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节序匆匆，不觉又是岁暮。三十年没见面也没通信的老朋友蹇长春意外来访，大喜过望。
老蹇于我，有深恩厚泽。“文 革”后期，他把我从前的文章推荐给兰大校长辛安亭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我因此得以从五七干校劳动队，调到兰大哲学系教书。到兰州后，我的女儿高林也得他之助，从兰大附中转到升学率高、竞争激烈、很难进入的师大附中，插班住校。师大附中离兰大很远，孩子周末才能回来，平时就把他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有时我过去，也把他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流浪父女，来去自如。常客如稀客，每受好款待。1983年“清污”运动后，我们离开了兰州，一别至今。
但，一直没写过信。我不爱写信。一般关系怕应酬，至亲好友怕作儿女语。“长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甚至有信不回，疏远了很多朋友。不近人情，很坏很坏的德性，怎么骂都不过分。老蹇不怪，是谅我，也是知我。我很感激，也更尊敬。
他的女儿女婿在普林斯顿，同事高科技，很出息。他赴美探亲，他们帮他在网上查到了我家的电话和地址，陪同他和夫人一同来访。开门春风满面，继而两眼红润。双手紧握时，泪湿衣襟。仔细地看了楼上楼下的每个房间，厨房浴室甚至车库和后园。一再说，“你们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一再说，“这下我放心了”。别来沧海事，都在不言中。
告别的第二天，他到了洛杉矶。忽又回来，再见一面。临别挥毫，留下四句诗：“深憎曲学阿权胄，异域一枝聊且栖。泪眼相看难为别，此生后会渺难期。”
蹇长春，四川人，书生而有军人风。广颡方颌，地角平阔，昂藏七尺，腹背凝挺。幼得家教，国学基本功雄厚扎实。少年到朝鲜打仗，真枪实弹血雨腥风。大学毕业后教书，从助教升到教授，在西北师范大学做系主任二十余年。任上退休，桃李满天下。其自述诗云，“也曾学剑又学书”，不是虚言。为人尊仁义，重道德。独尊白居易，不是偶然。诗接元白无愧色，著述完密有意度。其《白居易论稿》、《白居易评传》、《双银杏斋诗抄》等书，俱足传世。一楼藏书，满是眉批。字细如牛毛，短只一言，长则如小品文。寒郊瘦岛，冷月残花，旧苑荒台，雄词丽句，俱入台评。
诗思清入骨，脾气却火暴。很在乎我的不懂诗词格律，力促我学。不厌其烦指点，近乎凶猛强迫。我友视之，亦师视之。友是诤友，师是严师，但仍学不进去。这次美国重逢，他竟又问及诗事。对于我的三十年没有长进，强烈表示失望。白发微动，似欲冲冠。别后，一次又一次寄来许多关于诗词格律的著作，《诗韵全璧》之类，大都是我父亲教过我，而我没有学进去的。开卷如回旧家，深宵灯火儿时影，恍如梦寐。
另一些是当代新书，今人所著。其中包括：丁树声编《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收常用字六千左右。所依据的今音是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古音是广韵系统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有用于调查方言、推究古今语音变迁的历史。长春在扉页上写道：“严格押平水韵，须对照入声字古今变化，看此手册可以解决。”下注“于普林斯顿旅次”。
尹占华著《诗词曲格律学》，数据丰富，逻辑严格，见解独到，比之于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有过之无不及。长春在扉页上写道：“此书作者是西北师大中文系博导，我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时的得力助手。此书也是编大典的副产品，材料丰富，新颖可读。”下注“长春于保定旅次”。
尹贤著《诗韵手册》，袖珍本。包括旧韵与新韵，全面、精要、实用。用“平水韵”、新声韵或宽韵的诗词作者、韵律研究者都可得便。是作者赠长春书，长春转赠，在扉页上写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右沧浪语题赠老友尔泰，辛卯清明日，长春于普林斯顿旅次。”
雷恩海著《大历诗略笺释辑评》尤为厚重。此书不仅审美感觉敏锐，而且学术性很强，无一字无来处。不期精粗，都焕乎可采。其发蕴钩沉之功，咸皆力学所得，殆非率尔。不仅有助于对大历诸诗的欣赏和理解，更有助于对原著者乔亿诗学思想之研究。作者在后记中说，此书也是协助编写《中华大典》的副产品。
1959年初，我从夹边沟农场被带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期间某日，在街上走，遇见两年前的同事谢树荣，也就是《寻找家园》里《雪泥鸿爪》一文中提到过的“谢大姐”。她终于调离了十中，带我到她新的工作单位省政府教育厅“中学教材编写组”说话，“认一下路”。那以后，我有什么事，常找她聊聊，有个商量。一次，她介绍我认识了蹇长春。她编生物课本，他编语文课本，同一办公室。她说他喜欢古诗，说我也是。就这样认识了。我称他老蹇，他称我老?。“老”是通称，其实不老。我二十四，他二十六。
时值“厚今薄古”之秋，又值“三年困难时期”，政治压抑，生活清苦。人们过得简单潦草，早没了风月诗心。难得有个人谈谈，很容易一见投缘。先是说诗说词，继而无话不谈，成了所谓“莫逆”。谈话的时间是晚上，因为白天要上班。地点是街上，因为集体宿舍不便。
那时的兰州市，店铺关门早，夜晚很寂静。明月照大街，白杨路灯掩映。我们两个，有时加上谢大姐，三个人从省政府出来，绕过盘旋路，沿着张掖路，走到黄河大铁桥，再原路折回，送谢大姐回府。府有门岗，里面树多，从进门到她的宿舍，还要走很远的路。然后我们两个又出来，还是走张掖路。这条街上月光好，两边白杨多。桥头街角，有一个几乎无人光顾的小铺，卖酒酿和蒸糕，寒夜里一灯昏黄，四近飘香。铺主苍髯褐肤，在如云蒸汽后面的黑暗里静静打盹。苦辞生意清淡，强如种个撞田。
就那样，我和老蹇每个月见两三次面，肝胆相照。后来我去了敦煌，他到了教育学院，谢大姐远适西藏，风流云散。这次在美国重逢，老蹇还提起，那时我的赠别“诗”中的两句“长街夜话寻常事，他日相忆是此时”，说是“一语成谶”。这些不合格律的所谓诗，我大都记不清了，他给我的诗更多，合格律，也大都记不清了。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卖酒酿的老人，黑漆漆蒲团打坐，夜烧汤炉火通红，似乎深山高人。
1962年冬天，西北奇冷，风沙弥漫。他在教育学院，得了严重的肋膜炎，住院，卧床，三个多月没好。我从敦煌回江苏探亲，到兰州下车看他。春节临近，人满为患，列车误点，我挤掉了几个纽扣。他在车站出口处，从黎明前等到天亮，自称已经康复。我到之前，他在单人宿舍里的煤炉子上烙了许多饼，烧了一大钢精锅羊肉等我。饥饿的年代，粮食定量，肉凭票配给。他向同事们借到几张春节肉票，凑了这么一锅，足有五斤。他四川人，爱吃辣。考虑到我是江苏人不爱吃辣，羊肉里没放辣椒。
我食量大，又饿又馋。在楼梯上闻到香气，就深深吸了几口。两天之内，帮他把十来张饼、一锅羊肉全吃掉了。
本来只住一天，没赶上火车。直达南京的车，凌晨五点到，怕挤不上，两点出发。他坚持要送我，同上车站。春运期间，站内站外人山人海。从东向西的火车是空的，从西向东的火车挤不上。我们在露天广场上，从三更天挤到五更天，直至站上挂出“列车无点”的牌子，才又回到教育学院。冷得赶紧拨开烟筒，围着炉子喝汤。
喝着烤着，说起毛主席诗词，我说《沁园春·雪》里“风流人物”四个字，显然是作者自称，足见个人抱负，堪比“宁有种乎”。他说不像，他的理解，“风流人物”是指广大工农群众。我说工农群众哪能并列秦王汉武，还有唐宗宋祖？他说看问题要全面些，问我通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没有。我说你问过我好几次了，知道没有还问。他说那就对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再次劝我认真读一读《毛泽东选集》。我不知怎么了，情绪失控，说了不少千万不应该说的疯话。第二天走，又是五更，他还送我，默默同上车站。
幸好那天，有加班车，我奋力挤上，已无座位。挤在过道里不能动弹，站着到了南京。回到高淳，又把家里多年的积蓄吃空。时难年荒，九死一生，侥幸留得几亲友，猖狂掠食过江淮，不成人样。在高淳时，收到他一封信。看邮戳，是我离开兰州那天寄出的。里面十首诗，显然急就章。现在记不全了。总的感觉，他理解和原谅了我。开头是：
一见便忘三月病，两送曾耐十更寒。不堪气粗言语妄，况是炉烬欲曙天。
情真意切，但不合格律。是知长春激动起来，还是可以率性一下的。我喜欢他的率性，但不反对他的严谨。谅解对方，不等于改变自己。他还是他：重仁义，讲道德，忠君爱国，刚正不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人物，符合儒家的理想人格，很自然。作为执政党的党员而能容忍异见，更难得。有谁能够想象，当年在街上半夜三更行行重行行的两条汉子，竟然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劳教犯？“文 革”中我被革命知识分子们穷追猛打，检举揭发材料铺天盖地，没有片言只字来自长春。他用他的沉默，给了我足够的包庇。“文 革”后又用他的声望和人脉，帮助我迅速地改变了处境。这样的友谊，应该说足够莫逆。但还是又逆了一次：他不许我同前妻离婚，喻之以儒家道德。我无法忍受现状，说他以理杀人。各不相让，很是疏远了一阵。
后来，他终于理解了我，希望能“抛弃前嫌”。我说，“深恩厚泽，敢论前嫌！”
长春正统，但不保守，能正视现状，也渴望改革。80年代，他持党内“解放派”观点。那时我在北京，把他的情况介绍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谢韬先生。他们正缺少编辑人手，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又通过几次信，很欣赏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决定吸收他到编辑部工作。但是西北师大惜才，不肯放人。谢韬到兰州，住了半个月，与辛安亭、赵俪生、蹇长春等聚谈甚欢。但是调动问题，终于未能解决。后来，我被离开了北京，再后来，又被先后离开了兰州、南京和成都，终于“异域一枝聊且栖”，一别就是三十年。人生如电抹，能有几个三十年呢？
21世纪初，谢老访问美国，和夫人卢玉、公子谢晓青一同，到新泽西州海洋郡杉谷湖来看过我一次。谈起来，八十岁的他，仍然对那时候没有能同蹇长春一起工作，表示遗憾。说他们编辑部，再也没有找到像蹇长春那样有文字功力的编辑。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谢老。2010年，谢老在北京逝世。蹇长春写了三首诗悼念他。这三首诗，直到他这次来，我才看到：
风采曾亲卅载前，未随马首叹缘悭。遽闻国士黯然去，怅望东云泪欲潸。
奔走红岩气若虹，乌台冤案累胡风。铁窗十载悟真谛，继绝传经看此翁。
生也有涯知罔涯，殚精极虑护中华。衰龄沥胆陈长策，莫笑胡僧话落花。
诗中“衰龄陈长策”五字，指谢老八十六岁时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胡僧话落花”五字，套用韩玉涛先生给我的赠别诗末句。三十年前给他看过，难为他还记得。
看了他的诗以后，我也斗胆给他看了关于谢老来访的八句致意：
谢公历劫归来晚，《未定稿》作新战壕。犹记当年硝烟浓，我与并肩胆气豪。
海外相逢已白头，依旧词锋如锥刀。合有华章期晚岁，风雨动地雷霆高。
五十年来，我一再答应老蹇，要学会平仄格律，写出几首像样一点儿的古体诗。一直没做到。这次见面，又答应了一次。白头之约，珍重临歧，只怕又是空言。
寄来的书，全都看了，很受教益。但我无诗，学而未能致用。有时心动欲诗，一想到“平平仄仄仄平平”，立即头大。朽木难雕，愧对故人，三谢不能起。
少年时，读闻一多先生书，颇疑其“戴着镣铐跳舞”之说，谓作诗难度愈大，愈见其工。诗词亦文章，达可矣，适性可矣，立其诚可矣，何必难之？易而愈工，岂不更好？从三百篇到十九首，皆无平仄，同样传世。楚辞汉赋，陶潜三曹，韵皆自便。乐府歌词，也不为他律。韵之为律，始于宋《礼部韵略》，官制也，违之者科举不第。文学艺术随着历史变迁，言志载道与物理情趣之分判然。魏事风骨，唐言气象，宋尚意态，此历史中的自然，可谓天道。文然，书然，画然，后起之倚声填词及金石之学亦然，如何一代官制，因循为千年律法，变而为审美诗心？思之益惑。
虽然惑之，不敢非之。毕竟唐诗宋词，名篇佳句之盛，可谓千古之最。一唱三叹，曲尽百结回肠，表现力之强，令人绝倒。虽然绝倒，不敢法之。文章本野事，故有“天成”之说，何能绳之以法？古法有古之舞台（如应制唱和），古之道具（如丝竹檀板）。如今舞台道具和角色，都早已经不再配套了。总不成用蓝调重金属，隔江犹唱后庭花吧？
身在海外二十年，面对强势西方文化，以及赚钱用的和推行软实力用的所谓“中国文化”，我常感真正的中国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读老蹇寄来的书，看到国内兴灭继绝的努力，遥接乾嘉余绪，很感慨。特别是尹占华、雷恩海的著作，衍生于《中华大典》，以大观小，深入到一字一韵，使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在人类精神的博物馆里，拥有一个小小的席位，我额手。大者小之殷，小者大之精。海天之大，殆无内外。何期蟭螟之睫，犹有巢者？我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