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回望历史，1950年5月，新生政权建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当年，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有多少棘手的难题函待解决，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却不知为何，率先推出了《婚姻法》。今天的读者或许好奇，起草这部《婚姻法》的都是些什么人? 何以能在开国几个月时间内拿出那么一部关系到当时有五万万人口的法律文本?
如今尚可查阅到的史料记载，毛泽东捐弃前嫌，任用贤才，指定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本名陈绍禹）担任第一届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并委托他负责起草《婚姻法》。王明虽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过妇女工作，负责处理过陕北地区的不少家庭婚姻案例，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由此看来他已积累了丰富的法律事务经验。
同年4月1日，早一个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就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对这一部分，如今学界没有争议，因为这是事实。但对起草这部婚姻法典的主笔人是不是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明，长期以来仍有歧义，主要因为1955年经最高层同意，患有严重心脏病和肝病的王明去苏联治病和疗养，迟迟未归，最后客死他乡，这一人生结局从此被斥为“叛徒”或“叛国”，话语一边倒。从此历史篇章被改写，至今尚未以正视听。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邮政史册里的开国大典邮票，原创油画上的前排人物，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变化，人头被不断地多次涂抹和置换，张冠李戴，历史被扭曲和阉割，令人唏嘘不已。说来有趣的是，有关王明是否参加起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个原本很清楚的问题，居然引发争议长达大半个世纪，延续至今。
2001年8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了《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一文。2002年3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罗琼谈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前后》。作者罗琼（1911—2006）是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夫人，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她说：“婚姻法起草和修改过程中的大量工作是在邓颖超同志主持下由中央妇委进行的，她本人也是参与起草者之一，王明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
1931年12月颁布的早期中华苏维埃政府婚姻条例
体制内的黄传会写过《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纪事》，也采纳这种观点。如今似乎已成定论，将王明说得一无是处。然而事实上，王明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经“组织”同意，就已离开北京，去了苏联治病，直到1970年代去世，20多年作为“边缘人”，早已失去了话语权，任由后人评说。难道远在异国的他还依依不舍《婚姻法》，声称享有版权？说来荒诞，值得商榷。细读这些文章里的结论，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真相：王明本人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由他领导的法制委员会，授权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过程中，他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并发挥了什么作用？
近年来对王明的评价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叙事。2008年11月修订出版的《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1月版，戴茂林、曹仲彬著）述及：“实际上，在建国前，王明在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期间，就在山西临县开始着手准备婚姻法草案的制订。”这是目前可看到的最新官方出版社说辞，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应为信史。
这本书中还写道，为了制订好婚姻法，王明和法制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仅“认真研究了党在战争年代制订的这些婚姻条例，还研究了几十份人民法院的报告、专题总结、判决书、调解书、案例、统计材料等，又翻阅了有关婚姻问题的报刊资料，并进行婚姻问题的实地调查等项工作。”
中共党史文献里记载，战争时期的王明对理论颇有偏爱，做事情喜欢引经据典，他和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学习了马、恩、列、斯关于妇女问题和婚姻、家庭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说，以及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的论述”，同时还“学习和参考苏联、朝鲜、东欧等国家的经验。王明亲自带头翻译了俄文新版的《苏联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
另外，《王明传》一书的作者曹仲彬、戴茂林先生曾在1980年代专门采访过当时参加婚姻法起草工作的法制委员会委员李光灿先生（1918—1988年），知名法学家。据李先生回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初稿是由王明口述并由李光灿当场记录的。李光灿说，这篇23000字的报告初稿，王明在近17个小时里几乎一气呵成。
李光灿先生的这一细节描述带有明显的赞誉，但从当年其在中国法学界德高望重的人品口碑看，他绝不会蓄意编造，尤其是王明后来“赴苏看病，然后不复返”的经历，李光灿先生没有必要为其歌功颂德，因此真实性极高。这从一个侧面看出王明的文字口述能力和对婚姻法内容制定的详熟。
其后，法学家周大伟先生在《王明的那点儿“婚姻法律问题”》一文中也披露，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的人，怎么可以凭空写出如此逻辑条理清晰、内容理据兼备的“婚姻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我认为也是言之有理的。
1950年审议婚姻法草案时，除了公开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外，王明还有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内部口述报告。
印象最深的是，王明在这份内部口述报告中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段子”。他说，在建国初期，各地为了搜捕隐藏的国民党敌特和反革命分子，晚上经常组织民兵在田野中巡逻。但各地纷纷报告说，民兵们在玉米地里时常抓到一对对“野合的未婚青年男女”。结果各地的敌特反革命分子没有抓到多少，村公所里倒是关满了这类“不法男女”。
对于这样一个今天看来再容易定性不过的问题，当时就连国家的“立法大臣” 王明也不知所措。史料记载，王明在口述报告中说，他们特地为此事请教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这类问题属于道德领域内的问题，适合采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法。听了苏联专家的建议，王明等终于如释重负。
1935年8月，共产国际10执委在莫斯科郊外。左起前排：马蒂、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弗洛林、王明。后排：莫克文、库西宁、哥特瓦德、皮克、曼努伊尔斯基
当年。新生政权很重视妇女工作，成立了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毛泽东认为把这两件事交给王明负责，并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王明的上面还有董必武挂帅，这《婚姻法》的工作交给王明去具体操作，最高层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什么纰漏。史料记载，1949年以后的《婚姻法》历经41稿修订，于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这部八章27条的《婚姻法》，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这就是红色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历史沿革。只因后来王明去苏联治病，迟迟未归，70年代客死他乡，被戴上了“叛徒”或“叛国”的帽子，按照官场惯例，不能再摆他的好，如今还有不少卖乖的学人出来撰文，移花接木，精心抹去了王明的这一段德政，延续至今。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的，病魔缠身，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心绪不宁，没有停止关注国内的形势。1972年8月前后，王明心脏病时常发作，有时肝胆肠胃病同时并发，他抱病写下《病豪》一首，自我慰之：“卅载受灾毒未尽，遍身皆病药难良。两遗一饭强廉颇，千荡尤持傲武王。已见叛徒永遗臭，弥彰真理更留芳。还期华夏妖气靖，年近古稀还故乡。”可谓他的真实心境写照。
当年，王明还强撑病体，将晚年撰写的几篇文章修改扩充，编辑成册。该书主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展开，贯穿了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其间不乏个人的真知灼见。全书四篇12章29节，近20万字，后来定名为《中共五十年》。1974年3月27日，王明编写完此书后的第四天，病逝于莫斯科，终年70岁。据他的妻子孟庆树说，王明曾准备从哲学角度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终未能遂愿。看来，王明是带着深深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王明去世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当年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仅《参考消息》上略有见闻。苏联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王明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3月2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载了王明去世的消息，并开设专栏，配发照片，登载悼念文章。苏共中央《追悼王明同志》一文，称赞王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是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王明去世后，苏联政府将其安葬在“新圣母公墓”。新圣母公墓位于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宁山下，从1923年起，这里成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苏联人熟知的面孔，显赫的人物。有文学巨匠果戈里、屠格涅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紧挨着王明墓地的，是苏军元帅里昂诺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写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苏联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还有克里姆林宫墙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后，雕塑家先在其脸上用石膏做了一个模子，再参考生前的照片，几经修改而成。前些年，我曾借去俄罗斯旅游观光的机会，专程前往莫斯科，拜谒了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墓园，并寻找到王明后人，了解到不少真实的王明晚年人生故事。
左起博古（秦邦宪）、王明、周恩来1937年在汉口合影
1975年，王明的遗著在苏联用中俄两国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数极少，俄文版对原书的内容进行了修改。1980年，国内现代史料编刊社，将俄文版翻译成中文，内部出版，改书名为《中共五十年》。让我想起了张国焘的加拿大晚年，也写过一本长篇传记《我的回忆》，主要记述他与同辈党人的故事，与王明的个人传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是研究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绕不过去的历史篇章，不仅可读性高，真实性也很高。
在那场空前的“文革”浩劫期间，王明和妻子及子女虽在苏联莫斯科，但每日都获悉国内舆论和红卫兵对他的批判，声势浩大，虽未触及肉体折磨，但精神上却饱受惊扰。国内的家人难逃厄运，惨遭横祸。“文革”伊始，王明继母黄莲舫便被赶出京城孟公府2号，送回原籍金寨县，当地革命委员会接收黄莲舫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屋居住。1970年，黄莲舫病逝，县民政局拨款130元，安葬了这位老人。这样的结局，还算幸运。相比之下，王明的岳父岳母就惨淡得多。
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孟公府2号被看管起来，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悉数被抄走，王明的岳父岳母也被勒令搬出。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岳父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死去。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在天津惨遭红卫兵殴打，险些丧命。妹妹陈映民是老红军女战士，当年浴血沙场，何等坚强。可她后来谈起“文革”中的遭遇，未曾开口，泪流满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当场气绝身亡。
红卫兵同样也没有放过王明的父亲陈聘之，这位曾为早期中共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亡魂”，葬在八宝山，也没能躲避过那场浩劫，狂热的红卫兵们高喊着“砸烂王明狗父亲”口号，冲进墓园，毫无顾忌地将其墓碑砸成三截。行笔于此，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王明和张国焘的人生结局，在异国安度晚年，子女孝顺，都是一家三代人的和美大家庭，尽享天伦之乐，最后无论生老病死，都应是善终。如果不走出国内乱局，远离政治，注定逃不过历次运动的整肃及那场浩劫带来的灭顶之灾。
王明孟庆树夫妇
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也是1949年后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了当时中国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她出道很早，是1925年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女子学员，也就是黄埔五期。那一年年底，国民政府统一了军官培训制度，各地自办的讲武堂以及军校全部被取消，统一合并于黄埔军校，并且还将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校。1926年3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在武汉成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首次招收女子学员，一位年芳15岁的漂亮女子应征入伍，后来成为了王明的妻子。此人就是孟庆树，以她的资历，应算是将军级别的大人物，丝毫不输杨子烈、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等同辈女革命家。这里提及的杨子烈是张国焘妻子，曾任中共一大时期的第一任妇女部部长。
孟庆树出生于1911年，她是安徽寿县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孟庆树自小长得亭亭玉立，稍微长大后更是出落得美丽动人。她虽然是一介弱女子，心中却有不逊于男子的豪情壮志。1927年，经组织安排，孟庆树前往苏联留学，在苏联留学期间，她结识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
1930年，孟庆树从苏联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从事妇委工作。此时王明已经从苏联返回国内一年多时间，他一直追求貌美如花的孟庆树。不过孟庆树作为那个年代的“白富美”，却没有看上其貌不扬的王明。王明身高不足一米六，与博古站在一起还不到博古的肩膀。
转机发生在1930年下半年，孟庆树在从事妇委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王明通过各方活动，使得孟庆树于当年11月出狱。孟庆树出狱后不久就嫁给王明，而王明自从迎娶孟庆树后就走上人生巅峰，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帮助下，王明成为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
1931年年底，孟庆树与丈夫王明一起前往苏联，之后王明一直留在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孟庆树也陪同丈夫生活在苏联，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返回国内。返回国内后的孟庆树先后担任了统战工作会委员以及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与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等女革命家交往甚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孟庆树担任了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继续从事法律工作。王明常年有病，需要定期前往苏联治病。1950年，王明到苏联治病，在此期间，孟庆树一直陪着王明生活在苏联。1953年，孟庆树与王明返回国内，王明的身体依然没有好利索。1956年，孟庆树再次陪同王明前往苏联治病，之后夫妻二人一直滞留苏联，没有返回国内。
王明去世后，孟庆树竭尽全力，着手搜集整理《王明诗歌选集》，全书收录王明创作的诗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用中俄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孟庆树终于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晚年的孟庆树主要与子女们生活在莫斯科，最终于1983年9月5日因病去世，撒手人寰，终年72岁。孟庆树去世后，随丈夫王明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
王明和孟庆树，生育二子一女，这三个孩子全部加入了苏联国籍。长子名王丹芝，他在苏联娶了苏联女子为妻，一直从事研究工作，如今居住在莫斯科。次子王丹丁也加入了苏联国籍，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一生未婚，如今也居住在莫斯科。唯一的女儿名叫王芳，也叫王芳妮，上世纪30年代出生于莫斯科，外貌极似其母。她从未到过中国，也不会讲汉语。1937年末，王明夫妇回延安时，将其过继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王明夫妇非常思念自己惟一的女儿，1947年写过一首小诗：“一别十年久，时艰音问稀。双亲常梦女，多半诉离苦。”
当年王明夫妇常居苏联莫斯科，王芳时常看望父母。她生前学航空工程专业，后来当了一名飞行员。王芳身体一直虚弱，患低血压，1985年1月27日早逝，终年53岁，与孟庆树合葬于新圣母公墓。
长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于延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远东研究所当了一名工程师，后与一名苏联姑娘结婚。苏联解体后，他下海经商，在一家俄国贸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后改名为王丹金，1945年生于延安。1975年从莫斯科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曾在一家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工作了11年。1986年，他从原单位辞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气功、武术、太极拳的研究和传播，目前主办一家中国文化中心。至今王丹金孑然一人，没有结婚。他住在莫斯科东北部一栋公寓里。他的气功、武术在当地颇有名气，不少人慕名拜师。人们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两次应邀去波兰参加人体科学会议，并为人发功治病，引起轰动。王丹金是跟着王明开始学气功的，他说父亲长期用西药治疗，效果一直不好。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医情有独钟。多亏母亲的中医和针灸，再加上后来开始练习气功，父亲才能活得那样久。近几年来，王丹金常回国寻根。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问祖，受到父老乡亲的热情迎接。他说，他的最大愿望是能从事“王明研究”，将父母在俄罗斯居住的故居，建成王明博物馆。
王明的一生虽已成为过去的一页，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结。随着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随着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人们不再以盲从的眼光看待领袖人物，不再用定势化、脸谱化的眼光对待历史，王明作为一位早期中共领袖人物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地走到我们的面前，如同他的同辈党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博古（秦邦宪）、张闻天等人，虽然先后都做过党内老大，后来成为了红色政权的边缘人，但他一生的功过，与他在1949年以后留在北京主持起草的第一部《婚姻法》，是矣非矣，也都留待历史重新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