当局有个少将来到我们住处，举行了所谓晚宴。对俘虏说来谈不到什么欢迎宴会，和大家见见面而已，酒席宴上问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一些人要求苏联政府放他们回去，一定是挂冠还乡，回到老家去务农，再不问政治了。多少懂点事的人什么也没表示，宴会后还落了不少埋怨，埋怨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过，即便所有的俘虏都一致要求回家，苏联就能都放大家回去吗？笑话！
　　那时要是真把这些俘虏都放回国，恐怕小命就难保了。给溥仪当过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没被抓俘虏，在北京被镇压了。溥仪和他的臣下们相反，他表示愿意留在苏联，还申请由大栗子再叫几名学生和随侍来，并交上了人员名单。溥仪想叫来的人，以后当然是没有来，我还以为当时溥仪那么一说也就算了。实际不然，回国以后才知道，有个姓毕夫乌夫的苏联军官真到了大栗子，传达了溥仪的要求，他想叫来的人就跟着苏联军官走了。可是当时东北局势很复杂，他们在东北转了好几个地方也未能去成苏联。
　　宴会第二天，溥仪马上命溥杰和万嘉熙二人，为他起草上书斯大林的文书，要求留住在苏联。那时溥杰和万嘉熙是溥仪的两支“笔”，我还没有资格参加，不知道起草的内容。大概不外是如何受到日本种种压迫，一切事情都是在日本关东军高压政策下做的。而对苏联、对共产主义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如果把一个做过皇帝的人，说成他是那么憧憬着共产主义，愿意留住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邦，这得需要怎样的“大手笔”呢！
　　其中有一件事，是溥仪以后在苏联五年中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在沈阳机场被俘的一幕。
　　“当时吉冈安直向苏联司令官要求带我去日本，”溥仪说，“我在吉冈的后面向苏联司令官打手势，表示不愿意去日本，愿意去苏联。”
　　这纯是糊弄苏联人之谈，吉冈和苏联司令官讲的是日语，由桥本虎之助当翻译，溥仪怎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向苏联司令官打手势，如果引起对方的注意，坐在对面的吉冈能不察觉吗？

　　苍蝇之歌

　　为我们打扫卫生带伺候三餐的，有好几名苏联姑娘。搁现在应该叫小姐，可那时的苏联也不兴叫小姐，和我们前些年一个样。称呼她们倒很方便，俄语的人名称谓，凡是大名都有相对应的小名，或叫爱称、昵称，叫什么舒拉、托尼、嘎利亚等等，用不着叫姓名。她们对我们这些黑头发年轻人，都特别感兴趣，非常热情。按理说我们是敌人，是外国人，现在是俘虏，她们并不这样看。常教我们学点俄语，教唱歌儿，唱的是首儿歌，唱时抱着胳臂晃着身子，歌词还记得一点儿，是首有关苍蝇的儿歌。下面用俄语记下来：
　　“Мух, Мух, шик тух, Безобразное брюхо.”
　　“Мух”在俄语里就是苍蝇，俄国人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歌唱苍蝇，歌词大意是：
　　“苍蝇，苍蝇，真不好看，它有一个滚圆肚子。”
　　这分明是绿豆蝇，它的肚子的确滚圆，中国人认为它是最恶心人的苍蝇，比家庭里的小麻蝇还讨厌，可是，俄国人编进了儿歌，和我们真是格格不入。
　　这些姑娘们晚饭后也来教我们跳舞，她们跳的有俄罗斯舞，我们一行人润麒是跳舞的积极分子，溥仪得端着皇帝的架子，其实他并不会跳，我们几个学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异性得拉开距离，要保持男女授受不亲。
　　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来了一辆汽车接走了溥仪，叫他带上几个人，还带上一只空箱子。把我留下来看家，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到中午就剩我一个人吃饭了，服务员举起了一块餐巾比划了半天，意思是说溥仪他们就是干这个去了。越比划越糊涂，只好笑笑，她还挺着急，指指我脑袋，大概是说你这脑袋太笨了！中午过后溥仪他们回来，我才明白是拍电影去了，服务员提着餐巾是表示银幕，这上哪儿联系去。
　　原来苏联是为了拍新闻片，报道溥仪被俘虏的经过，又去了赤塔机场，登上了飞机关上了门，然后再开门，以溥仪为首一行人依次下来，后边有个提箱子的，现在已是道具了。溥仪下了飞机还有个苏联的军官来迎接，他俩握握手而后边走边谈，溥仪讲他的中国话，苏联军官讲他的俄语，反正也不当时录音，溥仪觉得挺逗的，又不能笑。苏联当局看了很满意，溥仪都被俘虏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呢。其实看电影的人，哪里知道溥仪是在笑什么呢。
　　还有一次胖中校高兴了请溥仪吃晚饭，就在他的住处，陪去的有溥杰、万嘉熙，还有几个苏联军官，也算是个小宴会吧。宴会就得有酒，无酒不成席嘛。胖中校本是个酒坛子，平时他伸出手来就微微有点颤。俄国人讲究喝“伏特加”，或叫俄国白酒，它没有我们的老白干厉害，45度，但是，俄国人的喝法太凶了。没有用酒杯的，都是用大茶缸子，一缸子就有半斤多了，端起来就讲究干。中国人喝酒有套歌：“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一点点。”俄国人也不例外，这回就要溥仪的“好看”了，他平时并不常喝酒，今天是承蒙胖中校的盛情邀请，今后的一切全靠胖中校的一句话了，不干他一定不高兴，豁出来了，在此一举了。溥杰平时在家每天晚上都喝点儿酒，是日本夫人给烫的日本酒，没有白酒的“功底”，自打当了俘虏当然没酒了，今天的酒是陪着“皇上大哥”来喝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喝酒怕浇愁，两大缸子入肚，酒劲儿就上来了，也得陪着喝。万嘉熙平时不喝酒，今天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幸亏他没醉，要是三个醉鬼就没法“回家”了。由胖中校那里出来，溥仪直闹着要进对面那家，万嘉熙一把把他拽了回来。这老哥俩走在路上抱着树不走了，要上树，万嘉熙好歹地连拉带拽，把这一对“醉兄醉弟”拖回了宿舍。

　　“谢主龙恩”

　　苏联打了五年卫国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物资奇缺，这里的几个服务员——俄国姑娘一般穿着连衣裙，如果下雨她们就提着皮靴，光着脚来上班，到屋里再穿上。起初很奇怪，后来明白了，脚湿了可以擦干，皮靴湿了就坏得快了。她们干活都很卖力气，每天擦地板都是跪着擦，确实是不怕脏不怕累。溥仪、溥杰、万嘉熙就核计着送她们一点东西。
　　给溥仪收拾屋子的苏联姑娘叫舒拉，送了她一块金壳小坤表。给溥杰、万嘉熙收拾屋子的叫托尼亚，送给她一支金笔。那时在苏联一块小金表能赶上现在一大件了。前边讲过，溥仪刚到赤塔时，在汽车里就拿一块白金表交了个朋友，早就打“水漂儿”了。给东西当然要背着人，溥仪在他的里屋把表送给舒拉了，如果在过去得立马趴地下磕头——谢主龙恩，俄国人不懂什么叫磕头，有他的谢主龙恩的办法，就是抱着溥仪的脑袋，闭着眼睛在他的额角上吻一下。托尼亚是怎么个表示法，我就不清楚了。
　　给东西的事情很快就被胖中校知道了，把表和笔都退了回来，并未多加批评，说以后不可以随便给东西，这当然是违背了俘虏收容所的管理制度。大概连姑娘们跳舞、唱歌等都兜出来了，第二天把姑娘们的大妈、大婶们——也就是说换来了一些老太婆们来当服务员。从此我们就没有了歌声，没有了跳舞，也没人教俄文了。
　　我们住的地方，房前是一块平地，每天在这里散散步，往东一直能看见初来时住过的疗养院。张景惠来了以后不几天，见那边楼下有不少穿黄军装的人来回晃动，距离远看不清楚，想大概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们，俘虏后也收容到这里来了。在马路中间临时加了岗，禁止双方通行，但禁不了看，那边的人也好像极力向这边看，两边的人可能都心照不宣了。我们在莫洛科夫卡待了近三个月，最后几天发现这些黄军装消失了，望不到了。
　　过了三两天，胖中校通知我们要迁到伯力去，伯力是中国地名，俄名哈巴罗夫斯克，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之处，我国从前在这里设置有伯力县。大约在康熙年间有个姓哈巴罗夫的俄国人来过这里，说他是旅行家、探险家或是野心家都行，沙俄把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掠夺过去以后，便用他的名字代替了伯力县，后加上斯克二字，是城镇的意思。
　　我们一行人中只有溥仪带了两只箱子，其余的人除了一套西服之外，一无所有，已经进入了11月，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断光顾，苏联当局发给每人一套棉军装。来时9个人，这次添上了伪满国务总理以及各大臣们。以胖中校为首的一些大小军官解差们，押着我们乘上了大大小小10来辆轿车，直奔赤塔市内去了。
　　来的时候是夜间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大白天才看清了沿途的景色，车子是在山弯儿里转来转去，也没有什么高山峻岭，反正是多见树木少见人。来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条河，现在又到了河边，已经到了初冬季节，天寒水浅，不能摆渡了。河边水浅的地方已经冻上了冰，河中间有一座独木桥，得先踩着薄冰到河床里才能上桥。负责押送的官儿向大家说：
　　“大家要排成单行，鱼贯而行，不能挤在一堆，冰很薄禁不住，独木桥就一块板儿搭的，并排俩人根本走不了。”
　　河水非常清澈，结的薄冰也很晶莹，冰下边的流水、水底砂石的转动都看得很清楚。溥仪那时不过40多岁，我们这一行人可算是青壮年，伪大臣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排成一路纵队前后拉着手，先上了被踩得唧唧嘎嘎作响的薄冰，晃晃悠悠地走过了河当中间的颤颤巍巍的独木桥。汽车绕道很远的地方过的河，再次登车，一共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赤塔火车站。特别给包了一节车厢，不过给俘虏坐的只能是大慢车，站站停，要四天四宿才能到伯力，大概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作这样的长途旅行。
　　赤塔，再见了。莫洛科夫卡是我平生第一次当俘虏的地方，这里有得“地”独厚的地方，它远离城市，在群山环抱之中，这里没有刺儿丝、电网的围墙，白天看不到带枪的岗哨，自由活动的地方较大，房前的平地、小山坡上的凉亭，可以散散步，晒晒太阳，到小溪去打矿泉水，每日四餐，好吃好喝，还有服务员——苏联的姑娘们伺候着……
　　甭忙，要知道俘虏营是什么滋味，到了伯力再看下回分解。

我当战俘的日子
中篇

红河子

　　1945年10月25日的下午，俘虏专车徐徐开动了，开始了四天四宿的长途跋涉。俘虏车厢也不错，是一节软卧，虽然旧一点儿，两边有背枪的苏联大兵，可是站在门外，车厢里边还是中国人的天地。现在只知道去伯力，至于为什么去伯力，去干什么，这就不是当俘虏的应该知道的事情了。但是人们要想，要揣测，这些人们都是怎么想的呢？
　　当俘虏想什么呢？就想着释放、回家，不管什么事总往这上联系，这回到伯力离中国近了，由那边就送回国了……所以车内并不是那么沉闷。这里唯有溥仪害怕回国，所以他不把去伯力的事往回国上联系。他的老国丈荣源和伪宫内府大臣熙洽，我想他们在长春时没什么来往，现在厮混了两个多月，开口便玩笑起来了。如称对方为“老不死的”，回敬是“你这早该活埋的”，以至开些听之不雅的玩笑，可谓穷开心了。
　　出发之前有万嘉熙给领的四天的给养，主食是一麻袋黑面包，副食是肉罐头，有三种，一种是肥猪肉的，另一种是肉末的，再一种是鸡肉的。这些罐头本来是美国援助苏联的军用品，肉都没有咸味，猪肉特别肥，大肥油正好抹黑面包吃。头一天还可以，上顿下顿老是一个味儿，面包越吃越干，虽然数量还是充足的。在莫洛科夫卡一天四顿吃得美美的，现在光啃面包渐渐就吃不下多少了，到了伯力时还剩下不少呢，都扔在车上了。到了伯力吃面包按量供应，老觉差那么一点儿，似饱非饱的，就想起扔在火车上的面包了。
　　软卧车厢，双层铺，刚睡下还觉得不错呢，当要睡着时可了不得了，出现了臭虫大军，说它是大军，简直不知道有多少。脖子、手、脚凡是露在外边的地方都被咬起了大包，越挠越痒。细一看这些臭虫怎么是白色的呢？俄国的臭虫真特别啊！不，不是的，大概这车厢有些日子没有拉人了，臭虫饿得只剩下两层瘪皮了，所以颜色发白了。今天可逮着人了，倾巢出动，死命吸血，那谁抗得了。平时有几个臭虫，捻死算了，这里无其数，一拨又一拨轮番咬，只好采取消极办法，带上手套，穿上袜子，围上脖子，用毛巾盖上脸，都捂严实了才能入睡。

　　初为“阶下囚”

　　第四天的早晨可看见黑龙江了，江水到了枯水季节，江面还是很宽的，火车走了好长时间才走完大桥。过了桥总算是到了伯力站了，下了车在车站足蹲了有半天，可能是现联系汽车。溥仪由胖中校陪着上了小吉普走了，我们这些人上了两辆美制大卡车，车上有大篷子，坐在车里也分不出东西南北。走了有两个多小时，开进了一所有铁丝网围起来的院里，院中间有一幢小二楼。溥仪这一行九人，六人被安排在楼上，即溥仪、溥杰和我们三个毓，加上大李。
　　小楼上，南边有个门，进门是个小过道，东西两小间屋，溥仪住在东边一间，溥杰住在西边一间，北边是一大间住我们四个人，楼外边有一圈走廊。楼下是中间一大间，面积相当于楼上的三间屋，东西两边各有两间小屋，上边就是小楼上的走廊，由同来的伪大臣住着。
　　住的安顿好了，马上开饭，给养没有跟上，只能啃点面包干儿。俄语叫“酥合利”，酥是对俄语的音，和酥一点儿也不着边儿，全是些干面包头儿，大概是面包房剩的零头给烘干了。还有一盘稀米羊汤，大概是半只羊腿煮了一锅汤，再抓两把米下去。比起在莫洛科夫卡吃的，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在火车上剩的也比这强多了，后悔那时为什么不带着，都给扔了呢。
　　饭后，胖中校引来了这里俘虏收容所所长，少校军衔，姓捷尼索夫，乌克兰人，褐色卷发，褐色眸子，高个儿，30多岁，长相挺“帅”，一美男子也，说话带点儿丝丝的音。他们二人同来是办理交接手续的，一是人员的交接，二是检查俘虏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我们初到赤塔时并未受过检查，只是问问有什么没有，我们在沈阳机场已经被缴械了，到赤塔还带有的望远镜、指南针也交了，主要是溥仪带的两个皮箱，没有检查过。
　　溥仪随身带的物品中，有两听“三炮台”牌香烟。在过去这就是最好的香烟了，当然是进口的了，小盒的是10支装，听的是50支装。少校大概从未见过，外边全是英文他也不懂，拿起来掂掂很轻，绝不会是手榴弹一类的东西，放心搁下了。特别是溥仪带的珍宝，珍珠、翡翠、金银首饰等等，真使少校大开了眼界。他确实看什么都那么新奇，可是表面上还要装出来不屑一顾的样子，但终于掩不住他的虚伪，当他看到一个红宝石胸针，不由得拿起来放在胸前说：
　　“这要是给我太太戴上，那可太美了！”
　　说完了似乎有点后悔，不屑一顾的样子更厉害了，薄片子嘴往下撇撇着，样子还是挺难学的。溥仪还带了一小箱子药品，是一般常备的药，说什么也不许可自己保存，必须交给这里的负责人保管，可以随用随取。
　　交接完毕，胖中校告辞了，溥仪过去拥抱他，还挨挨脸，是感谢，是惜别，我也闹不清，自己别忘了是俘虏，还来这一套，我在旁看着后背直冒凉气。胖中校完成任务回去交差去了，谁管你是死是活呢。
　　送走了胖中校之后，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下楼把这里的环境好好看看。这里没有围墙，周围圈着刺丝上边带电网，铁丝网上挂不少小牌子，走近一看，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原来小牌上写的是：“禁止靠近，格杀勿论”。
　　大栅栏门外站着全副武装的岗哨，不许可靠前，比起赤塔的莫洛科夫卡可严多了，给人以十足的阶下囚的感觉。这栋小二楼，上小下大，上下都有一圈走廊，楼下比楼上正好大一圈走廊，室外活动就围着楼转圈最安全了，到铁丝网谁知靠多近就格杀勿论呢。
　　小楼对面是一栋平房，住着这个收容所的头儿，是个中尉，瘦高个子有40多岁，比起昨晚上来的所长，是个土老乡，看来这里是个分所。这位分所长姓什么完全没了印象，因为大家给他起的“雅号”一老××灯，叫顺口了。还有一个俄国女人叫玛露霞，可能寒带人容易老，实际不到40岁，就像40出头了，管理伙食、账目等。她的名字并不绕嘴，也给起了个外号叫大娘儿们，也给这里的分所长老什么灯洗洗涮涮的，他是个单身汉。
　　这里为我们做饭的有两名大师傅是中国人，他们本来是在佳木斯、富锦一带跑船的，常到伯力来。在成立这个收容分所时，苏联的军官到码头上去找中国大师傅，把他们二人选中了。实际就一个人会做饭，叫聂殿全。他被雇佣来登记姓名时，闹个笑话，问他姓什么？
　　“姓聂。”这个回答当然没错，可是登记的人不懂中国话，用俄文照拼上“姓聂”，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了复姓，他们每月要开工资的，工资袋上写的是：姓聂殿全。另一个姓魏，是个小个子，会讲几句俄语，他们是自由人，做完饭可以到外边去溜达溜达。
　　另外有四名干杂活儿的，是中国俘虏，以前在伪满国境线上的警察。其中有一名混血儿，母亲是俄国人，苏联人互相说话他都能听懂，没有文化。他的长相和中国人一样，就是一脑袋黄头发，浅褐色的瞳子，一共有六名中国人。中国人的姓名一到俄国人嘴里就倒不开嚼了，于是给这些人都起了个俄国名，什么别佳、瓦尼亚等等。
　　魏、聂二人是先期来的，告诉我们这里地名叫“红河子”，在伯力的南郊，附近都是集体农庄，没有什么集镇。我们住的小楼北边就是乌苏里江，江岸很高，此时已是11月，江面已经封冻了。江面很宽，封冻以后顺着江边就形成了一条冰上公路，可以跑大卡车。不过江心水流特急冻不上。乌苏里江也是中俄边境上的一条界河，上游能通到兴凯湖，北面流入黑龙江，出产的大马哈鱼很有名。从小楼上向西边看去，远远的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山，那便是中国境内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若论距离，可能有百八十公里的样子。
　　这些人每天打扫庭院，收拾屋子，开饭打水以外，眼下已是11月了，取暖烧炉子，劈木子。木梓子，一般人不大知道，先把原木锯成一米来长一段，再用大斧头劈成四半或六半，就可以烧炉子了。俄国式的墙炉子是很有讲究的，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烧上一炉子，七八块梓子就可以了，烧完以后把顶上的插板插上，防止热气顺烟筒跑掉，每天烧一次就可以保暖了。
　　这个小楼是个简易楼，没有上下水道，生活用水每天有个俄国老头赶辆破马车给送，他是到江边去打水，拉到这里来。后来我们常到江边去散步，看到了这个老头是怎样打水，夏天他直接把车赶到江里去，他站在车上，用一根木棍钩着一个铁桶，打上水来倒进车上的大木桶。冬天就比较卫生一点儿，江上有个冰窟窿，像是口井，马车也站在冰上，冰底下的水污染也少些，反正水的颜色多会儿也是浑的。
　　收容所西边，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排水沟，雨水由这里流到江边，在铁丝网边用木板钉了个厕所，粪便有雨水的自然冲刷。到冬天就够呛了，粪便冻得高出了厕所，江边吹过来的风顺沟而上，连手纸也扔不下去。
　　啃了两天“酥合利”，第三天头上少校所长亲自送来了给养，他想这些俘虏们还不得向他“山呼万岁”，没想到是俘虏们向他提出了抗议，要求改善伙食。在赤塔一天三顿正餐，一顿午茶吃得美美的，现在黄油、白面包、鱼子酱全免了，代之以“酥合利”，也够这些老头子们啃的了。
　　“因为你们来得太快了，给养没有跟上，现在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少校满脸不高兴地解释，丝毫没有歉意。这些“大臣”还是七嘴八舌不停地抗议，这下少校急眼了：
　　“你们现在是军事俘虏，要放明白，不能再过大臣的生活了。”俘虏，两字真管用，“大臣们”不抗议了。
　　给养来了，不必再啃“酥合利”了，但白面包绝对吃不到的，只有黑面包。黑面包是用百分之九十六面粉做的，这种面粉是100斤小麦磨出96斤面粉，其中是否还掺有燕麦，就不得而知了。白面包是用八五面粉做的，也就是100斤小麦出85斤面粉。黑面包是定量的，每人一大片带一两小块儿，比指甲盖大不多少，以表示定量的准确。瘦羊腿剔肉吃，骨头熬汤。俄国人讲究喝汤，吃鱼也得两吃，鱼肉是煎、是烤好做，鱼头鱼刺全得熬汤，就难为了聂厨师了，他哪里有俄式大菜的手艺呢，俄式大菜里有没有鱼头汤这道菜，也很难说，聂师傅会做中式饭菜也不许可做呀。这里蔬菜只有土豆和渍圆白菜，做菜要的佐料，葱、姜、蒜、酱油、醋等，一概没有。

　　俘虏生活与消遣

　　伯力红河子收容所的大概轮廓，勾画出来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溥仪是怎么样过他的俘虏生活呢？在赤塔两个多月，他的生活似乎和大家差不太多，按时作息。现在不同了，每天很晚才起床，也不吃早餐，坚持的就是念经、拜佛、摇卦。在他自己小屋里跪在床边上，摇那八只锃亮的日本硬币，我们得在外屋给他放小哨，怕苏联兵蓦然闯进来。这也是常有的事。这里有三个苏联兵轮流值班，不时地到楼上楼下查看一番。一看苏联兵来了，先给他个信号，赶快收起那八只硬币，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微笑着和苏联兵打个招呼，等苏联兵检查完毕下楼去了，他还得接着摇他的卦。
　　俗语说“诚则灵”，像溥仪这样摇卦真有点儿欠虔诚，大概老佛爷和老祖宗，对溥仪还是很谅解的。
　　“吾既不能脱汝于缧绁之中，虽中断祈祷，乃因大鼻子的干扰不可谓不诚也。”
　　反正溥仪除了求佛、菩萨保佑以外，也没有其他的“定心丸”可吃了，觉得自己念经还不够，叫我们三小一大四个人帮他念，不会念经就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念上千把百遍，也能消灾免祸。
　　溥仪吃不了黑面包，得给他切成小块烤干了吃，本来定量不多，烤干了就更少了，楼上我们六个人一起开饭，把一些小块也烤了。早餐有时有干酪、饼干、鸡蛋饼等，就多分给他一些，他也不领情，从来也没讲过感谢的话。因为他是“皇上”，伺候他，勒自己的肚子，把吃的献给他，是天经地义。他感谢什么呢？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我们那时脑筋还糊涂着呢！一心当他的奴才，接受他的考验，从来没想给他来个罢工。我们四个人整天也不下楼，围着他转吧。溥杰在旁冷眼看得清，他虽然也住在楼上，每日三餐一觉，楼下是他的活动园地。晚上回来早和溥仪说两句话，上楼晚了，我们就听门一响，他溜进小屋睡觉了。还有同来的万嘉熙、润麒，住在平房里，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现在国丈荣源成了溥仪的常客了，从前在长春每年也就见上一两面，是俘虏把他们聚到一起了，楼上楼下住着，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上楼来了。溥仪并没有放下他的“皇帝”架子，见着了自己的老丈人还是直呼其名，我们称之为荣公爷。大概是皇上的老丈人就封公爵，官称就是某公爷。荣公爷本是北京人，和这帮子东北大臣们也弄不到一块儿去，晚上上楼来找皇帝姑爷聊大天，学说学说楼下“大臣”们的生活洋相，或是讲讲古，聊得很是津津有味，这也是俘虏生活中唯一的消遣了。
　　楼下的伪大臣们可算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且慢，当时那点儿定量，饭量大的人就不能说是饱食，心，都无所用，都是“难矣哉”了。怎么办呢，找个用心的事也好消磨时光，有聪明的人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套“宝盒子”，在楼下大屋子里开起宝局子来了。大家便呼幺喝四，押什么“孤顶”、“对穿”等。现在押宝对于年轻人，可能完全是陌生的，从前东北很多地方都有开宝局子的，在北京当然也有，我本人也没亲身经历过，现在把伪大臣们的玩法介绍一下。
　　用一张大纸，中间画上对角线，分为四门，分别写上幺、二、三、四，押一门叫“孤顶”，押一赢三，押两门叫“对穿”，押一赢一，还是很公平的。做宝有宝盒子，用来做幺二三四，做宝的人在另一间小屋里，不和赌徒们面对面，做好宝由另外一个人——跑盒的来回传递。
　　现在宝做好了，跑盒的拿出来放在案子上，大家开始押宝，押好以后，庄家要把押的情况“唱”给屋里做宝的人听，所谓唱就是拿腔拿调拉长声说，做宝的人就知道哪门押多少，也就能知道了输赢，以便考虑下一次做宝出什么点儿。这里应该有点赌博心理学，是做宝的和押宝的互相斗心思，和麻将、扑克不一样。打麻将、打扑克当然要技术，抓到什么牌，不由自主，做宝完全由你自主，比如你做了两次幺都输了，第三次你还敢做幺吗？如果押宝的人猜想第三次不可能再出幺了，押其他三门吧，做宝的人胆子大又做了个幺，就能吃个“通”（tong）。
　　押宝虽说是玩吧，有个输赢才有意思，俘虏有什么，没钱就赌香烟。那时每月每人发给2盒俄国香烟——大白杆儿，便用来做赌注。就在院中找些小树枝，截齐了长短用做筹码，在中间大屋子里，俨乎其然开起了宝局。这里有个有趣现象，作为赌注的大白杆，每天还得吸，吸完了要等下一个月才能发，每到月底大白杆吸得差不多了，筹码就“毛”了，不能兑现了，渐渐还原成小树枝了，就大把大把地押。新的大白杆发下来了，小树枝又成为筹码，价值就上来了。

　　献宝、藏宝与弃宝

　　这一天溥仪忽然得到通知，说是这里的州内务局长邀请赴宴。州，大概是沿海犹太自治州，内务局相当于我们的公安局，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长是贝利亚。宴请的地点就在附近一栋别墅，溥仪得到通知也想不出为什么要邀请，打算叫我跟他一起去。到那天所长捷尼索夫坐着小吉普接来了，我送他下楼，打算跟着一起上车，结果被拦住了。
　　溥仪不多时宴罢归来，及时开会。原来是苏联当局相中了那一小箱珍宝。还得用那句老话，酒过三巡，菜上五味，话入正题，局长大人向溥仪诉起苦来了。说现在虽然胜利了，要医治战争创伤，今年的年景又不好，等等。溥仪带的珍宝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希望能为苏联国家的恢复作点贡献……简而言之，今天请你吃的是“敬酒”，你要不吃，对俘虏还不好办吗，明天给你换杯“罚酒”，不吃也得吃。即使这个弯儿转不过来，还有交换条件呢。
　　在苏联定居，这是一到赤塔就提出的要求，那时是空口说白话，现在机会到了，内务局长当然是满口应承，是否能把溥仪的要求转达给斯大林，那只有天知道了。对溥仪来说倒是个很好的希望，献出了这么多的珍宝，是有了一定的贡献，宴会也算是尽欢而散了。
　　原来这些珍宝是作为生活费用带出来的，暂时是用不着了，就这么统统便宜给苏联吗？不行。怎么办呢？大家分头带一些，算是私人的东西，一共五个人能带多少呢。溥仪带的四人中大李可是能人，事也凑巧，由大栗子仓皇出走时，抓了个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外面黑皮子，里面黑绒里子，它是立着开的，高而深，如果在箱底做个夹层，装上东西最保险了。大李显示出了他的高超的手艺，箱子底下满满铺了一层再精选的、珍宝中的珍宝，覆上三合板，粘好黑丝绒，小钉子不敢钉，怕有声音，用钳子硬顶进去的，做得是“天衣无缝”。溥仪的西服上衣里边，毓嵒给缝了三个暗兜，以便多带些宝物，我们四个人也分了几件，作为个人的东西。
　　过了两三天，捷尼索夫带来了两个俄国珠宝师，把这些珍宝逐一登记。捷尼索夫平生第一次见过这些珍宝，早已是眼花缭乱，前几天虽然检查过一遍，哪里记得都是些什么呢，现在藏起来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当然不会发现缺少了些什么。登记造册，查点无误，双方签字，交接手续完成，捷尼索夫夹着小皮箱满载而归了。
　　关于这些珍宝，以后还要演出许多故事，最后直到移交给故宫博物院，才算告一段落，请读者注意。
　　献宝以后马上又写了申请书，或是说上书斯大林大元帅，起草润色自有溥仪的两支“笔”——溥杰和万嘉熙，内容写的是什么，也不让我参与，只好缺如了。申请书递上去，等于“泥牛入海”，溥仪总是当作一个希望，即使是万分之一的希望。
　　中国古语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珍宝的罪就来了。这也是事出有因，出在毓嵣身上，早点的饼干他常常留两块晚上吃，吃不了的就用毛巾缝个袋子装起来，渐渐留了有小半袋子。有一天被值日兵发现了，报告了这里的分所长老什么灯，毓嵣被问了个“底儿掉”。为什么呢？要知道收容所的第一要义，就是怕你跑人，留饼干干什么？是不是给逃跑路上留的口粮。其实谁也没往这方面想，真要留口粮还不藏起来，能让苏联兵发现么？毓嵣被审问一通之后，挨个清查了每人的物品，俘虏有什么人身权利，说查你就查个“底儿掉”。
　　读者也许要问道，那些珍宝为什么没被查出来呢？因为检查的重点在食物，有没有私存的饼干、面包等，至于珍宝都是些小包包，就没有逐个打开查看。其实，要是揣着珍宝——金银首饰一类的东西，到哪里不可以换钱、换食品呢。一旦被发现，事情就得闹大发了，这就叫作“怀璧其罪”。当初溥仪献宝时，是说通通献上的，如果被查出来私留了一部分，万一箱子的夹层也被发现，岂不是对斯大林犯了“欺君之罪”，请求定居在苏联，非“泡汤”不可。
　　溥仪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把私留的珍宝全部销毁掉。怎么去销毁掉，也费了一番脑筋，销毁时不能被人发现，销毁完了不能留有痕迹。
　　首先销毁的是溥仪存的一小袋珍珠，小袋子和信封大小差不多，能有多少颗珍珠就难说了，没有特大特小的，一般和高粱米粒似的，那时不时兴养珠，都是珍珠。晚间烧完墙炉子，余烬方炽之时，放进小袋子，瞬间就可怜付之一炬了。珍珠也算不上什么稀奇，见过的人不少，可见过珍珠灰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所以特意把珍珠灰撮出来，仔细观赏一番。其实，珍珠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过火以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很细的灰而已。
　　这一小袋子珍珠，搁在今天能值多少人民币，我没有核计，那是人民的血汗，刹那间变成了灰烬，当时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没有一点可惜的心理，真所谓“金块珠砾”，只觉得销毁得挺干净利索，不留痕迹。罪孽呀，罪——孽！
　　毓嵣那里带的是一副钻石袖扣，钻石块不小，能有指甲盖大小，有多少克拉我说不上来，他把一块肥皂切碎加热熔化，把袖扣藏在里边，冷后还原成一块肥皂，全无破绽，保留起来。
　　我带的是一副金手镯，上面还镶着各种宝石，这玩意儿没法烧，真金不怕火炼，金子重最好是扔到大江里去。怎么可以扔到江里去呢？这里还要补充交代一下就明白了。一来时就交代过这里周围有铁丝网，不过每周有一两天，由苏联值日兵或是官儿，带着溥仪和我们七八个人到江边去散步，这时江早已封冻了，还留有打水用的冰窟窿。去江边散步时，偷偷带上金手镯，到冰窟隆旁边蹲下来一扔，没想到金手镯包着个棉布包儿，沉不下去，赶快又捞了上来，幸亏旁边还有人掩护着，未被发现。有了经验了，于是简化包装，加了一块石头，再去江边散步时，顺手就扔进冰窟窿里去了。
　　有一次是苏联的官和兵两个人，带我们去散步，苏联兵是个乌克兰人，叫秋平，有点神神叨叨的劲儿。这次有官儿跟着，他往江中间那边打冰出溜，一下子滑到冰薄的地方，掉进冰窟窿里去了，上半身还趴在冰上。官儿也真不含糊，连忙在河边撅了两根树杈子，在冰上慢慢地爬了过去，用树权子把秋平拽了上来，我们站在江边上都看愣了。如果掉进冰窟窿里，有多好的水性也得淹死，他吓得脸全白了，下半身也全湿了，毡疙瘩（靴子）也灌满了水，被救上来稳了稳神，还向我们逞英雄：
　　“这算什么，没关系……哆哆，哆哆……”怎么啦？这大冬天，风一吹得零下30度，下半身冻了冰棍儿了。从此以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冰窟隆。

　　洗澡和泻利盐

　　这里没有上下水道，洗澡怎么办呢？由这里分所长领着，到三四里以外一个苏联犯人收容所去洗澡，每周一次，澡堂也很简单，一间大屋子里有冷热水，每人一个大木盆，随便洗吧，洗完了给换一套衬衣。这里也有个理发室，谁要理发就去。溥仪的事儿多，得有毓嵒照顾他，他的近视镜一摘，就看不清了，进澡堂时要穿上木拖鞋，没人照顾他有点危险。另外还得有一个人赶快洗完，给他看着上衣，那里还藏着宝贝呢。
　　这个犯人收容所里有个医务室，来洗澡时可以顺便看看大夫，开点药。溥仪本来带了一箱子药，缺少泻利盐，一次借洗澡的机会叫我去医务室要泻利盐，给他带回去。有一个护士，看样子也是个犯人，把药给我拿来了，是用一个大瓦罐子把药给化开了，你喝不喝吧，我也不能说要没用水化开的，是给溥仪要的。只好乖乖地喝下去，本来也没有便秘，这下整泻了两天，以后再不敢随便去开药了。
　　11月来到伯力红河子，俘虏的光阴也挺快的，不知不觉中1945年过去了，1946年的新年是怎么过的，已毫无印象，更谈不上春节了，很有点“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1946年也是多事之年，这不是我故意耸人听闻。正是：
　　国民党前来引渡伪满战犯，溥亨利作证东京军事法庭。

伯力市内

　　北国的春天照例是要迟到的，当树叶将出未出时，乌苏里江开冻了，站在楼上的走廊看得非常清楚。古人有句诗：“河带断撕流”，今日亲眼得见了，大江中满满大冰块，拥拥挤挤地往下流去，一直流了三四天才流完了。绿树成荫的时候黄鹂鸟飞来了，但我不知道，唐朝大诗人韦应物诗里“上有黄鹂深树鸣”是不是它，那是滁州的黄鹂，能飞到伯力来吗？鸟，确确实实是黄色的，鸣叫的声音，高低婉转有好几个声调，非常好听。好听也免不了是“隔叶黄鹂”，只有隔壁院里是一幢高级别墅，那里绿树成荫，而我们这院里没有高枝。
　　有一天在楼上走廊闲眺，忽然听见江边上有人唱小嗓（京剧里旦角的唱法），虽然听不出戏文来，好像是一边散步一边在哼唧几句，是什么人呢？肯定是中国人没错了。听见的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是个新闻，也是个谜，不胫而走传遍了楼上楼下，不过，谜很快被揭开了。
　　前头交代过，这里做饭的两个人是外雇的，是自由人，比如附近农场里有时有个晚会什么的，他们常借伪大臣们的西服，穿出去装模做样。姓魏的小个子灵活，他很快就摸清了，说是国民党派来的什么代表团，来接收这一帮子俘虏的。并且带来口信说，让大家放心，回去以后保证没事。还说人家待遇绝对错不了，白面包都吃不了，拿着上江边去喂鱼呢。
　　一时之间，小小红河子收容所里叽叽喳喳，交头接耳。不过此事对溥仪来说并不感兴趣，他想一旦落入国民党手中，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伪大臣们便不同了，他们一些人和国民党有关系，觉得这次回国有盼了。这些事情主要都是姓魏的从中串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闹不清。这些伪大臣们想的就是回国，就是国民党，想什么就来什么，也太巧了。即或是国民党派来了代表团，来引渡这些伪满战犯，怎么可能被安排住在红河子，挨着俘虏收容所那么近的地方。
　　“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言语不通，苏联方面还是发现了此事，由市里的内务局来了两个军官，把聂、魏二人审问了两宿，而后把他们调走了。对于伪大臣们并没有审问，也可能什么国民党啦，全是姓魏的造的谣。其间有个伪警，也是小个子，在伪大臣的屋里下“大神”，先是劈里啪啦打自己一通嘴巴子，一翻白眼，哼哼呀呀唱起来了。这些伪大臣们也没有别的事，就专门问回国的事，又联系上这次来的国民党等等，结果连这个伪警也给调走了。
　　实际上，国民党当局与苏联政府在引渡溥仪等人方面确实进行了一番外交交涉（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106号）》），只不过苏方并不想将溥仪交给国民党当局，中苏间的这场外交交涉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与红河子收容所的交接伪满战俘的传闻根本不搭界。而发生在收容所内的这一场所谓国民党引渡战犯的传闻风波，不久也就自消自灭了。

　　“亨利·溥仪”

　　自1946年春天开始，苏联内务局频繁地取调溥仪，叫他写关于伪满时期的材料，有一名上校专门负责溥仪的工作，配备了一名翻译，姓别尔缅可夫，会汉语也会日语，而且都讲得不错。此人很可能是苏联军由哈尔滨那边带过来的，他自己当然是不会暴露的。时常是来个吉普车把溥仪接到市里去，由上校直接问话，回来再写材料。写材料当然还是由他的两支“笔”——溥杰、万嘉熙起稿带抄写。揭露日本人的侵略、掠夺等等罪行好写，现成的材料，俯拾即是，事关自己的罪行就不那么好写了，幸好苏联当局并没有深究溥仪的事情。在写材料的当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准备的材料。
　　溥仪出席东京军事法庭去当证人，是1946年8月间去的，由伯力起身连来带去有十一二天，我当然不可能和他一起去了，对这一段经历可以参阅溥仪著的《我的前半生》，此处不再转引。不过他回到红河子以后，也讲了一些去东京的事，就我记忆的再作点儿补充。
　　溥仪去时是由专门负责取调他的内务局上校带领，还有那个翻译别尔缅可夫（以下简称大翻译）。他们由伯力先乘火车到海参崴，住了一宿。溥仪说那天晚上听上校屋里欢声笑语的，第二天他过去一看，烟灰缸里尽是口红染过的烟嘴（俄式大白杆，吸完剩下半截烟嘴）。去东京是乘飞机去的，是一架军用侦察机，机舱地面是一块大玻璃，肉眼往下看地面都很清楚。飞机飞到东京上空的时候，有两三架美军歼击机，围着苏联飞机上下左右翻飞一阵，似乎是在检查。
　　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是美国人，送给了溥仪一张照片，上写着：“赠亨利·溥仪”，因为溥仪从前跟庄士敦学英文时，庄师傅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亨利。溥仪在东京也见到了当时中国政府国民党派去的法官，溥仪是证人的身份去的，只作些公事性谈话而已。溥仪在法庭作证，一般是比较有力的，有的事情如果和溥仪有关，为了掩饰自己，比如对笔迹，溥仪写字本来是写乾隆御笔字体，在法庭上核对时，为了对不上，故意写得很粗，把日本的侵略罪行也给掩护了。
　　溥仪讲那时苏联还给了他一项任务，要他在法庭上批判日本的天皇制，作了八天证，结果没批，不过溥仪倒不是故意不说，因为他讲迎接“天照大神”，讲他的“贵人”谭玉龄的死太激动了，把这项任务给忽略了。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才批判了天皇制，苏联方面不太满意。批判天皇制，这是苏联在日本俘虏兵中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一个项目。现在让溥仪在法庭上也来这一套，谁不知道他虽说是证人，同时也是苏联的俘虏，也是傀儡，教说什么就得说什么。
　　在溥仪写材料期间，楼下的伪大臣们就都调到市内去了。溥仪走后，就来了一拨苏联的犯人，把这个小楼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连大白也没有，就使石灰水刷，走廊的木头栏杆也刷石灰水，少少对一点红颜色，带点粉色，远处一看也满漂亮。楼上走廊栽上花草，屋里挂上窗帘，铺上地毯，装饰得差不多时，溥仪也回来了。
　　后来听说是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为首的，还有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等等，被调去红河子，是为了叫他们写材料，套口供，特别给换个好环境，他们哪里会知道，溥仪刚刚从这里被调走呢。这不过是审讯的一种方法，好吃好喝好待遇，加上好言好语，就比较容易得到想要的材料。后来过了多少日子，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有半年样子。1947年前后，我在市内收容所里，又见到了山田、秦彦等人，也就是说对他们审讯已毕，不需要再住在红河子享受特殊待遇了，回到市内去等待裁判。在他们服刑期间，我还看见了他们。

　　一宅两院

　　伯力市内的收容所编号是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特别的地方是专门收容将军一级、少将以上的军事俘虏。这里原先是个学校，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教室改为宿舍，每屋住10来个人，地下是食堂、浴室、锅炉房等，前后有两个院子，种上花草作为散步的地方。我们来时，这里共有日本关东军将级军官100多人，伪满的将级军官20多人，加上不久前由红河子调过来的伪大臣们20来人，通共有150人左右。日本人全住在楼上，中国人住在楼下。楼下另一部分房间，是收容所的办公区。还有20多个日本俘虏兵，是服务人员，有炊事员、理发的、木匠、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院内有一间平房是给他们住的。
　　溥仪和我们被关进这里，仍然和那些伪大臣们分着住，给安排在收容所办公区尽头一、二号房间。原来溥仪一行人中的润麒，在红河子时和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住在一起，现在和伪大臣们混在一起了。溥仪带着毓嵒住一号房间，二号房间是我们的小食堂，我们几个人住在外边的走廊里，走廊很宽，有一个半床那么长。三号房间住着一对翻译，一老一少，老的是对少的而言，他们只会讲日语，看样子是由哈尔滨过来的，没有官衣，只穿便服，是我们的邻居，对面也不搭话。这走廊在三号房间外边有一道双扇大门，关起门来也算一间大屋子，就权当作了我们的宿舍。
　　大门以外就是收容所的办公区，有所长的办公室，走廊另一头是大门的门厅，这里有一个值日官带两个兵，上24小时班，休息48小时。值日官每天早晨到俘虏宿舍巡视一遍，晚上熄灯后照旧再转一圈，代替点名的意思。值日兵最忙的工作是开门，这里的大门老是锁着，无论来人、走车大门是随开随锁。
　　这种“一宅分两院”生活方式，对溥仪倒是很适合，在红河子他就不和伪大臣们掺和，到市内大部分是日本战犯，更加要和日本人划清界线，要散步就到前院去，这里一般不让日本人过来。刚一来时有人给送饭过来，没有几天便让我们随大拨到食堂去吃饭。食堂小人多，所以要分三拨吃，这三拨每月还换着吃。溥仪当然是不上食堂去吃，由我们三小一大轮流给他端饭，端到他屋里吃。大伙房里有日本俘虏兵做饭，算是大灶，苏联的官兵的饭有一个俄国女大师傅叫玛露霞的给做，算是小灶。俘虏皇帝就这么一个，所以给他吃苏联小灶。其实吃得都差不多，小灶也就是多放点油。
　　在市内收容所的伙食，比起红河子好一些，美国的猪肉罐头差不多吃了两年，以后就吃不到猪肉了，伯力那里只有羊肉，还有咸鱼——大马哈鱼，还是不错的。面包还是黑面包。副食好些了，差不多都能吃饱了，人们不再斤斤计较了。伯力地方寒冷，冬天半年里只有土豆和渍圆白菜。早点有一点黄油，据说是给的不到定量的一半，有一次州内务局长来视察时，日本俘虏将军们告了一状，见效了两三天是按定量给的，比平时能多一倍，以后还是那么一点儿。俄国人喝茶的习惯是只喝红茶，还要加糖，只在饭后喝。不像我们一大早沏一大杯喝一天，他们平时喝什么呢？喝凉水。当所长的高级些，办公室里有玻璃水具，小兵们开开水龙头喝就是了。
　　到春节时期，要求收容所照顾中国人的传统——包饺子，日本兵不会做，中国人自己做，总指挥是李文龙，此人是伪满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因为他当官儿的时候好吃，特别是他自己会动手做，大家选中了他，虽然是将就收容所那点材料，一年就能吃这么一回，众口也就不再难调了。是每逢佳节呢，还是吃饱了不想家呢，只能是因人而异了。俄国人对于饺子并不陌生，在俄语中有饺子这个名词，不过包的馅儿和我们不一样，我曾吃过一次，包的是酸奶馅儿，吃这种饺子就省得蘸醋了。
　　由于天时地利不同了，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不能像在红河子那样，每天晚上前来唠嗑儿了，可是这里有他散步的地方。溥仪并不需要像一般人那样，用打牌、下棋来消磨时光，他的念佛、摇卦，无形中就是他消磨时光的办法，真要是叫他下棋、打牌他还真是个外行呢。这里也有条件演电影了，溥仪绝对不去，自然是怕和日本人在一起看。他是故意摆出和日本人划清界限的样子，给苏联人看，实际苏联人并未领会，收容所的值日官就问过我：“溥仪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还是害怕日本人吗？”
　　这不是满拧吗！可惜的是溥仪的心机枉费了。还有理发也得到日本俘虏那边去，溥仪也不能过去，这没关系，有毓嵒给他理。他一直放不下皇帝架子，和他带来的四个“奴才”有直接的关系，他依然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仍然像从前那样有人伺候着他。

　　溥仪的心事

　　自1946年关进市内收容所，直到1949年待了四年，每一年多溥仪得闹一回情绪，闹三两天，吃不好，睡不着，坐着不是躺着也不是，搓头发，长出气。为什么呢？他自己当然不会讲的，但完全能猜得出。他在赤塔献宝以后，上书斯大林申请在苏联定居，就如石沉大海。于是他就想一旦被送回国，非上断头台不可。钻了两天牛角尖，大概觉得一时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该吃还得吃，该喝还得喝，况且还有老佛爷、祖宗保佑呢。要是实在想不通，要求和所长谈谈话，得点儿希望，或是得点安慰，慢慢也就复原了。
　　收容所给俘虏们订的苏联报叫《太平洋之星》，是伯力当地的报，每天一大张，当然是俄文报，谁也看不懂。只有张绍继能读懂。他有时给“大臣、将军”们翻两段国内的消息，或是国际的消息，那种地方的报纸，很少刊登中国的事情。在溥仪这边没有报，什么国际国内的消息，一概不知。当时是1946年，苏联军队驻扎在大连，办了一个中文报，叫《实话报》，收容所给订了一份。那时也经常看，都看了哪些新闻，现在毫无印象。比如关于1945年重庆谈判，那时是毫无所知，如果说是因为在红河子，是郊区，闭塞一点儿，现在调入市内了，仍然是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苏联军队撤回国了，《实话报》也随着停刊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解放战争自194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无论是放弃延安，以及以后的各大战役，我都不知道，也没听别人议论过。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了，才渐渐注意国内的大事。
　　在苏联这几年，俘虏们关心的大事，就是回国，也向苏联当局问过，为什么不放我们回国？答复是：现在你们国内打内战，我们不知道把你们交给谁？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过回国，对溥仪来说是一大忌，在他看来送回国等于送死，他认为一旦回国必死无疑。他盼望的就是能够留住在苏联，是留住而不是定居，他还想由苏联再到南美洲呢，他现在倒是不做复辟的梦了。
　　苏联的回答这不很清楚了吗？就应该多注意国内的大事了，可是这些人偏不。比如说每月的给养，要是晚送来几天，这就认为是要送回国了；或者是所长有几天没有露面，也认为是和送回国有关系。
　　这时又调来了个副所长，姓阿斯尼斯，是犹太人，一脑袋褐色拘挛儿头发，似乎是掺点非洲人的血统。他刚来时是大尉，四个星，后来被抠下了一个，成了上尉。他自己说是因为战后改编，调整军衔，谁知道是不是降级了呢？后来捷尼索夫调走了，他就扶了正，直到把我们送回国。

　　俘虏的“家门以内”

　　在《我的前半生》，溥仪给他的“家门以内”，总结了八个字：“打骂、算卦、吃药、害怕。”现在当俘虏了，还是这八个字，不过是家门以内的范围小多了（参见第369页），只剩下“五味”（位）了：溥仪、三小一大（三个“毓”，一个大李）。咱们由后往前说：
　　一、害怕。前边一段就刚说了他的害怕，怕被送回国去，认为那样必死无疑。
　　二、吃药。吃药比以前少多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另外是当俘虏了，生活比当皇帝时规律多了，病也少多了。至于注射“荷尔蒙”什么的，连想也不想了。
　　三、算卦。还是天天算，一天还不止算一次，算什么呢？古人云：“卜以决疑”，有多少可疑的呢？老佛爷、老祖宗在天之灵，是无知还是有知呢？无知，问也没用；有知，整天价没完没了地算哪，问哪，也不怕把佛爷、祖宗给问烦了！算卦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日有效，何以言之呢？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就是说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四、打骂。如前所述有关溥仪打人，霎时间打人的和挨打的，都歇斯底里，喊叫哭号。可在收容所里就不能如法炮制了。不打人怎么出溥仪的邪气呢？那也有办法，实行无声的体罚。何谓无声的体罚呢？就是用拧、掐的办法，以至于我们身上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敢去洗澡，怕别人看见了，无言以对。溥仪是“看人下菜碟儿”，谁对他越忠诚，谁就越倒霉。比如毓嵣，在红河子的时候就表示过，不和溥仪留住在苏联，也就是说不和溥仪一心了，结果，溥仪对他便有些“投鼠忌器”了。后来，有一次对我是因为什么，记不清了，又要下手，我有些急眼了，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剩几个人，还有谁呀？”于是他才对我有所收敛了。而毓嵒则被溥仪用“立嗣”这根线拴住了，一句话不对，就得狠狠地自责一番。

　　自娱自乐

　　现在讲讲先我们几天过来的“大臣”们，他们和“将军”们会合了，人多了，地方也大了，但不适合开宝局了。人多就藏着能手，利用了这里的方便条件，这里食堂不烧煤，烧木头，木梓子，院子里就堆着许多原木，有人就用桦树制作了麻将牌，当然是轻了一点儿，还是满可以搓的。做一副不够，做两副，做一副象棋，更不在话下。这里走廊也宽，摆上两个麻将桌，也不会妨碍通行。不但是中国人搓，楼上的日本人也跟着搓。有的日本人爱好下围棋的，虽然被俘了，把围棋也带来了，有下得不错的，也许能够上段位。中国人里有一位姓任的，据说是下围棋下得高，可是从来没输过棋——因为他从来不下。日本人中有打桥牌的，中国人中没有，那时中国人还不时兴打扑克牌呢，不论是哪样玩法都没人玩过。
　　有一位伪满上将俘虏王之佑，会讲评书，擅长讲《儿女英雄传》。天气暖和了，在院子里围上一圈人，定时开讲，每天讲上三四十分钟，众人听得很是津津有味。一套书总有讲完的时候，可惜他只会讲一套，不能来回讲。有另外一位中将俘虏周大鲁，专讲武侠小说，他能永远讲不完，因为他不是讲现成的书，是现编现讲，开讲之前先用张小纸条写好提纲就讲起来。我想他从前当什么司令的时候，没事爱看武侠小说，现在东拼西凑起来，这回是大破什么阵，下回就大破什么岛，再有就是打不完的擂台。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别管好赖是个评书就不乏听众。

　　放生

　　溥仪带着我们在一、二号房间住了有一年多，一天所方通知说，要溥仪搬到“大臣、将军”那边去住。不过还是照顾他，住在走廊的头一间大屋，紧挨着收容所的门厅，苏联值日官待的地方，他还可以照旧到前边院子去散步，去前边苏联人的厕所，一日三餐还是给他端到屋里吃，让他还可以保持着“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姿态”。看来收容所对溥仪的心理，摸得还挺清楚。这大屋子本来能住10来个人，算是优待溥仪吧，只住了四个人。即：溥仪、毓嵒和我，另外一个人是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在伪满时张绍继根本没见过溥仪，彼此不认识，收容所安排的，他也得过来住。他是早晨起床之后，就到他父亲那边去；中午午睡，是所里作息，必须回屋待两个小时；然后是晚上就寝前，进屋来倒头便睡。早晨他走时溥仪尚未起床，只是中午、晚上见两次面，说不了三两句话。看样子，是收容所安排他来监视溥仪的，所以，我们对他说话也加以注意。张绍继住在这里，反正也挺不自在，那也没办法。
　　这里是一顺四大间屋子，溥仪住尽头一间，另外三间住的是伪大臣和将军们，外边是一条共同的大走廊。屋子虽然不小，住上10来个人也就满了。走廊很宽，打牌、下棋都在那里，也有观棋的、看歪脖儿和（hú）的。走廊的南头是卫生间，外间是盥洗室兼吸烟室，抽烟的在这里边抽边聊，不吸烟的也凑过来聊，有个人挺神秘地说：
　　“我发现一件怪事。”用手指着刚搬过来的溥仪的屋。
　　“那屋的屋门一开，不见有人出来，只见伸出一只手来，一晃就缩了回去，门也关上了。”
　　“别扯了，哪有那事？”不大相信的人反问道。
　　“我扯这谎干啥，不信你等着瞧哇，我见到不止一回了。”
　　说完了，大家就注上意了，都想看个究竟。整天价就在这走廊上活动，就听见溥仪的屋门“咣当”一响，大家伙不约而同地甩脸一看，一点都不带错的：门一开，伸出一只手一晃就缩回去了，都看个清清楚楚，不信“邪”的也信了。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是溥仪在“放生”。
　　说远一点儿，溥仪在伪满当皇帝等于高级俘虏，有什么自由，只有念经、拜佛是自己唯一的护身符。现在真当俘虏了，念经拜佛是有加无已，觉得光念还不够，得有实际行动才行，首先要“持戒”，佛有五戒，即：杀、盗、淫、妄、酒，杀是首戒，他就力戒杀生。屋里有个苍蝇，绝不能打死，怕犯了杀戒，让我们用手抄，抄到以后要放到屋外去，这就是大家新发现的怪动作。因为离得远，看不见苍蝇，只看见门一开，手一晃就回去了。
　　溥仪既然要持戒不杀生，为什么还照样吃肉、吃鱼而不吃素呢？因为杀戒这一条上还有小注：“不为我杀”，就是说别管它是猪是牛，不是为我杀的，我不吃反正也有人吃，所以我吃了也不算是破戒。
　　这时收容所关进了一小批中国人，他们是汪（精卫）伪政府驻朝鲜领事馆的，不管是领事、是主事还是办事员，都被俘虏来了。毓嵣和李国雄被安排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了，溥仪的事他们当然还是管，但和住在一起时就差多了。
　　溥仪搬到这边来，有一次挺得意地对我说：
　　“刚才碰见一个日本将官，对我还是那么恭敬，微笑着给我鞠了一大躬。”
　　我问他是见着了怎么一个人了呢？他对我一学说，我告诉他：
　　“这是个日本军医少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见着谁都这样子，毕恭毕敬的。”由此可见溥仪的心理，他想的是人人还都得拿他当皇帝恭敬着，听到我的解释以后，也许使他大为扫兴。

　　劳动杂记

　　在收容所里，我们随同溥仪来的，是不上不下的几个人。不上，我们也不是大臣，也不是将军，可是也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享受同等待遇；不下，和那些服务的日本兵也不一样，也不要我们去干活，整天价东晃晃西转转，无所事事。有时候日本兵被派到外边去干活，楼里边搞卫生擦地板的活儿，值日官就临时找我们去干。后来我们一合计，还不如我们也出去干点儿活儿呢，也可以出这收容所的大门，到外边去看看。就让万嘉熙代表大家去找所长，要求让我们出去参加劳动，开始所长还不同意，我们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借机到外边活动活动，整天价闲待着也是难受。
　　收容所旁边就是个大公园，里面还有体育场，冬天浇上水就是个大冰场，可以打冰球。伯力那边冬天雪大，常常是头天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要赛球，公园里哪有多少人打扫积雪，我们就去支援扫雪。上午扫不完，下午抓紧扫完，运动员开始练球，我们就可以看一会儿。苏联的冰球和一般的不一样，场子和足球场一般大，打的球和网球差不多，是圆的，为了醒目是橙黄色，打起来跑得又快又远，争抢得非常激烈，这种冰球的打法，我以后总也没见到过。有时扫完雪没有练球的，我们就向冰场借双冰鞋，滑一会儿冰，所以外出干活儿能有点乐趣。
　　有一次，我也遇到了极危险的事。扫的雪要装上卡车拉到外边去，雪是很轻的，卡车总是装得高高的，我们就坐在雪上随车出去卸车，出大门时，我的脑袋就差一点儿撞到门洞上，只听见别人喊了一声：“快低头！”一低头擦着门洞就出去了，我当时是向后坐着，如果撞到后脑勺儿上真有生命的危险。
　　春天来临了，公园有个临时小苗圃，种些菜苗，如圆白菜、西红柿等，于是我们的工作也就来了。每天间苗、拔草要蹲着干活，蹲不习惯，腿特别累。我们的劳动当然是有报酬的，不过我们得不到，还有冬天扫雪的劳动报酬，通通给收容所换了秧苗了。
　　收容所在郊区有一个自己的小农场，就仿佛我国自然灾害年头里，一些单位都搞一块所谓的副食基地。春天里种上些圆白菜、西红柿等，所用的秧苗就是用我们的劳动报酬换取的。一年三季农忙时候，春种、夏锄、秋收，有我们几个人加上抽调出来的几个日本兵，10来个人来小农场劳动，在地头上搭起帐篷，再带来个炊事员，吃、住就齐了。
　　这个小农场位于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附近有大田，也有树林子，平时极少看到一个人。跟来的有个苏联士兵，算是看守人员，他没事儿就在帐篷里一躺，看来附近也没有可去的地方。支配我们干活的是一个苏联的犯人，他大概懂得一点儿庄稼活。这里也没有水井，就靠老天吃饭。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挖了两个大坑储存雨水，一个吃水，一个用，也没有闹肚子的。
　　春种要抢季节，星期天所里小官儿和他们的家属都来帮忙。所以说小官儿，是因为所长太太多会儿也没露过面。这些人到秋收的时候也来帮忙，都不白帮忙，每家都能分上一份土豆子、圆白菜。
　　在这里干完活也可以随便溜达溜达，苏联兵也不管。有一次在不远的地方，我碰见两个俄国老太太，看样子也是农村人，从兜子里掏出两片黑面包递给我。她们可能看出来我是俘虏，认为俘虏一定是吃不饱，怪可怜的。其实我们到外边来干活，给养上多少有点照顾，大家伙都能吃得饱，但是我很感谢这两位善良的老太太，到现在还留有印象。
　　还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什么事到小树林里去了，树林里有一片空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在树林里走了一气，结果一看还是那块空地，就是说在树林里转了一个圈儿，真有点害怕，怕出不去了。后来我找了一棵容易爬上去的树，上去一看，看见了我们帐篷上边的炊烟，才认准了方向。
　　七八级的暴风雨和小狗，这成了小农场的小故事。我们这10多个人住的帐篷是圆形的，中间用一根杆子支起来，四面用绳子绷直，开有一个门。有一次真的来了七八级的暴风雨，因为四面打有钢钎子拴上绳子，帐篷没被刮上天，却被刮倒在地，把我们全捂在里边，外边的大雨说它是瓢泼、盆泼、桶泼都行，整泼了二三十分钟。我们谁也不能动，挨到雨住，幸好是白天，被褥都卷了起来放着，两边全湿透了，中间算是留下了一条干的地方。这里还养了一只小狗，当时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回来时淋了个精湿。
　　这年的秋收，我没到小农场去，等到他们撤回来，帐篷、工具等等，连小狗全都拉回了市内收容所。在院子里卸车时，我看见了小狗。有意思的是，它看见了我并未认出来，它过来一闻我的裤脚，马上站起来扑向了我，“久违、久违了”，它不会说就是了。
　　经受蚊子的考验。西红柿刚刚熟的时候，有一天食堂管理员叫着我，还有两三个人，说上农场去摘西红柿去，拿了几个筐子，开着卡车就去了。那天阴着天，没有风，车走在农场的路上，一开过去就把草里的蚊子、小咬给轰了起来。到了农场，扛着筐子下了地，蚊子、小咬就成团来了，一只手摘西红柿，一只手攥个草把子轰蚊子，那也无济于事。赶快摘满了几筐，往回走，坐在车上一摸后脖子，包上摞包，浑身起鸡皮疙瘩，心里冒凉气，倒不觉得怎么痒了。同来的苏联士兵说，绝对不可以抓，抓破了就会感染，用手“胡撸、胡撸”就行了。经过那次蚊子的考验，也许得到些免疫力，我要是被蚊子咬了，五分钟就好，不起包不留红点。
　　每到秋天收获土豆时，收容所为了购足一冬天的食物，也为了便宜，到农庄地里自己去挖。我们就有活干了，还有日本俘虏兵，都临时住在农庄里，可以过几天没有铁丝网的生活，当然有个苏联士兵跟着，他倒是很放心。比如下了工，可以上村里小卖部去买点儿什么，吃完饭，日本兵敲起瓶子、罐头盒子，唱起日本歌曲，穷欢乐吧，这在收容所里是不行的。这一敲一唱，还招来不少村子里的俄国老乡来看热闹，看着看着高兴了就会跳起舞来。

　　学习马列主义

　　前文说过，收容所调整了俘虏们的宿舍，溥仪和他的大臣、将军们都住在一起了。所长找溥杰、万嘉熙谈话，叫他们二人负责组织伪满俘虏们学习。内容有《苏联共产党（布）史简明教程》，大约有500多页。走廊就是临时课堂，大臣、将军们自己搬个椅子坐好，主讲人在一张桌子后面坐下。与此同时溥仪由屋子里出来，后面大李搬把椅子跟着放在桌子前边一点，溥仪和谁也不打招呼，面无表情落了座。主讲人开讲，所谓讲不过是照本宣读，读一个来小时。走廊北头门外边就是收容所值日官儿待的地方，他后边就是所长室，说不定所长过来过去的，也许探头看看呢，坐不住也得装模作样才行，这和听评书大不相同。同时，在日本俘虏中间也同样，由所方布置了学习。听讲人中有个杨绍权，他是汪伪政权驻朝鲜领事，为这次学习马列主义作了一首打油诗，特飨读者如下：

　　长廊短椅列公卿，御弟高声讲列宁。
　　斜并讲坛安宝座，半掩龙门仔细听。

　　书读完了，学习也结束了。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了，大家看这形势，一旦被送回国非交给共产党不可，得给自己刷上点儿马列主义的颜色才好，自发地组织起了马列主义学习会。溥仪知道以后犯了难，一向是以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当然不能去参加大臣们的学习会，不学习又害怕落后，就找溥杰、万嘉熙商量了一番。决定由溥仪牵头也成立个马列主义学习会，溥杰起草拟了个学习章程，上报收容所备案，和伪大臣、将军们唱起“对台戏”来。溥仪算是会头，带着可怜的几个人——三小加一大，又把溥杰也算上，一共六个人。有一次值日官叫着我，拿了个本子往桌子上一放，比方着学习的样子说：
　　“你们的学习，看我们进来了，装作看书，我们一走就聊大天了，谁不知道哇！哈哈！”
　　我也没法回答，只好报以苦笑。所谓的学习会学了没几天，我们陆续被调走了，剩了溥仪光杆司令，也就自消自灭了。可是伪大臣、将军那边越学越热闹，首先加强了组织，学习委员会下边设有什么组织部、宣传部等，生怕收容所不知道，画了一大张组织表贴在墙上。有一天所长阿斯尼斯看见了，问这是什么，有人一翻译，他说：
　　“你们这是要组织政府哇！”“哗”地一声，把组织表从墙上扯下来，学习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下一回讲的是，溥仪真成了孤家寡人，再团圆，便到了他最怕的那一天。

我当战俘的日子
下篇

归国前奏

　　前奏，咱们讲得稍远一点儿，由我被调出第四十五收容所开始，那时是1948年的冬天，我被调到第二收容所。在这里我和毓嵣、李国雄、万嘉熙、润麒会合到一起了，他们比我早一年就被调出来了。他们被调出来，对溥仪的影响不大。前面讲过毓嵣和大李，搬到大屋以后，对溥仪的事就不大管了。只有我和毓嵒，跟溥仪住在一个屋，还有溥杰，虽不和溥仪住在一起，可是他的“小朝廷”，还剩下四个人了。
　　收容所玩儿了个小“花活”，一天把我、溥杰、毓嵒送到结核防治所去照透视，检查结果都得了“肺病”。所里通知溥仪说：
　　“你的弟弟、侄子都得了传染病——肺结核，必须隔离治疗。”于是就把我们调到了第二收容所，溥仪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了。后来听说溥仪找了好几次所长，要求把我们再调回来，当然不会有下文的。他当俘虏以后，就因为有四个“奴才”伺候他，照旧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不受所里作息时间限制。前面讲过，我们上农场去干活，或是挖土豆子去，都留下毓嵒伺候他。这回不行了，我们都有了“肺病”，非隔离不行，剩下他一个人了，不会生活自理也得自理了。这要是刚到苏联时，我心中或许承受不了，脑子里还是那些“君辱臣死”的老封建玩意儿。现在不同了，觉得我当苏联俘虏就够瞧的了，还得受他的“小朝廷”的那一套，平时碍着面子，不好和他翻脸，这回行了，咱们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吧！
　　当时，我们当然不会知道，为什么要把我们调出四十五收容所，现在可以顺便讲讲，其实是打算把我们送回国。原来苏联进军我国东北以后，除了把伪满的大官们统统俘虏以外，还俘虏了二三百中国人，是什么地方上的汉奸特务。有些住在国境线上的人，给苏联跑情报同时也当日本人的“腿子”。还有一部分人叫“建军”的，这些人是趁日本垮台之时，拉起了一伙子人，看人数多少而自命为团长、营长，等着国民党来接收，结果被苏联给“接收”过来了。现在把这些中国人俘虏都集中到一起，准备送回中国去。在四十五特别收容所里，除了伪大臣、将军们以外的人，也都往一块儿集中。
　　集中一起以后，经过再次甄别，像我们这些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溥杰不过是个中校，如果给扣上个“皇亲国戚”，也全够“上线”的了。可能因此又全把我们调回了第四十五收容所，和溥仪来个“大团圆”。汪伪南京政府驻朝鲜的几个领事、主事和他们在当地雇的翻译，或是办事员，苏联人就分不清了，也统统送回了四十五收容所。张绍继，还有几个伪国境警察，他们被甄别出来先送回国去了。

　　第二收容所的“民主运动”

　　第二收容所在伯力的什么地方，我说不上来，就知道它在江边上，冬天去的，江上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可是还能走船，过了不多日子就全封冻了。去时有我、溥杰和毓嵒，还有汪伪领事们。第一道“关”是检查身体，每个人都得脱个精光，连裤衩也不许穿。医生是个半老太太，前后看得挺仔细，有的还要弯下腰，撅起来看看后面。我有个要不了命的老病——牛皮癣，全身是斑斑点点，四肢关节处特别厉害，也叫“银屑病”。这种病非常顽固，治好了又犯，年年治年年犯。到苏联以后就不治了，现在就托它的福了。在外边收容所里，能劳动的都得去干活，和第四十五收容所是大不相同的。半老太太医生大笔一挥：隔离室，就把我给隔离了，吃病号饭，有人去给打，不用自己到食堂排大队。托福的是不用外出劳动，整天在床上躺着都行。以后，医生多咱也没看过我，问过我，当然他会知道我的病是要不了命的，隔离开就算了。
　　这个收容所很大，大概有1000多名俘虏兵，俘虏营的组织是自己管理，有一个委员会，头头叫委员长，还有副委员长，委员分管劳动、生活、宣传等，这些人可以不参加劳动。劳动的俘虏兵200人左右成立一个大队，设一个大队长，下面分有小队，有小队长。每天要集合点名，点名时俘虏兵要高唱歌曲，各小队、大队查人数，最后苏联的值日官出来，看看问问就解散。一般俘虏兵没有逃跑的，所以点名就流于形式。日本兵的纪律性较好，队形也较整齐，选嗓音好的队长口令，再向苏联官儿报告些什么，集合完毕。中国人俘虏也有200来号人，在这里算是一个大队。
　　自打日本关东军投降以后，大约有100来万人都被虏获到苏联各地，伯力地区比较多些。苏联打了五年战争，青壮年都当兵上了前线，劳动力奇缺，这些日本俘虏兵什么活都干，伯力市内光大楼就盖了若干栋。开始的时候，军队还是原来编制过来的，当官的不干活，指挥着士兵干活。后来苏联把校官、尉官单独组织了一个收容所，都是当官儿的，谁指挥谁呢，都去干活吧。
　　在士兵收容所里又搞起了“民主运动”，抽调了一些会办报的人，单成立了一个收容所，专门印刷出版日文小报，指导民主运动。民主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打倒日本的天皇制，苏联的意图可能是希望俘虏兵们回国以后，还接着搞民主运动打倒天皇制。前面讲过，溥仪在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苏联就叫他批判天皇制，但是他没有批判，是时间不允许，还是他故意“抗旨”，就难说了。日本国年年都要派大船接被俘的人员回国，什么样的人当“首选”先被送走呢？当然是搞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人把苏联也涮得够呛。我预先声明，这是听说不是眼见，就是说这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扛着红旗，唱着红旗歌上了回国的船，刚一开船，劈里啪啦把红旗都给扔进了东洋大海。
　　在四十五收容所里也有一小队俘虏兵，他们当然也受到所谓民主运动的影响，不光是批判天皇制，所里有那么多大官俘虏，都是挨批的对象。这些大官俘虏也有对策，他们被俘时带来不少随身的东西，穿戴的如毛衣、帽子、手套，用的有金笔、手表，等等。大家凑了一些，在食堂开“抽奖大会”，叫俘虏兵抽奖，实际上是人人有份，用点小恩小惠堵上日本兵的嘴。
　　到了一般的收容所里，要是来个当官的俘虏，就算是倒霉了，正好是挨批的对象，给民主运动、批判天皇制增加了实际内容。俗话说“树大鸟多”，什么人也都有，极少数的人对所谓民主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抵抗，这种人便被打成所谓反动派，加上前边说的当官的俘虏，这些人在所里打扫院子、倒垃圾、掏厕所，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开会时就成了批斗靶子，会上喊口号以外，批判发言的人说到什么时，下面的人就一起高喊“同感！”随时制造点儿声势。不过苏联可有一样好的地方，只许动口，不许动手，绝对不许可打人。
　　在这里的中国俘虏跟着开会，跟着喊同感，没有斗争对象，这回溥杰被调来了，有人就想要批斗溥杰，学日本人那样。结果苏联人不同意，没有开成。我想苏联人倒不一定是袒护溥杰，这和批判什么天皇制挂不上钩，再者说，这些中国俘虏快送回国去了，不需要搞什么民主运动，和日本俘虏不同。话说回来，溥杰如果真要是被开个批斗会，说不定我还得去当陪绑的。
　　我住在隔离室，在收容所的西北旮旯，我还穿着一身洗不出本色的病号衣，不敢随便乱窜，毓嵒、万嘉熙、李国雄他们虽然都在这个收容所，没有人前来看我。他们都在干什么活，我也不知道，现在都是各顾各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不干活，在隔离室一住，绝不会为我庆幸，可能是“眼气”。在我住的对面是茶炉房，为全队烧开水的地方，烧水的是个山东老头儿，这里还有他的老乡，也是不干活的老弱病残，上这里来聊天，他们的山东话非常难懂，我倒是不闷得慌。这样猫了一个冬，转过年河开了，把我们被调到了第五收容所，在市区里，周围有高墙。

　　第五收容所

　　第五收容所比较小，一共能有500人左右。它是个大的筒子房，东头是宿舍，用木板钉的双层铺，人是头顶头地睡，一共两大排。中间是医务室、休养室。西头便是食堂、伙房。到这里我不当病号了，在医务室打杂。这里俘虏医生叫曲秉善，他原来是毕业于日本哪个医科大学，觉得当医生没多大出息，在伪满混了个官儿，也是官运不错，一直当上了省长，他也够上去四十五收容所的格了，但是没去。医务室的主管医生，有两个苏联人，都是女的，正的是个本科军医，上尉的军衔，副手没有军衔，老穿个便衣。
　　上尉军医有30多岁，人长得匀称，棕色头发，褐色眸子，不是那么深深的，带些东方脸型，比第二收容所那个半老太太漂亮多了，而且爱化妆，偏重于红色，口红绝对是鲜艳的，在收容所里就是非常显眼的。有一天她来到医务室就问我和曲秉善：
　　“2—6—，2—6—（音符），是什么意思？”
　　我们听了不禁相对失笑，原来这一帮老弱病残不能参加生产，足不出户，看不见异性，忽然听说来了一位漂亮的军医，大家都想一睹芳容。前面讲过医务室在中间，医生来上下班都要通过俘虏的宿舍，可是老弱病残住在旮旯，她一来时宿舍值班的马上报信：
　　“来了，来了！”（2—6—）
　　她听回数多了，就觉得奇怪了，怎么我一进来就听见唱这个音阶呢。这要是我们中国人，和她说是大家因为你长得好看、漂亮，都愿意看看你，她非骂不可，比如骂什么臭俘虏，流氓啦。外国人不，你要说她如何的漂亮、好看，她还挺高兴呢。
　　上尉的助手，另一位女医生有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每天要填写一份俘虏给养定量的热量表，比如面包500克有多少大卡，土豆100克有多少大卡，酸菜100克有多少大卡等等，合计有多少大卡。大概是为了说明苏联绝没有虐待俘虏，给他们的定量有多少大卡热量，足够干重体力劳动的。这一般收容所里的伙食，比起四十五收容所就差多了。主食当然是黑面包，另外有大麦、荞麦，不能做干饭，只能做稠粥，带许多硬壳。还要有一盘汤，只有土豆、酸白菜，有一点儿肉要掺上许多土豆泥，烤一个所谓的肉饼。可是做这个热量表，最后得达到一定的数量大卡才行，表格也不能全是实打实，不够量也不行，怎么也得凑合够才行，所以说是非常枯燥。我在苏联已经三四年了，俄语天天得说，自己又照着书学点俄文，填这样一个糊弄事的表格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虽然不当病号了，还可以不出工，在医务室里混。食堂还有个规定，每次做好了饭，开饭之前先由医生“检食”，主副食都得尝一点，还得每样要留一点，放到墙柜里，每天倒换。
　　俘虏伙食定量都一样，不论出工的还是内勤的，我不出工劳动当然是够吃的了。出工的干重体力的，就不够吃的了，可是干活的能挣到钱。在苏联干活都有定额，超额的才能挣到钱，多劳多得。每个俘虏每个月，有他的生活标准费用，用俗话说叫“饭圈儿钱”。你每月的劳动所得如果是超出了生活费，那部分便是你挣的。一般能挣到30、50卢布就很不容易了，挣到钱的人也都是花在吃上，买面包吃的居多，火腿、香肠是奢侈品，解馋不解饿。这里干活有“甜”有“苦”，定额有高有低，都在派工、记工的手里，所以先给派工的、记工的一些好处，把这些苏联的小头头们打点好了，每月就好过了。
　　因为这个收容所是个大筒子房，吃饭、睡觉都在一块，有时能见到毓嵒、万嘉熙、李国雄他们，点个头或是说一句话而已，没有特意找到一起聊聊，比如什么时候能回国呀，溥仪现在怎么样了？没有。至于他们在一起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人能够不出去卖大力，冬天冻不着，夏天雨淋不着就知足了。
　　这里的中国俘虏能有200多人，看来伯力地区的中国人可能全集中到一起了，离送回国的日子不远了，大家都这么议论着，这么想着。因为刚来了不少俄国翻译，说着极蹩脚的中国话，拿着每人刚被俘时的登记表来核对。但是没想到，不久，我们几个从四十五收容所调出的人，还有汪伪的几个，又全都调回了四十五收容所。后来便听说第五收容所那些人，都被送回国了，其中就有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

　　皇帝立嗣

　　那是1950年的春天，那时也无心领略什么大好春光，任凭“上帝”的摆布而已。第四十五收容所也大变样了，日本俘虏无论官兵都走了，中国的俘虏将军扎上围裙下厨房了。
　　我们走后剩溥仪老哥一个，也不适合住一间大屋子，在二楼给他换了个小屋子，他还不下楼上食堂去吃饭，因为有个忠心耿耿的老泰山伺候他，确实是不容易。老头子那时总得有60多了，腿脚还不利落，由地下室食堂端饭菜上二楼，等于上三楼，一天三趟，还外带给溥仪洗衣服。溥仪本人心中作何感受，不得而知，后来也没有听他讲过。比如说在这小一年的时间，有荣源如何照顾他的生活，心中确实很不落忍等等的话。他反正是放不下皇帝架子，老丈人也一样是奴才，使唤奴才多咱也是心安理得的，也没有什么可不落忍的。
　　我这次回来以后，借此机会彻底和溥仪分开了，脱离了他的小朝廷。我和毓嵣、大李、汪伪的领事、主事几个人住在一间大屋里，接替了日本兵在时的杂务活计。每天打扫卫生，跟汽车出去当装卸工，领给养，发放日用品等等，由苏联值日官直接派活，干这干那的，整天闲不着。毓嵒还是和溥仪住在一起伺候他，老国丈荣公爷算是交差了。我现在要是到溥仪的屋子里去，等于是串门了，和他也实在是没有话。
　　所谓末代皇帝立嗣那一出戏，就是在这时“上演”的。
　　关于此事，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只写了一句：“从苏联回国时我断定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继承人。”（参见第431页）
　　后来毓嵒写了一本小册子，《我跟随溥仪二十年》，小标题是“末代皇子回忆录”，写了一点儿过程，可惜并未把事情回忆清楚。地点和大概的时间，前边已经讲过了，接着就是溥仪把毓嵒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在是列祖列宗的好后代”。然后宣布：
　　“我决定从现在起，立你为我的皇子，以后你要称我为皇阿玛。”（阿玛，满语，即父亲）
　　于是二人望空中磕了份三跪九叩，这算是给祖宗磕的头，然后毓嵒又给溥仪磕了份三跪九叩，立嗣的仪式就礼成了。溥仪还嘱咐毓嵒今后对他如何尽忠尽孝，“要念念不忘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毓嵒又是惶恐又是光荣，“更增强了为他效忠的决心”。
　　溥仪立嗣一事，事先只和妹夫、弟弟们商量过，直到事后，对我和毓嵣是保密的，只字不提，煞是可笑的，难道我们二人还要争“皇位”吗？毓嵒在他的小册子里，写了一些过程，可惜没写溥仪要他当干儿子的动机，为什么要立嗣？就指着毓嵒将来去“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吗？可谓“白日做梦”。溥仪他要的就是毓嵒的那句话：“更增强了为他效忠的决心。”毓嵒是这样地做了，却未醒悟过来，他已经被“立嗣”这根看不见的绳子捆上了。
　　溥仪，别看他生在深宫，长在妇寺之手，缺少社会经验，他非常会用权术，他处处以皇统出现，培养我们几个学生当他的亲信，就是如此。如今已是阶下囚，谈不到什么四面楚歌，他的小朝廷已经是分崩离析了，毓嵣、大李早已指望不上了，再经过这次分离，虽说又团聚了，不过是人聚而神离了。剩下了一个毓嵒，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个猪八戒甩手——不伺猴（候）怎么办？这次他拿出皇统来很彻底，干脆认个皇儿，套上个父子关系。这一招很有效，偷偷当上“皇子”没几天，一次“奏对”说走了嘴，说“有可能送回国去”（参见毓嵒《我跟随溥仪二十年》第50页），这下犯了“皇阿玛”的大忌，“你却想让苏联把我送回中国去受严厉的制裁。”（同上书）苏联送不送也不在毓嵒的一句话，溥仪这么一说毓嵒就受不了了，“于是说了许多解释的话，并且自己用手拧了自己一番，才算了事。”（同上书）
　　为什么要拧自己呢？是对自己的体罚，表示谢罪，表示对溥仪的忠诚。他们二人这出“戏”是在院子里演的，我在楼上正瞧。一个人前边走着，一个人后边跟着，弯着腰，手扶着胳臂，那是在用力拧呢，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我看着真是心中好笑，行了，这一套对我已经是实行不开了，溥仪就是这么个人，被他拴住了，像毓嵒吧，还得受他这一套，脱离他了，他一点儿“辙”也没有。不单是这回在苏联当俘虏是这样，就是他在伪满当皇帝时，也是这样。
　　溥仪这时似乎也要表现一点儿，比如扫个地呀，擦擦桌椅呀，也算是劳动劳动。他不劳动还好，一劳动倒麻烦了。扫地时刚一摸扫帚把，就扎了个刺；擦玻璃吧，那儿有点儿玻璃碴儿，手指头碰破块皮儿，结果还得给他挑刺，上红药水。这活儿还干什么劲儿呢。
　　有个大翻译，叫别尔缅可夫，忽然一天他找我谈话，给我一些学习材料，叫我写学习心得，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用意。学习心得交上去以后，过了两三天，大翻译又找到我，说是学习得不错，领我到了所长办公室，有两个内务局来的军官，也是说看了我的学习心得很好。这些不过是个开场白而已，正题是给我一项任务，要随时把溥仪的思想动态报告给收容所。这事不单对溥仪、对任何人都必须保密，并在一份保证书上要我签名，就是说如果泄露出去愿受法律的制裁。还规定今后提供情报时要用化名，大翻译给我起了个化名——李芒。那时是俘虏，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更谈不上要什么好处，只有一旦泄露了要负法律责任。
　　现在我成了“情报员”了，那两个军官接着问到有关溥仪的事情。
　　问他吸不吸鸦片烟？回答是不吸。
　　问他会不会讲日语？回答是不会讲日语，会讲英语。
　　问他上书斯大林要求留住苏联，有无其他什么秘密？回答是他害怕回国被枪毙，所以要求留在苏联，没有其他秘密。
　　问如果要把溥仪送回国，他能不能出什么意外？回答是不会的，他平时也没讲过，比如说要被送回国的话，他将如何如何。
　　这回明白了：以前为什么叫张绍继住在溥仪屋里，就是要及时了解溥仪的思想和行动。
　　溥仪现在对于我已经不是那么神圣了，什么列祖列宗了，入承大统了等等。可是又想到自己的曾祖父、父亲对于大清朝都是那么忠心耿耿，俗语说“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于是，我把苏联给的秘密任务透露给他一点，我给收容所写材料时，先和他串通一下，和他行动能对上号。

　　俘虏医院

　　事有凑巧还是老天爷保佑，收容所新调来了一个医生，大概是哈萨克人，岁数不大，留着褐色的小胡子，特别的浓密，他看到我有皮肤病——牛皮癣，叫我去住院治疗。要在以前溥仪这一关就难过，他认为你有二心了，想脱离他，医院没住上先得挨一顿拧，还得痛哭流涕向他表示忠诚。现在好办了，说住院去，抬腿走人就是了，另外还可以把我的特别任务撂一撂呢。
　　说是去住医院，其实也是俘虏收容所，里边有一幢二层楼是医院，还有病房，收治俘虏中的重病号。此时，原伪宫内府大臣熙洽正在住院，把我放在他的病房里，带手照顾他。熙洽是什么病住的院，我记不起了，记得有一次在病房刮脸时，他打了个喷嚏，被刀子割破了脸，哎呀！流下来的是黄汤儿，哪里有一点血色呢。这里虽说是医院，病人吃的是病号饭，比起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的伙食，那是天上地下，至于熙洽，当然不仅是因为住院了，吃得更不好了，才营养不良的。
　　说到熙洽，他有个怪毛病——洁癖，听说他从前在家中开门、关门都要用手帕垫着，嫌门的拉手脏。每天早晨洗脸刷牙要用一个小时，当俘虏了，在红河子收容所没有上下水道，他也没有办法了。后来调到市内收容所有了上下水道，早晨洗漱照旧一个小时，我听别人说了还不大相信，早晨特意上卫生间去看，真是洗起来没完，在伯力地方冬天自来水多么凉也不怕。本来就没有多少头发洗得是根根见肉，脑瓜皮锃亮。洗块手巾，不用一个小时，也得四五十分钟。现在住院了，也没有那个精气神儿了。
　　这里是第几收容所，在伯力的什么地方我也搞不清楚，就在这里我看见了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总参谋长秦彦三郎。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个人，是在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他们到伪皇宫通知溥仪逃跑到通化去；第二次在第四十五收容所；现在是第三次，他们已不能算是俘虏了，已经经过苏联的什么远东军事法庭，被判了徒刑，他们现在是战犯，在这里服刑。另外还有一名海军中将，大概是姓黑田，还有两名军医少将是研究细菌武器的，都在这里服刑。苏联在战后好像是废除了死刑，也没有无期，最重是25年徒刑，所以对战犯也没有判死刑的。
　　1946年我们从红河子收容所调进市内，那里是粉刷一新，前文已讲过，给山田他们一个好的环境，以便于交代问题。现在是在服刑，红河子的条件是没有了，就是一般俘虏的待遇了，不过也不能让他们去干活，他们几个人吃饱了坐在院子里瞎聊吧，正是初秋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的。因为他们是服刑的战犯，当然不能和一般俘虏送回国去。1950年以后，当日本俘虏全部送走了以后，日本国政府是如何与苏联交涉的，有什么样的交换条件，报上是怎么发表的，现在是毫无印象，总之，这几名判了重刑的战犯都被放回国去了。
　　在这俘虏医院住了一个来月吧，我的皮肤病虽然看着难看，其实是要不了命的。熙洽的病也是老病，像他们这些旧军阀们，在旧社会里整天是花天酒地，泡在妓院里，人人的血液里都带有梅毒，无论什么病，一带有梅毒螺旋体，就无法治愈了。现在临近回国了，就全叫出院了。
　　回到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后，仍然是照旧干我的活。但是大翻译就不再找我要汇报了，大概是看了几次汇报没有感兴趣的，或许是快送回国了，估计溥仪不会出什么问题，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俄罗斯“国骂”

　　收容所里的俘虏兵每天早晚要点两次名，这里是特别收容所，将军、大臣收容所有优待，免去了点名，而是由值日官巡视，特别是晚间就寝以后，挨屋子去查床。在这伯力收容所待了有五个年头了，值日官也换了两三个了，当俘虏的也问不着苏联值日官姓什么，就给他起外号，叫什么“丁郎”。丁郎是什么意思呢？有一出戏，名叫“丁郎寻父”，就是说值日官的巡视，好比是丁郎在找他的爸爸呢。最后换的这个人，因为他不苟言笑，面无表情，给他起的外号叫“死孩子”。
　　其实“死孩子”也并不是那么不苟言笑，有一回他晚间熄灯查床铺，来到我们住的房间。我们躺在床上正在“高谈阔论”呢，听到门外靴子“咚咚”声，就知道是值日官来了，“啪”的一声他推开了门，随手打开了电灯，我们马上都装作睡着了，他在门外早就听见了我们在说话，“真快呀，啊？一开门就全睡着了”，他憋不住“扑”的一声笑了起来，我们大家也跟着一起大笑起来。“死孩子”边笑边来了一句俄国的“国骂”。
　　俄国的“国骂”，当然是我造的名词，读者如果有兴趣我就讲一讲，我想在国内学俄语的人，恐怕是学不到俄国国骂的。中国话的汉语中有一些骂人的话，在外国话里，如英国话、日本话就没有像汉语那样的骂人的话。如果把汉语里的骂人话，直接翻译给日本人，他听了以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觉得是很奇怪的话，还得告诉他这是骂人的话。俄语就不然了，汉语里有的那些骂人话俄语也都有，甚至于俄语里加花花点儿骂人的话，在汉语里找不到。
　　在汉语骂人话里，有一句使用频率最多的，称之为国骂。同样在俄语里也有那么一句，使用频率最多的，我姑且称之为俄罗斯国骂。虽然说它是骂，可是不一定用来表达人的贬低、指责、发怒等等感情，有时惊叹、赞扬的前边也加上这么一句。上文说“死孩子”来了句他们的国骂，这绝不是在骂我们，和他也可以说是混得厮熟了，日常生活上的事，所里就找值日官，值日官就找我们去干，每每都和他打交道。

　　伯力尾声

　　送我们这些人回国的事情，内务局和收容所早已研究好了，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就是说一宣布送回国，马上检查每人携带的物品，检查完毕接着送上火车，以免出现意外。
　　1950年7月30日上午，所长阿斯尼斯上尉宣布了苏联政府的决定：即刻遣返全部在苏联抑留的和俘虏的伪满的大臣和将军们。这个消息的发表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或吃惊，也没有什么可以欢呼万岁的。因为日本战俘早已遣送完了，新中国也成立快一周年了，这些人在苏联已经被监禁五年，和家人是音信不通。虽然回国以后肯定还得被监禁起来，是死是活谁也说不准。但也许是“狐死正丘首”的心理使然，我们怀着既盼望又害怕的心情，迎来这一天。
　　大家就在苏联兵的监视下，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再接受严格的检查，不说是搜身搜腰，那种场合下多一点儿自觉，把自己身上那点东西掏出来为妙。谁又有什么违禁的物品呢？苏联检查的重点是不许可带走自己写的东西，即使是片纸只字也要留下。这些人别看一个个官不小，真要是论能耐写点什么，可能也就是一两个人，没见有谁在苏联五年写了几本日记的。
　　溥仪的东西由所长亲自检查，算是“客气”吧，夹底的皮箱当然没发现，顺利通过了。有一件东西被扣留了，是用红绸子包的一颗佛爷的“舍利”，溥仪在苏联念佛求卦时，就把它摆在眼面前。所长阿斯尼斯问是什么？在旁的大翻译翻不上来，也没有时间多解释，干脆没收。溥仪张了张嘴还要说什么呢，因为是检查完了，就被带到别的屋里去了。
　　下面就检查我们几条“小鱼”，毓嵒带有一块怀表，表不怎么样，表链是白金的。
　　“报告所长，我这个表链是白金的。”毓嵒是争取主动。所长大概长这么大从来没看见过白金是什么样，瞥了毓嵒一眼就说：
　　“什么破表链……”
　　毓嵒还认真地声明：
　　“是白金的，是白金的！”
　　“去！去！去！”几声吆喝之下，我们几条“小鱼”全都归入了被检查完了的行列。
　　乘上了火车，先要到最近的一个中苏口岸一绥芬河，虽然离伯力不太远，火车太慢要走一宿，这次的列车比五年前由赤塔到伯力那趟“臭虫车”要干净多了。一想到明天早晨就回国了，却不是游子的归来，是罪犯的引渡，将是怎样的交接呢？胡思乱想的也睡不安稳。溥仪呢，由所长陪着在另一节车厢里，可能是他想的最多吧。
　　明天就要和苏联说再见了，在结束我的《伯力篇》之前，还想讲一段收容所里“人和动物”的小故事。也许有人觉得收容所里还养什么动物呀，不是，家畜也得算是动物吧，我讲的就是小鸡儿。
　　那一年大概是管理员想起什么来了，买了100只小鸡雏，由食堂的人给喂着，没有专人管。不多几天就死了99只，最后活了一只命大的，是一只芦花大公鸡。如果是活了十只八只的，都宰了，也够俄国官儿们改善一顿的，剩这么一只给谁吃呢，就算捡条命。大公鸡在院子里真是“游哉优哉”了，但是也有个大缺憾，没有对象，没有母鸡，就成了“老光棍儿”了。
　　老光棍儿可真有点儿“绝”的，见到男人特别亲，俘虏们在院里整天价没个事，逗这个鸡玩，抱着它，架到肩膀上也行。可是它一看见女的，追着啄，尤其是热天穿裙子，专啄腿。收容所里有个打字员，白白的，胖胖的，大家给她起的外号叫“大白桃”，大白桃人长得不难看，可惜说话是个“半语子”，发音就“叽了叽了”的，让大芦花鸡一追，就更差声了。因为她由办公室到食堂去，还必须经过一段院子。
　　大芦花鸡也特别厉害，它最恨外号叫“冰窟窿”的红河子收容所的值日兵。一次“冰窟窿”进食堂的门，芦花鸡也要跟着进来，但是“冰窟窿”并没注意到它，门上有拉簧，啪！正好拍上了大公鸡的脑袋，拍得也够呛。鸡哪里懂得你是不是成心，打那以后大芦花鸡就恨上了“冰窟窿”，在院儿里只要看见“冰窟窿”，它就飞起来啄他。
　　中国人有句老话：“鸡是人间一道菜。”大芦花绝也好，厉害也好，最后是成了哪家的“盘中餐”，便无可奉告了。
　　8月1日离立秋还有一个星期呢，绥芬河这一带过去叫“东边道”，早晨则是露气凝重，清风微凉。太阳刚爬上半个山腰时，我们的列车到了中苏口岸绥芬河。车站不大，清晨也特别静，听见一种像小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的，那是调动机车的信号。
　　我们坐的苏联列车对面，停一列车，车窗子上糊的报纸，看来是接我们来的中国车了。回国以后对这些人如何处置，还是遥远的事，目前就要交接了，将是怎样的交接呢？
　　“我们现在在苏联车上，还是什么抑留，战俘，换到那边车上，就不是了。”有人低声议论着。
　　“那我们就是战犯，是犯人了。逮捕我们的逮捕令，大概前五年就发出了，今天我们算是归案了，一登上那边的车，马上不就得‘喀嚓’一下子……”说着双手比了个圈子。
　　“那谁不是说，他刚才看见那边的解放军就端着一大盒子手钱子呢。”又一位的补充。
　　“就他那个眼神，看准了没有？别听见风就是雨的。”又一位的质疑。
　　“你们看，给我们准备的通道，马上就齐了。”又一位的新发现。
　　此时车里没有苏联兵，都下去站通道去了，我们说话、行动可以随便一点儿。所说通道，就是中、苏双方的武装士兵，端着枪上着刺刀，五步一岗，分站两排，中间留出个通道。苏联兵此时还都换上了一种比较长的军服，必定是礼服了，因为有国际的关系吧。
　　溥仪一直由阿斯尼斯所长陪同，坐另一节车厢里，大概由所长直接把他交给中方了。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叫到谁的名字，谁答应，然后下车。下车以后要复诵自己的名字，然后顺通道上那边的车！”
　　《伯力篇》，在苏联的五年至此告一段落，下一篇将是《抚顺篇》，是新中国时代。至于刚才大家在车里议论的事，或说是担心的事，也不无道理。正是：
　　千里五年来归案，需知桎梏不徇情。
　　不过，究竟是不是把每个人都铐起来，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请看下篇分解。

　　选自《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