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

来源：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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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刘震云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是少年天才，1978年以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句顶一万句》让他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2018年他又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在大银幕上同样成绩斐然。

 

刘震云的写作曾被贴上过许多标签：幽默、新写实主义、总是以延津为写作对象。但回到写作的本质，他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以下为刘震云的自述——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去年夏天，我出版新书《一日三秋》，收获的好评很多，这件事超出了我的预料。

 

一开始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偶尔会担心这个“笑话”说得好不好。就像书里的花二娘提着一篮柿子入梦讨笑话，好笑，便递上来一个柿子，不好笑，要背着花二娘去喝胡辣汤。如果《一日三秋》写得不错，我就能收到一个红柿子，让我惊讶的是，我收到的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二十多个红柿子。

 

这些好评，对我，对书里的这些人物，都是一种安慰。

 

 

“笑话”是贯穿《一日三秋》的主线，笑话和人物、时间、空间、民族之间的纠缠形成了这个故事的结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人和大地的关系，《一日三秋》打破了生死的壁垒，里面有活人，也有死人，死人还能开口说话。这其中的前提，就是“笑话”的介入。

 

《一日三秋》里的笑话分为五层结构。第一层是豫剧演员陈长杰和李延生，他们觉得自己把人生过成了一个笑话；第二层是花二娘，她活了3000多年，来到延津，就是为了在人们的梦中寻找笑话。

 

第三层是花二娘对于花二郎的寻找，但是花二郎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花二娘在等一个永远不来的人，这也是一个笑话；第四层是花二郎的故事，他在吃鱼的时候，鱼刺卡在嗓子里，被噎死了；第五层是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日三秋》这本小说最大的结构，在我写下第一个字之前，这个结构就已经想好了。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思想的顿悟是写作的开始。新的思想和顿悟一定会带来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语言。我的写作习惯是从思辨倒推到故事，倒推到人物，倒推到语言，但首先一定是思想。

 

老是有人问我，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多少时间？其实写作花了多少时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之前花了多少时间来思考。比如《一日三秋》，我想了有五年，但是真正写作的时间只有半年。

 

写作和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走在错误的道路，越努力反而离正确越远。如果你在思想和结构上出现了偏差，就像是建筑设计的地基出现了问题，修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

 

我是河南新乡延津人，许多作品的背景也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延津这座城市里，比如《一地鸡毛》《塔铺》《一句顶一万句》，还有这次的《一日三秋》。

 

许多人问我：延津是不是必须是你写作的故乡、策源地？

 

不是这样的。

 

我选择延津，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很熟悉，写作起来很便利。我对于延津的胡辣汤、羊肉烩面、火烧，对于人们走在街上的表情、他们的笑和哭、他们的话语和心事，都特别地清楚。

 

但是我的作品也不总是和故乡有很紧密的关系。我的很多小说，把延津换成任何一个地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仍然是成立的。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写作的初期就悟到创作的真谛。写作的真谛就是，一部接一部地写，在不同的作品中渐渐发现应该怎么写。

 

在《塔铺》中，我的写作还是一个很“质朴”的阶段，写质朴的人物和故事。这对于一开始写作的人是非常占便宜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但是他非常质朴，大家也会很喜欢他。到了《新兵连》，我渐渐悟出了一点：每部作品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就像乐队表演开始时用贝斯来定弦。

 

在《温故一九四二》里，我用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一段严酷的历史。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当年的逃荒路上，老李饿死之前，没有像哈姆雷特一样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政府，老李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老张三天前就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三天，值了。河南那年饿死了300万人，我要写的是这300万人他们对待生死是一种什么态度，这是我写作的初衷和出发点。

 

当严酷的事实发生过多的时候，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它就是一块铁，你是一个鸡蛋，撞上去就碎了；如果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它就变成了一块冰，幽默是大海，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我采访过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我说姥姥，咱们谈一谈1942年。她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这就是幽默。用幽默的方式来写严肃的历史，用喜剧来写悲剧，它是一个艺术结构和解构问题。这个结构和解构不是我本人创造的，是这个事实所包含的。

 

《温故一九四二》是用喜剧的态度来对待一场宏大的、严肃的悲剧，它因此变得更加悲剧了。冯小刚导演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看重的就是这种幽默的态度，但幽默背后还有很多悲凉的东西。

 

我每写一部新作品，都会产生一些新体会，这些新思考带着我去书写下一部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一开始业界给我一个标签，叫新写实主义作家，这概念是说作品是零度情感，表现的生活是原生态。也许是对的。

 

但世界上，不止是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很多时候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我写作不是为了反映生活，如果反映生活，直接看生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写虚构人物虚构故事?

 

虚构故事里的人物为什么能感动生活中的人？

 

这绝不是因为读者在书中看到了和生活中相似的人，他看到的是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跟他有点相似但又有点不相似。相似于处在同一社会形态时间空间，不同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认识跟社会生活同阶层人的认识不一样。这是思想的力量。

 

 

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是一个公务员，但他跟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不一样。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小说中的小林认为他家豆腐馊了重要。

 

作家在作品中应该替普通人思考。比如我在生活中看到外卖小哥，他们每天都非常忙碌，总是在奔跑，可能没有时间进行思考。但是如果我要在一个作品里写外卖小哥，我就需要替他思考他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生活的延伸。

 

《一日三秋》里，明亮很喜欢吹笛子。有一天马晓萌问他在吹什么，明亮无法解释。对明亮来说，如果在生活中能够把这些情绪说出来，那还吹笛子做什么？

 

文学也是一样的，说出了大家在生活中无法诉说的事情与情感。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这是文学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的原因。

 

我之前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是一种说教。恰恰是哲学说不清楚的地方，才需要用文学来表现。如果一个作家沉溺于说教和纯理性的东西里，这会使得他的作品十分减色。

 

纳博科夫谈托尔斯泰时，说他写的一部不如一部。《战争与和平》最好，《安娜·卡列琳娜》不如《战争与和平》，《复活》不如《安娜·卡列琳娜》，因为后边两个充满着说教。在《安娜·卡列琳娜》中，托尔斯泰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对奴隶制的思考和反思。纳博科夫说，这些长篇大论，还不如写安娜的头发更动人。

 

写作者最好的态度是倾听，倾听作品中的人物在说什么，而不是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潘金莲》在荷兰出版时，我去阿姆斯特丹配合出版社做推广，在一家书店里跟读者交流，一位荷兰女士站起来说，读《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她从头至尾都在笑，惟有看到李雪莲把话说给所有人，大家都不听的时候，她开始跟家里的一头牛说话: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你觉得我是坏女人吗？看到这里，这位读者哭了。

 

她说，在这头牛听李雪莲说话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不怪大家不读书，怪作家没有写好”

 

这二十年来，互联网带给社会的进步，是无与伦比。它当然也改变了文学和文学的读者。

 

最明显的一点，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20年前，甚至是10年前，当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译者会问我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羊肉烩面和胡辣汤，以及白娘子、孙悟空、潘金莲都是谁。如果通过信件来交流这些问题，一来一回起码要一个多月，但现在发email，当天就能解决。

 

很多人说，互联网的发展对纸质阅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看手机，因为手机里有很多便捷、有趣的信息。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品是适合慢慢阅读的，这些作品就更适合纸质媒介，因为你在读的时候可以来回翻阅。

 

我不相信互联网对于纸质书有多大的冲击。比如《一句顶一万句》，它已经卖到了200多万册，去年的《一日三秋》已经第六次印刷了。我觉得不怪大家不读，重要的是作者到底写没写好。

 

 

互联网和娱乐行业的发展也给写作者带来了很多改变。有人会问我，上综艺会不会影响写作？其实就算我不上综艺，也得去菜市场买菜，得去和朋友聚会，得坐高铁回到我老家的村子里住。

 

录制综艺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这跟我去买菜没有任何区别。我从前去菜市场能接触人，回老家村里能接触人，在高铁上能接触人，现在我录制综艺也能接触人，能观察到很多生动的细节和人性的幽微。

 

我现在也会看综艺、看抖音，他们很多时候拍出来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写作者需要博览群书，更需要深入到生活中去。

 

创作焦虑是每个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你看一部作品，包括电影，开头还可以，到中间和后边就慢慢不行了；一个作者前两本书还好，后两本书越来越差；一些导演前几部电影拍得还行，接着拍得越来越不行。

 

为什么他们衰老这么快?

 

你能看出来他在焦虑，但越焦虑越不行。也绝对不是缺乏生活，每个人都不缺乏生活，生活活色生香生龙活虎，他都在生活中，每天吃三顿饭，身边有朋友。

 

那是为什么?

 

因为思想认识没有随着时间进步。他们都想下一个作品要比上一个作品写得好一点，要去发现新的故事、人物——我永远不相信那些。关键不是新的故事、人物，而是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带来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一个作者的认识不断进步，每一部作品才能写得不一样。

 

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永远保持着二十多岁的心态，需要不断发现新的思想、新的认识。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的底色是哲学”的另一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