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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这是我采访过的最离奇的战争故事

(2021-01-13 10:44:53) 下一个

作者:孙春龙
前言:
这是我采访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故事了。为了不剧透,就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了。
两年前,经过一位老兄引见,我在昆明见到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医生,名叫李建坤,70岁。我前后去了他家三次,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些不敢相信他的故事。记者出身的我,一次次地追问,最终发现,他的讲述无懈可击。

这个冬日,我终于决定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只有键盘的声音,如同历史的回音。

李建坤8岁那年,大概是1957年,有一天,正在洗衣服的妈妈突然抬着望着他,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话:“你长得太像你爸爸了。”
“我爸爸是谁?他在哪里?”李建坤迫不及待地问,从他懂事起,他一直就想搞明白,别的孩子都有爸爸,而他没有。
原本温情说话的妈妈,突然变得有些愤怒,“早死了!”
李建坤继续追问,妈妈扭头就走了。
李建坤的妈妈叫李小香,李建坤和妈妈姓,所以他连爸爸姓什么,也无从得知。
那时,他刚刚有一个养父,叫李天才。养父姓李,他也不用改姓,正合适。养父曾经是一名解放军军官,转业后到了中缅边境的云南澜沧县工作,在一个小厂里担任厂长。
在此之前,妈妈带着他在昆明一个解放军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那个军官的级别很高,出入都是小车,还有警卫。这个军官对待部下很严厉,但是对他们娘俩,和蔼可亲。
养父对李建坤很好,对妈妈也是百依百顺。但养父的脾气也太好了,妈妈有时候会无理取闹,养父一点也不生气。这让李建坤有些不明白,妈妈之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后来做保姆,又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还这么傲气。他能感觉到,在妈妈的内心里,她觉得养父配不上她。有一次,连李建坤也看不过去了,他悄悄对妈妈说,“人家还是个领导,你还带着我这个拖油瓶,你凭什么对人家指手画脚的。”
妈妈听了,白了他一眼,“什么破领导,你懂个屁!”
李建坤乐了,他隐隐觉得,妈妈不是个一般人。
李建坤的童年过得很幸福。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经常在深夜的时候,会有一个穿着西装皮鞋的神秘男子来到家里。这个陌生男人一来,养父就会小心翼翼看看外面有没有人,然后快速关上门,把他迎进里屋说话。而妈妈见到这个陌生男子,每次都哭哭泣泣。
但李建坤很高兴,因为对方每次来,都会带来好多好吃的。而且这些吃的,可不一般。有成桶的奶油,还有整箱的奶糖,外包装上印着英文。
这个陌生男人,每次来都会很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要好好读书,有什么喜欢的就尽管说。
等对方一走,养父会把外包装上的英文抹掉,并且很严肃地警告他,“只能在家吃,出去后绝对不能乱说。”
那个年代,好多人连饭都吃不饱,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稀罕了。而且,是常年持续供应。
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好奇地问养父,“这个男人是谁,怎么会对我们家这么好。”
“是河对面牛奶厂的厂长,我平时对他们很关照。”养父有些轻描淡写地说。
李建坤猜测,这个厂长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要不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好。他想探个究竟,有一天放学后,他冒险游过河,找到牛奶厂,结果发现,这个厂长一脸漆黑,是一个佤族,根本不是送奶糖的那个陌生男人。
再到后来,这个陌生男子再也没有出现了,李建坤有些失落,他也不敢问妈妈。那时,妈妈开始变得神神叨叨,后来发展成严重的抑郁症。
不仅是李建坤想知道,当地政府也想搞清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个人是不能有秘密的。
有一天,工作组来到家里,刨根问底地盘问妈妈,而妈妈呢,就坐在地上撒泼,装疯卖傻,甚至捡起路边的一坨牛粪,塞到了嘴里。
工作组的人摇了摇头,无奈地离开了。
李建坤无比惊讶地看着妈妈,但妈妈一句话也不说。李建坤感觉到了害怕,他不敢再提奶牛厂的事情了。他知道,在妈妈的内心里,一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和他的亲生父亲有关。

直到妈妈临终前,告诉他这个秘密时,李建坤顿时泪流满面,妈妈之所以守口如瓶,是因为这可能牵扯到全家人的命运。

妈妈虽然一个字也不说,但还是会时不时地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有一次,有人在妈妈面前炫耀自己坐了飞机,回家后,妈妈一脸不屑地说:“切,坐个飞机有什么稀罕,我都不知道坐过多少次了。”
李建坤有些不可思议地问妈妈,你坐过飞机?你坐过很多次飞机?
母亲知道失言了,不再理他。
还有一次,学校军训,李建坤拿回家一副绑腿,但怎么都打不好。妈妈看到了,三两下就帮他打好了,动作十分熟练。李建坤诧异地问:“你怎么会打绑腿?”妈妈悄悄告诉她,她曾当过女兵。李建坤很好奇,但妈妈却不愿多说,还叮嘱不能告诉别人。
而到了学校,差点惹出事来,教官看了看李建坤的绑腿,说,“你这个打法,是花式绑腿,是国民党的打法。”
李建坤吓出一身冷汗。他由此猜测,他的亲生父亲,可能是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
其实有一次,李建坤差点见到爸爸了。
那是在1961年,养父出轨。其实这件事情,妈妈早有耳闻,她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在乎。这让李建坤想不通,妈妈对爸爸,鸡毛蒜皮的事都计较,在这个大事上,却显得若无其事。
问题是,有人告发了这个事。在那个年代,这算流氓罪,是要坐牢的。 
有一天下午,养父匆匆赶回家中,一脸严肃地对李建坤说,“我都安排好了,最近几天就会有人来接你们出境,去缅甸,是你最亲的亲人,你要带着妈妈一起走,以后要好好照顾妈妈。”说完,养父还把自己的手枪、手表拿出来郑重地交给李建坤,叮嘱他收好,到时候一起带走。
最亲的人?李建坤猜测,那一定是爸爸。他也由此判断,他的爸爸可能就在一江之隔的缅甸。
但事情却出现了转机,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养父以前在部队时的老首长来边疆视察,专门让当地政府安排,要和养父见一面。当年打仗时,他们都是生死兄弟。见面后,老首长知道了情况,出面斡旋,出轨的事最终不了了之。送李建坤去缅甸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这件事情,成了李建坤一生最大的遗憾,也让他无比纠结。如果没有老首长来摆平养父的事,他就可以见到自己的爸爸了。但是,也不能让养父坐监狱啊。
多年以后,养父临终前,对李建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建坤啊,爸爸对不起你。”
李建坤含着泪说,“爸爸,我不怪你。”李建坤明白,养父一直内疚的,是当年没有把他们母子送去缅甸,和“最亲的人”团聚。但是他理解,养父和他虽然没有血缘,但对他视如己出,养父和妈妈也没有生孩子,他是舍不得他们娘俩走的。更何况,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老婆和孩子突然失踪了,他怎么和组织交待?
16岁那年,李建坤参加工作,是在中缅边境的原始森林里伐木,还是个小队长。
有一天,来了几位解放军,他就张罗给做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兵突然看着他说,“这个小李队长,怎么长得像我们长官?”旁边的一位士兵马上纠正说,“是首长,不是长官。”
解放军里,一般把上级领导称为首长,而在国民党部队,是称作长官。
几天后,李建坤才知道,他当时碰到的那几个解放军,是逃窜境外的国民党残匪伪装成的,来刺探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国民党兵逃到了缅甸,在那里组建了反共救国军,经常会到边境搞一些破坏活动,总司令就是李弥。1951年3 月,李弥发动反攻云南行动,攻势迅猛,一度占领沧源、耿马、双江、澜沧等边城。后来解放军调集了3个师实施反攻,李弥的部队全线溃退,逃回缅甸。

1952年,这支部队和缅甸政府军发生大规模冲突,并且种植、贩卖鸦片以弥补军费。缅甸政府发现,这支残军的军用补给,很多来自美国,遂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在联合国的压力之下,台湾开始从缅甸撤军,但依然留下部分官兵,谋图反攻。
到了1960年,中缅联合勘界作战,解放军进入缅甸,将这支残军赶到了泰缅边境的泰北山区。台湾方面并未死心,除了暗地里支持外,还在这里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情报部队,以隐蔽手段进出国境,在云南边疆搞暗杀、挑拨、策反等工作。
因为经常在边境地区工作,李建坤后来也被发展成我方的情报人员,收集这些境外反动势力,以及边境毒品的相关情报。
若干年后,当李建坤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世,想起当年这个事情,他有些心酸。历史的捉弄,让他和亲生父亲,互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到了70年代末,李建坤的身份暴露。起因很简单,单位的人私底下议论,这个李建坤干的事不多,怎么还拿着高工资。单位领导的老婆听了这些话,回家后就给领导打小报告,领导悄悄给老婆说了李建坤的特殊身份,结果,一下子传开了。
组织上担心他的安全,将他调回了老家,云南曲靖。本来,他是有机会进入政法系统工作的,但李建坤考虑再三,没有去。在他10岁的时候,妈妈就给他定下一个“三不准”规矩:不准当兵,不准当官,不准入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订这样的规矩,但他还是答应了妈妈。
他最终选择做了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在老家,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妈妈,也慢慢变老了。
回到老家,李建坤一下子想起了儿时的很多事情。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住在火车站附近,有一年家里失火,把家当全烧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他到了昆明,在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
李建坤突然有一股冲动,寻找自己的爸爸。他到了火车站,找到旁边最老的一个房子,问房主阿姨,“还记得当年这里失火的那家人吗?”
阿姨看着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当年的小狗吗?”小狗是李建坤的小名。
李建坤很激动,他告诉阿姨,自己回来,是想找邻居们打听下,自己的爸爸到底是谁。
阿姨听了这话,态度一下子变了,“你应该去问你妈啊!”然后,就不再理他了。
无奈之下,他找到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很热心,替他找来解放前的一位老保长。老保长听了他的描述,说,“我知道你爸是谁,你爸呢,就住在附近,曾经是国民党第八军的一位营长,叫张自雄,后来因为历史反革命进入监狱,和你妈离婚了。”
李建坤听了,好激动,怪不得妈妈不告诉他这些情况,原来爸爸是一个历史反革命。
老保长带着李建坤到了张营长家,营长已经去世了,他的老婆说,自己的丈夫的确有过一次婚姻,还有过一个孩子。
一切都证实了。李建坤来到张营长的墓地,跪倒在地上,大哭一场。爸爸的墓地,芳草丛生,连一个碑都没有。李建坤立马找人,为爸爸立了一块碑。
几天后,李建坤专程去了妈妈家,兴高采烈地说,“我找到爸爸了!”他手舞足蹈地把找爸爸的过程给妈妈描述了一遍。他甚至宽慰妈妈,文革已经结束了,世道越来越好,不用再担心了。
妈妈却显得很淡定,笑了笑,没有多说。
作者的话:
我是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听李建坤讲述这个故事的,李建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爸爸。李建坤说,找到爸爸后,他如释重负。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给爸爸上坟。
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李建坤做的是中医,在边疆工作时,就收集整理了很多少数民族的良方,加上后来的勤奋好学,他的技艺进展很快,治愈无数患者。后来,他举家搬到昆明,有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李建坤中医馆”,赚了不少钱。

李建坤在山中寻找草药。

2008年,妈妈病重,李建坤隔三差五就回到老家,照顾妈妈。有一次,病重的妈妈突然将李建坤叫到床前,非常严肃地说,“妈妈快要走了,有些事情呢,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李建坤拉着妈妈的手,听着妈妈的嘱托。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的爸爸是谁吗?”妈妈望着他说。
李建坤愣住了,“那个张营长不是我爸爸?”
“他其实只是你的继父。”妈妈说,“你的爸爸,是李弥。”
“李弥!”这个名字对李建坤来说,太熟悉了,在边境做情报工作时,这个名字无人不知,境外最大的反共势力头目,被传得像一个恶魔,心狠手辣,无恶不做。
妈妈说,“他曾经做过国民党部队的军长,大陆解放后,逃跑到了缅甸,那时候兵荒马乱,没有办法带我们走,就把我们托付给了他的部下,就是这位张营长。”

李建坤有些不可思议。

妈妈继续说,“这个张营长后来进了监狱,在进监狱前,他又把我们娘俩托付给了另一位姚营长,叫姚怀州,在火车站当搬运工,也是李弥的部下。但不久后,这位姚营长也因为旧军人的身份进了监狱,后来死在了监狱里。”
“你3岁那年,我们家里失火,房子被烧了,我抱着你从大火里逃出来,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就到昆明给别人做了保姆。”妈妈说。
“我记得,你是在一个解放军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你既然李弥的老婆,他们怎么可能收留你呢?”李建坤发问。
“那个解放军军官,是你爸爸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妈妈说,“他念及同学情谊,为了保护我们娘俩,让我们娘俩吃住都在他们家,而且让我改了名字。”
李建坤才知道,妈妈原名赵云仙,1952年从老家曲靖来到昆明后,改名李小香。妈妈解释说,“这样,别人就会误以你是和我姓,其实,你一直是李家的人。”
李建坤能感觉到,在妈妈内心里,一直深爱着爸爸,即使他舍下了他们娘俩,即使他成为这个政权的“敌人”,即使他们再也没有联系。
但妈妈告诫他,不要去找爸爸。李建坤知道,爸爸的绝情,让妈妈一生无法释怀。
一个月后,妈妈在家中平静离世。那年,李建坤59岁。
料理完妈妈的后事,李建坤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爸爸。
从历史资料中,李建坤发现,在抗战的时候,爸爸是一位名将,尤其是在松山战役时,一战成名,成为第八军军长;内战时,则一败涂地,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自己带着几个随从逃到青岛;而在大陆解放后,逃往缅甸,组建反共救国军,试图反攻大陆。1973年,在台湾去世。
在这个过程中,李建坤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他的养父,也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后来投诚起义,加入解放军。
也就是说,他的三任继父,在接力替他们的长官,照顾长官的妻儿。怪不得,他的养父在妈妈面前,唯唯诺诺。
李建坤也终于明白了,他的养父出轨的事,妈妈为什么一点都没生气,养父和妈妈,也没有生孩子,原来,他们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
过去曾经发生的那些令他奇怪的事情,一点一点找到了答案。
小时候经常给他们送奶油和糖果吃的人,可能也是爸爸的部下。那时,这支残军,驻扎在中缅边境的缅甸一侧,试图反攻大陆。那些有英文标识的奶油和糖果,都是美国的援助。
李建坤还想到一件事,在90年代的一天,他去广州出差,拜访一位老中医,出电梯的时候,等在电梯口的老中医看到他,突然一下子挺直了身板,毕恭毕敬,然后盯着他看了半天。问他,“你姓什么?”
“我姓李啊。”李建坤有些不知所措地回答。
老中医又惊讶地大叫一声,然后不停地说,“太像了,太像了。”李建坤很奇怪地问,“像什么啊?”对方告诉他,自己曾是国民党第八军的军医,他长得特别像他当年的军长李弥。
找了大半辈子的爹,竟然是李弥,这让李建坤都有些不可思议,也有人风言风语,说这么多年,号称是李弥孩子的,至少有一打,你这是不是又编了一个故事,想捞什么好处啊。
这让李建坤有些恼火,他有自己的诊所,赚了不少钱,用得着认一个死了的爹来捞好处吗?况且,这是他妈妈临死之前说的话,怎么可能会骗他呢!
但是,怎么证明我爹是我爹呢?李建坤托人从台湾买来一本《李弥自传》,看了半天,结果发现,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娘俩。李建坤心生愤怒,这个让妈妈一生无法忘记,又不能原谅的男人,竟然如此绝情。
不过,和爸爸相关的历史,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地被公众熟知。李建坤得知,爸爸曾经指挥了著名的松山战役,这是一场发生于1944年的反攻战役,横亘于滇缅公路上的松山,被军事家称为是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盘踞其上的日本精锐部队,用了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
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8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均按军法从事。身为副军长的李弥,抓了顶钢盔往头上一扣,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主峰阵地,一连激战数日,身上两处负伤。
在最后关头,李弥听从部下建议,在山下挖了一条坑道,直达日军碉堡底下,埋上炸药,将整个山顶掀翻。李弥由此,一战成名。
时代不一样了,历史的进步,让李建坤心生念想,去找爸爸。
2015年初,他给台北市民政局写去信,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真的收到了回信。回信说,李弥安葬在台北市阳明山第一公墓。当年5月,李建坤抵达台北。下了飞机,直奔墓地。
站在墓前,他好委屈啊,想到妈妈一生的磨难,他开始大骂,“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打败仗时,你放下自己的士兵不管,只顾自己逃命,而对家庭,你不管老婆孩子,还算是个男人吗?”
一边骂,一边哭。骂完了,双腿一软,扑通,还是给跪下了,掏出带来的茅台酒和上好的普洱茶,给爸爸倒上。
作者的话:
听完这个故事,我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采访过很多寻找爸爸的故事,但没有那一个,能有这般离奇,又有如此丰沛的细节。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更离奇的事情,发生在后面。
从台湾回来后,李建坤去了云南盈江,李弥的老家。在当地人的指引下,他敲开李家后人的大门,说明自己的身世,告诉对方,自己回来是想认亲。
对方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说,“不可能,没有这回事。”对方还有些嘲弄地说,这么多年,有很多人都冒充说是李弥的孩子。双方不欢而散。
这让李建坤又开始怀疑,自己难道不是李弥的儿子?母亲怎么可能会骗他呢?
两个月后,到了中元节,李建坤再次前往台湾。云南人习惯在中元节的时候,给祖先上坟,时间是在农历的7月中旬。但这次去,一是给爸爸烧纸钱,二是找爸爸的旧部,核实情况。
在此之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工作人员丁淑芬,已经和他有书信往来。帮他找到了爸爸的一个部下,如今已是台湾海军退役少将的宋炯。
到了台湾,宋炯一见他,就说,“长得太像了!”
“你的妈妈是李弥的小老婆,有孩子,这个事情,李弥将军生前曾经给我说过。”宋炯说,“当时的时局太乱,李弥将军只把龙太太带到了台湾,龙太太是湖北人。”
“湖北人!”这让李建坤又想到一件事,他工作后,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对象,是湖北人,他觉得很满意,回家告诉母亲后,母亲坚决反对,说湖北人不好相处。他当时还很奇怪,原来梗在这里。
真相越来越明确,但李建坤心里还有一个疙瘩,他问宋炯,“他承认在大陆有老婆孩子,为什么他所有的回忆文章里,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对方反问,“如果他暴露了你们的身份,在那个年代,你们会是什么下场?”
李建坤愣住了,他终于明白,父亲的只字不提,母亲的守口如瓶,都是害怕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这次去呢,接待他的丁淑芬女士,还告诉他一件事,前几年,大陆还有一位女士,说她是李弥的女儿,还在报纸上登报,寻找知情人,这位女士姓安。
李建坤对此并没有在意。他想,我还没有证明我爹是我爹呢,那管得了这事。
十一
从台湾回来,李建坤最大的心愿,就是获得李弥家人的认可。他无数次地前往云南盈江,每次去,都要把车的后备厢塞满,带一大堆的礼物。他甚至还给当地捐了上百万元,用于修路建学校。
这李家人慢慢发现,这不像个骗子。在交谈过程中,李建坤无意中说出,妈妈之前是昆明纺织厂的女工。这个细节让李家后人一下子放心了,说,李弥当年的确实有一个小老婆,是这个纺织厂的,而且这个纺织厂,就是李弥家的。
李家人,开始接纳了李建坤。他们说,李弥和在老家的原配妻子,有一个女儿李欣娥,前几年才去世,去世前曾说,李弥生前曾通过一些渠道捎话给她,她在澜沧还有一个弟弟。
在越聊越细的时候,对方告诉他,他们曾听李弥说过,当时和这个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老大是一个女儿,在淮海战役失败后,李弥逃到青岛,把女儿托付给了一位警卫员,留在了山东,这位警卫员姓安。
“姓安?”李建坤突然想起来,那位认为自己是李弥女儿的安女士,他隐隐约约觉得,那是他的姐姐。
李建坤迅速联系上台湾的丁淑芬,对方给了他安女士寻亲时的网络报道,上面有安女士的照片。李建坤看了,太像自己的妈妈了。他告诉丁女士,希望尽快联系上安女士。
没几天后,李建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一位女士,对方问,“喂,是李建坤吗?”
李建坤也问,“是大姐吧!”
这句问候,让对方在电话里失声痛哭。
这已是2018年4月,时年,李建坤已经70岁了。
十二
姐姐叫安素珍。

2018年4月,姐姐接到台湾丁淑芬女士来信,告诉她,有一个叫李建坤的云南人,也曾前往李弥的墓地祭拜,说是李弥的儿子,“看了你的照片,说很像他的妈妈。”丁淑芬说。

这封信,让安素珍心中不是滋味,对爸爸的恨更深了:他究竟有多少个女人,多少个孩子?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的一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
安素珍出生于1947年,后来全家搬到北京。5岁时,妹妹出生了,之前对她有求必应的母亲,突然变了脸,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地让她罚跪,有好吃、好穿、好玩的,也都只给妹妹。甚至每次看她的眼神,满满都是嫌弃。
上小学时,有一次学校里组织看电影《洪湖赤卫队》,母亲不让安素珍去。老师知道了,掏钱给她买了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让母亲知道后,她竟然拿起身边的板凳就扔到安素珍身上,还拽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
这事儿后来被街道办主任知道了,上门干预。母亲强硬地说:“我的孩子我该打就打,你管得着吗?”后来,安素珍再挨打,也没人敢管了。
而每次母亲打骂她时,她的父亲总是躲到一边,假装没有看见。安素珍受了委屈找他告状,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语不发。

这样的遭遇让安素珍从小就噩梦不断,梦里都是母亲恶狠狠打骂她的样子。她常常躲在角落里无助地哭,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她在母亲面前努力表现,拼命讨好,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安素珍和父亲。

父亲的工资每月都交给母亲,有时偷偷攒下一点钱,会趁母亲不在时,带着安素珍出去买好吃的。吃完总叮嘱我:“千万不能告诉你妈。”
慢慢地安素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地位和话语权的。
十三
12岁时,安素珍跟随家人到东北舅舅家小住,舅舅的女儿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她说:“你的妈妈不是你亲妈。”
安素珍去问母亲,母亲听了大发雷霆说:“既然我不是你妈,那你去找你亲生的!”从此,安素珍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在泪水和恐惧中,安素珍度过了灰色的童年和青春期。
21岁那年,安素珍闪婚。她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冷冰冰的家。结婚后,虽然母亲不再打她了,但她依然还会做噩梦。一年后,丈夫调到湖北工作,她毫不犹豫地跟着他去了湖北。这一去,就是多年。
1973年时,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不知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安素珍总是做同一个梦,在梦里,她走很远的路去找父亲,最后走进一个军人家,有人告诉我,那就是你父亲,但她一看,却是一张陌生的脸。每次做这个梦,她都会哭喊着“爸爸”醒来,家人一度以为她中邪了。
有一回坐火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仔细端详了安素珍许久,突然对她说:“你家里有人做大官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安素珍听了直苦笑,他那懦弱无能的父亲,不过是街道办小厂的工人,哪可能呢。
不久后,孩子出生了,因为工作太忙,安素珍将女儿送回北京,交给母亲帮带。等她后来回家探亲时,女儿哭着对她说,“姥姥偏心,有好吃的只给妹妹,还经常骂我。”
安素珍听了,特别难过,小时候的事儿一下涌上心头。她找到母亲,准备好好沟通一下。谁知说着说着,母亲又骂开了,多年的委屈让她再也忍不住,激动地大声问她:“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么多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错哪了?”
母亲铁青着脸,一语不发。躺在床上的父亲说:“爸知道,爸知道。”
安素珍哭着冲出家门,60多岁的父亲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追了好远的路,追上后,父亲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流泪。
十四
1987年,安素珍从湖北回北京,突然发现家里人都不见了,邻居告诉她,他们搬走了。安素珍愕然:搬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辗转找到亲戚打听,终于找到了父母家的新住址,母亲见了她,一脸不悦地说:“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不是我亲生的,你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南方人,生你时都四十好几了,早年我生养不了孩子,才把你要来养。”
母亲的话,犹如一盆冰水,让安素珍从头凉到脚,那么多年虽然心中也有过很多次怀疑,但这话真的从母亲口中说出来,她还是很难接受。
母亲告诉她,“你的父亲是在青岛宁波路1号把你送给我们的,你那时全身长满疮,还是我们带你去打针医好的。”
这一年,安素珍已经40岁了。不惑之年,这张纸,终于被无情地戳破了。
10年后,养父去世。安素珍和养母、妹妹基本上断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一天,她做梦梦见养父,养父告诉她:去看看你妹妹吧。这个奇怪的梦,让安素珍再一次回到了北京。年迈的养母,已经住进了敬老院,连说话也没有力气。
不管怎么样,那毕竟是把自己养大的人。安素珍找到妹妹,想和妹妹商量照顾养母的事,妹妹却告诉她一件事,“你的亲生父亲,是李弥,我从小就知道,但是姥爷给全家人定了死规矩,不能对外说,也不准告诉你。”
安素珍愣住了,这是她第一次知道亲生父亲的名字。他是谁,长什么样?
想起养母曾说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回到家后,安素珍立即打开电脑,在搜素引擎里输入这个名字,很快,电脑中跳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第八军军长”的字眼,一张陌生的脸印入眼帘。

当时,桌子玻璃板下刚好压着安素珍的照片儿,她低头看看自己,又看看那张陌生的脸,发现真的很像。

 

这一年,安素珍62岁了,第一次知道了亲生父亲的模样。
当她看到父亲于1973年在台湾去世的信息中,突然想起那年她反复做过的那个梦:这是冥冥之中的心电感应吗?
整整一个晚上,安素珍就那样坐在电脑前不停的搜索,直到累得瘫在椅子上,心里有无数个问号:既生下我,为何又要把我送给别人?还有我的母亲,她又在哪?
她决定,寻找答案。
十五

安素珍求助于媒体,当了解到台湾人可以看到厦门的报纸后,她设法联系上了厦门商报,并在记者的帮助下,刊登了寻父启事。

2009年4月27日,厦门商报的B5版刊登了标题为“一女士自称国军李弥女儿”的文章后,台湾的一位金先生联系她,帮她找到了《李弥自传》。和李建坤一样,安素珍也失望地发现,这本自传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她。
安素珍曾从养母口中得知,她是1948年在山东青岛被送给安家抚养的,她把这个细节告诉了厦门商报的记者。后续的报道出来后,潍坊的一个市民宋先生证实说,他老伴的姑妈曾经与李弥的姨太太一起,从潍县(现潍坊市)撤往青岛,当时这位姨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老伴的姑父黄先生是李弥部的军需官,追随李弥多年,后来全家都去了台湾,如今,姑妈、姑父都已经不在世了。
唯一的线索,却因为当事人已经去世,无从查证。安素珍渐渐放下了寻亲的事。她做梦也没想到,9年后,一封来自台湾的信,让她已如止水的心再起波澜。

2018年清明那天,安素珍收到了一封署名丁淑芬的信。丁女士在信中说,她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下属单位工作,曾经看到她登报寻父,三年前,她认识了寻找生父李弥的昆明中医李建坤,“你们可能有血缘关系,可以联系看看。”

按照丁女士提供的电话号码,安素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李建坤打去电话,电话很快接通,她问,“喂,是李建坤吗?”
没想到,对方没有回答,反问她,“是大姐吧!”
一句发自肺腑的大姐,让安素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

放下电话,安素珍就收拾行李,奔赴云南昆明。在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素未谋面的姐姐和弟弟,一眼就认出了对方。这两个同父同母的姐弟,终于相见,姐姐71岁,弟弟69岁。

历史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也是幸运的。这场党派之间的战争,让太多的血脉天各一方,或在茫茫人海中,擦肩而过。
十六
姐姐和弟弟一起,慢慢拼凑起了这个家庭的历史。
他们的爸爸李弥出生于1902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一生戎马,打满了整个抗战。
在遇到他们的妈妈之前,李弥有过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在老家盈江,后来离婚,育有一女;第二任妻子死于日军的轰炸,留下一个儿子;第三任妻子名叫龙慧娱,没有生养孩子,最后陪着他去了台湾。
妈妈比爸爸小26岁,他们在昆明相识。
1947年,安素珍在山东出生。不久后,李弥部队南调,参加淮海战役,最终全军覆没,李弥化妆成农民,逃往青岛。在青岛,将女儿送给自己姓安的警卫抚养。
安素珍这才知道,她的养父,原来是李弥的警卫。
到了1949年,李建坤出生,李弥奉命回到云南之际,将妻儿安顿到云南曲靖。不久后,云南解放,李弥逃往香港,随后前往缅甸,聚拢残部,试图反攻,并于之后撤往台湾,1973年病逝。
“当时兵荒马乱,他自身难保,不可能带着你走的。”李建坤宽慰姐姐。姐姐反问,“那爸爸为什么没有带着你和妈妈去台湾呢?”
李建坤了无法得知。乱世之下,即使是万人之上的将军,又能怎么样呢!

李建坤找到妈妈年轻时的照片,送给姐姐。那是姐姐第一次看到妈妈,长长的辫子,和她年轻时一模一样。

李建坤无从得知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妈妈在世时,从来没有告诉他,他还有一个姐姐。安素珍为此也有些失落,难道妈妈也忘记她了吗?
直到他们来到妈妈的墓前,李建坤对着妈妈的墓碑说,“妈妈,我把姐姐找回来了,这个家,终于团聚了。”
看到墓碑上的名字,姐姐说,“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叫李小香吗?”李建坤解释说,妈妈原名赵云仙,后来改名李小香。
姐姐满眼泪水地对李建坤说,“小香,那是我的小名。”
(全文完)
后记:
在采访完这个故事后,我迅速联系了居住在泰国清迈的李祖耀先生,他是李弥将军的侄孙,是李弥家族在海外的主要主事人。李先生迅速飞至昆明,经过多方印证,认可李建坤先生和安素珍女士,是李弥将军失散多年的儿女。
此文与谢莹女士联合采写,特别致谢。
即使一个将军,因为战争也妻离子散,何况平民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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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zegoat 回复 悄悄话 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从来战争受累的都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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