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原题
和戎雪兰等同学在一起的日子
作者：陶洛诵
戎雪兰是一个在江湖上不断被提起的名字，一些师大女附中的女孩在回忆文章里对她佩服，推崇与怀念。这引起了我一个很在乎的朋友的好奇，我翻阅了一下脑海中记忆的档案，把我和雪兰接触的片断整理成文，做为2019年的收山之作。 雪兰现在在美国，确切地知道她是大学里的终身教授。好像是北卡罗莱纳大学吧，专业是和教育有关的。关于终身教授的信息是牟志京告诉我的，他们通过电话。牟志京还说：“她讲了很多拿到终身教授的手段。” 曾经是戎雪兰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朋友，同班同学潘青萍则认为当个教授太委屈了，“以她的能力，可不止是个教授。”我说：“部长？”青萍未置可否。 像我所在的67届高二（4）班一样，雪兰，青萍所在的68届高一（4）班，也都是从外校考进师大女附中的尖子学生。我原来是东城女十二中的，戎雪兰是东城女二中的，潘青萍则是西城女一中的。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四中68届高一最为出名的北岛（赵振开），初中是男十三中的；师大女附中以《文革受难者》一书彪炳史册的68届高一的王友琴，初中是北京郊外通县某中学的。 残酷的文革没能扼杀他们的雄心壮志，反而激发出更为昂扬的斗志，超越了从前的自我规划，达到了没设想过的高度。这让我想起戎雪兰对我说的一句话：“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片空白！” 和戎雪兰相识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日子里，作为挑起社会仇恨的主力军红卫兵大势已去，造反派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我们学校造反派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组织，一个是以戎雪兰、潘青萍为首的“红色造反团”，被有人讥称为“色儿团”，还是用北京土话发音sh er tuan，我想，可能是嫉妒她们的颜值高，出身名门，穿着讲究，举止气派不俗。 另一个是以高二（3）班著名“反动学生”杨鸥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说杨鸥反动，并不是她本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而是她的出身。她爸爸本是个中学校长，哥哥姐姐六个，个个都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或在校大学生。1957年“反右”运动让这个好好的家庭一落千丈。几乎是一夜之间，爸爸和哥哥姐姐七人全部被打成右派，只有是家庭妇女的妈妈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她幸免于难。 可贵的杨鸥拥有乐天开朗大气的性格，善谈，但并非人人都喜欢。后来的交往的日子里，有次牟志京和杨鸥在我家巧遇，杨鸥照例旁若无人地夸夸其谈，牟志京等她走后，憋出一句话：“真受不了！” 一天，去杨鸥挂牌的战斗组，一间明亮的教室送我办的油印“中学生动态报“给她。看见中五年级耿飚的女儿耿丽兰和一个圆圆脸的女孩，两人伸着穿皮靴的腿傲慢地坐在靠背椅上。我问走到我面前的杨鸥：“她们来干嘛？”杨鸥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不许我们叫红卫兵。”戎雪兰她们的“红色造反团”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关于戎雪兰的传闻说，文革开始，有人画漫画贴在墙上，她妈妈搂着三个女儿，说给她们招女婿：“三个我全要研究生。” 后来，我和戎雪兰在白洋淀，她对我说：“我们和你不一样。”她指的是和政权的关系，她的思想是属于体制内的。 她说话率直，这句话没错。从她们在学校的表现，她们是紧跟中央文革干革命的。很多年后，她说了一句诙谐的话：“下回再来运动，除了捞稻草，什么都不干。”她认为“这个国家是支持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上的。” “红色造反团”里有个个子不高，留短发，白白胖胖的像洋娃娃的武家范，初一的。关于她的小故事听到不少。首先她的出生地是吓人的，她的父母是美国海归，她出生在美国。这一切给她极大的压力。有人说，她拿了父母的一个存折，离家出走，和父母划清界限。有一次，和同班小孩拌嘴，你一句，我一句，对方说不过她，甩出一句杀手锏：“武家范，你别忘了你在哪儿出生的！”这招果然管用，武家范立刻闭上嘴，一句话都不说了。 武家范是个小画家，不管什么时候到“红色造反团”所在地，她都用彩墨在画文革伟大旗手江青的大幅宣传画。 史保嘉是初二的，父亲是革命干部，母亲是中学英文老师。她是四中侠客史康成的妹妹。宝嘉长相甜美，最令人侧目的是她的嘴，一笑起来，周围有浅浅的酒窝。小小年纪的保嘉，早早接受了文学的浸润，书不离手，出口成章，喜欢用四字成语。后来是诗人北岛的初恋女友。 梁思信是个文静善良腼腆的女孩，父母均是高级知识分子，曾因公出国，家里有一套林格风英文教学磁带，我和二弟陶江、同班同学张镭去听过。她妈妈给我们放以前，先做思想工作，要先红后专，梁思信就在一旁低着头红着脸，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名叫孔令姚的女孩，非常漂亮，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瓜子脸，白里透红的脸蛋。姚姚是被潘青萍她们在哪儿发现的，好像是个楼道里。姚姚的爸爸是轻工业部副部长，正在审查中。关于她父母有个故事，姚姚的母亲是投奔延安的城市女学生，如果不是组织分配，姚姚的爸爸根本找不到妻子。 我可以就此补充一下，我在1970年被抓进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审查期间，认识一个叫金铁柳的女孩，也是个政治犯，北京景山中学的，文革开始时14岁。她亲口给我讲了她父母的恋爱故事。她母亲原是北京的女学生，参加了地下党，也是投奔延安，要把她分配给老干部，她妈不从。据说王震说，要不要把三五九旅的战士集合起来，让你挑一挑啊？她妈最后看上了她爸爸，和她爸结婚。但她爸爸算“犯了一个小小的组织错误”，被记录下来。 学校里这两个这两个造反派组织，以首领的独特性格颇引校内外人士的注意。杨鸥交游广泛，我给各校造反派投递小报，名单主要是她提供的。“出身论”这篇文章也是首次从她口中听说的。她详细介绍了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要平等对待一切人，而不是以出身把人划为三、六、九等。她说：“有人说这篇文章右，实际上是替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替地富反坏右说话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喉舌。有人说这篇文章左了，出现早了，在今天不可能实现人人平等。而我认为，最主要是里面有股不满情绪。这股情绪......”说到这儿，杨鸥伸长右臂，在空气中抓了几把，流露出的是担心。连杨鸥都不愿意沾他们，可见这是多么孤立的一些人了。但我却觉得有情绪是正常的，对人家又杀又打又抄家又遣返难道还不许人家有情绪？还要人家跪着笑着接受屠宰吗？杨鸥觉得“出身论”给造反派添了乱，给红卫兵打击造反派找了借口。说白了，造反派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出身论”是独树一帜的。 戎雪兰她们受到红卫兵的攻击，是因为她们让刘少奇的小女儿初一的刘亭亭写检查。刘亭亭打人的事儿，我先是听有个同学告诉我，她一铁铲子把我们学校绰号“小王子”的工友的腿铲断了。 我问戎雪兰：“有人说你们对刘亭亭态度不好。”戎雪兰用她一贯干脆肯定的语气说：“没有！我们就让她坐在那里写检查。” 雪兰的容貌不像汉族人。后来我和她一起在白洋淀邸庄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她告诉我一个当红作家形容她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是云南大家族龙云家的闺秀。她的父亲出身贫寒，12岁给人擦皮鞋，由教会培养上学，成为飞机导航员。我们都知道，她填写当时最重要的一栏出身时，是在不停地变换，并引为笑谈。 文革开始时，“红五类”吃得开，她说自己是工人出身，因为爸爸给人擦过皮鞋。到1977年考大学时，她已把出身改为归国华侨，因为她爸爸所属的民航在新中国成立时起义归来。在别人眼中严重的事情，她视若儿戏，灵活处理。 学校里，“四三派”和“四四”派的斗争还是较为激烈的。“四三派”和“四四派”本是同根生，都和“老红卫兵”沾不上边，都是庶民子弟。为什么又会分成两派说法不一，最权威的说法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个讲话的不同认识而导致的不同态度划分的。“四四派”普遍在学校占了上风，取代了红卫兵的领导地位。 在一些冥顽不化的老红卫兵眼里，更仇恨“四三派”，说他们要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要瓜分无产阶级的江山。还有“四三思潮”这么一说。有两位姓张的兄弟写过一篇“四三宣言”。 戎雪兰有个姐姐已经是医学院的大学生，雪兰说她姐姐参加入大学考试，离家时妈妈往她嘴里塞了一个话梅，等考完试回家，话梅还含在嘴里。“你就想有多紧张了！”雪兰叹道。有必要说一下的是，牟志京他们在1980年代初曾到教育部多次请愿，要求国家能批准自费留学生出国。牟志京说请愿的行列里有个叫戎冰兰的，是不是戎雪兰的姐姐，我说是。 戎雪兰有个妹妹是女附中初中的学生，有天，忽然听说她妹妹从三楼上跳楼自杀，摔坏了腿。好像是被另一派逼的。因为传她有遗书说：“未完成的事业由姐姐来完成。”并且是打开《毛主席语录》往下跳的。有人说，戎雪兰听到后，一言没发，收拾书包回家。戎母得知，急急赶到学校，与当权派理论，当权派被说得哑口无言。潘青萍称赞道：“你想，戎雪兰她妈妈多能说呢！”听青萍说戎母教育三个女孩挺有意思的，三人打架谁赢表扬谁，戎雪兰总是胜出。青萍的评论：“戎雪兰多壮啊！” 潘青萍在女附中和在白洋淀插队时，都是戎雪兰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她是越长越俊美的典型。我初遇她时，她17岁，略方的脸型，微黄的皮肤，戴着副眼镜。和大多数戴白框眼镜的学生不同，她的眼镜上框是深色的，这给人一种很有学问的不寻常之感。她中等个子，却喜欢有时弓着背。她的发型也和一般女孩有所区别。我们当时的发型十分单调，齐耳短发或两根小辫子，潘青萍梳着两个翘在耳朵两边的小刷子，凭添几分青春活力。 21世纪初，我在澳大利亚接到她的成名作《抒情年代》，看到照片的她苗条挺直的身段，笑盈盈美丽的脸蛋，我对她说：“跟我印象中的截然不同。”只有她的声音永远是那么好听，即使是在她发脾气的时候也不变。更令人欣慰的是每次跟她接触，都能感到她在进步，在自我提升。跟她谈话，总有收获。 她家和戎雪兰一样，也是姐妹仨个，她和戎都是排行老二，她对我说：“排行老大和老小是很不同的，老大责任心要强。”我在家就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 她说她最佩服的是我的勇气，我说我最佩服的的是她的才气。 我和她基本无所不谈，最近因为她身体欠佳，与她聊天需要预约。跟她聊上天更为难能可贵，回忆与她每次的聊天和争吵都是幸福了。 第一次与她小小的冲突是1968年秋天，她穿着古铜色的皮夹克，蓝色毛料裤子，戴着副精致的深色手套，骑自行车到我家，在院子里与我商谈中秋节赏月一事。她提议去紫竹院，我说去天坛。我们起了争执，她就发脾气了。恰巧被从外面进来的大弟弟湘诵看见，事后跟我称赞潘青萍风度翩翩。 1969年初，我已把户口转到白洋淀，人却留在北京。有一天，师大女附中来了两个我不认识的初中女孩。说是让我去一趟学校，我一看架势不好。跟妈妈告别了一下，跟她们去了学校，就被扣下不许回家了。 我被抓回学校关在宿舍楼里，日夜有女孩子轮班看守，有一个还喜欢和我聊天。她告诉我有个叫温标的女孩怀孕了，她妈妈到学校开介绍信给她做人工流产，还说：“那个男的肯定是不想要她。”我问：“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想要她？”她撇着嘴一副有经验的样子：“要想要她就不会做人工流产了。” 赵京兴被关押在四中，事因他的十万字的“哲学批判”被油印传抄，影响渐大，以致于西城公安局介入。负责管我的是一位姓刘的中年警察。他们要我交出原稿，我说：“不在我这儿。”他们说：“谁都知道，这是赵京兴特地为你写的，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的。”我说：“我给烧了。”刘警官说：“我们知道，你对赵京兴每个字都视如珍宝，你怎么会舍得烧呢？”又说：“我们也是热爱真理的，如果他写的对，就不用怕我们知道嘛！” 第一次失去行动自由，真他妈的难受。她们给我打饭，当然是我自己掏饭票，我告诉她们我不吃窝头。上厕所有人跟着。我只能在床上坐着，一举一动有人看着，晚上睡觉还不许关灯。 在此插上一句，戎雪兰、潘青萍也遭到过这种恶运。我不清楚她们是不是和我关押的时间相同。她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反动信件”，我是后来听杨鸥称赞戎雪兰才知道的：“戎雪兰真泼！不让关灯睡觉，她一把就把灯绳拉断了！” 我1964年9月踏进女附中校门找到高一（四）班教室时，是自由选择同桌，我和一个身高与我相仿的美丽女孩同时坐在一起。我们俩相视一笑。她圆圆的脸，双眼皮大眼睛，皮肤是小麦色，很健康。我们俩特爱聊，有时上课也忍不住说上两句，组织上就把我们俩分开了。她叫朱冀涛，因为在家排行老二，大家都叫她小名二涛。二涛的爸爸是解放军团长，但她笑着跟我说她爷爷奶奶是地主，并且说老人们的钱是攒的，不是剥削来的。我说我外公也是地主，已经去世了。二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出风头，在学校当领队，吹着口哨，高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训练准备去天安门广场受毛主席接见的队伍。有人气急败坏地跑来：“二涛！快回家吧！你妈快被人打死啦！” 再次和二涛见面是1985年，在马恬同学家的聚会。马恬的哥哥是四中留校生马凯，马凯后来荣任国务院副总理。二涛还是那副样子，爱笑爱聊。聚会散后，我们俩一起走，有说不完的话。她告诉我，在内蒙古兵团插队，干完活儿，一顿吃四个馒头。她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问题是还吃不饱”。又说：“一开始，积极表现，想入党，后来最泄气的时候，没想到被批准入党了！”二涛是南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她问我：“陶湘诵是你弟弟吧？”我说：“是的。”她说：“院里考试公派到英国留学，他考第一。”流露出佩服。我回家问湘诵弟弟有没有这事儿？平时寡言少语的大弟弟平静地说有。我说：“怎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他说：“让第二名给顶了，派第二名去了。”而我的小弟弟运气还算好，高中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第三轧钢厂，赶上1977年高考，成绩非常好，英文全北京第一。因为人事科一个臭娘们儿，鉴定上说他自由散漫没考上。第二年考上国际政治学院，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后来公安部也有考试，选拔公派出国留学生，小弟弟以英文第一名的成绩被派往日本。1989年被召提前回国，自动辞职下海。
女附中在文革中被学生自我揭发是三高学校，集中“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的女儿。原来还有一个工农子弟班，据揭发者说，校领导七弄八搞，这个班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半个的学生。这成为校领导一大罪状。所以在学校里碰见各式各样的名人女儿，就不是稀罕事儿了！我1964年9月入学，马上加入了10月1日遊行队伍的训练。在学校大操场上，女孩子们排成队列，练习正步走。手要甩到胸前，胳膊要抬到一定的高度,腿要向前抬起来踢着走。我在女十二中什么都练过，跳高跳远鞍马投掷前滚翻后滚翻侧翻倒立......唯独没学过正步走。我开始有点手忙脚乱，听到耳边一个声音不大而清晰：“从头来！”我斜着眼睛看看声音来源，一个面容普通的女孩子，从她的声音里感到她的定力和热心。同学告诉我，她叫郭平英，是大文豪郭沫若的女儿。她比我高两年，文革开始，她已经考上大学，不在师大女附中了。但为文革中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铸铜雕像一事，是她为首做的。有一次，为学校运动会一事，我到一个教室去，背后有人跟我说：“萧霜跟你说话呢！”萧霜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女儿，在学校里很有名气。我转过身去，近距离看这位名媛确实漂亮。她穿着一身半新的有腰身的女军装，两条乌黑的辫子过腰，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头上戴着半圆形的黑色发箍，显得雅致时髦。她微笑，柔和，有些成熟。再有就是我史家胡同小学比我高一届的林梅园了。她著名在两个地方，一是家庭是资本家，有钱。二是她的姐夫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小学时的她像一般的小孩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进女附中后，发现她特别扎眼，一年四季恨不得都穿一件衣服，一件洗的发白的蓝制服。冬天里面蓄些棉花，夏天就把棉花掏出来。她戴着副白边眼镜，短发，稍微驼背，尽量不想引人注意，但那件旧衣服让她适得其反。她的妹妹在妈妈的女十三中，尽显英雄本色，娇气极了，惹人怜爱。还有一个叫杨雷的高一女孩，是个干部子弟，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出来批判，说她说了反动言论，其中一条是在打扑克牌时，她说：“娱乐不被无产阶级占领，就会被资产阶级占领。”因为她身材高挑，容貌出众，以至于杨鸥说：“怎么右派都长得这么水灵？” 师大女附中的旷世之耻，是在文革伊始率先打死校长卞仲耘。这成为全北京乃至全国最无耻的对手无寸铁弱者施暴的榜样。更无耻的是至今尚有人替凶手辩护解脱；对凶手的追究者、对真相的披露者进行围攻打击。王友琴，是替师大女附中洗刷这旷世耻辱的第一人。她是一个温柔秀美的女人，她没谈恋爱，没结婚，几十年如一日，做一项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有人诬蔑她是“刨坟头”。她以一己之力，记录着一个个文革受难者，发现他们的名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谁是凶手！她的名著《文革受难者》在华人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已被翻译成日文。王友琴，这个当代的女司马迁，她的名字一定会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