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 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政治投机者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原题

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周佛海

 

作者：张家康

 

                                               

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投机善变，蝇营狗苟的政治野心家。他曾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就脱离中共，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成为蒋介石的亲信，而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丧失人格和气节，叛国投敌，另立伪政府。他就是国人不齿的汉奸卖国贼——周佛海。

 

 

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

 

青年周佛海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政治性月刊《东方杂志》是他时常阅读的刊物，他对世界和中国政局尤为关注。他虽在湘西山区的沅陵县立中学读书，心却早飞向外面的世界，甚至萌发拜相入阁的野心。他回忆：“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起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 

 

1918年秋，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巴黎和会召开，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诸多国际问题，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他特别羡慕那些活跃在会议上的外交家，向往着有朝一日，也像他们一样折冲樽俎，游说于各国。后来，他在阅读苏俄革命史时，又为十月革命的磅礴气势所倾倒，更神迷于领袖人物的形象，向往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像列宁、托洛茨基那样叱咤风云，底定乾坤的伟人。

 

他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谈到这样一件事：1920年暑假，来上海《时事新报》馆拜访张东荪。在报馆等候时，一位编辑向人介绍他时，称他为“做文章的”。听到这句话，他当时便一脸的不高兴。他说：“我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感到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价值或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  

 

他在东京除完成学业外，最大兴趣就是阅读介绍苏俄革命的书籍和杂志。他边读边记边思考，竟然整理成一篇文章。他将文章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稿件投出后，就料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没想到很快便发表，并博得一片好评。这不仅是喜悦，更是鞭策、激励，从此以后，他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文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以更迅速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同时也带动各种报刊的出现，这其中就有《解放与改造》《建设》等。这些杂志的领军人物便是介绍和鼓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与戴季陶。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也正盛行，不过品牌不一，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阅读了各类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更倾向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也不排斥其他社会主义。

 

他年纪不大，却是《解放与改造》的老作者。主要文章有：《中国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性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等。他还翻译出版和发表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论文《社会主义劳动组合》《工行社会主义之国家观》，以及两本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社会问题概况》和美国人希尔葵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等。

 

这些文章积极评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现实，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颠覆，共产党——原名多数派——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再说一句：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针对为被推翻的旧政权鸣冤叫屈，他批驳道：“试问要把一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推翻，另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强制，是不是能行？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既倒，社会主义社会新建，基础未固，反对丛生的时候，没有强制，是不是能维持？”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缺的。”而中国的出路，则就要“照着共产主义的原理”。

 

他在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圈子中晓有名气，《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就比较欣赏他，而陈独秀也通过阅读他的文章，知道有这么一个热心干社会主义的青年。此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等通过李大钊，在上海找到陈独秀，就建立苏俄似的政党，达成共识。陈独秀在网罗建党人员时，想到了他，并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他回忆：“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即陈独秀，作者注）。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通译维经斯基，作者注）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这天的谈话，除张东荪不赞成外，陈独秀、沈雁冰和周佛海都是赞成组织一个类似苏俄那样的政党，至于明确叫“中国共产党”，那是紧接其后的事情了。在后来的几次组党活动中，他都参与其中，只是由于开学在即，才打点行装东渡日本，中止了上海发起组的工作。

 

 

1921年夏，他接到上海的来信，让他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一大”。据他说，中共“一大”选他为副委员长，在委员长陈独秀未到上海期间，由他代理委员长。这是个迷案，因为，在所有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得到佐证，那就是在中共“一大”上，他是个活跃分子。

 

同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说：“日本留学生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在起草党纲时，包括陈独秀及各位代表的意见，也都要“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建党12罗汉

 

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

 

回到日本鹿儿岛后，周佛海从理想的云端，跌入现实的尘世。学业的负担，报考京都帝国大学的准备，已忙得他如牛重负，精疲力竭，哪里还顾得上与中共的组织联系。此时，他不仅与中共脱离关系，而且转变的非常快，开始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在此之后发表的文章中，已从马克思主义跳到三民主义，甚至抱定一个信念：只有三民主义才可以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一年前，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并成为活跃分子，其中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的野心”。这就是他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有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政治动机”。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冠冕堂皇，第二个原因倒是内心的真谛。

 

回到日本，他就害怕了。日本警视厅对中国留学生特别防范，他在中国的所有活动，日本警视厅几乎都记录在案，当然也就上了黑名单，因此，无形中他总感觉警察凶险的目光在监视着自己。老师和同学也劝告他，不能再进行共产党的活动，要不然，随时都有可能被校方开除学籍。他开始学乖了，再也不抛头露面，而是整日待在图书馆，连午饭吃的都是带去的干粮。他静下心来，“老老实实用功”，以为将来的出路担忧，他说：“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了，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陈独秀），李守常（李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惟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就在他犯愁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给他来了一封信，约他去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原本指望薪水“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如今不仅薪水高出预期的许多，而且又是个十分体面的工作，这怎能不让他为之心动，归心似箭。

 

他撂了正在准备的毕业论文答辩，立即启程回国，于5月到了广州。正当他暗暗庆幸十分圆满地解决毕业后的职业问题时，又一件喜事找上门来。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聘请他兼任教授，月薪240元。归国后的一帆风顺，使他十分感慨，他说：“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  

 

戴季陶、邹鲁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拔和启用，他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由校门而入就业门，且是当时很多青年为之羡慕眼馋的工作。戴、邹二人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就此而惟命是从，成为他们忠实的追随者。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围绕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19年，他在《中国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曾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存在和必要。现在更是紧跟戴、邹两人，反对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甚至要中共放弃阶级斗争。他曾这样对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说的这样绝对，走的如此遥远，他真的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他的很多活动都是违反纪律，违背信仰的非组织行为，中共及时发现了他的错误，并伸出援手予以帮助。周恩来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严守组织纪律，不能再作有损党的事情，他断然拒绝了。1924年9月，中共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党。

鼓吹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

 

周佛海被开除出党后，立即公开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25年4月，他在广东大学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在谈到办刊目的时，就毫不讳言是“反对共产党”。他积极呼应刚刚出笼的戴季陶主义，散布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宣称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是惟一的救国主义，并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质的乃至精神的，都不具备条件，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他不仅在理论上制造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舆论，而且也事实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西山会议派”另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虽“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但是，在西山会议派总部却常见他的身影。

 

他因此而声名狼藉，当他由日本回国，正踌躇满志地来到武昌商业大学履任经济学教授时，却受到了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刚到武昌，“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这个“铁血相见”，令他吃惊令他害怕，总算掐着手指过日子，好不容易捱到暑假，便乘机灰头土脸地溜之大吉，来到上海。

 

他拿着戴季陶的亲笔信，找到蒋介石，自此便投入蒋的反共阵营。1928年1月，第一次下野后的蒋介石又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直随侍左右，同进同退的他，被蒋介石指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还在蒋介石下野时，他便奉其旨意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被整理成《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此书曾三版，销售40000余册，流布之广，为之甚矣。

 

他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卫道者，三民主义的理论权威，继续兜售拥蒋反共的理论，站在蒋、汪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共反工农运动立场，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他认为“国民革命”要继续下去，首先就要打破民众运动为共产党所“把持”的局面，而在国民党的当务之急，理论上就是要“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还说过这样的话：“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周佛海在攻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时，毕竟还不敢明目张胆，因为，孙中山逝世也就三年，国共反目也就一年。他不去直接攻击这一理论，而是说：社会主义“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所以，要搞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确实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括）答复的问题”。

 

 

他接着说，“民生主义”就含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要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而在中国却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去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

 

他说：“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民主主义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民主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它是“主张国内一切平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他说的如此天花乱坠，“权利”“地位”和“平等”确实很有诱惑力，而他恰恰抽掉了最基础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内容，以此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冲淡中共领导的改变整个经济制度的土地革命，这才是他所鼓吹的真正用意。

 

他在《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中作了一篇长长的《自序》，其中就毫无隐讳地谈到这本小册子的本意所在，他说：“16年（1927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笔者注）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产党徒。我以为三民主义一课，如果听共产党徒讲授，难免其曲解和恶意的批判。所以虽身兼数职，事务繁难，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讲授三民主义。因此，就草拟了讲授大纲。这便是本书的拟稿。”  

 

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舶来主义”，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上，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我们不能“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他说，任何时代，地方和社会发生的问题，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即便发生的问题一样，它也有其特殊性，用适用于一个时代、地方和社会的主义，去指导包罗万象的时代、地方和社会的问题，显然是不明智的，苏俄革命的胜利，只不过说明，“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他说，在同一时间空间，如果有二种不同的主义，必然的后果是，二种主义互相斗争、拼杀，结局是你死我活。所以，“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如果勉强尝试两种主义，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种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他惟怕别人不解其苦心，索性直白地说：“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民主义之外，就不应见异思迁的信仰别种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此路不通”。 

 

他跟随蒋介石鞍前马后，为其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摇唇鼓舌，制造舆论。蒋介石当然也体谅他忠心可嘉，才把他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总教官，提拔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北伐时，他作为蒋的文胆之一，随军行动。在后来的中原大战时，他一直在蒋的身旁，为其出谋划策，起草文牍。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时，他因反共有功，被提升为南昌“剿共”行营主任。在国民党“四大”上，他因是蒋的心腹，且反戈一击，反共有功，而当选为中央委员。

由低调、和平运动到叛国投敌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当日军侵占河北廊坊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蒋介石还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对日方针：“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蒋介石亲信的周佛海却持悲观失败的态度。他说：“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依他的逻辑，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定是居心叵测，“共产党、桂系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  

 

当然，中日一当开战，必定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他恰恰在这一点上，尽量夸大敌人的强势和我们的弱势，忽视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多方面的综合原因，以至说中国胜利的希望是“空中楼阁”，是“镜花水月的幻想。”他知道自己是微乎其微的少数，便开始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经常聚谈，“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相对全面抗战的“高调”，他们相当自得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他虽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竟背地里为所谓“和平运动”兴风作浪。他无视日本扶植“满洲国”的铁的事实，无视日本对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狂妄野心，无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片面建言单方面与日本交涉，并为此拟订种种方案。蒋介石审视全国的形势，没有实施他的方案。

 

他自被中共开除出党后，就发誓与中共为敌。抗战兴起后，反目成仇的国共两党又走到一起，这令他十分惶恐，他说：“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这些他“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发生了。”面对全民抗战的形势，他无可奈何，只得在口头上过过嘴瘾，攻击共产党是“唯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企图求得蒋介石的支持。正是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这使他非常失望。

     

蒋介石曾让周佛海主动与汪精卫接触，这使他与汪精卫的来往，有了十分难得的机会。在交谈中，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的投契，意见是那么的统一。他们都主张在对日关系上，中国只能与日本为友，不能为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剿共”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汪精卫利用身兼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的机会，竭力推行所谓“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和平运动”的中坚人物。

 

 

1938年1月，他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成立“文艺研究会”，其宗旨仍不离对内反共，对日主和。在指望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事的幻想落空后，他由低调、主和走入了更加危险的地步，秘密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策划，以建立一个暗中与日本联络的机关。他甚至与汪精卫背着蒋介石派高宗武去日本，谋求“和平、妥协”。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怒，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蒋介石不给经费，周佛海便从主管的宣传经费中拨付，可见他对“和平运动”的死心塌地。

 

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开始微妙的变化，由“和平运动”的态度分野，他终由拥蒋变为反蒋。当高宗武从日本带回“希望汪先生出马”的信息，一向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为之动心，而周佛海更是铁了心，要将“和平运动”进行到底。他积极鼓励汪精卫对日本的信息作出回应。汪精卫这才派梅思平去香港与日本交涉。汪精卫是个领袖欲很强的人，而梅思平辗转香港、上海，与日本谈判的成果就是，日本同意由汪精卫出面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撇开蒋介石，另立一“政府”，以实现中日“和平” 

 

1938年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这个声明中有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承认“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区域”等灭亡中国的条件，而这些正是作为汪精卫另立“政府”的前提，汪精卫虽急欲当领袖，但面对如此苛刻野蛮的条件，也开始犹豫不决了。深谙汪精卫处事风格的周佛海，非但没有劝阻，反而采取以退为进的激将办法，据《周佛海日记》，他料定汪精卫“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他与梅思平商量，“以冷淡出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

 

汪精卫果然不出所料，答应日方的条件，“决定照此复电。”在汪精卫叛国的歧路上，汪精卫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周佛海的外在的条件，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确确实实地不辱“和平运动”的“参谋长”的角色。

 

汪精卫经周佛海的劝说，同意出逃重庆，另立傀儡政权。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为名，乘机离开重庆，他也自知这将是条背负叛国投敌之名的不归之路，在日记也称是“冒险一行”，是“政治生命断绝之时”，“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19日下午，他偕汪精卫夫妇等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自此成为叛国投敌的汉奸卖国贼。他的这种罪恶的选择，也不为其妻所接受，一再予以劝告。可他却一意孤行，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并致信其妻说：“我意既决，我心甚安，望勿为一时毁誉所刺激。”   

 

他在汪伪傀儡政府中任过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是汪精卫的股肱之臣，犯下许多不可绕怒的罪行。抗战胜利，他理所当然地被逮捕。1946年11月，他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后又减刑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9日，病逝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总算结束其罪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