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和女儿沈美娟

原载于《名人传记》2011年第10期，沈美娟口述，金翎撰文。

 

沈美娟是沈醉最小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留在大陆的子女。从1960年被特赦到1996年逝世，三十多年间，沈醉与女儿沈美娟相依为命，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有喜有悲，反映了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的悲欢离合。2011年8月，《名人传记》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沈美娟。

对于六十六岁的沈美娟而言，离世多年的父亲沈醉始终活在她的情感世界中。父亲的一生惊涛骇浪，折射在她的身上竟也云谲波诡。如今，父亲已离世，带走的是或悲或喜的一世心情，留给她的却是无尽的思念以及对父亲一生际遇的痛惜。好在她并不寂寞，一只精灵般的小鹿狗不离左右，儿孙们也频频探望，更主要的是，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已然成了她每天生活的主题。这些资料是父亲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父亲留给她的念想，整理这些史料是她聊以自慰的最好方式。

2011年的夏末，暑意渐消。在小鹿狗的狂吠声中，沈美娟为我们打开了家门。客厅不大，朴素整洁；墙上挂着沈醉的照片和全家福，北面墙上突出的位置悬挂着沈醉1991年书写的“家兴承祖德，忠恕福儿孙”条幅，字迹清奇有力。沈美娟说，父亲一生坎坷，充满悲剧色彩。表面上看，他开朗、乐观、风趣、健谈，实则一生萦绕于心的是深深的自卑和由此产生的孤独与悲凉。

与父亲相思不相见

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的隆隆炮声中，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香港、台湾。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的父亲，却在上司毛人凤的强令下“坚守”云南。眼看越来越多的人身揣细软、挈妇将雏前往台湾、香港甚至海外，父亲终于按捺不住，决意让母亲粟燕萍带着年迈的祖母和我们六个未成年的子女到香港暂避。当时，排行老五的我还不到四岁，小弟才一岁多。

对于离别的情景，三岁多的我不会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后来每每跟父亲谈及此事，他都为当初的决定自责不已。父亲是无奈的，否则他不会让母亲一个弱女子带着一家老小到一个陌生之地。为了让同往香港的一个朋友关照自己的妻儿老小，他送给这个朋友一家五张飞机票。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搞到一张机票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令父亲想不到的是，朋友一下飞机就自顾自地领着家人走了，丢下我们一家老小在香港这个陌生之地茫然无助。

多亏母亲随身携带了一些金银首饰，变卖后好歹安顿下来。煎熬和期待中的母亲，不久从报上得知父亲在云南参加了卢汉领导的和平起义，她相信父亲很快就会到香港接我们回去。然而，一段时间的苦苦等待之后，父亲却失去了音讯。情急之下，母亲让舅舅领着我和呆傻的大姐先回大陆寻找父亲。命运就是这般弄人。最初，母亲决定让舅舅带走的不是我和大姐，而是三姐和四姐，原因是我的年龄太小，而大姐又不正常。但临走前一天，三姐患急性肠炎住进了医院，四姐被汽车撞断胳膊也住进了医院。

就这样，我和大姐跟着舅舅回到了大陆，暂住在长沙的伯外公家里。

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把舅舅五花大绑带走了。二十四岁的舅舅就此一去不回，再后来听说他被当做潜伏特务枪毙了。不久，又一个坏消息传来：父亲被“镇压”了！原本期待着有一天与父亲相见的我们姐妹俩，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痴傻的大姐因无人照顾，最终又病又饿而死。大姐死的那天晚上，还不明白死意味着什么的我，惊恐地看到大姐的腋下已经溃烂，几条白蛆在溃烂的地方蠕动；伯外公在大姐的衣袋里找到一片肮脏的白菜帮和一只用破布条包着的、已经咬了一半的血淋淋的青蛙！那是饿极了的姐姐临死前“珍藏”的食物。多年后，那个场景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令我伤心不已。

父亲不在了，姐姐也死了，香港又回不去，我只好跟着伯外公艰难度日。伯外公整天在采石场砸石头，又累挣钱又少，每天只能给我提供少许食物。不到六岁的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每天除了外出捡劈柴，还像个野丫头一样到处找寻可以饱腹的东西。一次，听说远处的一个水塘里有鱼，我就和小伙伴一起去抓鱼。好不容易抓到一些小得可怜的鱼，一个男孩却说我抢了他的地盘。争执之中，我毫不退让，不料因此埋下隐患。几天之后，那个男孩带着几个人在半路截住我又踢又打。我奋力还击，竟一脚踢在他的裆部，差点毁了他的“命根”。后来，伯外公为此花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给那个男孩看病。

当初送全家去香港的时候，父亲以为离别是暂时的，不日即能与亲人团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别让他抱憾终生！原来，他没有被当做起义人员对待，而是作为战犯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战犯集中营接受政府的教育改造。此后十几年，他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但阴差阳错，那一时期港台媒体登出的消息却是父亲被“镇压”了，台湾方面还因此为父亲在忠烈祠设了牌位。绝望之中，母亲为了给子女们找一个靠山，无奈嫁给了一个从大陆过去的男人。

父亲获释，奈何伊人已做他人妇

日子虽苦，我还是一天天长大了。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煎熬。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可是因为营养不良，看起来还像个没有发育的小女孩。初冬的一天，我的一个表舅兴奋地来到伯外公家，指着一张《人民日报》上的特赦战犯名单对伯外公说：“您看，五妹子的爹还活着！”父亲的确没有死，这些年被关押在战犯改造所，1960年年底被特赦。这些消息是后来我从父亲的来信中获知的。父亲还说，要我去北京和他见面，并随信寄来了一件他用自己的睡衣改成的小衬衣，说让我穿着这件衣服过去，方便他接我的时候辨认。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岁，在十几年成长的岁月里，我与伯外公相依为命，对伯外公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毫无印象的父亲。所以，父亲的“死而复生”对我来说，起码在感情上不是一件十分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父亲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我是他留在大陆的唯一女儿。当时父亲正在北京红星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为了尽快与我相见，他节衣缩食，每月攒出一些钱来作为我的路费和在北京的花消。

尽管与父亲是陌生的，但“父亲”一词在我的心中还是那样的温暖。我带着对父爱的渴望，踏上了赴京的列车。在我的想象中，父亲应该是高大白净、儒雅帅气的。踏上站台，当我看到一个身材高瘦、皮肤黝黑、一身农民打扮的中年人向我跑来时，我几乎有点怀疑了。但那盈满眼眶的泪水告诉我，他就是我的父亲！昔日的军统特务、冷面杀手，今天怎会变成了这个模样！这十几年对于父亲来说，究竟是怎样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接下来的一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七天，父亲给我买好吃的，陪我游览故宫、北海、天坛等名胜古迹，恨不得将空缺多年的父爱一次性补偿给我。对我而言，三岁多离开父亲，四岁多离开母亲，十几年孤儿般的生活，父母之爱仿佛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死去”的父亲重又回来，失去的父爱安抚了曾经苦难重重的身心，我的心情无法表达。我像任何一个拥有父母关爱的小女孩一样，时而会跟父亲撒撒娇，怄怄气。我想，这该是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孩子最好的表达吧。

但我哪里知道，父亲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心中却有无限的愁苦无法言说。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被特赦后，即与母亲联系，一是了解家人的情况，二是想立即把全家接回大陆。父亲与母亲婚后一起生活了十一年，感情很好。对母亲而言，父亲是她的精神依靠，是给她遮风挡雨的大树；对父亲而言，母亲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情人一般深爱的“雪雪”。起初，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已经改嫁，对一家人的团聚充满期待，他一次次去信敦促母亲早日回归。当初在非常情况下，母亲无望地选择再婚，而今得知父亲还活着，母亲顿时乱了阵脚。她感觉无法跟父亲解释，也无颜面对曾经那么爱她的丈夫。但父亲最终还是知道了母亲的情况，他伤心甚至绝望，但唯独没有像母亲预料的那样暴怒，而是充分理解和原谅了母亲。由于他们并未履行离婚手续，且母亲与再婚丈夫也没有什么感情，母亲是可以回来跟父亲团聚的。事实上，从接到父亲的信函起，母亲就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做着各种回大陆的准备。这对离别十几年的恩爱夫妻期待着重续前缘，他们约好国庆节相会。然而，母亲却最终失约。母亲之所以失约，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一点应该说是为了子女——当时，我的姐姐们和弟弟已经到台湾跟大伯一起生活。获悉父亲还活着，台湾方面在香港的有关人员找到母亲，告诫她说，如果回大陆，在台湾的子女可能会遇到麻烦。母亲在两难中痛苦地选择了留在香港。面对现实，父亲的失望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父亲特赦一周年那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原本也是他们期待已久的重逢之日，但父亲在深圳火车站苦苦等待了两天，也没有等来他的雪雪。那几天，南国不停地下着愁人的雨，父亲一下子憔悴了许多。我知道，从那时起，母亲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1962年，父亲被分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当时我即将升入高中，经父亲申请、周恩来总理特批，我离开长沙进入北京女六中读高中。高中的三年，父亲既当爹又当妈，给我做饭，陪我学习、玩耍，甚至一针一线地给我缝衣服。我则想方设法让父亲高兴。那时，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孩子是费尽心思在安慰我，事事依我。我被她的一片孝心深深感动。今后长时间父女相依为命地活下去，我不得不为她的健康和兴趣着想，让她愉快地生活在我身边。我真想不到，我晚年有这个小女儿能给我这么大的安慰……

这是父亲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寻找到的最本真的人生快乐，更是父亲用生命中的苦难修炼出来的大彻大悟和一份寻常人的恬淡心情。

再婚，父亲遭遇尴尬

与亲人离散多年的父亲，把我看做是此生失而复得的宝贝，爱护着我，也依恋着我，甚至到了离不开我的状态。我不在家的时候，父亲倍感孤独寂寞。

高中阶段，定期下乡劳动锻炼是我们的必修课。高二那年5月的一天，我从京郊农村劳动回来。一进门，看到父亲已做好我爱吃的菜肴专心在家等我。看着父亲消瘦的脸庞，我突然想到，自己不可能陪父亲一辈子，父亲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然而，自打母亲的事伤了父亲的心之后，尽管不少人撺掇着让他再找个老伴，但父亲皆一口回绝。我清楚，父亲的心中满满的都是母亲，此生，再没有人可以走进他的情感世界。

我开始劝说父亲再婚。父亲听了总是摇摇头一笑了之。聪明的我耍起了“花招”，说自己四岁以后身边就没有了母亲，现在想找到母爱，希望有个人能让我喊她一声“妈妈”。其实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为了我的这一愿望，父亲终于肯去相亲了。

1965年，父亲与继母杜雪洁结婚。

继母原是沈阳一个基督教堂的修女，新中国成立后，她被遣散，之后来到北京，做一些缝缝补补和护理的散工。在此前不少写父亲再婚生活的文章中，都是以父亲的后半生很幸福为主题的。岂不知，父亲的再婚生活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也许因为个人经历的原因，继母的个性很强，平时不苟言笑。结婚之后，父亲仿佛成了继母的“专利”。过去，每天晚上吃过饭，我总会和父亲亲亲热热地说上一阵子话。现在，我一旦跟父亲聊天，继母的脸就拉得老长。慢慢地，我与继母由格格不入发展到了形同路人。

有一次晚饭后，继母看我和父亲谈得很高兴，脸色顿时阴暗起来，随后甩下一句话独自进了卧室。我和父亲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气氛也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这一切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继母高兴满意，少找我的碴儿，家庭和谐，父亲包下了家里做饭、买菜、打扫卫生等一切活计。即便如此，情形依然如故。我在继母眼里成了多余的人。父亲常常在叹息之中选择隐忍，除了忍父亲又能怎样呢？父亲也有不能忍的时候，但父亲依然不会跟继母争吵，而是选择逃避。有两次，他甚至动了跟继母离婚的念头。顾及大局，我劝阻了父亲。实事求是地说，在父亲的后半生里，尤其是在晚年，继母杜雪洁在他的生活方面给予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但是，由于性格使然，继母始终不能善待我。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那是几年后我结婚生子回到北京，尽管每月我们将大半的工资交给继母做生活费，但吃饭的时候仍然不能吃桌上的荤菜。有一次，我那不懂事的大儿子刚把筷子伸过去，继母便脸一沉将筷子重重地放在餐桌上，他吓得赶忙缩回手。多年后，在台湾的弟弟回大陆做生意，来家里看望父亲，继母甚至也沉下脸色给弟弟看。

为了不让父亲受夹板气，我对继母尽量回避忍让。我想，等我上了大学，远离这个家，不再生活在她的眼皮底下，也许一切就安稳了。

沈醉成“严醉”，我的大学梦破灭

1964年，我即将高中毕业。当年，小说《红岩》风靡全国。我和许许多多的读者一样，沉浸在小说营造的气氛中，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然而不久，关于小说中军统特务头子严醉的原型是沈醉的说法，纷纷从老师和同学们的口中传出。几乎是一夜之间，我由一个好学生变成了“狗特务”的女儿。我怎么也不相信，父亲那么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会与《红岩》里那个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严醉画等号！

但现实是残酷的，因为父亲的缘故，起初，我被剥夺了加入共青团的资格。那一时期，没有人敢理，也没人愿意理我这个大特务的女儿，甚至一位好友都跟我绝了交。我想不通，如果说父亲有罪的话，我一个三岁多就离开父亲、四岁多回到内地，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何罪之有？失望与痛苦萦绕于心，回到家里，我委屈地对着父亲掉眼泪。父亲难过地说：“那可怎么办？就是我死了，也改变不了你的出身，也不能让别人不这么想啊！”父亲的话让我心痛不已。父亲自己有多少愁苦都放在心里，却总为女儿操心担忧！我突然明白不能再给可怜的父亲增加心理负担，何况我心中还坚守着最后一线希望：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让父亲放心，为自己争口气！

精神上的痛苦暂时被亲情稀释了。1965年8月20日是发榜的日子，这一天，父亲生病在家休息，为了不影响父亲，我一大早就搬了个小折叠椅坐在四合院的大门口，一边看书，一边焦急地等录取通知书。书其实是看不进去的，内心忐忑不安。我不怀疑自己的成绩，却对未知的命运充满恐惧。下午4点，邮递员终于到来。当我哆哆嗦嗦地从信袋里抽出薄薄一张却重似千金的通知书的时候，上面的四个大字像雷电一样击中了我：未被录取！这怎么可能呢？我的成绩明明是没有问题的！我绝望地冲进卧室，涕泪滂沱。

我哪里知道，学校早已开始执行所谓的“阶级路线”，对于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早在报考前老师已经在档案里注明了“此生不宜接受高等教育”。还有，当时《红岩》正流行，且已经拍成电影，人们对里面的徐鹏飞、严醉恨之入骨，谁还肯接收“严醉”的女儿上大学呢？

父亲愁苦地看着痛苦绝望的我，手足无措。为了给我争取上大学的机会，第二天一早，他跑到招生办、教育局询问我的考试情况，终于了解到，我之所以落榜，与考试成绩无关，而是因为他是“严醉”！父亲内疚地对我说：“孩子，是我害了你呀！因为我的关系，哪个学校都不肯接收你。”

但父亲还是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女儿争取一个上学的权利，他继续找政协和民政部的领导反映问题。父亲没白忙活，政协和民政部的领导承诺我第二年可以报考。得到这个消息我兴奋无比，开始计划着复习功课。但几天之后，我冷静下来，打算放弃再次参加高考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与继母的关系没有一点改善，每天看着她的冷脸，听着她的冷言冷语，我想，尽早出去工作、逃离这个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我去学校填写了服从分配工作的志愿表。可是，左等右等，直到负责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办事处撤销，也没有一个工作单位肯接收我。沉重的打击再次降临，我万万没有想到，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工作的机会竟然也被剥夺了。

如果说之前我还是一个受父爱滋润、没有长大的小姑娘，从那时起，我真正地成熟起来。尽管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被剥夺了上学和工作的权利，但我不会因此遗憾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父亲。父亲给我的不仅仅有生命，还有滋养生命的爱。父亲是唯一的，我应该用一生去关爱他。

我不再充满幻想，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

“文革”狂潮袭来，父女再遭厄运

我成了一个社会青年。郁闷彷徨之际，街道组织社会青年到护国寺影院观看宣传新疆建设兵团的纪录片。影片中，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那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激起我青春的热情。时隔不久，正巧宁夏建设兵团来北京招人。我很兴奋，怕父亲不同意，就把户口本从家里偷出来，急不可耐地赶去报名。没想到，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人家说什么也不让我报名。看我急得快要哭了，对方才说，如果你父母同意的话，就写个申请吧。

我是父亲今生唯一的依靠，也是他最疼惜的人。知道了我要去宁夏建设兵团的事，父亲老泪纵横。女儿刚刚来到自己身边三年多，又要去遥远的大西北做农工，这叫他怎不心痛欲绝！

1965年11月8日，北京第一批知青大军整装待发，准备奔赴宁夏农业建设兵团农建十三师。那天，父亲和继母到车站送我，父亲两眼噙着泪对我说：“孩子，是爸爸害了你，爸爸对不起你！”在我即将登上列车的一瞬间，他下意识地拉了我一下。我的心顿时痛苦地抽搐起来。可怜的父亲，他是多么不舍得我离开，又是多么无能为力！他的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奈，他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更没有能力把握女儿的未来。

11月的塞北，寒风凛凛，视野之内是一片白茫茫的大碱滩，没有房屋，没有人烟，也没有树木和庄稼。现实剥去美丽的外衣，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苦就在眼前，可我不怕，我抱定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摆脱出身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段时间，我的身体是劳累的，但内心充满快乐，上下工都是一路欢歌。我还给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然而，不久我就发现，有人开始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看！她就是大特务严醉的女儿！”

1966年夏，“文革”风暴骤然而至。一天，我正在布置团里的大批判专栏，因对一篇批评一位知青的批判稿有不同意见，我与连队的指导员发生争执。我天真地以为，替那位知青说句公道话是我的责任，领导应该善于接受不同意见。岂知，我的行为激怒了这位领导。晚饭的时候，一百四十八张针对我的大字报已经贴在饭堂的墙上。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两条：一是我出身国民党反动军官家庭，恶习不改，顶撞领导；二是删改大字报，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一下子，我成了连队的反面典型。

随着“文革”的深入，由文斗上升为武斗。一天夜里，一群老职工包围了我们的住处，准备等我们睡着后突袭抓人。发现情况不妙，我连夜出逃，偷跑回家。父亲听了我的讲述惊出一身冷汗，他坚决不让我再离开他回到那个是非之地，他想用自己的怀抱保护自己的女儿。父亲不知道，很快他就自身难保了。就在我接到通知、准备再次回到兵团参加“抓革命，促生产”的前两天，父亲出事了。那天深夜，我们在睡梦中被汽车的刹车声惊醒。打开门，三个身穿警服的彪形大汉一拥而入，向父亲亮出了“拘留证”。父亲并不惊慌，他尽量镇定地对眼泪汪汪的继母和吓傻了的我说：“你们放心吧！解放后我没做过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随后便被来人带出家门，走进了茫茫的黑夜。

那一夜我用被子蒙着头，痛哭不止。第二天，不甘心的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政协、当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甚至闯到了公安部。可是奔波了一天，也没有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一天后，带着担心和恐惧，我离开北京，返回宁夏。

原以为父女此生永别了。五年后，音信杳然的父亲突然被释放回来。在狱中，他被无穷无尽地审问，甚至拷打，让他交代某某是不是军统特务。但直到1972年出狱，他始终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罪名被捕的。

香港之行，见证赤子之心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我和父亲重新获得了新生。1979年春，父亲恢复了起义将领的名义。我和丈夫也按政策回到北京，各自被分配了工作。更令父亲欣慰的是，在台湾的三个儿女通过香港的母亲给他寄来了钱和信，表达了对他的思念之情。那年中秋，父亲对着明月长久伫立。“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在思念远在香港、台湾的母亲和姐弟们。那段时间，母亲也一再来信，邀请我和父亲到香港探亲。父亲何尝不想见离散多年的亲人？但他担心政府不会批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父女俩的“港澳通行证”很快就办妥了。父亲欣喜万分。

1980年年底，我和父亲开始香港之行。1981年1月6日，香港《新晚报》在头版头条用套红标题登出消息——《沈醉将军携女抵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

与母亲见面那天，母亲一声“叔逸”，让父亲泪流满面。往日的恋情，今天的结局，令他们伤感无比。不日，姐姐也从台湾赶来，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亲人们纷纷劝说父亲和我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父亲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不过，不回去可不行！共产党信任我，让我和你们的妹妹一起出来了，我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来。”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加上媒体对父亲香港行的关注，父亲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前来采访的记者和探望的友人络绎不绝。当父亲表示春节前就返回大陆时，很多人觉得父亲的行为不可思议。故旧和学生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父亲对他们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新中国，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这期间，还有一些“特殊”的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希望父亲留下来的意愿。一天，父亲独自外出就餐，邂逅了一个他曾经的学生。这位焦姓学生一再提出，希望父亲能去台湾，安度晚年。他还表示，会为父亲安排在台湾的一切。父亲婉言谢绝了那人的“好意”。他知道，这个学生在台湾做统战工作，自己如果去了台湾，无疑证明了党和政府的战犯改造和统战政策的失败。

也有不友好的人质问他：“你不怕别人骂你叛党、叛国，向敌人投降吗？”遇到这样的情况，父亲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回击。

有一天上午，父亲刚送走了一拨客人，一位自称某报纸董事长秘书的梁小姐来访。之前，该报正准备刊登父亲写的《溥仪特赦之后》一文。她一来就拿出一张面额巨大的支票。父亲想，稿费会有那么多吗？梁小姐解释说支票是董事长送给父亲的，希望他能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骂共产党的文章。父亲一听断然拒绝。

父亲的态度换来的是：1月17日，《香港时报》发表了一篇以“一群热爱贵报的读者”的口吻写的文章——《戳穿沈某可耻目的》。父亲清楚，这是那些人对他的最后通牒，也是台湾方面准备对他采取行动的信号。于是，父亲决定尽快带我离开香港。离开之前，父亲还写好了驳斥《香港日报》那篇文章的谈话稿。不料22日清晨出现变故。

那天早餐前，父亲到九龙公园散步，正准备在长椅上坐下看报，一个中年男子上前很客气地说：“沈先生，我们组长想请您去谈谈。”父亲一见来者不善，并没有失态，而是镇定地把自己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给了来人。父亲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找上门的。但是，父亲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在那些人来之前，父亲和我已经登上了返程的列车。临走前，父亲给那些人写了几句话：“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父亲的一生曲折坎坷，但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