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 | 北平军调部杂忆

北平军调部杂忆

沈容／文

沈容和李普

一

　　每次乘飞机，我总会想到第一次乘飞机的经历。那不仅仅因为我从没乘过飞机，更因为那是一次很特殊的飞行。那是1946年初，我们从重庆飞往北平。
　　我是从当时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外事组调往刚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而从重庆飞往北平的。日本投降后，由美国出面调停，进行国共和谈。我由《新华日报》调到外事组，翻译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会谈的记录。会谈的结果是双方同意发布1月13日的停战令，即在1946年1月13号，国共双方就地停战；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停战事宜。执行部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我方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
　　我是和李普、刘白羽、周而复、张维冷、杨庚同往北平的。我和张维冷去执行部当翻译，杨庚派往《解放三日刊》，其他三人都是特派记者。
　　我们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上了飞机我们才知道，同去北平的还有国民党的六位人员。现在的民航有舒适的躺椅，还不时有空中小姐送来吃的东西。那时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两排面对面的硬椅子。国民党的人坐了一排，我们坐了一排，面对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看见我们这些人是怎样想的。我心里可有些紧张。多年的地下工作使我忘不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盘问。我本能地觉得应该提高警惕，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出发前由于调动工作、要乘飞机、要到从没去过、刚从日本手中夺回来的北平而兴奋的情绪，至此一扫而光。我们都不说话，只交换几句无关紧要的、必须说的话。双方坐定后，我仔细看着对面的人，原来他们显得更紧张，谨慎而好奇地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天天骂我们“共匪”，天天要捉共产党，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就在他们面前。
　　机上的美国兵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牛皮纸做的口袋。让我们系好安全带。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但是由于对面坐的是国民党人，我们都保持沉默。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一切就绪，只待起飞。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这种沉默的空气，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长。终于，发动机的一声轰呜打破了这种沉默，飞机起飞了。
　　开始感觉还好，不久胃里就翻腾了。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胃也越来越难受。我们几个人脸色都很难看，看得出来是在拼命忍着。对面国民党的人也在忍着。这是一场无声的竞赛，比耐力的竞赛。谁也不愿先吐。
　　最先吐的还是国民党的人。他们有一个人先吐了，接着其他的人也跟着吐。这一下可不行了。面对面看着他们吐，我们也忍不住了，一个个吐起来。那个牛皮纸袋就用上了。这吐啊，真叫人难受，吐完吃的东西就吐黄水，胃里翻江倒海。只要有一个人吐，马上就连锁反应，接二连三地吐起来。从重庆到北平，现在大概只要两三个小时，那时，那种小军用飞机飞了五个小时。这几个小时真是长极了。我们谁也顾不上观察对面的同机者，只盼赶快到达目的地。我已记不得我们是怎样到达北平的，怎样进城的，只记得到达住宿地时已是深夜。北平是什么样，这一晚什么也没看见。
　　当我离开执行部，调往上海的时候，我又乘美军的军用飞机。这次没有吐，但遇到另一种情况。和我同机的是美方的一位上校带着夫人和两三个随员。我先到机场，先上机。这架飞机上没有椅子，空空荡荡。我在靠机头的地方放下我的行李袋，然后靠着行李袋坐下来。美方人员上机后，在机头的的另一端铺上毯子坐下来。我们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这次飞行很顺利，靠着一个行李袋，半坐半躺就像坐了软席。可是，到达上海时问题来了：我怎么进城？去北平时我们有六个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是女的。当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人来接我。有一辆敞篷卡车来接美方上校。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进了城再说。于是，当美方人员往车上放行李时，我也把我的行李袋扔上卡车，跟着他们爬上了车。
　　上车以后，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万一他们把我扣留了怎么办？各种可怕的念头立即涌上心头。越想越不对，越想越可怕。车在向前奔驰，上海市区在哪里呢？往两旁看看，都是田野，显然是远郊区。我决心到市区就脱身，捺着性子坐在车上，而郊区好像没有尽头。好不容易看见前面有些行人和房屋，我立即作好准备，一到有人的地方，就使劲敲驾驶室，叫停车。汽车一停，我把行李往车下一扔，跟着就跳下了车。站在路边，举目一望，这哪里是市区，不过是近郊区，所以有些行人和小店铺，离市区还很远。我好不容易找到一辆黄包车，直奔生活书店，找到胡绳，就算是到家了。

二

　　我们到北平的第一天，住在北京饭店最高一层楼。那里原来像是个大厅，现在摆满了床，中共方面来的人先在这里住一晚。
　　在北京饭店，美方、国民党、共产党各占一层楼，楼层的分配是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的。中共是哪一层我记不得了，可能是三层。我们原先住在三层，后来，来的人多了，我就搬到翠明庄去了。翠明庄原来是日本人盖的，每间房都有壁橱，门是推拉的。日本人睡榻榻米，白天把被子放在壁橱里。我们去时，每间房都放了床。
　　叶剑英住在南池子拐角的一所独门独户的院子里，人称叶公馆。
　　在北京饭店，我们吃的是西餐，和美国人、国民党的伙食一样，餐厅是分开的。早餐有三个煎鸡蛋，一块火腿，一杯牛奶，还有面包。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加面包等等。我和李普都很喜欢吃这样的西餐。这比重庆新华日报社的伙食好多了。到翠明庄以后，从解放区来的一些同志吃西餐吃不饱，要吃中餐。于是改为中餐，伙食标准不变。早上是稀饭、馒头、小菜。午餐和晚餐也改为中餐，米饭、馒头随便吃。我和李普还是喜欢北京饭店的早餐，常常拿了饭票去北京饭店吃西式早餐。在北京饭店，有一次我遇见一位中央大学的同学。在学校时本来都认识，但这时我看他进了国民党的饭厅，他看我进了共产党的饭厅，我们彼此都很惊讶，却谁也不搭理谁。
　　到北平后，使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看到了日本战俘在北京饭店一带扫大街。日本终于被打败了，我们胜利了！虽然我知道日本的投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的投降，以及美国在广岛扔的原子弹促使它不得不降，但不管怎样，日本人终于被打败了！抗战八年多么不容易呀！
　　在北京饭店东边，王府井大街北面拐弯角上一家邮局的前面，经常有两三家地摊，出售的全是日本人撤出北平时留下的东西。有日本和服、西装、日本式的茶壶、茶杯以及其他日用品。我经常去逛，看看地摊上的这些东西，能使我感到日本是真的被打败了。在前门的旧货市场，也有很多日本人的旧西装出售。有一位姓孙的同志非常熟悉前门的旧货市场，热心为从解放区调来执行部工作的同志买西装、皮箱等物。我们叫他孙大哥，他原来在《新华日报》管总务，解放后当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现在日本人大概长高了，那时的日本人确实都比较矮，个子高的同志还不容易买到合适的西装。
　　执行部工作的地点是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医疗设备已全部搬出去了，病房都变成了办公室。我的工作是翻译备忘录，本来张维冷也是调来搞翻译的，后来没来。领导文字翻译的柯柏年要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延安的同志对蒋管区来的同志的业务能力不大信得过，所以要考一考。他给我和张维冷一人一份文件，要我们翻译出来。我们两人在一间房里应考。我比较老实，坐下来就干。张维冷却不服气，他写了两句就把笔一摔说：“老子革命这么多年，还没人考过我。”他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过，英文翻译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我劝他不要生气，翻译一篇文件有什么了不起。他拿起笔又写几句，但总是气难平，终于不干了。他去了《解放三日刊》工作。

三

　　不久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人中，请来了两位雇员。一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光美，一位是宋平的小姨子陈舜贻。王光美当时是辅仁大学化学系的助教，陈舜贻不知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们译的备忘录，都是执行部派出去的执行小组从有争议的地点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国民党军队首先开枪，占了我们什么地方，打了我们多少人，夺了我们什么武器等等。我们把这些材料翻译出来最后常常加一句：一切严重后果由国民党方面负责。
　　马海德是德国医生，很早就到了延安。现在他在执行部，名义上是中共聘请的医生，实际上为我们翻译的备忘录在英文上把关。马海德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为人随和、幽默，还会来两句京剧。柯柏年很严肃，从不开玩笑，也不随便聊天。
　　两位雇员的作风却截然相反。陈舜贻埋头工作，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不同任何人谈话。王光美大不相同，注意打扮，比较活跃，每到吃饭的时候，在饭厅旁边的休息室和人聊天。执行部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她喜欢和别人聊，问长问短。总而言之，她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当初我们都不知道她是什么关系请来的。有一次开党小组会，我和柯柏年、章文晋一个小组，在会上他们谈到这两位女士，怎么一个闷声不响，一个说个没完，有些不放心。他们说我是女同志，容易接近她们，要我多和她们接近，了解她们的情况。
　　于是，我有空就到她们的办公室去看看。王光美见我去，仍是话很多，问我：“你看看这句话这样译对不对呀？”等等。后来她被调去和美方联系我方乘飞机的事，李普到华东一带采访，每次都通过她联系美军飞机。执行部解散后，她撤退到延安，在西柏坡和刘少奇结婚。解放后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去执行部是因为她的一个哥哥是党员，叫王世英，妻子叫王新。他们夫妇俩和我们常来常往。
　　陈舜贻译的速度还算快。我去她办公室时她只是请我坐，再没别的话了。我要想法打开她的话匣子，就问她来这里工作习惯不习惯。她只是点点头。我只好单刀直入，我说：“你来这里也有些日子了，怎么没听你说过话？”她望着我脸红了，她说：“人们都说共产党人很凶，很可怕，所我不敢说话。”原来如此，我禁不住笑了。我说：“你看我凶不凶？”她说：“你不凶。”我说：“我就是共产党人呀。”
　　和陈舜贻的谈话，使我感到日本人和汉奸在沦陷区的反共宜传实在厉害。
　　以后又有一些事，证实了我这种感觉。

四

　　有一次贺龙同志要去医院看病，我跟他一同去检查身体，因为那时我怀孕了。我们一进医院，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观看。他们认为贺龙是土匪头子，都要来看看这土匪头子长得如何三头六臂。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跟到哪里。从此，我再也不跟贺龙去医院了。
　　有一次，我到协和医院的办公室去上厕所，遇到一位美国老太太，她是在美方工作的。她冲我看了看，问我几岁了，我告诉了她。她摇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可惜，可惜！”我琢磨：她的意思大概是我小小年纪，长得还可以，并非青面獠牙，怎么也到了可怕的共产党那里？我不便细问，只好对她笑笑就走了。以后我才知道，不少欧美人都把共产党人看得很可怕。
　　中共、国民党、美方三方面各召开过一次鸡尾酒会。有一次中共召开这样的酒会，我和在执行部工作的女同志都参加了。美方的一位高级军官喝醉了酒。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还在那里发酒疯，嘴里不断地说：“中国的姑娘真漂亮！”章文晋扶着他，逗他，指着我们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漂亮不漂亮？”那位将军说：“漂亮！漂亮！”章文晋说：“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位将军竟马上说：“魔鬼！魔鬼！”
　　龚澎在重庆，托人捎话给我，要我买点冰糖葫芦给她。执行部定期有飞机到重庆。那时，我口袋里还有点钱。李普写的《光荣归于民主》出版了，得到一笔稿费，留了一部分钱给我用。有一天晚饭以后，我去逛东安市场，顺便买几串糖葫芦。当我拿着几串糖葫芦往回走时，有四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跟在后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加快脚步走，他们也加快脚步跟。我想到美国将军说的“魔鬼”，就站住了，回过头来用英语对他们说：“你们要跟我到哪里？我是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跟我到执行部去吧。”四个美国兵一听说是中共代表团的，转身就走了。我很得意地回了宿舍。龚澎后来告诉我，冰糖葫芦带到重庆的时候，糖都化了。
　　李锐的前妻范元甄那时在《解放三日刊》工作。我1939年就认识她，那时她在《新华日报》当记者。这时，她常来翠明庄找我玩。最近李锐的女儿南央整理她父母的通信，看到范元甄还写信告诉李锐，说我有一件漂亮的大衣；还有一封信说，她有一晚住在翠明庄，和我同床而眠。我已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我陪她去买大衣，买了一件黑色的翻毛的。阴历除夕，我和她一同去逛厂甸。那时的厂甸十分热闹，有各种北京的风味小吃摊，有小孩玩的纸糊的灯笼、风车等等。北京人都爱带着小孩去那里玩。我和范元甄买了一点驴打滚回宿舍吃。那时她年轻漂亮，我们很谈得来，也能在一起玩。想不到后来她竟变得那么不可思议。我读了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想到当年我们在北平相处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千！
　　张维冷也常到我那里玩。他是李普在重庆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张维冷为人腼腆，和熟悉的人能侃侃而谈，和生人在一起就一句话也没有。
　　李普那时常跟执行小组到发生争议的地方去跑，完成一个任务回北平后，就住在我那里。我总盼望他多回来几次。他一回来，我那里就热闹了。他是记者，到处都去。有时，他带我一起去叶剑英住处。叶剑英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李普必须从他那里了解情况。叶剑英的大女儿叶楚梅也在那里。叶剑英很会玩，什么逛北海公园，上馆子吃饭，常有我的份儿。有一次去叶公馆，还遇到鲁迅夫人许广平。我们在一起照了相。那张相片，文革时被抄走了，并把我们的案子和叶帅联系起来了。这是后话。我认识了许广平，解放后我当记者时许广平曾带我参观过鲁迅故居，那时鲁迅故居还没开放。
　　我还要提到的一个人是林仲。他是搞口头翻译的。口头翻译的负责人是黄华。黄华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林仲个子矮矮的，鼻子有点翘，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米老鼠。米老鼠也爱和我们开玩笑。60年代我们在中南局工作时，他也在中南局。但文革中他也在劫难逃，因为他的夫人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妹妹。严慰冰因为写匿名信骂叶群，查出来被定为反革命。米老鼠夫妇当然也受到牵连。
　　执行部名义上调停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军事冲突一天也没停止过。双方都在加紧备战。中共方面利用执行部有飞机这个交通之便，大量调动干部。当时最要紧的是调干部到东北去。各解放区需要购买药品及其他物资的人也云集在此。我调到上海时，陈士榘就托我带一包东西给廖梦醒转交宋庆龄。后来我才知道是从美国买的鞋。我真不知道同志们是从什么途径买来的。此外还有军区首长来北平看病的，以及过去没有到过大城市趁机来玩玩的。今天来一批，明天来一批，过几天又走一批，南来北往热闹极了。
　　不过，热闹了一阵，内战还是打起来了。

五

　　在我们搬到翠明庄的时候，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这里。早上有交通车送我们去协和医院上班。
　　李克农是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内部一切事务。大家叫他管家婆。李克农长得很魁梧，神态严肃，自有一股威慑人的力量。不很久，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怕他，特别突出的是在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他说：“说吧。”我说：“你是不是太凶了一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人员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他对我说了一些保密重要性的话。我觉得我提这个意见实在太蠢了，同时也觉得，这位管家婆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凶。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这位管家婆确实是很厉害。
　　和我一起到北平的张维冷常到我房里来聊天。有一天他说，我们都没去过延安，现在有飞机可以乘班机去一趟。星期六去，星期一原机回来。我觉得这主意太妙了，只要请两天假，但是要得到李克农批准。张维冷怂恿我去说。我觉得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大好启齿，因而也不敢去提。过了几天，张维冷又提起这事，我禁不住他死说活说，又动心了，鼓起勇气去找李克农。他问：“又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然后结结巴巴地把想去延安的要求提出来。这一次李克农可不是那么好说话了，他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问我是来工作的还是来玩儿的。我自知理亏，只好算了。
　　我的一位同乡叫胡小为，她是乘执行部的飞机到延安的，在北平等飞机的时候也住在翠明庄。以后我们同在新华社工作。她告诉我，她和李克农曾有一次奇特的遭遇。
　　她是通过地下党介绍去延安的。住在翠明庄的时候，她认为那里住的都是共产党，无拘无束，感到任何人都很亲切、可信。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可把胡小为吓坏了，闯了这么个大祸，怎么办呢？尤其不该说的是什么人介绍她来的。这可怎么得了！她没有熟人，无人可商量，回到自己房里哭开了。她关上门哭了一整天，饭也不吃了，想不出补救这弥天大祸的办法。隔壁住了一位女同志，听到她的哭声，又见她不出来吃饭，敲敲她的门，问发生了什么。胡小为想，已经闯了祸了，谁知这人又是什么人呢？不能再说了，只顾哭。这位女同志发现情况不对，再三对她说，这里都是同志，有什么为难的事，大家都会帮忙的。她说得很诚恳，终于说动胡小为把门开了。胡小为把自己怎么闯的祸一五一十说了。那位女同志问胡小为，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胡小为一一说了。这位邻居马上想到这人可能就是李克农。她叫胡小为等着，立即去找李克农，说了胡小为的情况。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好家伙，这一吓差点要了胡小为的命。胡小为对我说，这一吓，够她记一辈子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宣传口工作。有一次审查影片《停战以后》。那是一部写执行部时的影片。耿飙和我谈到执行部时的情况，也谈到了李克农。耿飙在执行部时是交通处处长。我说，我至今记得李克农的房里进门是两张沙发，沙发前面有一张小圆桌。耿飙说：“就在这圆桌下面发现了国民党安的窃听器。”他说，有一天他和李克农坐在沙发上谈话，不小心把一杯茶打翻了，在收拾茶杯的时候，发现桌下的地板似乎动过，他们把桌子搬开，把活动的地板弄开来，果然发现里面装了窃听器。
　　我和李克农接触不多，但是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六

　　叶剑英是我们的首席代表。他住在南池子拐角一处红色的大院里。那房子过去大概是什么王府。我和李普有时去看望他。李普是记者，哪里都要去了解情况，我也跟去了。
　　叶剑英和李克农的个性正好相反。李克农总是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不苟言笑，好像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叶剑英工作时严肃认真，工作之余喜欢说说笑笑，甚至和我们开个玩笑。他会休息，会玩，有时带我们到北海公园去玩，租几只游艇，让大家玩个够。
　　有一次，叶剑英兴起，带了几个人去前门全聚德吃烤鸭。我正巧碰上了，也就一同前往。那时的全聚德没有现在的设备，楼上是雅座。所谓雅座，也就是隔开几个单间，连门都没有，只是挂上一块白布帘。上菜的时候，堂倌用肩把将布帘一顶就进来了。
　　同去的有谁，我记不得了，好像有荣高棠。当我们就座不久，就发现不断有人在白布帘外窥探。原来这天来吃饭的人听说中共代表叶剑英来了，都想来看看叶剑英是什么样的人物。从楼上传到楼下，楼下的人也不断上来，只听得楼上楼下川流不息。我们正不知怎么办，叶剑英叫堂倌把布帘打开，让大家看！更没想到，他站起来，即席发表演说，大意是说我们不想再打内战，但是蒋介石却处处毫无诚意，一再违反停战令。叶剑英身材魁梧，威风而又潇洒的仪表，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住了。他讲得有根有据，态度诚恳亲切，赢得了阵阵掌声。讲完，听众满意而去，我们也高高兴兴乞起烤鸭来。这是我第一次吃烤鸭。
　　又有一次，国民党组织了一帮特务流氓，打着“还乡团”的小旗，在执行部门外闹事。他们气势汹汹，大喊大叫，把执行部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我们都出不去，在楼上看着这帮流氓闹。
　　这个事件还是叶剑英解决了，他叫人让流氓代表来谈，这帮人本是乌合之众，哪里是叶剑英的对手，叶剑英很快就把他们打发了。
　　十年浩劫，“四人帮”要整叶帅，竟从北京派人来广州，要我揭发叶帅。我当时在中南局，我们的军管组组长亲自“提审”我。那次“提审”可够威风的。组长中间一坐，四周全是北京来的军人。他们拐弯抹角地提问题，目的只是一个，要我揭发叶帅的“罪行”。我在执行部工作期间，只是一个小翻译，既不直接参加谈判，又不接触核心机密，有什么可交代的？至于以上所写的工作之余的接触，在我看来，构不成什么问题。所以，当时我只能一问三不知。今天把工作之余的这些写出来，算是我的补充交代，如何？

　　本文摘选自《红色记忆》，沈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