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1927~2018），原名高元浤，福建福州人。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1948年1月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改名高放，进入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1949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著名学者。
老编的话：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3月28日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司马璐早年是受教于延安的左翼青年；1949年后在海外研究中共党史，最轰动的是文革初期编撰《刘主席语录》；晚年最浪漫的是与青梅竹马戈扬女士再续前缘。在此转载高放先生的一篇旧文，解读1967年《刘主席语录》出版秘辛。
在中国大陆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高举并且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不过其内容并非都是当时中国大陆所批判的刘少奇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谬论”，还有不少是与毛泽东的观点有所不同的马列主义观点。仅凭这两本语录，就不难看出：中共党内的确存在两条不同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不过其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政治权力和行政手段来决定，而是要由广大群众在全面知情的条件下来分辨，还要通过历史实践来检验。因此这本《刘主席语录》的出版，在海外不能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轰动海外，以至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掀起大波新浪。只是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毫无所知。即便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由于此书早已绝版，也从未听到有人说起，在书刊中也没有见到有人论及。 那么这一本《刘主席语录》究竟是哪一个行家选编的呢？他为什么要选编这本书呢？他是如何选编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如何在香港出版，然后又传播到东西方多国去的呢？它最后如何成为绝版稀世的珍本呢？我是如何得知并且寻觅到这个历史文化善本的呢？我想许多读者一定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渴望了解。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就听我的知心好友、中共党史权威胡华教授说：香港有个司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书。直到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８月我访美期间，才有机会三次拜访定居在纽约市法拉盛区铁森纳街的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他对我畅谈了平生曲折的传奇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2000年4月22日，高放教授（右）与司马璐先生在纽约市皇后医院合影1919年，司马璐生于江苏泰州，幼年时失去父母，自称“五四孤儿”。后由一位马姓人家收养，只读过两年私塾、三年小学，随后行乞、拣破烂、当学徒、当报馆练习生和图书馆管理员。他历经磨难，刻苦自学，发奋读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取名马义。１９３７年６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１９３９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离中共，后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又自建过中国人民党。１９４９年底，只身从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从旧书堆中悉心搜购到很多难得的资料，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他想以汉朝秉笔直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榜样，又追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璐，便改名为司马璐。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知道我是长期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工作，中共党史也在我关注范围之内时，就把他编纂的全套书赠送给我。但他又十分惋惜而遗憾地说，唯独有一本国际影响很大的书，现在手边一无所有，无影无踪，那就是《刘主席语录》。我对这本闻所未闻的小红书特感兴趣，于是就细问究竟。他说，“文革”初期读过传到香港的《毛主席语录》后，据他的长期研究，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所以就设想并且动手选编两本书，即《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１９６７年６月在香港先后出版，大受海外华人社会欢迎。他完全没有料到，《刘主席语录》远比《刘少奇选集》更为畅销，面市后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排队抢购，只好一再重印，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有的还答应送给旅日的飞机票。英文版印数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传广告最多，《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刊都登有此书信息。 这本越来越畅销、越来越火爆的小红书，曾经轰动了东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建国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排位一直是“毛、刘、周（恩来）、朱（德）”，可是从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的排位从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当时，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刘主席语录》的出版满足了海外众多人士的政治好奇心。人们从这两本语录的对照中来分析、思考、判断中国大陆两条路线的斗争。司马璐还给我看当时香港报刊上登载的中外报刊对《刘主席语录》的评价。例如香港《明报》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６日发表的司马长风的文章这样说：“一个朋友送来一本本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我觉得很好玩，就把‘毛语录’从书架上取下来，把两本语录比较了一番。”“越看越觉得，（刘）这个人有些可取之处。拿这本《刘主席语录》来说，其中有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刘的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的书评这样说：毛、刘“这两个并肩奋斗不下４０年的同志到底为什么发生冲突，目前的真相又为何，外界确实难明。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小的《刘主席语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书中所载，“有一大部分在中共反刘的论文中曾经引用过。所以是一本刘少奇的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 在香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还与在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共同在日本引起轰动。当时，日本共产党内部分为支持毛泽东的“毛派”和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１５万册；而《刘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日共“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好几家日本出版社都争向编印者购买版权。本书英文版、法文版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此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谈到本书在海外热销的情况时，司马璐还颇为坦率而且幽默地对我说：“不瞒你说，靠这本小书，我赚了一大笔钱，译为外文按国际惯例都给版权费。这样，我在香港才能买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还到世界多国旅游。当时中国大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然的话，我还应该送给王光美女士一笔原始版权费。” 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江青一伙擅自决定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且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大陆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标志着中共党内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决胜负，已有定论。从此，《刘主席语录》这本小书不仅越来越没有销路，而且被香港造反派在一个夏日的晚上１１点半钟，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全部烧毁。当时香港报刊曾以“火烧《刘语录》”为题予以报道，并有很多读者来电慰问。既已悉数化为灰烬，因此，司马璐先生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从香港转移到纽约定居时，一本也没有带去。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找到这本绝版稀世的红宝书呢？我在美国期间，先后托友人从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查询，都没有得到。２０００年底我回国后，又托香港友人从香港各大学图书馆检索，依然毫无踪影。我想起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３年我两次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期间，曾经在铜锣湾一带逛过香港的旧书店，从那里可以买到难得的旧书，如果缺货还可以预约登记。此书当初是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可能还有人收藏。于是，我就拜托香港友人不惜高价收购，终于在２００３年春天如愿以偿，真是喜出望外。小书购到后，我请友人千万不要邮寄，以免丢失，可留待在港工作、我过去的学生方便时亲自带回。看到原书才弄清了：扉页上印有“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的字样，并没有署编者的姓名；底页印有自联出版社在“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７４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印有“河洛印刷厂印刷”，１９６７年６月初版，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现在把《毛主席语录》与《刘主席语录》这两本红宝书对照比较看很有意思。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两本书都是小型本、红色塑料皮，书名都用烫金字，书前面都各有毛、刘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内容都是分编为３３个专题。所不同的是《刘主席语录》系６４开本，《毛主席语录》原先也是６４开本，然而从１９６７年７月第五版起，为便于群众随身携带缩小为１００开本。《刘主席语录》前面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编者这样安排，我想意在表明毛、刘曾经是最亲密的战友，刘依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目录之前刊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１日所刊资料；书后附有自编的刘少奇生平事略。看来这是为了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革命生涯。
两书更重要的区别是《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刘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则是“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毛主席语录》在“文革”期间出版的版本上都印有“最高指示”四个烫金大字，《刘主席语录》在第一页上也印有“最高指示”，可是其内容并非毛泽东的言论，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四十条、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四十五条，其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产生、职权、地位和行使职权的期限。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果说我们国家有什么最高指示的话，理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法律，那是全国各个政党、团体和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并贯彻执行的，而不应该把任何领导人的言论作为最高指示。《刘主席语录》不仅在书前列出五条宪法规定作为最高指示，而且在书后附录中收入我国１９５４年宪法全文，显然旨在强调中国按理要依法治国，成为法治国家。应该说，编者当时这种立意和用心是值得赞许的。
再细看这两本语录的目录，我们不妨先把各自３３个标题并排对应开列如下：对比以上目录标题，可以看出这两本语录各自所要突出的重点有同有异。相同或近似者，如共产党的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军队、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等；相异者，前书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等，后书有（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注：这三个标题原文均无“反对”二字，我认为均应加上“反对”二字才符合所选内容原意）、和平共处、和平改造、和平过渡、真假马列主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等。后书有的标题并不符合刘少奇的思想，例如“全民党”、“全民国家”、“自由化经济”，我认为这些提法并未能准确概括其所选录的刘少奇言论的内容。 进而阅读这两本语录所选的内容，就会发现其中也是有同有异。相同或近似者，如两本书都讲要重视共产党的建设，党内要有民主，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然而其所选重点确实是大有迥异的。前书十分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革命英雄主义等，后书则侧重讲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编辑部选编，初版于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随后又五次修订，出过六个版本，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所选所编不免越来越具有片面性；《刘主席语录》所选显然更加切实、更加深刻。由于当时没有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所以《刘主席语录》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毛主席语录》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第二版有２７０页，收入语录４２７段，共８．８万字。《刘主席语录》才有１１０页，收入语录仅１９０段，共３．４万字。两相比较不大相称，《刘主席语录》过于单薄。但是《刘主席语录》所选不乏精粹、精辟言论。例如，《刘主席语录》第７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１９６２年版）《刘主席语录》第２６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刘主席语录》第２７页上有一大段话讲得更为透彻：“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１９４５年６月）笔者认为，用以上三段刘少奇语录不是完全可以认清“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彻底破坏了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吗？刘少奇的确有与毛泽东不同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见解。例如《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引录了如下两段话：“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１年，见《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见《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早在１８４７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之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有人公开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只能阐述己见，耐心说服别人，最后争取到多数代表支持。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后，允许反对派在大会上作相反意见的副报告。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即便是错话，理应不能作为定罪根据，否则就会造成党内人人自危，人云亦云，谁还敢直抒己见呢？《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语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类似的话，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这本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即便是伟大的人物。可是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文革”岁月，刘少奇上述这句话却成为他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领袖的罪证。这不禁令我想起“文革”期间流传很广的一本题为《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的“大批判”材料。其中把毛、刘二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不同情况讲的意见相反的两句话对照排列在一起。当时我读后就感到，如果也用这种方法编语录，岂不是可以编出一本“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吗？每个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观点都是多方面的、不断发生变化的。究竟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来选编他们的语录，看来这是一件难以做得十分圆满的事。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这两本语录都当作当时政治、文化的历史产物来看待，各有是非，各有千秋，各自起了不同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大陆刮起“左”的旋风的时刻，我们还应该珍惜海外有的中共党史学者头脑较为冷静地选编了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中共领导人的语录书，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留下了另类遗产。如果今天我们要来选编毛泽东语录和刘少奇语录，肯定都会编得比当时更加全面、更加贴切。
2018年，司马璐在纽约百岁生日祝寿会上
“2018年，司马璐在纽约百岁生日祝寿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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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要留在大陆，他绝对活不过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