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出版的《剑桥文学指针·加缪卷》序言中说：“在《局外人》大受欢迎之后，加缪成为崇拜对象，他的名声跟一系列处境、事业和关切交织在了一起：青年人的世界、冲动和反抗、存在主义的焦虑和对抗邪恶的斗争、虚伪的影响、对盲从的担心、个人的奋斗。”
文 | 薛巍
加缪29岁时写出了小说《局外人》，44岁时便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说：“到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加缪的声誉已呈直线下跌之势，哪怕3年前他刚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说起在批评界的声誉下降，加缪本人也难辞其咎。他为了赶时代潮流，投入到一种他极不适且也资质平平的哲学思考中去——就算囊括了那么多掷地有声的格言警句，《西西弗的神话》仍然难称成功。加缪去世后的多年里，他的声望继续走低。在巴特、罗布-格里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福柯的世界里，加缪被甩在了后头。”
阿尔贝·加缪（1913.11.7-1960.1.4）
加缪的小说则一直被学校列为必读的经典。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说，他17岁时开始读加缪的书，此后不断重读，“战后法国的乐观主义使得加缪把《局外人》中一个法国人谋杀一个阿拉伯人的行为当做一个哲学问题，而非殖民地问题。当一位拥有哲学学位的杰出小说家说到一位愤怒的传教士、一位攫取名声的艺术家、一个骑上自行车的瘸子，或一个跟情人一起去海滩玩耍的男子时，他能够上升到令人目眩神迷、富有启发性的哲学高度。
“在小说中，加缪像一位炼金术士一样还原了生活中平凡的细节，把粗糙的材料变成了精致的哲学叙述。在这背后，是加缪所属的法国漫长的哲理小说传统。加缪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轻松地将这一传统——尖刻的风趣和一点书生气、专制的腔调——跟海明威式的短句和现实主义的叙述结合起来。”
1957年，加缪和他的儿女
加州大学法语教授戴维·卡罗尔曾出版《阿尔及利亚人加缪》一书。他说，加缪的文学作品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局外人》中提出应该承认和尊重那些被认为是陌生人或他者的人，《鼠疫》描述了人类面对死亡威胁时的自发性抵抗和应该对政治行为施加的限制。
2006年夏天，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布什在假期里读了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人们对布什为什么选择读这部小说提出了各种猜测，卡罗尔说，不管布什因何而读这部小说，媒体大都误解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几乎只看到了它最耸人听闻的一面：谋杀一位阿拉伯人。
而卡罗尔在专著中关注《局外人》的章节是，默尔索被关进监狱、失去作为一个自由法国人在殖民地社会的特权后，思想发生了激烈的转变。
“他最终被判死刑不是因为他犯了谋杀罪，而是因为他被认为没有灵魂，因而跟审判他的法国人比起来是异类或属于低等种族，但审判他的人同时又为他代言，将他排除在他自己的受审过程之外。这部小说不是为殖民暴力做辩护，而是描绘了殖民地正义的不公正。被判死刑的默尔索是法国殖民社会的他者，跟被他杀死的阿拉伯人处于同等地位。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
法国100本“20世纪最好的书”投票，《局外人》位列第一。
初看上去，默尔索是一个冷漠、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的人：把母亲送到养老院生活，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他“大概不爱”玛丽，但如果玛丽希望与他结婚他就结。
加缪在1955年《局外人》美国版的序言中说，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默尔索选择做局外人是因为他“拒绝撒谎，拒绝为自己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他不是一个边缘人，只是一个一无所有、赤裸裸的人，钟情于不会留下阴影的太阳”。
这样一个拒绝撒谎的人，在死亡来临之前，对生命荒诞本质的体验让他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他对他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有把握。“是他主动迎来了这一切。在怀有希望的精神遭到毁灭性惩罚时，他仍能够平静地，甚至是满怀幸福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局外人》中经历到人生之荒谬的默尔索在社会中属于少数，但《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在每一个街角，荒谬感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一个人。”
在这种受到震撼的时刻，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被打破，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失去故土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
荒谬感源自人的能力和生命的有限性，源自怀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肉体的需要对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世界本身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
加缪提出的“荒谬”这一概念的内涵比汉语翻译这个词的本义要广。在汉语翻译的这个词义中，部分行为被认为是荒谬的，比如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向荷枪实弹的队伍进攻，因为二者力量对比悬殊。
加缪所说的荒谬则是每个人的存在都面临的情形，而且在他看来，荒谬不是一个贬义词，体验到人生的荒谬具有积极意义，更积极的则是做一个荒谬英雄，不因为感到人生的荒谬而绝望，在荒谬中获得幸福。连要反复把巨石推上山顶的西西弗也是幸福的：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渴望与向往，和自然社会生存有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奋斗作为，与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就是加缪想要描述出的荒诞。
加缪提出的反抗道路是学会珍惜时光、品味生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的美好自在。加缪补充说，对那些如此活的人而言，生活的关键差别是时间长短。
“感受到他的生活、他的反抗、他的自由，而且是尽可能地感受，这就是生活。唯一的障碍，是由过早的死亡确定的。任何深邃的思想、任何情绪、任何激情、任何牺牲，在荒谬的人看来，都不能使一个40年的意识生活与一个贯穿60年意识生活的清晰性等同起来。”
新泽西州学院哲学教授理查德·坎伯说，“这一发人深省的声明颇有些辛酸的味道，因为患结核病的加缪时常担心自己会过早地死去。但上述见解过于草率而难以令人信服，虽然热爱生活的人都想长寿，但很少有人会同意加缪那种重数量而轻质量的看法。比如说，40年在朋友与家人的陪伴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与在牢房里孤独的60年相比，很少有人会选择后者。”
加缪论述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他提出的“不思未来的创造”。在《局外人》的结尾，默尔索沉思道：“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这一见解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漠视未来，如海德格尔与萨特所言，人类的存在具有不可避免的时间向度。
如果西西弗是幸福的，普通人的生活更是胜过西西弗那样的永恒轮回。加缪说：“今天的工人终生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跟西西弗的命运一样荒谬。”
坎伯说，这种比较是不正确的，一位工人的生活也因许多平凡的未来而有意义。尽管工作重复单调，他通常也会盼望着完成手头的工作：填满一个凹坑，或装满一辆货车。他在心里打算着：支取薪水，吃晚餐，到酒馆喝杯啤酒或周末去郊游。或许他还梦想有一天能买一幢自己的房子，送儿子上大学。一位工人的生活虽不一定有多么远大的目标或多深刻的意义，但是变化、多样以及与他人的友情等等，都会充实他的生活。尽管人的生活简单而贫穷，但与西西弗的生活相比，仍要丰富得多。
加缪提出的自觉接受命运确实比宿命论强不了多少。贝尔纳·亨利·列维说：“人们也许仍然认为加缪是对的：幸福、快乐，与事物友好相处，和谐、享乐，对世界充满好感，喜欢现实，以眼前的利益为道德标准。萨特则把世界说成漆黑一团，支离破碎，目光紧盯着人与人关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憎恨和下流行径。
“但从另一种意义说，我们很难不认为萨特是对的。如果一种道德观重视的是幸福，而不是正义，那么这还是道德吗？如果一种政治只满足于崇拜世界，瞻仰世界，唯唯诺诺地接受世界，祝福世界，这还算得上是一种政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