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伊甸园

伊甸园

老愚／文

八十年代的复旦校园

　　父亲买了几个橘子，从窗口递到我手上。车就开了。
　　我一个人乘火车前往上海。在这之前，他问我要不要送，我说省点钱吧。
　　火车上有空位子，但我不想坐。梦想中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我要站着到复旦。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这几个字我已经记在心里。如果说，以前邯郸这个词给我的是滑稽和枯燥的话，现在，它成了一个非常美妙的音节：邯郸。南柯一梦如果与事实联系在一起，成语昭示的就是美妙的奇迹。
　　挤在熙熙攘攘的过道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心里却并不紧张。从一张张活动的脸上，我竟读出了一丝亲切。
　　内心有憧憬，有更大的梦想，有小鸟出笼的轻松，但似乎也有不安。迷茫，人生的大雾，我仅仅穿过了很薄的一层，更深更大的还在后面。脑海里也许浮现出古人昂扬的句子：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谁识我？我又是谁？
　　混沌初开，万物狰狞。如果是一颗水滴，又有谁愿意平淡地融入大海？
　　孤芳自赏，对，就是这个词。青春的特质在我看来，就是如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唯一的神物，是生命的奇迹，不甘于混同，更不能忍受寂寞。
　　车厢里有故事。一个胸前戴着刺目的上海外语学院的校徽的高个男生，搭识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两人越扯越近，最后男生换了座位，坐到女孩边上。他们的谈话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我觉得新鲜。只要是大学生，就有邂逅。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自由奔放，活泼如夏天的野兔。如今我也是了。我却只有艳羡的份儿。
　　二十几个小时，我没阖过一眼。抓住扶手，任由窗外的风景急速退去，我的心在希望的原野上奔腾。
　　月台上扯着欢迎新生的大旗。立时有了到家的感觉，眼角已经湿润。
　　我拎着自己的行李包等着接站老大哥。一个稳重的男生走过来，他伸出了手，我正要把东西递过去，大哥哥手朝我身后伸去：后面站着一个林妹妹式的女子，满脸娇媚。攥紧红色大箱子，大哥哥领伊人朝校车走去。我提着自己的东西，跟在后面上了车。这是个很有意味的开端。
　　校车驶进校门的瞬间，我感到自己复活了。
　　宿舍里已经有人，一个女人在忙着挂蚊帐，被称作弟弟的坐在桌前喝着什么；有两个同学自己搭帐子，架子床咯吱咯吱叫唤。
　　“你是——”瘦而白净的上海同学问道。
　　我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下铺。用手一指：“这就是我的名字。”
　　“噢，你是哪儿的？”
　　“陕西人。”
　　倒了杯水，刚一沾嘴，我就吐了出来：怎么有一股子中药味？上海同学笑着说，得放茶叶，上海水质就这样。
　　办完手续，顺便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我在日记里写道：复旦真大，我愿意做一滴水。
　　这个晚上，我早早上了床。几个同学都趴在床上写日记。就要跟这七个人同居一室，同呼吸四年。家乡遥远得不能再遥远，呼吸着一个陌生城市的气息，不适感逐渐强烈起来。这个时候，母亲一定还在灯下纳鞋底，村庄安静了，挂在院子里的玉米棒子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两头大肥猪哼哼着就打起了呼噜。大黄狗一定蹲守在铁门后面，脑袋耷拉着，耳朵却伸得长长的。母亲她在想什么？指挥施工的父亲又会想到什么？他们总算把我拉扯大了，有出息了，却要开始四年的等待。回报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要的就是一个事实：我们家供出了一个名牌大学生。
　　南方。鱼米之乡。大上海。我脑子里全是这几个主题词。揣摩着揣摩着，我就睡着了。
　　半夜里，我被悠长的汽笛声惊醒，脸上流着两行清泪。
　　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大学里其实寂寞得很。
　　起先到同乡会寄托感情。说是同乡，陌生依旧。说的也不是同一种话，城里的说陕西普通话，乡下的说土味十足的普通话，视野也不一样，在一起，能说些什么呢？照相，嗑瓜子，留楼号和信箱。
　　有一个宝鸡的女生，国政系的，长得比较标致，男同乡找得或许就勤一些。周末，我去敲门，她勉强地开了，脸色却很不悦。话自然也没几句。我知道，找的人多了，再找就没戏了。在当时，心高气盛的我很有些愤怒，心想，我找也不会找你这样的，你清高什么呢？另一个宝鸡的女生，经济系的，人很不错，借书给我看，有一天中午还书时，穿着短裤躺在帐子里，同宿舍的也敞胸露乳，弄得大家都很尴尬。以后我再也不去女生那边了。
　　家庭出身、城乡地域、甚至美丑等等，把人分成不同的层次和圈子。来自同一个地方，未必带来亲近。如果大家都暗地里企图摆脱自己的地域特征，想尽快上海化，同乡就有提醒自己出处的不良意义，这时，恰恰会自动疏远操同一口音的人。谁愿意整天照镜子，数自己头上的疤呢？
　　同乡里有一个热情可爱的女生，叫赵大莹。进校当天就认识了。当时在小卖铺挑选东西，我和服务员说话时，她听出了我的口音，便认了老乡。以后，她就成了同乡间的沟通者。我的一次被拒绝的求爱也源自于她的引见。
　　说实话，尽管进了复旦，但质地还是个中学生。第一节写作课上，廖光霞老师布置了一篇课堂作文。以《我的母亲》为题。我写了母亲为我熬药等一系列生活细节，写之前还犹豫，写着写着就动了感情，真实的加虚构的。第二周上课，廖老师竟宣布我的作文最好。
　　我知道班里藏龙卧虎，一篇作文并不能证明我比别人高明多少。但心里头还是欢喜不已。这毕竟是一个肯定。从小就渴望当作家，高中时，《陕西青年》刚复刊，学校团书记鼓励大家向杂志投稿。我暗地里用力写了一篇歌颂农村变革的东西寄了出去。掐指头算日子，每天的等信成了最大的事情。两个月后，我的心才凉下去。铅字，我的作品什么时候能变成铅字呢？几乎每个做过文学梦的人都有深深的铅字情结。这也许是个好兆头。
　　二年级的走廊里贴着小说研究会的习作。老大哥们把自己的作品抄好贴在墙上，没事时，就走过去看一眼。小说是什么？文学与生活是什么关系？歌颂与暴露哪个应该更多些？在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处于收缩阶段，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仅剩余波。写什么，怎么写，权威都要过问。开学没多久，指导员便召集我们传达了一个文件，说的是要警惕地下刊物，有关部门依法查封了几家反动刊物。对我来说，反动还是一个遥远的词，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就会反动？
　　上海同学贺老六发起成立探戈社，他挨个找人谈话，最后确定了第一批成员。“文学探讨，交流习作”这个宗旨很合文学青年的意愿。我们的社刊名曰《地平线》，不定期出版。所谓出版，也就是各人把自己的作品用统一格式的纸誊写清楚，交给集稿人，经常简单的分类美化，装订成册。在我的印象中，一共出版了五期。最初，还有人借去看，到最后，就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对办刊起劲的要数我的上铺——诗人傅亮。他说话有点结巴，着迷于诗歌创作，立志要成为响当当的校园诗人。我在大学的四年里，他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学。可以说，他熟悉我的精神脉动。　　         

       谁叫我的童年如此顽皮我留给父亲的
　　总是那些数不清的被打碎的玻璃杯
　　以及到医院在埋怨中结结实实缝过两针的脑袋
　　于是父亲真的把嘱咐作为一种永久的礼物
　　我要出门他就仔仔细细塞到我的心里
　　甚至连我只穿一条小街去对面看场电影
　　他也是那样不安这不安又满含深深的爱

　　这是他的成名作《自行车与五香豆》的开头。这首适合朗诵的诗，每次都引起热烈的掌声。以絮絮叨叨的节奏展示青年对反叛传统的渴望，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而我还拘泥于传统的警句诗歌不能自拔。每到夜晚，我徘徊在校园的小径，寻找新奇的句子。朦胧诗的流行影响了一代诗风。写诗变得有迹可寻，往意象一路走的，整天寻找隐喻，越复杂越吸引人；往哲理警句方向走的，任务也颇为艰巨，没事就得苦思冥想高八度的句子，推敲提炼。校园诗似乎开辟了一条新路。平易的语调，细小的感觉，舒缓的节奏，甚至带点忧郁的味道。十八岁人人都是诗人，校园里盛产诗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真正的诗歌感觉却不易获得。就我的经历而言，严酷的生活限制了人的表达能力，所学的东西又与心灵无关，内心里是有着某种诗意，那些东西若有若无，稍纵即逝。用片羽鸿爪来形容当最为恰切。在生命勃发的季节，每天都会有什么东西飞出去，从我们的灵魂里蒸腾而去的或许就叫诗——青春的分泌物。我在练习本上涂抹着自以为有诗意的句子：

　　我是鸽子
　　我是风
　　我是水牛嚼不烂的草

　　我怎么也写不出那样的句子：

　　喝着白开水问起昨天早上那次偶遇
　　那时我们都走得匆匆虽然那时雨也下得匆匆
　　都去了哪里急不可耐的样子都去了哪里
　　打着雨伞擦肩而过
　　还没来得及打上招呼就彼此消失在人流里
　　我们都去了哪里我们是这样一心一意
　　　　　　　　——卓松盛：《我们这里》

　　我想，我缺乏从生活中发现诗的能力。多少年处在紧张焦虑的状态之中，心里仅有一股混沌的激情，个人没有真正的生活，也就无从体味真正的生活。向前，向前，向前！十几年的日子困兽一般渴望挣脱牢笼，眼睛盯着外面，夜思梦想着未来，也就淡化了生命的点滴感受，只剩下满腔义愤和莫名的激情。
　　八一级是内向的，对渴望表达的人都隐约有些微词。我们宿舍就有三个人写诗，因而被讥笑为“诗人之家”。　　。
　　在大学里，时时能感受到贫困的压力。首先是吃饭。学校的饭菜在上海高校里首屈一指，每顿有二百多个品种，米饭、面食应有尽有。米是上等的好米，晶莹剔透，面食花样翻新，可称得上美食乐园。我享受的甲等助学金每月三十三元，家里每学期给二百元，平均下来，每月约为七十多元。每月开销如下：剪发买日用品花去十元，买书用去十元，通信二元，买衣服二十元左右，剩下三十多元。平均每天一块多一点。早餐三毛，晚餐三毛，用在午餐上的仅有不到五毛钱。刚进校那会儿，我的胃口出奇的好，一天三顿吃不饱，晚上还得加餐。这样就更紧张了。午饭干脆就要三分钱一份的底菜——把包心菜之类的便宜蔬菜切碎，煮熟，放点盐，兑上水。吃饭时，就只能躲在角落里，囫囵几口吞下去。旁边的同学或许正慢条斯理品尝着带鱼和大排，不能让他们碗里散发的香味俘虏了，否则，一天都会感到没吃饱。
　　过大的饭量，说明肚内没什么油水。
　　长年的乡村生活，吃饱已属不易。老家以面食为主，早晚稀饭馒头加咸菜，中饭隆重些：光面条下锅，蒸气溢出来后，择一把苜蓿丢下去，再泼一盘辣子。队里分粮食柴禾，一年的花销全靠家养的动物。两三头肥猪解决大部分开支，鸡蛋换钱买针线调料。
　　一年中，能吃到四五次肉。春节一顿；忙前（夏收）顿；中秋一顿；鸡娃养大，留下母鸡，半大的公鸡就成了盘中餐。亲戚家红白事也能吃上一顿。要命的是，我不吃猪肉。
　　对猪肉的恐惧，源于一次抓肉的经历。
　　快过年了，队里要杀几头猪。猪爷们或许有超感觉，或许瞥见寒光闪闪的刀子，当饲养员走近舍门时，它们便惊恐地嚎叫起来。人不会被它们的叫声打动的，他们要吃肉。想想吧，成千上万头可爱的猪在人们的喜庆日到来之前倒下了。整天阴沉沉的屠夫，手执一把尺把长的尖刀，等着自己的玩物。旁边的大铁锅已经烧沸了，滋滋冒气。幼小的我被这气势震慑住了。当屠夫的尖刀戳进猪的咽喉时，我紧紧闭上了双眼。“嗷——嗷——”猪垂死前的哀鸣，如此凄凉，我赶忙捂住耳朵。等我睁开眼的时候，它已经被屠夫的长而锐利的铁钩子倒挂在空中。身上的毛拔光了，它们被劈成两半，屠夫正从它体内往外摘取着东西。
　　几个小伙伴兴奋地叫着，他们还要看。我一个人蔫蔫地回到家，母亲以为我有什么心事，嘟囔了一句：“快过年了，有肉吃了，还不高兴？”
　　太阳偏西时，生产队的大钟敲响了。“分肉了！”“分肉了！”
　　母亲让我挎上篮子领肉。到了现场，猪爷们已经被剁成一堆堆的烂肉。看着白花花血淋淋的肉，我胃里有什么东西往外翻。我不想拿。分肉人想早点腾地方，不由分说把肉塞到我手里，“快点啊！”它们温热的身体躺在我手里，我好像死过去一般。
　　可能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我的视力突然变得很糟糕。有一天上课，坐在第一排的我，却看不清黑板上的板书。世界花了。
　　贫困的伴随物便是窘迫。寒酸的穿着让你自卑，看到如花似玉的女孩，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追求，而是退缩躲避。因为你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没有钱就没有一切。你的身世，你的学识，你的口才，从里到外，没有一个站得住脚。青春，美好的名词，但他属于这样的人：长相英俊，出手阔绰，知识渊博，谈笑自如。青春，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更多的是不安和烦恼。我看到几个因为贫困而发奋的青年的模样。一个来自河南的同学，每天背诵名人传记格言警句，从贝多芬的生卒年月到海明威的代表作名字爱默生的某一句话，一个学期下来，也就背了一半。他私下对我说，以前光知道读书，课本外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跟别人谈话，只能做哑巴，还遭人歧视。当然，他隐瞒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没有知识镇不住女孩子。他一直暗恋一女生，但苦于没有奇技淫巧，写信表白需要哲理格言警句什么的，他就只好下苦办法了。他的情书写了上百封，最后依旧无任何结果。还有一个整天写小说，东投西递，退稿信收了一抽屉，还是发表不了“处女作”。还有江西的一位，个矮，家贫又有狐臭，走路低着头，集体活动躲得远远的，经常独自拿本郁达夫的小说在草坪边上发愣。这都是我苦难自卑的兄弟啊！
　　书店来了一本《音乐生活手册》，五块钱。我口袋里只剩三块钱。好多同学都在买，我也想摘掉音乐盲的帽子，就去向一位买书最频繁的阔佬——杭州的陈同学借钱。当听到我借钱的请求后，他紧张了一下，我想他是担心我狮子大开口。
　　你要多少？
　　“五块。”
　　“我也紧张，你尽快还我啊！”
　　“好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细节。它让我善待每一分钱，也使我牢记别人的帮助。但很多时候，我内心涌上来的是苦涩。向人借钱的滋味就是这样。
　　在还钱之前，我尽量躲着施主。原来每天中午去他寝室观摩围棋，取消了；上课坐在教室后排。终于有一天，我们不期而遇，他嘴唇嚅动了一下，我看出是问钱的意思，但最终他忍住了，变成了一句问候：“你好！”
　　我赶紧讨好地说：“家里寄的钱过两天就到，对不起你了。”　　
　　寒假，回到家里。母亲说，你恐怕得去媳妇家看看。还没动身，媳妇就来了。
　　我从村里叔伯家刚进门，母亲就努嘴示意，让我直接到里屋去。一家人都在里面，气氛有点紧张。母亲说，人家既然来了，一定要问出个东南西北，你打算怎么办？我心想，她是你们送给我的礼物，是你们按照风俗完成的任务，你们的心我早就领了，但我从来没有把她当作自己的伴侣，连一句话也没说过，我怎么给她一个许诺。妹妹弟弟们做鬼脸，问我他们到底叫不叫嫂子。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似乎必须做出抉择：要不要这个媳妇？
　　父母当然希望我带回一个俊俏的媳妇，他们相信我会有一个好媳妇的。对他们自己张罗的拉郎配，他们早就付之一笑了。他们为了我的前途，不希望节外生枝，他们担心女方如果闹起来，我会在道德上失败。秦腔戏文里的陈世美是一个人人唾骂的恶形象，对婚姻的不忠几乎可以宣判一个人的死刑。我进了大学校门，起初在给女生写信时，脑袋里还隐隐约约绷着这根弦，后来就什么也不去想了。早就不是陈世美的年代了。
　　他们希望我能拖到毕业，在这个过程中女方肯定等不及了，如果她开口，事情就好办多了。可是我无法面对一个人的渴盼的眼神，我如果含糊其辞，对方肯定会误解，会痴心等待，那我背负的包袱就太重了；我开门见山说出自己的想法，事情立马就热闹起来，家里人不得安宁。
　　事情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在厨房炕上坐着呢！”
　　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放松放松再放松。
　　“你来了！”
　　“你回来了。”
　　她盘腿坐在一团被子里，脸上含羞，头微微低下。我自然坐在另一头，我的手似乎没地方放。
　　咱们的事怎么办？她轻声问道。
　　我还得读书，毕业再说吧？　　
　　那我先准备嫁妆，等你？我一下愣住了。这是逼我表态，以后不成了，也是我的责任。那个时候已经有青春补偿费了。
　　不急吧？到时候再买也来得及。我想出了办法。
　　那，你不会变心吧？红晕飞上她的脸蛋。
　　我——我怎么会呢？我有心吗？我在心里问自己。我知道自己脸红得不成样子。
　　那就好。家里人都想见见你，你去不去？
　　我也早想去看看老人，本来想明天去，你来了正好，咱们一块走。我把母亲教我的意思说了一遍。
　　晚上，妹妹陪着她睡在厨房间的烧炕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我从未去过她家。去上海前，母亲就让去看看，我没去。我心里想的是，终于挣脱了土地强加给我的一切，我渴望少剑波和白茹式的爱情，含蓄、诗意、浪漫、纯洁。我相信有一个美妙的女子在等着我的到来。十六年的乡村生活，我们实际上和性是隔绝着的，若有若无的性的气息漂浮在紧张的成长间隙，容不得嗅一口，放纵一下。几个美妙的女性，也很快消失了。我们面对的是枯燥乏味的岁月。没有人注意你身体的变化，你内心的惶恐，你在黑暗里摸索着就长大了。长大是长大了，可你的困惑并没有消除，他只是更深地掩藏起来，一有机会就会让你面对他。
　　媳妇，在相亲时我只瞥过一眼。那个中午是少年最热的中午。她就来了，你生命的归宿来了。她家在高家村东北方向五六里地的村子。大姨小姨都赶来了，母亲是让她们把关参谋的。媒人和继父坐在里屋说着话，吃饭时媳妇也坐了，我端着沉沉的红木托盘，一趟趟输送臊子面。碗里就一筷头面条，吸溜一口就完了。就这么个讲究，图的就是味道。大姨往汤里多撒了一勺盐，客人嘴唇动了动，便放下碗说吃好了。
　　大家问我怎么样？我说行吧。
　　我浑身燥热，一亿只蚂蚁爬进了我的心里。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初中毕业推荐不了上高中或参军，我就要和她结婚，生儿育女。这就是生活，就是命运。
　　订亲花了八百元，一担棉花。　
　　第二天，我们早早上路了。太阳露出地平线也就一尺来高，田野里麦苗青青，雾气还浮在上面。过年走亲戚，总得带点什么去。在我的印象中，老家一直是挂面当家，两把一斤装的挂面走过来走过去，连接着已经不太亲密的血缘情意。在过去，因为贫穷，土地的出产自然含有生的关照，以及对饥饿的逃避。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背上包，往舅家去的路上，我的心里还时常充满温暖。粮食的体温让我感到亲人之间的爱意。
　　那时的挂面可是真家伙。一到腊月，手艺人就支起架子，把一把把拉好的面搭起来，面的下摆往往吊一些重物，以使挂面拉长，细而不断，那才见出一个好把式的功夫来。谁能拉出龙王爷的胡须来，谁就有本事。当然，挂面也是稀罕东西。想吃挂面得拿麦子来换，一斤半换一斤，一个冬季下来，手艺人的粮仓里就能多出几石东西来；剩下的渣子面条，东邻西舍送上一把，人情也就有了。
　　一年一回的交换，在我，总觉得单薄了些。既然是亲戚，就应该把好东西拿上才像回事。因为，母亲在回礼时，总是念叨谁家的东西多，谁家的东西少。在饥饿的年代，心意更须经由物质才能体现。粮食做成的东西，无非是黑了白了，大了小了。今日收下的，明天就可能送给别人，几把挂面在包里走来走去，有时从自家出发又回到家里的黑缸中。有亲缘关系的盘腿坐在热炕上时，亲情才压倒了细微而可笑的算计，一筷头挑起的臊子面吸溜进嘴里时，有人或许会为自己装礼物时的心思略感羞愧。年复一年，该算计的还是那么算计，该热乎的依旧热乎。亲情就如此演变着流逝着。
　　亲戚之间好比同窗，心底里有一比：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比自己好的，不免嫉妒，不如自己的难免露出鄙夷。坐在热乎乎的炕上，言语间自然勾心斗角，脸红耳赤。亲戚再亲，终是外人，只有家人才是能掏心窝的。因此，筵席上，吸溜声比话语声大。打哈哈胜过真情的诉说。对谁好对谁不好，做父母的被子女评说，姐妹在一起，又自然会议论谁偏心，不疼爱自己的亲生儿子。
　　村里有了食品作坊，标价一块多钱的糕点被预订一空。如果按市价折算，现在的蛋糕还比不上原先的两把挂面。如果有喜事，一段值两三块钱的红布或一截被面就能打发了事。拿上两块钱寻情，就能吃一天。
　　她在前我在后，我背后的挎包里装着一包核桃酥一包五香豆，还有一方红丝巾。红丝巾预备给妹妹的，现在派上了用场。我悄悄拿出来，说这是给你的。她一下子高兴起来：贵不贵？以后别再花钱了，多买点营养品补补。
　　我点点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也是。走着走着就到她家门前。
　　门前呼呼就围了一堆人，小孩喊着“大学生女婿回来了！”“发糖发糖！”我赶紧拿出预备好的水果糖，一把抛向空中。我未来的泰山叼着旱烟袋，噗嗤噗嗤抽得满屋子烟雾缭绕。
　　大三那年夏天。我回西安找熟人。在西北大学门口突然晕过去。我倒在门旁的硬土道上。我失去了知觉。但我感到有人向我走来，很快，一双温润的手搭在我的额头，“你怎么了？”眼睛睁不开，我指指太阳穴，她便帮我揉起来。见我好些，她就把我搀扶到传达室，让我躺在凳子上。“你脸色煞白，吓死人啦！”她见我满头虚汗帮我捶了几下背。“你躺会儿就好了，我还要上课去。”我点点头，说“谢谢！”
　　我目睹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我知道，今生今世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也无法表达我的感激。
　　没有她那双手，我不一定会死去，但我肯定不会产生如此真切的感动。平平常常的长相，纤弱的姿态，温柔的声音。
　　那个正午，满世界的人都不在了，太阳也没有了热度，我在恍惚中得到扶助。那是在我的亲人之外，第一次接触到女性的呵护。
　　在那个年代，一九八三年的夏季，一定会有很多双这样的援手。
　　后来去西安，每次路过边家村，我就想起那双手。我渴望从进出的人群中看到她。
　　可事实上，我已经记不清她的面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岁月流逝，一切都改变了，西北大学门前的硬土不见了，传达室也变成了另一座建筑物的地盘。我心里明白，我要追忆的东西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大学前三年，我压抑着欲望，用单纯的少年心地看着世界。对异性的渴望，用想象替代真实的接触。在文字里，我把自己渴慕的女孩变成风变成鸽子，变成小雨点和精灵。因为隔膜，她们是那样美丽圣洁，高不可攀。
　　我的自卑，源自于身高、说话、知识诸方面的欠缺，当然还有贫困。我们宿舍七个人，一半是上海人，他们的穿着和四个外地同学迥然不同，皮光流鲜，其中一个每周从家里回来，口袋里都包着一堆水果糖。他故意当着大家的面剥糖纸，哗哩哗啦的声音仿佛炫耀，我只能撤过头，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流行音乐，足球，异国风情，甚至最时髦的衣服牌子，都是他们的话题，津津有味，百嚼不厌。最不能忍受他们的地方话，阿拉东阿拉西阿拉长阿拉短，一副上海人第一的架势。在他们面前，我们肯定属于乡巴佬，他们当着面不说，甚至还有些客气，但背后不知道怎么议论我们呢。有一天中午，我从别的寝室串门回来，开门时我听到里面很热烈地品评我，就顿了顿，等他们快要达到高潮时破门而入，几个上海小瘪三的脸一下子红了，僵在那儿。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他们以为我听不懂他们的鸟语。
　　我平静地问道：“你们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说笑话呢。”
　　“再说一遍，让我也乐乐！”
　　他们不言语了。
　　一个人要从性别、阶层、肤色、长相等差别里挣脱出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是相当不容易的。我在很多时候，就进入另一个我的遐想之中：如果我生在北京，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熟读诸子百家，长相英俊，我现在如何如何快乐；如果我的父母是有钱人，我就能买到三洋录音机，穿上牛仔裤，一周一换的新衣服让我自信；如果我是高挑好看的女孩，我什么都不用着急，世界上最英俊的人由我挑选。如果我既是英俊王子又是窈窕公主，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我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擦着一根又一根火柴棒，温暖自己的身体，火柴最终会用完的，但我的身体还在寒冷中。这是我的身体，是我的，别人没有。幻想消除了哀怨，最后你安心做真实的自己，因为一切都不可改变，也因为你是世界上的唯一。自我，说起来玄奥莫测，事实上最简单。
　　在那个时候，风情还不是个好词汇。在我眼里，校园里多是小女子，多本分的学生，成熟的女人尚未诞生。几个窈窕腰身，几张秀气的脸，经常会激起内心的欲念。但最让人害怕的是，你渴盼的女神不知身在何处？你的日常生活若没有她的照耀，与奴隶又有多大区别。春梦绵绵，温暖了每一个夜晚，由欲望生成的幻象各不相同，即使在梦中仍旧遥远得难以抵达。往往是仰视的镜头，一旦靠近，立刻化做烟雾消失了。有限的几次亲近，刚刚拥抱到一起，冲动蒸腾，快活的源泉却触着了硬物，梦醒了，怅惘复怅惘。我爱的女子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我爱慕的女子又是谁呢？
　　身边的女孩，个个平淡，跟她们在一起，我只相信远方的女神。品德、成绩、学问、前途，这是我们时代最关心的个体生命的标签。气味，性格，魅力，情感，意志等等则无人问津。本质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替代了一个人真实的面目。如果没有机会体认异性的味道，整个生命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们怎么去爱慕她？
　　一次联谊会后，我收到某医学院女生的信。字迹秀气，表述的意思也超出俗见。名字也让人遐想万千。约会的那天早晨，我怀抱巨大的希望，以为可以见到女神。整理内务，把别的同学打发干净，就像揣了热红薯一般在屋子里踱过来踱过去。每一次邂逅都是机会，对不擅长跳舞不怎么会说话的小男人来说，文字交往不就是最安全的方式了吗？约会，思想容易沟通，谁又有什么真正的思想呢？把读来的人生社会见解，通过自己的修辞变成所谓的思想，交友，交来交去，流通的无非大路货而已。思想的格式化，书信来往变成证实追赶时髦同路人的手段，两个人真正的接触在虚词套路后方告开始。喜悦，激动，这些青年男女共有的特性，变成了人品审视，变成托付终身的考察。从开始到结束，自始至终双方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两情相悦那种自然的游戏感藏匿了，从一相遇，每个人就得全力展现自己的优秀品质。忽视身体，导致灵与肉的分离，在内心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伪君子。我喜欢可我怀疑她的本质，美的身体和美的灵魂相配，不知道灵魂美丑的令人渴望的身体是可怕的。这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一切女人，这种目光本身就隔绝了亲切交流的可能，绷直了眼睛看别人，对方肯定不自在，也会本能地和你拉开距离。我的眼前也就不存在可爱的女人了。与女人无话可说，也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说什么，实际上是因为不理解女人，不知道如何与她们相处。对女神的寻求，似乎造成了对女性的排斥和敌视。看着那些在女人堆里谈笑风生的主儿，鄙夷之余也有点敬佩，他们怎么和她们沟通的呢？他们在说什么？她们为什么愿意听？
　　现在想想，刚进大学那阵子，我仿佛进了伊甸园，自已成了赤身裸体的亚当，拜访着每一个夏娃。我把所有的女孩看成没有区别的纯真孩子，同她们交流着思想。我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经历和思想。寝室群晤，草坪漫步，我仿佛一个不知疲倦的思想工作者，里面没有多少情欲的成分，我给自己解了禁，解了男女之大防。长期的乡村生活，男女处于对立状态，内心的渴望不可遏止地奔涌而出，有时想想，都为自己的热情吃惊。应付与回避是大多数女孩子的反应，也就是从那之后，我不再对班里的女生有任何兴趣了。班里先后有几对谈成了，我心里很为男生倇惜，她们实在不值得花费心思。
　　敲门声响起。拉开门，一张鸡皮疙瘩的脸出现在眼前。她就是我想象描摹了好几遍的女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硬着头皮迎进来。倒水，寒暄，然后再见。
　　从那以后，我对通信深怀戒心。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女神是什么样子，只是觉得眼前的都没有她的影子。
　　一九八四年春天，在东部学区的院子里我看见了一个女子。短发，圆脸，沉稳，清秀，每天拿着一个饭兜，独自吃饭。在发现她的一瞬间，我就一厢情愿地恋上了。这种爱恋甜蜜又痛苦。首先要给对象定位，她是何方神圣，是否独身？在她固定出现的时候，我蹲守在宿舍楼的水房里，假装看风景似的打量她的投手举足，想从中获得蛛丝马迹的线索。等我打听到她的确切情况时，她离毕业只剩十多天了。我怅然若失。其实也没失去什么，在那个特定的时段，我找到了寄托情感的载体而已。　　         某一天，一个自称老乡的女孩来找我。小巧机灵，怯怯的样子让人顿生怜爱之心。她是外文系的新生，对中文感兴趣，想旁听我们的古代文论课。她没课本，上课坐在我身边，和我共用一本书。和她坐在一起，最初也没什么感觉。但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和她有了默契。两个人都不自然起来。坐在我后面的济公似乎嗅到了什么，她进教室时，他就怪怪地叫道：“老愚的媳妇来了！”引来哄堂大笑。她的脸唰地就红透了。
　　后来，她就不来上课了。
　　我隐隐约约意识到，她在回避我。但我决定约她散散步。
　　我和你走在校园的小径上。夏天的风把你的幽香送过来。这不是化妆品的味道，是从十九岁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清香。
　　我是第一次被你的气息所吸引。你躲闪再躲闪，这是娇羞的价值吗？你极力把自己扮成小老乡的模样，但又不那么熟练，就给我的想象留下了空间。我以为这是半推半就的把戏，就更用力。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在花坛边上我们坐了半个晚上。从你的神态里我感到你喜欢这样的交流，我以为可以开始了。
　　买了两张电影票，掐着时间送过厶，得到的却是没时间的拒绝。站在外文系女生楼的走道里，我嗦嗦发抖。满世界除了女人就是男人，但你在特定情境下，你被一个女人拒绝了，等于被所有的女人抛弃了。我在当时，就有站在荒原的感觉。打饭回来的女生三三两两从我们旁边走过，若有若无的一瞥中，似乎洞悉了我的全部秘密：我是个乞求者，一个被拒绝的乞求者。屈辱膨胀起来。变得更加高傲：随你便。走出那栋楼，一阵轻松。你知道这个不行。那就重新开始：下一个。
　　被人拒绝的滋味很难说出来。我在校园里疾走，我目中无人。树木房屋天空，一切都褪去颜色，我什么也听不见，内心怦怦直跳，好像掉进绝望的沼泽地，我被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左右着，我向死亡奔去。这是我第一次向女孩表白，仅仅是送电影票，就受到如此的打击，我感到自己的无价值，人家不想跟你玩，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否定吗？什么打击也比不上你心仪的人对你的拒绝。
　　以后几天，路过外文系女生楼时，我不抬头。我似乎在告别什么。
　　几天后，她对我说：“有人看上你了！”
　　看上我的人是她对门宿舍里的湘妹子，黑皮肤，大眼睛，什么都不缺。据说，是听过我的一番高论由此产生了好感。
　　我明白她的意思，想给我补偿。这是一番好意。但又隐含着讽刺：你只能和别人谈恋爱。
　　我想见识见识她送给我的礼物。在第一教学楼门口，她把礼物介绍给我，然后走开了。
　　果然，如她所介绍的那样，这个湘妹子除了肤色黑点外，也还水灵。
　　就是没味道。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就是找不到感觉。大学，实际上是座密不透风的城堡，在里面呆久了，便会有窒息的感觉。
　　你会说“它更像一个伊甸园”。可我们谁又甘心当一颗菜籽，在地里一藏就是四个轮回。这样的园子有冬眠的动物，有每日觅食的猎手，当然游弋着无所事事的小东西，他们天生就是给别人预备的菜肴。你是什么？把自己当成梯子往上爬？把自己看作棋子三思而后行？把自己当做起子期望打开任何一只盛水的瓶子？把自己竖成一面旗子，体验被追随者簇拥的滋味？都膩味了？事情越来越奇怪。有个上海男生，不去上课，指导员到宿舍找他。慌忙把一本书往被子底下塞。拿出来一看，是动物阉割法。他威胁要跳楼，把大家吓坏了。有一天中午，同宿舍的发现他点燃装满火柴头的盒子，赶忙报告了指导员。等人赶来，冒着清烟的爆炸物已经躺在楼下的草地上自个儿灭了。　　
　　毕业的日子到了。校园里芳草凄凄。跟我同乡的某同学来找我了，说他也要去北京。意思是让我回省里。我愤怒不已。一个月前，这位老乡拉我出去散步，说家里给他在省城说了个对象，他要回去，让我去北京。陕西的名额就一个。见我不悦，他嘟囔了一句：人往髙处走嘛。
　　大学几乎就是精神病院。每个人都怪怪的不可理喻。四年时间，仿佛是老天留给我们治病的期限。毕业了，你的病还未好，你就无药可救了。有的人一会儿跟在别人后面抄佛洛伊德的《释梦》，一会儿结伴写小说，人家把头发往后梳，他就留大背头。他在不停地变换形象，力图适应时代风尚，脱尽土气。毕业带给我的几乎全是忧伤和焦虑。
　　跟女友的分离，前景不可预测。校园这个环境，天然地适合恋爱。学习之余，春心萌动，你追我，我追你。每一个女孩身边总围着几个猎人，你不知道，哪天就被猎获。我从不相信海誓山盟，以为那是互相欺骗的玩意儿。感情，不在于语言，维持它的是身体语言。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这种存在带来巨大的安全感和甜蜜感，适当的距离，如果日常化，别扭就不可避免，诗意的丧失凸现两性交往的乏味的一面，分手就顺理成章。校园里的爱情，近似于过家家的游戏，必须的酵素是浪漫。不食人间烟火。情场高手几乎都懂得间离效应。但大多数人一旦进入，就彻底沦陷了。因为他们太想抓住对方，不能舍弃自己的感情。一有机会就呆在一起，吃饭，做爱，游戏，读书，把两个人紧紧粘在一起，成为日常生活的构成元素。司空见惯，由熟到腻，离心力就发挥作用了。即使恋爱了，如果有更浪漫的东西，谁又会拒绝一试呢？分分合合。
　　十八岁，刚刚睁开情眼，她有无限的选择。对我来说，急于固定感情。我内心里承担不起漂泊的负荷。晚上，相拥着散步，夕阳仿佛哀伤的句号，微风，清凉的夏天的风，让躁动的心愈发难以平静。一切都在流逝，我怕今日的温情也如东流水，接吻也好像一场哀悼仪式，肉体的满足，更让灵魂寂寞。肌肤之亲转瞬即逝，自己的心要自己平衡和安慰。躺在相辉堂前绿茵茵的草坪上，我们搂抱，平息着体内的骚动，夜深了，教学楼的灯光渐次熄灭。虫子的叫声大起来，周围全是几十对男女蠕动的身影。徒劳啊，你不能把自己的寂寞和不安打扫干净，他就像虫子，一群群从你的心里生长出来，折磨你青春单薄的身体。
　　爱就是死去。你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你相信这是你的归宿。
　　但你肯定心有不甘。无限的可能性，这是青春给予的自信，也是青春的本质。追求他，意味着不停留于具体的对象，不拘泥于规范。不是不想，是我们没有那种气质。飞翔，我们是青春的候鸟，总要找到自己的栖息地。神性，飞鸟降落之后，就丧失了。大学，也许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段时空，让你体验飞翔的感觉，让你的神性舒展了，保留得多了一些，然后，你降落了，你明白了你最终还得过凡夫俗子的日子。因为飞翔过，才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北上，你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大鸟。更多的悲伤来自分配。你的排名比老乡高，可以去北京。但指导员留给你的单位是国家农垦局。宣布完分配方案，你知道，挣扎将是你的主旋律。从农村跳出来，再回到农字。似乎冥冥中真有宿命存在。
　　宣布完分派方案，我心灰意懒。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女友，学了四年文学，最终发配务农，我想这是我的失败。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一个文学青年，你想进入的是文学界。天真的女友开玩笑地说：“祝贺你成了牛爷爷！”见我眉头紧锁，她又加了一句：“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
　　我是金子吗？那个时候我相信我是。
　　找纸箱，打包，找板车往北站运。一个人和一包书籍，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陈天仁老师陪伴我走过大学的最后几天。
　　再见。我多情的眼泪掉了下来。

　　本文选自《正午的秘密》，老愚／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