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女儿贺晓明：在和平里5号楼的日子

作者/杨敏

提要：刘少奇的孩子们当时住在木樨地，但刘源常常来和平里玩。他曾撰文回忆过这一段：“我们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关注，不分白天黑夜，就来个‘突然袭击’‘查户口’。我们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橱架子上，或蹬窗上楼顶，小时候在军队里学会的隐蔽、攀登、越野本领都派上用场，练到炉火纯青。”

 

1947年，贺龙与薛明、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在山西兴县蔡家崖

 

1967年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年级学生贺晓明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城外万寿路的“新六所”(建国之初为中央领导人所建的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未完工，只建了六所房子)见父亲贺龙和母亲薛明。为了安全，他们由周恩来安排暂居此地。

　　

与贺晓明同去的，还有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的哥哥贺鹏飞和在景山中学上学的妹妹贺黎明。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气氛还算安宁。

　　

走时，贺龙嘱咐三兄妹：“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没说下去。

　　

“没有太担心，心里很坦然，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觉得毛主席和总理早晚会给他做一个结论的。”在北新桥附近的一处院子里，67岁的贺晓明告诉记者。她一身黑色，衣着简单，笑起来眼睛一弯，眼尾上扬，神似贺龙。

　　

就在这次团聚几天之后，贺龙和薛明被送往西山一处僻静的院落，遭到软禁。两年后的1969年6月9日早上七点，软禁中的贺龙因糖尿病恶化被送往解放军301医院，当日下午去世。

　　

那个平常得令人想不起来的周末，成为贺晓明三兄妹与父亲生前所见的最后一面。

　　

1967年11月中旬的一天，贺晓明接到总参服务局的搬家通知。兄妹几个找了纸箱子，简单收拾了被褥、脸盆、毛巾和衣物等家当。第二天一早，一辆大卡车连人带箱子，将他们从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拉到了和平里五号楼。

 

　　

改名换姓

　　

1966年底，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开始不平静。8号院解放前是奥地利公使馆，之后，罗荣桓、贺龙、陈毅几位开国元帅及其家人居住于此。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频繁受到国家体委造反派的滋扰。12月26日，与他私交甚好的周恩来让他暂时搬到“新六所”，“家中事情我来管”。

　　

没过多久，他的行踪被造反派得知。他听说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要结队前来揪斗他，决定主动去城里与造反派当面对质。途经中南海时，他和薛明决定去趟西花厅。周恩来让秘书临时搭了床，留他们住下来。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与贺龙正式谈话。

　　

周恩来告诉他：“我从林副主席那里来，他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

　　

贺龙几次想插话，都被周恩来制止。周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并向他保证，会照顾他的孩子们。

　　

次日凌晨四点，贺龙夫妇被一辆吉普车送往西山一处三面环山的幽静院落。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

　　

此时，在东交民巷，他们的家已被红卫兵抄了，大字报满天飞。

　　

不得已，贺晓明三兄妹住进了廖承志位于东直门的小院。廖承志已被周恩来以写检查为名请到中南海保护起来，其夫人经普椿接待了他们。“他夫人对我们照顾得特好，说别走，就在我们家躲起来，这个院子他们不敢进来。”贺晓明说。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除了贺龙的问题，贺鹏飞是清华大学“八九派”的头头，太惹眼。

　　

为了不连累廖家，兄妹三人商量，将年龄小、身体弱的贺黎明留在廖家，贺晓明和贺鹏飞兄妹俩则出去避风头。为了安全，贺鹏飞改名叫吴亮，贺晓明改为李列，贺黎明改为李红。

　　

贺鹏飞很精明，让贺晓明冒充外地的革命群众给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打电话，称要揪斗贺鹏飞，问他在不在学校。对方回答不在，还没回学校。贺晓明问，他回来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对方说，把他抓起来。

　　

兄妹俩知道，学校回不去了。

 

　　

飘荡40天

　　

1月23日，兄妹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津。他们的眉眼跟父亲都很像，怕造反派认出来，决定白天到红卫兵接待站休息，晚上骑车赶路。

　　

“骑车骑累了就休息。他抽烟，我就在堤坡上躺会儿，他说那不冻死你，我说不会，我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兄妹关系特别好。”贺晓明告诉记者。

　　

就这样，停停走走，一周后才到塘沽。

　　

在塘沽，他们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运输轮，做些杂活，换取食宿。贺晓明什么活都干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给厨师打下手；刷油漆、敲铁锈。每次船在塘沽靠岸，他们都会偷偷给廖家打电话，向妹妹贺黎明报平安，并打听父母的消息。

　　

此时，贺龙久久联系不上孩子们，托周恩来帮忙寻找。不久，周恩来得知了消息，让贺黎明转告他们回学校。

　　

2月15日，在外飘荡了40天之后，他俩回到了北京。

　　

他们位于东交民巷的家已经一片零落。所有的家具都已被搬走，父母之物被总参服务局封存，家里只剩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他们收拾好东西，各自回了学校。

　　

贺黎明也从廖家搬了出来。她怕造反派再来抄家，不敢一个人住在家里，只能住在朋友家。

　　

回到北大，贺晓明发现，关于她的大字报从宿舍、食堂一直贴到了教学楼。贴在宿舍门上的大字报勒令她交代罪行，在她的名字上，还打了大大的叉。

　　

贺龙的侄孙贺兴洲从小在贺家长大，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在串联途中，他得知贺龙被打倒，急忙赶回北京的家里，几经打听，才与贺鹏飞等联系上。

　　

贺鹏飞也挨了斗，但显得很平静。“老爷子的事情，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挺坦然的。”贺兴洲告诉记者。

　　

这年“五一”，贺家兄妹和贺兴洲都回到家中。家具没了，就将褥子铺在地上睡觉，做点简单的饭吃。

　　

此时，学校各派造反派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但他们几乎不再参与，在一起时也很少谈政治，只抱着一个简单的信念：父亲是没问题的。

　　

但不久，这个空荡荡的家也不能再给他们提供庇护了。他们被扫地出门，勒令搬家。

 

　　

和平里5号楼

　　

他们的新家，在和平里5号楼一区五层的501室。

　　

这是一套小三居。朝北的一间做饭厅兼储物间，朝西南的两间，一间贺晓明姐妹住，一间贺鹏飞和贺兴洲住，塞进两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后，就只剩下立脚的地方了。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原来贺家的炊事员和八号院传达室勤务员也被派来，就住在他们对面的房子里。

　　

贺晓明和妹妹每月能从勤务员手里领到20元生活费，贺鹏飞能领到30元，因为他抽烟。这些钱都从贺龙夫妇的工资里扣除。贺晓明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下来，给哥哥买烟。

　　

不久，贺鹏飞发现，派来的两人在监视他们。他指给贺兴洲看。“两人趴在窗台上看着我们呢。”贺兴洲说。

　　

当时的和平里五号楼一区，除了贺家，被打倒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和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孩子们都住在这里。

　　

吕正操家住贺家楼下。两家孩子在路上碰见了，会心照不宣地点点头，但面上淡淡的，以免留下黑帮子女串联的把柄。私下里，他们也有来往。吕正操的儿子吕彤羽下放农村后，家里只剩下小妹妹吕彤岩。她胆小，不敢一个人过夜，贺晓明还曾下楼去陪她。

　　

在这些黑帮子女中，21岁的贺鹏飞算年长的。他跟父亲一样，个性直爽，身边很快聚集起一堆朋友。据贺晓明估计，在和平里的那两年时间，家里来往的朋友不下百人，大部分都是父母被打倒的黑帮子弟。

　　

渐渐地，和平里5号楼一区成为远近闻名的“黑帮楼”。和平里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干部常冷不丁来个突击检查，咚咚咚大声敲门，称是查可疑分子，借机警告和敲打这些落难的黑帮子弟。

　　

有一天半夜，贺鹏飞被警察带到派出所问话，贺晓明姐妹等在派出所门口，紧张不已，好在没什么事。“他就是找茬，逮个机会敲打你，意思是，你们数吧，全中国最差的几户人家就是你们了。”贺晓明说。

　　

罗瑞卿被打倒后，罗点点一度无家可归，是林枫家的常客。她回忆，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有一双筷子和一碗饭，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有一晚，警察又搞袭击，睡梦中的她被林枫的女儿林京京拎起来，塞进了大衣橱里。

　　

刘少奇的孩子们当时住在木樨地，但刘源常常来和平里玩。他曾撰文回忆过这一段：“我们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关注，不分白天黑夜，就来个‘突然袭击’‘查户口’。我们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橱架子上，或蹬窗上楼顶，小时候在军队里学会的隐蔽、攀登、越野本领都派上用场，练到炉火纯青。”

 

　　

在北苑少管所

　　

1968年暑假，贺鹏飞和贺兴洲带上贺黎明，又邀约了几个朋友，准备去天津等地玩一趟。贺晓明刚从天津回来，所以没去，一个人留在和平里的家中。

　　

在天津游玩后，他们又买了船票，准备去上海玩。但一上船，就被警察盯上了。他们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军管人员押回了北京，关进了北苑青少年管教所。

　　

北苑青少年管教所位于北京立水桥附近。文革时期，这里设了“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子女以各种名义被关押在此，被要求与父母划清界限，并揭发他们。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叶剑英、谭震林、李井泉的子女都曾被关押在这里。

　　

贺鹏飞一伙人被怀疑想从大连偷渡到朝鲜去，证据是身上带着游泳裤。贺兴洲的档案里写进了“投敌叛国嫌疑”，这让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几个月里，贺晓明失去了兄妹们的音讯。直到入冬，才终于等来了消息。

　　

“我那时候有预感，一进门就觉得我有信。果然，地上就有封信。我一打开就流眼泪。”信是贺鹏飞托一位看守人员带出来，从门缝里塞进来的。

　　

信里简单地叙述了他们在少管所的情况，嘱咐她送秋冬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来，在什么时间、走什么路线都写到了，还附了路线图，并要求她戴一条红围巾。

　　

她约了一个朋友，骑车去了少管所。少管所的门口有一条很长的通道，两边都是树。一过这条通道，她就看见了正在地里劳动的贺鹏飞和贺黎明。“他们一看见红围巾就往外跑，我们俩拼命往里骑，在中间被看守人员挡住了。”

　　

经过看守的应允，贺晓明在接待室见到了贺鹏飞、贺黎明和贺兴洲三人。

　　

不久之后，贺晓明又收到了贺鹏飞的信，让她去一家医院见面。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肝功能受到影响，被带到这家医院看病。去的那天，她自己也正在发高烧。贺鹏飞瞅看守人员不备，从衣服、靴子里拿出一扎又一扎的信来，她晕晕乎乎地接过来，塞满了背着的军用挎包。“就跟搞地下工作一样。”她叹道。

　　

信是关在少管所的人偷偷写给亲友的。写信人大多是她熟悉的，像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廖汉生的儿子廖晓礼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等。信封上已经写好了详细的收件地址。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寄信时，她每个邮筒只敢投三五封。那些从靴子里拿出来的信更是敏感，她怕通不过邮政检查，就趁着晚上一封封亲自送到收信人家里去。

　　

1969年初，贺兴洲、贺鹏飞和贺黎明相继从看守所出来，回到和平里的家中。

　　

父母亲一直没消息。但是，没有消息也许才是好消息。

 

　　

贺龙病逝

　　

1969年6月9日下午，贺晓明一个人在北大篮球场边，看人打球。她早已习惯了被所有人划清界限的孤独。

　　

就在这时，北大军宣队的几个人来找她，说来了两名军人，要接她出去谈话。她一见这两个军人，心里立刻“咯噔”一下。上车后，其中一人告诉她，你爸爸病重，我们接你去看看。

　　

车一直开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将如遭五雷轰顶的她带到了外科大楼的医生办公室。哥哥贺鹏飞已经沉着脸坐在里面了。

　　

中央专案组负责贺龙专案的一个高个子男子介绍了抢救治疗的情况。贺鹏飞要了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他冷静地提出，想见母亲薛明。

　　

在301医院一间阴暗的储藏室里，他们终于见到了母亲。她坐在床板上，目光有些呆滞。已经是夏天，她还穿着毛衣，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帽子下的头发都白了。她讲话也有点困难了，只是机械地重复：我很好，很好……趁专案人员不注意，她悄悄对贺晓明说：“我要衬衣衬裤，没穿的了。”

　　

在去看遗体的路上，她一直抓着贺晓明的手，要她坚强一点。

　　

在14病室17号床，他们见到了贺龙。白被单一直拉到他的鼻子，遮住了那两撇标志性的黑胡子，只露出额头和灰白的头发。

　　

这也是薛明第一次见到贺龙的遗容。她陪着他在西山度过了遭囚禁的最后两年时光，但最后他病危被送往医院时，专案组人员拒绝她陪同前往。

　　

不久，薛明被送到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五七干校”劳改。贺鹏飞毕业分配到甘肃武都汽车修配厂当了工人。贺兴洲去山西当了煤矿工人。贺晓明被分配到贵州雷山县教育局工作，与母亲距离很近，但她们相互并不知道。

　　

“我是怎么撑下来的?一个希望就在妈妈身上。至少我知道，我妈妈活着。”贺晓明眼里闪着泪光，“还有一个原因，我那时候对林彪恨透了，心想你要是不把我整死，我就跟你耗到底，我看你是怎么死的!很简单的原因，就撑着我活下来了。”

　　

最小的妹妹贺黎明去了陕北志丹县插队。“贺黎明要去插队了，给我发了个电报，我就从山西回来了，把家里有用没用的东西塞进了两个大木箱子。”贺兴洲对记者回忆，语气平淡。他一直将贺黎明送到了志丹县。两个大木箱子，一个30多公斤，一个50多公斤，先托运到西安火车站，他再扛到汽车站，托运到志丹县。

　　

因是黑帮子女，贺黎明插队时挨过打，腰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病。那段生活，她再也不愿对人提起。

　　

因为人都散了，和平里五号楼的房子被收回。他们从此离开了这里。

 

　　

平反

　　

两年后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了25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6月9日，贺龙去世六年之时，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带病主持，见到薛明时，满面泪水地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在贺龙遗像前，他深鞠了七个躬。

　　

但对于中央的平反通知，薛明持保留意见。通知说：“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在提到去世原因时，只简单地写了“因病逝世”。薛明表示，前者是在为林彪等人开脱罪行，后者隐瞒了贺龙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当时‘四人帮’还在，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好了，主席和总理是尽心了。但我妈妈就是不接受这个文件，她要为父亲彻底平反。”贺晓明对记者回忆。

　　

林彪事件之后，薛明被周恩来接回北京，暂住南锣鼓巷的一处小院。一天，她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王姓护士。当年在西山“新六所”时，此人曾奉命收走贺龙的药物，并对他们苛刻以待。“他让我妈妈向他所在单位反映，说他在西山，没有迫害我爸爸。我妈妈很生气地批评了他。她说，你说的和当时的事实不符合，你知道他有糖尿病、缺钙、感冒、摔跤那么多次，还收走我们的药品，你一个医务人员没有尽到责任嘛！”

　　

1979年3月2日，薛明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军委秘书长耿飚写报告，请求在贺龙83岁生日前后，发表她写的追忆贺龙的文章《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同时请求中央对1974年的贺龙平反报告重新斟酌。

　　

3月29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都刊发了薛明的追忆文章。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过文章之后，责成总政保卫部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贺龙死因。

　　

三个月后，中央保健委员会组织专家对贺龙的治疗经过进行了详尽分析，结论是：由于“在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的糖尿病恶化，引起一系列并发症而死。

　　

1982年10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重新为贺龙的历史问题和死因作结论，彻底为其平反。《决定》写道：“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决定》宣布，撤销1974年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2009年6月27日，按照贺龙生前愿望，经中央批准，薛明带着孩子们将其骨灰迁往他的家乡湖南张家界贺龙公园安葬。

　　

2011年8月31日，薛明去世。贺晓明姐妹向中央申请获批后，将父母合葬在了一起。

　　

在位于北新桥附近的院子里，贺晓明为父亲设了一个纪念室，里面陈列着父亲的遗像和一些老照片。她还搜罗父亲用过的老物件，专门辟出一个角落，还原了父亲的工作环境：一盏落地灯，一席单人沙发，和一个放着毛泽东著作的小边桌。家人每天都会泡杯茶，放在桌上，就好像他仍在那里，陪着他们，给他们力量。

 

贺晓明在北京北新桥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