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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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选自王朔杂文集《知道分子》
02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儿。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溯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军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搞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地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 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梁》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好像这还不够乱，流行乐坛又在一片西北风声中沸腾了。在我印象中那都是一年当中前后脚的事儿，刘欢田震那英抗天模王迪孙国庆联袂出道，人民群众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崔健又横空出世了，哑着大便干燥嗓儿一吼，竟如天上下刀子，纷纷击中中国人的麻筋儿。他还不是单一个人，看见他的同时也看见了他身后一片摇滚队伍，黑豹唐朝眼镜蛇什么的，早埋伏在我们周围，一声炮响，杀声四起，刀兵齐出。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是在目不暇接的文化盛宴中度过的，一个惊喜接一个惊喜，这时的港台文化只是一片曼妙的远景陪衬，只有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听到它们发自角落的袅袅余响。我听到它们的音乐在播放，看到它们的电影在上映，也见到路边书摊摆着它们的小说，从设想过这也是文化范畴内的东西，即便是有些人的作品哄传一时，也认为是小孩子的爱好，中学生的激动，并不把这视为成年人应该关心的事。在这儿，我想应该做一个区分，香港和台湾在我眼中是有高下的。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在当时我是可以干脆认同的，说台湾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文化表现我十分犹豫。尽管我有顽固执拗的信念相信我们的文化在华人文化圈中是最优越的，但要说我从没被台湾流传过来的东西打动过也太不凭良心。
台湾人是后来的。他们人进大陆前，已先声夺人。我指的是邓丽君的歌。我最早听到她的歌是《绿岛小夜曲》和《香港之夜》，录在一盘质量很差的磁带上，买录音机搭过来的。那时我们这儿还在声嘶力竭地玩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很优美的情感也只会高亢尖利地表达出来，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后来是侯德健、罗大佑，他们给我的耳朵定了一个标准，就是好歌确实不仅仅是悦耳，也有那个文学性，即对人内心深处清脆的打击。我得说他们丰富了我的情感。他们的歌是那种可以使你停下来对自己多看两眼的东西。侯、罗是流行音乐中的超凡脱俗之辈，除了摇滚，我们这儿还没有能跟他们比肩而立的人物。
还有李昂，比她稍逊的白先勇，他们是我读过的并认为是小说的为数不多的台湾作家，也许还应该加上陈映真，只是我读他的东西不多，无法论及。还有两个女子也不能不提，一个是席慕容一个是那个著名的三毛。她们的东西我不觉得有力量，较真儿地说那是次一等的文学，精神容量和感染程度相当于好的流行音乐，李宗盛童安格那一级，但我忘不了读她们东西时作为一个读者所受到的单纯的感动，那是使人想变小变透明的感动。她们的文字有水晶般的效果，能写出那样的文字也是才女了，也许我们还要十年，到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出现，才会有这副文笔。
电影，当然要数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这批人，他们的创作和我们这儿的"第五代"可说是交相辉映，各不相让。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的作品气质更接近我们这儿的"第六代"，不那么宏大，找那个民族魂，更城市，更个人。依我之见，李安也应该算他们一伙的。对城市、现代化、现代化条件下的城市中的人与人关系，他们集体显得比我们的导演更有感受，把握经验也更充分，已经先我们一步跳出了中国人的仪式化的生活表象。
老实说，我对台湾人的印象一直比香港人好，也许因为他们讲国语，很多人本来也是大陆过去的。我接触的台湾文化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甚至在我看来都有些迂阔，那种方朴诚恳在大陆也是少见的，人好在骨子里，不但可以一起做事也能玩到一起去。纽约有个台湾来的华人导演叫皮特—王，居然一口京片子，跟他聊天聊老北京的事儿会感到自己是野的，外来的，这个时候就有强烈的感受：大家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甚至那些台湾商人，也比香港商人多一些豪气，喝起酒来很仗义，当然也没准儿我接触的那几位正巧都是黑道来的。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即便是在热闹自大的年代，我也隐隐感到了来自海外华人文化的冲击，只是不能正视它，就本能而言，我倾向于忽略、贬低那些非本地的陌生的文化形态。
03
麦当雄讲过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他讲他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在内地受欢迎的剧目拿到香港去不见得卖，反过来，凡是在香港卖的拿到内地就一定卖。他的结论是：要搞就搞合乎香港趣味的。我只听进去了他的前半句话，内地的戏拿到香港不卖，也只是在更强调内地香港社情民心不同这层面上听了进去，反证了我认为香港影视剧在内地终难成气候的坚定观念。后半句，香港的戏拿到内地一定卖！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不看。这就是以偏概全了，这就是一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还以为香港戏仅限于粤语方言区和中小城市那些半文盲的民工和情感幼稚的中小学生范围内流行，孰不知中小学生已经长大了，开始上大学或者进入社会工作，香港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合力经过十数年默默的群众普及和"从娃娃抓起"，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两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将感到它的灼人温度，看到它在我们面前无处不在地燃烧。
麦当雄借给我看了很多香港录像带，一开始多是他那个工作室拍摄的片子，后来超出了这个范围。我正经看香港电影，大约就是从那时起。那之前，我对香港电影的认识也就是老"凤凰""长城"拍的《画皮》《三笑》什么的，再就是王晶那些胡闹的片子，觉得很吵，看两眼就烦了。惟一印象好的是在赵宝刚家看过一部刘德华和吴倩莲演的《天若有情》第一部，觉得吴很动人，刘也算劲头十足。从麦当雄那里我多少对香港电影有了一个新的观感，凭良心说，有些片子拍得相当不错，大陆拍不出来。《跋豪》《英雄本色》《赌神》这些黑帮片或叫英雄片拍得都不逊于好莱坞，周润发是个了不起的明星，刘德华早期也好，周星驰好坏参半，成龙在《红番区》之前那些警察系列一般，不那么过瘾。看《阿飞正传》是个始终被感动的过程，心中暗惊，香港也有这样好的艺术片，后来知道此片导演叫王家卫，又看过他的《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窃以为这个人是给香港电影拔份的人物，有他在，还真不好讲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话。还有关锦鹏、许鞍华，那些片子拍得也一点不寒碜。年轻的里头有个陈果，拍的《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那是正经的艺术片，连那个沉闷劲儿和大陆的那些年轻艺术片导演的作品都很相像。还有"银都"拍过的一个《童党》，好像是张鑫言的，也好。还有一部最近看的，《飞一般爱情小说》，导演不知是谁。好看得不得了，手法之流畅诡异，大陆年轻导演倒显出笨，拍东西太使拙劲儿。有一天，我曾和一个香港电影热爱者互数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的好看片子，他说一个，我说一个，说了一会儿，我这儿没了，他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尽管感情上很难接受，我也不得不承认，在商业电影这一块，香港远走在我们前面，说香港电影、印度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商业电影市场三足鼎立，这也真不是瞎说。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悲观，主要也不是香港电影难以企及，而是我找的那些写手实在不行。也不要你有思想也不要你有灵气，甚至都不要你出构思，只是要你在既定的故事中加进一些人话，这就做不到，一写就是假招子一写就是假招子，好像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别的不知道，恋爱总谈过吧？为什么一男一女相遇都不能说点可人疼的话？
我非常不愿意讲年轻人的坏话，因为他们不会老这个样子，还有未来。但我还是要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敏感时尚的艺术青年，都不大会说自己的话了。港台流行音乐已经替他们把他们要说的话说了，当他们想自我表达时，总是有现成的句子供他们表达，句式，语感，所传达的情绪非常接近一句不知什么时候飘进耳朵的流行歌词。
有的听上去新鲜，有的也有趣，但大家都那么说，也就成了套话、时兴话，——他们小时候都是听港台歌长大的吧？
我承认，对待港台文化我是感情用事的。我也听张学友的歌，看成龙的电影，周星驰的《西游记》还颇令我感佩不已。对具体的作品我自用普通观众听众的心态以对之，但笼统地想到港台文化及其等而下之的那些合资的港台戏受港台歌风影响的流行小调，我就是不能认同，油然而起排斥之心。这里有地域文化的狭隘优越感，或说视北京为中心的老大心理，总觉得港台是异类，是边陲，以它为主导就是不能容忍。但这也不全是心理问题，这么说也简单了。我想还有一个纯粹的感官不同意在里面。港台的东西太甜，太想让人舒服，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久了，就不满足。这就像糖一样，快感止于口腔，第一口很容易接受，吃下去，一直吃，就不免发腻，嘴里发黏，唾液变酸，胃口也倒了。能使大人成瘾的东西都不是甜的，姻酒茶什么的，总要带一些刺激性。
去吃饭，上的都是甜品，好吃的感觉也不会产生。当然小孩子不会同意我这观点，他们会举出冰激淋店，蛋糕房为例，证明都是甜的他们也吃不腻。我是说我，我不爱吃甜的，特别是没吃正餐之前，肚子空的时候，看到甜的就恶心。当然我知道，甜，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口味，渗透在民间的日常生活和节日气氛当中，看那些江南民歌，花鼓灯，北方秧歌，剪纸，手工艺品，旧时民居房上的雕饰，处处透着喜兴、欢快和吉祥如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这几千年净过好日子了，所以有外国旅游者吃惊，没想到中国人这么单纯快乐，再荒唐一点的，甚至认为我们是一个乐观的民族。
如果说内地民俗民情中的甜风还有点穷欢乐的意思，港台地区的甜就真是透着对富裕生活的知足，感激和领情，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的生活就是比蜜甜，生于享乐死于享乐。我说港台地区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个没人反对吧？资产阶级无止境地追求快乐，而他们的烦恼则是很细微很有限的，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就是小市民的发财欲望，青春易逝爱情易逝快乐的时光太短的轻轻感叹。为什么我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艺术注定是腐朽的？第一，他们没急着，很舒服而且欣赏自己这份舒服的日子眼睛就盯在这个上面；第二，他们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人生观基本是宿命的，是敬神拜天的，这从他们那儿流行在饭馆里摆那些斑澜的关公财神像可见一斑。既然活得很好很满意又对过去未来有一个深信不疑的看法，他们的精神空间只能是狭小的，自给自足的，像把自己反锁在金库里的土财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处在静态环境中闭起门来自我品咂的中国资产阶级和照出他们灵魂的艺术，焉得不腐？
说艺术是客气了，他们尽管也吹拉弹唱，又写又画，其实提供的不过是娱乐，声色犬马，光怪陆离。从港台文化的拥护者着迷者自诉的身体症状看，他们也是被娱乐一把，十分痛快，高兴，轻松，有人还有精神腾飞心灵被洗涤的幻觉，更爱国更热爱生活云云。
寓教于乐，这是娱乐业的上品和特别要求加入的功能。这有什么不好吗？没什么不好，谁也不必在这儿上跟我较真，我赞成人民需要娱乐，好的娱乐，可以引人向上，纯洁心灵的娱乐。我想有些人大怒且不能接受的是把娱乐排斥在艺术之外，是名词之争，他们从骨子里还是看不起"娱乐"二字。这也不怪他们，都怪我们这些年一贯标榜艺术，似乎只有这个最高，没有一个词比一—上个词更高，那只是区分不同范畴的称谓，现在是恢复"娱乐"名誉的时候了。这我还要提醒娱乐迷们一句，你们应该自信，好的就是好的，全看你们的感受，又何苦在乎叫"娱乐"还是"艺术"，坏的"艺术"还不是比比皆是。
反过来说，艺术不一定全是悲观的，但娱乐一定要都是乐观的。
话说到这里，我发觉我上面下的断语"中国资产阶级的艺术注定是腐朽的"不能成立，因为他们那个根本不是"艺术"，说不着人家。作为娱乐，不存在腐朽还是长青的问题，你能说卡拉0K是腐朽的吗？你能说电子游戏机是腐朽的吗？只能说娱乐也许会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有些娱乐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老而弥新，为一代又一代人所着魔，譬如麻将，譬如钓鱼，譬如武侠，我看这些东西起码还能存在一千年，谁跟我打这赌？所以，我也发现自己的没趣了，我反对港台文化就等于不让人民群众娱乐，这就有点不像话了，也不归我管。在此，我宣布，我错了，凡是把港台文化当艺术批的话我都收回。我也将继续反省自己身上的地域文化偏执症，港台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堂堂正正的一部分，是本国娱乐文化的集大成者，薪火承传者，或可说他们才是正根儿。四九年以后，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旧中国那些闲适的，"鸳鸯蝴蝶"的都到他们那里去了。这些年一直没断了承上启下，左右逢源，中国传统的，东洋的，经过东洋传过来二手西方的，都在他们那里熔为一炉，发扬光大，制度化，工业化，系列化，现在他们回来给我们补这节课了。我们应该高兴是不是？我也希望自己的人生丰富，多经历一些奇怪的事情，经过了这么多年，光听说没见过，终于有幸看到旧文化——也别这么说，好像带贬义似的——终于亲眼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那些贯穿我们几千年文明曾经令我们的先人过得十分舒服的一切趣味、窍门和好玩的玩法一股脑都在中国复辟了。
解玺璋讲我"怎么可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怎么不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不站在"左翼文学"立场上又往哪儿站？"左翼文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后来也是革命文化的一个源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革命文化后来政治斗争化了，越长越有点长走筋了，那是没长好，结了个歪瓜，论秧子，还有些老根儿是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块厚士中，这才是"别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呢。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五四"运动，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越当作枷锁，当作新生活的绊脚石。孔子怎么样？"砸烂孔家店"。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成行为上的暴徒，名声搞臭了，若仅是文化上的造反，思想上的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我们这些更后来的人把它再走正了就是的了，新时期文学就是这么个拨乱反正的行进方向，怎么也轮不到传统文化重回中心。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
流氓终归也就是起个哄，吹声匪哨、向人群中砍块砖头，起一个让老实人心惊的效果。真正的解说、分析、论功行赏和以罪定罚，还要老师们出场，你们是专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别光吃饭不干事。也不许像严家炎那样，什么"有人引鲁迅的《流氓的变迁》批金庸，是一种误解或曲解。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三寸不烂之舌一卷，就把这个话颠倒过来了？你讲鲁迅对侠文化不否定，客气，要有根据，他在哪儿哪篇文章说过这个话或有过类似意思，不能因为你认定(铸剑) 是武侠小说就理所当然得出这么个结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小说......"之语就更不像话，说你想当然是不尊重你，但你想想，若这逻辑成立，你是不是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替鲁迅发言？人死不能复生，做这种假设起码是不严肃。别跟我似的，嘴上没个把门的，想起一出是一出，说话不负责任，我丢的是自己的脸，您丢的可是全北大中文系的脸。好好写，用点心，你能写出无愧于学问把我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我在这边厢洗耳恭听。还有其他人，所有跟严家炎观点相同或仅仅是看我不惯的人，全来，我倒要听听哪个好意思讲：港台文化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港台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从大俗到了大雅。
港台文化的胜利究竟是文化的优越还是工业的成功？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一定遵循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灌输的水流定律？大众是谁？有没有各自单独的名字还是一个集体意志？还是几个集体意志？可以概括吗？人民性指什么？越是发行量大的等于越是有人民性也就等于越伟大——这一等式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放之四海面皆准还是因人而异？权威是谁？是书读得最多那个人吗？还是书写得最多的那个人？还是所有人？我们需要权威吗？什么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吗？没有理想能不能过日子？年轻人就一定是进步的吗？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哪儿？我们的学术根基在哪儿？我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现在的小孩是不是"听鸟语"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是都没有"人文精神"还是各阶层有各阶层一向既有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
下一次文艺复兴在什么时候到来，还是从来没有到来过？
近日，我听到一个说法，出自北京的"零点乐队"，说港台文化的到来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这观点很新，很有力，作为最后一问放在这里——它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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