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 |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张允和／文

张允和，1932年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英国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间（1862～1874）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自行开始修筑这条铁路。到光绪二年（1876）完工。从上海到吴淞镇，路长只有十四公里。第二年（1877），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居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条铁路就破坏了风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跟怡和洋行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涉，出钱把铁路买到中国手中后，在愤怒之下，下令拆毁。把机件等物储存在炮台湾。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新拨官款在原地修复通行。因为机件在炮台湾，淞沪铁路由吴淞镇延长两公里，全长为十六公里。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三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十七岁、我十八岁，第一条铁路整整三十岁（如果不算前二十年的账）。
　　我和三妹不但同时进中国公学，还在她三岁我四岁同时（1913）在上海同一天开蒙认方块字，念“人之初”。四年后（1917）搬家去苏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孟子》、《史记》、《文选》和杂七拉八的五四运动的白话文。我们三个女学生（大姐元和、我、妹兆和）很阔气，有三位老师：一位道貌岸然的于先生专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鸾老师教白话文，这是两位男老师。有一位吴天然女教师，是教我们英文、数学、跳舞、唱歌的。在《三叶集》（叶圣陶的子女写的集子）好像提到过她，吴天然老师是教过我们A、B、C、D的，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了一年，我们又同时留级，因为除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都不及格。我们两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患难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在中国公学两年，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就转学光华大学，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一·二八”战争，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戴方帽子的。
　　大学里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促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风”，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我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这个绰号见过报的。你如不信，可在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新闻，《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五个姓张的是：张兆和、张允和、张萍、张依娜、张××。队长是三妹。我对运动外行，身体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欢滥竽充数，当一个候补队员也好。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参加的五十米短跑是最后一名。
　　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何鲁，忽然下了台，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接任校长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念过书，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三妹下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这些编号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处，家延死后，下落何处，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可没有编号，如果编号也许是十三号。当然，三妹没有复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据三妹说，原封不动退回。第四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我转学到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1929），这以后，沈从文究竟给三妹多少封信，我当姐姐的不好过问。是不是三妹专为沈从文编过特殊的号，这也是秘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发疯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二十五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结婚，我嫁周耀平（现名周有光），她嫁沈从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我的儿子叫晓平，她的儿子叫龙朱。卢沟桥事变，我们两家分开。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从成都到重庆，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十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了。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欢欢喜喜、常来常往过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地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两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张家的张以连、我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连连十二岁独立生活，我的孙女小庆庆九岁。三妹下放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听说还和冰心结成“一对红”。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儿子哓平、媳妇何诗秀先后下放湖北潜江插秧、种菜。我家爷爷（周有光）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来大雁比人的纪律性还强，所谓“人不如禽兽”。
　　本来也要我带庆庆跟着爷爷下放平罗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动员我也不去，也无可奈何我。我是娇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风沙，也吃不下为三个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炉子烧饭的苦。我一把锁锁上了城里沙滩后街55号大杂院里我住的房子的大门（原有五间平房子，上缴了四间）住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里儿子家，看孙女、烧饭。靠丈夫、媳妇三人给我的微薄津贴打发日子。真正不够用时，我有好亲戚好朋友处可借。虽然他们生活也不好，可他们总会竭力为我张罗。我一辈子怕开口问人借钱，这下子完了，只好厚着脸皮乞讨，这也是人生应有的履历。
　　过年过节，我把二岁的小连连接到中关村住几天，庆庆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庆庆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叔叔，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没羞没臊，还抢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连连’、我叫他‘小连’。”我骂庆庆，太没有礼貌。实在那时候，孙子骂爷爷、儿子逼死妈妈的事多着呢，还讲什么礼貌。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本文选自《浪花集》，张允和，张兆和／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