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 | 回到遥远的九十年代

回到遥远的九十年代

吴亮／文

吴亮

　　上世纪90年代最初那几年，我常拿杜尚的话来为自己的平庸生活开脱：“生活是被用来度过的，而不是被用来谈论的”。很讽刺，我广征博引式的自我辩解不就是一种谈论？有次，我还厚脸皮地加一句，“生活不是供我们将来回忆的素材”，蛇足了。很犬儒地说，抛掷光阴可以避免许多错误，做旁观者，别介入！人们后悔自己做过的事，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教训还嫌少吗？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我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还有说服力吗？当时我绝不这么认为，况且苏联刚刚解体，被一个伟大理想裹挟的人们早已失去了悔恨的机会……生活一旦无所期盼无所等待，时间就溢得满地都是。

       1992年，我十分热衷于看电影，电影院成了我经常出入的场所。有时我也会守在家里看电影录像带，连续看，单单平克弗洛依德的《迷墙》就反复放了好几遍，还有一部好像叫《德黑兰1943》的，也来来回回倒腾，如同着了邪魔一般。更多的，是那些打打杀杀的警匪片，偶尔看看戈达尔安东尼奥尼。至今仍然记得，其实我对那些电影的情节并不注重，当然不要说电影的意义了，我只是喜欢看流动中的影像。它简直奇妙无比，尤其城市街景，广场、露天咖啡座、路灯、颓旧楼房的斑驳外墙、消防逃生铁梯、教堂、超级市场、招贴、电话亭、屋顶和烟囱、桥洞、废弃的仓库、地铁站、橱窗、有积水的十字路口、斑马线……这些景物我百看不厌。毫无疑问，活动在这些景物之间的各类角色，我也不知疲倦地紧紧盯住不放，比如警察、穿风衣的男子、大富翁、偷窥变态狂、肥胖的家庭主妇、冷面杀手、毒贩、戴假发的妓女、流浪汉、记者、画家，有时候银幕上还会混进导演或作家本人，像希区柯克、丁度布拉斯、罗布格里耶之流。我不关心故事，我只是去凝视那些次要的细节。这些细节未经刻意安排修饰，也不服从于导演制作者的主观解释，它们不过是被附带地摄入了镜头，从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和语义。至于故事，人物命运、情感，逻辑和思想，全出自导演的“个人想法”（或电影制作共同体的“集体想法”），它会改变事物的原始状况，使它们统统服从于电影的情节与主题，而我那一阵偏偏对“电影情节”之类的陈词滥调（更别提电影的主题了）嗤之以鼻……看电影的这种“反电影偏执”使我获得了游离与走神的自由，对我而言，那种萨特所形容的“涓涓细流”和康德所谓的“物自体”才是那个时间丰裕期中令我难以自拔的电影之魅。罗兰巴特说起过一个常识：电影的连贯性迫使我们不能中途闭眼，这将有可能随时让我们漏看某个关键。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关键，我只在乎有许许多多人的影像从银幕上涌现，又相继离去，而大街和城市还在原处。这样我踏实，难道剧场舞台不应该比跑龙套的家伙更坚固持久吗？正如电影院外的大街，它是我坚信世界依然存在的重要象征之一，这种坚信减轻了我的不安全感。我拒绝卷入电影迷局，它欺骗不了我。电影的价值在于它是存在的揭示者，而不是故事的表达者，也就是说，胶片的力量远远大于导演和演员的力量。电影是一连串的影像，它存在于被拍摄的一刻（胶片曝光的一瞬间，它和它面对的所摄之物享有“同在性”）。此后，当影像被固定在胶片上，它所记录的存在物就不再存在了。德国艺术家弗斯梯尔五十年前在巴黎做了一系列行为作品，“导览偶发”，邀请随机挑选的观众搭乘巴黎的公共巴士，然后让每个人各自记下每天看到的城郊景象……有一天，大概1993年吧，我偶然从一本艺术杂志中读到上述这则“艺术往事”，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人不必去电影院寻找存在的影像，只要你游荡在城市街头，就可以直接观看到存在本身。尽管不谦虚地说，关于这个，其实我早就觉悟了。
　　1994年初夏，我和孙良、叶千荣还有叶千荣从东京带来的电视台摄像师，几个人站在鲁班路斜土路拐角一大片瓦砾上面，“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感慨上海这个迟暮美人韶华不再，对它的大兴土木忧心忡忡。那会儿我们太悲观，缺乏展望能力，几乎对所有被拆的老房子皆怀妇人之仁。大太阳底下，在上海中心城区仰面抬头，能够看到如此广袤的天空殊为不易，除非你爬上屋顶。很快，忘了是谁，指指东面瓦砾尽头，说你们看，有一座教堂。果然，远远的，小巧玲珑，哥特式尖顶直刺天空，孤零零屹立于废墟一隅。我假冒内行对叶千荣说，这种规模的小教堂上海“应该”有许多（猜测而已），它们几十年来被拥挤的民居包围，假如不是为了修建成都路高架桥，它大概仍然要延续“遮蔽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命运。渡尽劫波香火不再，相逢一笑已成白头，60年风水来回转，恰似那一江浑水向东流，天不转地转，地不转人转，老话乃颠扑不破的硬道理。

      次日上午8点，在老锦江食街和叶千荣共进早餐，他介绍我认识西装笔挺的筑紫哲也，日本一家电视台的时政专栏节目主播，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凤凰台看到的阮次山何亮亮一类的人物。叶千茉做翻译，3人在餐桌边讨论城市改建。筑紫哲也表情严肃，可能他习惯表情严肃（他是时政主播嘛），弄得我好像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气氛凝重。一个月前，叶千荣从日本千叶（巧合吧）打来电话，说要回来做一个节目。“话剧？”我问。“我不演戏啦，改行在大学当老师了。”哦哦，只有我是守在树下等兔子的懒鬼。“拍一部关于今天上海的电视纪录片，我要采访你。”叶千荣说……鱼片粥和萝卜丝饼端了上来，筑紫哲也“哈咿哈咿”客气着只顾说话。他谈到在日本的一些城市，街道建造得像迷宫，那是幕府时代出于军事上御敌的考虑，才弄成那样的。我说深圳的街道也造得曲里拐弯，起因不同，房子的主人在选址奠基前听取了风水先生的忠告，房子和房子之间拉不成直线，歪七歪八，规划局一点办法都没有。筑紫哲也哈哈笑道：日本人也信风水。叶千荣口译完这一句，面露惊讶，嘀嘀咕咕问了筑紫哲也好一会儿，疑似涉及周易之类……

     几天后叶千荣请我和孙良吃法国菜，新锦江顶层旋转餐厅。叶千荣琢磨菜单的时候，我眺望窗外，远处高楼的霓虹灯慢慢朝左边移动，大玻璃反照出的灯火像是夜空繁星闪烁。宽敞的餐厅里顾客就我们仨，十几个服务员像卫兵那样以同样间隔伫立两侧，排场过于庄重了吧。点完菜，点酒，擦得锃亮的盘子刀叉摆了一桌子，还有酒杯，大大小小，辉映出餐厅射灯的斑斓光点……那天我们吃了什么？好像有神户牛肉，洋葱汤，最后冰激凌，咖啡，我光在意酒杯餐具了。还有一个细节：服务员起出葡萄酒软木塞，叶千荣用两个手指接过来拿到鼻子前嗅嗅，一边把酒瓶标签读了读，法文？孙良对我笑笑，不知道他脑子里在转啥念头。那天有烤龙虾吗，不记得了……只记得叶千荣谈兴甚浓，主题，上海之行，总结印象吧，“上海萎缩了，”叶千荣字正腔圆，“它只有小公鸡，没有种马。”
　　1991年1月17日凌晨，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飞向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在我的无所期盼中这是唯一值得期盼的。一场发生在电视屏幕上的战争，前所未有的战争。屏幕上的导弹像流星雨在夜空划过，五彩缤纷。把播音员声音关掉，那感觉和节日放焰火差不太多。一部与存在同步的电影，经过剪辑，空中拍摄加卫星照片，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我喜欢上了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儒雅矫健的鲍威尔，一身沙漠迷彩服的施瓦茨科普夫。萨达姆让我恶心，他色厉内荏，是一个绑架自己国家人民敲诈邻居的匪徒。也有不少人夸奖他，说他牛，敢与美国佬干，科威特是孬种，老美跟屁虫。你看，我前面说过我不关心大事件，你们都认为海湾战争是当然的世界大事，不错，尽管战争爆发的时间我记得清清楚楚，可它依旧是一件小事，在我的生活里就是如此。我的回忆录里完全可以不提它，现在就删掉怎样？那段时间我很兴奋，毎天早晚都要看电视新闻，尽管屏幕里的流星雨模模糊糊，它仍然为我的平庸生活增添了一点亮色。一座暴露在轰炸机和侦察卫星眼皮底下的城市，一座防空警报不断呼啸的城市，巴格达，我怎么都不能把它同神奇的《一千零夜》联系起来。

      一个月以后（联军的轰炸还在持续，据说地面战马上要打响了），2月14日除夕（正好碰上西方人的圣瓦伦丁节），傍晚我坐26路电车去南市姐夫家吃年夜饭，杨家栅路，那条窄街紧挨着豫园，天还没完全黑，四处就响起零零星星的爆竹声。风干鳗鱼很好吃，沙锅冬笋蛋饺和红烧肉素鸡是姐姐的拿手。我们边看电视边喝酒，想想不幸的伊拉克人民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觉得自己还真算走运。多安逸的日子！多荒诞的对比！渐渐的，电视的声音完全被外面的鞭炮焰火的爆炸声盖没……我坐车回家，整条淮海路火光冲天，满街爆竹烟火的残屑（不是瓦砾）和兴奋异常的笑脸（不是悲恸），空气里呛鼻的硝烟味，沸腾了的群体欲望。人们喝彩奔跑，大嚷大叫，鞭炮爆炸替代了汹汹民意，激情与麻木的合奏，酒足饭饱的人们和他们敬拜的财神爷，恭喜发财是唯一的问候语。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巴格达，那边应该是白天吧。我不是个和平主义者，虽然我没有丝毫兴趣去表达这一切，特别是当我不能对自己国家事务发言时，奢谈国际问题就纯属扯淡。

      加缪说，“要把信条用在大事上，小事只要有怜悯心就够了。天晓得，人们为自己制定格言是为了填补自己天性的漏洞。在我身上，我所说的怜悯，最好称之为麻木不仁。”这话用在我这里刚合适，我没大事，何必有信条……看见了吗，眼前，多么像一场模拟防空演习，一座暴露在轰炸机眼皮底下的不设防的城市，一座被火光照亮的城市……一辆消防车呼啸着由远而近，途经重庆路，一栋老房子二楼临街的窗户里正熊熊燃烧，我挤进人群凑热闹，围观者中有人告诉我：这房子的主人不在家，不知谁把一种类似信号弹的焰火射进了忘记关窗的房间，瞧，他们来了。
　　上海复活了，借尸还魂的上海，已无法再让我产生新的欲望；它的异地之美，空降的时髦，熠熠发亮的橱窗在街边突然闪现，中山东一路广东路拐角，外滩4号底层，阿玛尼专卖店空空荡荡，冷冰冰的黑与灰，奢华拒人门外。有些东西看来不可改变：物的傲慢、冷漠以及金钱对人的胜利。门童面无表情，红灯一闪一闪，电梯升到7楼，我们穿过酒吧，推门来到露台上。黄浦江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对岸，丑陋的电视塔，丑陋得毫无特色的高楼，丑陋的球形加丑陋的矩形。远远望去，天空好像覆盖了一层灰尘。我们都是游客，在露台上喝全世界的酒，在寒风中，在伞状煤气灯下。外滩像一具僵尸，它任人宰割，它早已魂不附体。吕澎新写了一本书，《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我接在手里说，它比砖头还沉。“是比砖头沉，有3公斤。”吕澎显然很得意。吴山专说这本书的海外版权值100万美元，黄浦江如同巨大的布景，他坐在露台上高谈阔论，样子有点像水手坐在甲板上，一件起皱的皮夹克，招牌长发，胡子梢被他捻成一根小辫儿。以前听说过你，写评论的吴亮？上海的穷人太多啦！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新发现还有什么新指示，快讲。吕澎有宏大叙事癖，喜欢站在某个制高点向刚过去的历史回望。翁玲来了，裹着黑色大披肩。还有一个女人，我不认识，没人向我介绍，长着一对奇异的眼睛，像非洲木雕。我对吴山专说文我对上海所知甚少，你说的对，但哪儿没穷人啊，我还能为你补充什么呢？“应该马上行动。”吴山专表情十分滑稽，他进入角色了吗，他是钦差吗，我们一起笑，钦差在上海，我想起了果戈里。翁玲请我们待会儿下楼去看看颜磊的画展，3楼，她主持的沪申画廊，著名的外滩3号，上海最摩登的社交场。颜磊把黄浦江底的淤泥包裹了展厅所有的立柱，黑黝黝如混凝土，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夹心巧克力的模仿，一次对黄浦江矫揉造作的致敬。让那些永不见天日的腐殖物翻转为艺术沙龙的装潢，呵呵，一次并不让人震惊的偷梁换柱。坚固的石头建筑之内，灯光雅致，热爱当代艺术的男男女女在里面晃悠，一些艺术同行，一些国际游客，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她们笑容可掬，手里拿着葡萄酒，用两种语言到处找人搭话）。

      我遇到6年前认识的法国女人Pia，她说她一直住在上海，6年，时间多快，你还是那样一点没变。石头躯壳永恒吗，还是人的肉体永恒？奧马尔用大炮摧毁了石头的巴米扬大佛，更多的石刻大佛和观音在中国沿海一带耸立起来。翁玲说，当展厅立柱被淤泥包裹后，真真叫臭气熏天，你们现在闻不到了。过了片刻她补充说：展览结束后，一切都恢复原来模样，淤泥将扔回黄浦江。
　　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次漂流，等候下一个伤口，罗大佑还是齐秦，哦，是童安格的歌吧。90年代最大的痛苦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恋。施勇说爱情特别滋养人，十足废话，这谁不知道，重要的是失恋，挫折，伤害，破灭，失恋才激励人（也是废话），失恋给人以灵感，它来自相反方向的力量。女孩子一个一个走了，她们去了异国他乡（大同世界比民族主义有吸引力）。“我具有忧郁的性格，就像肖邦。”施勇说，“聪明人走了，留下的是傻瓜。”看见了吗，她们带着她们的混血安琪儿回来啦，又风姿绰约地在美术馆和露天花园的派对上频频露面了。风水轮流转，周期越来越短，人怎么不老得快？你一点儿不老嘛，是啊，时间飞逝光阴似箭，奇怪的是大家都不显老。艺术是我们共同的鸦片，它让我们忘记了年龄。还记得在华东师大校园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当然啦，夜色清澈，你身边的女孩子躲在阴影中，她是夏蔚吧。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件事想起来，华师大后门，我们在那里吃台湾过桥米线……那真叫谈情说爱的好时光！女孩子并不计较你有没有钱，她们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周末她们来了起跳黑灯舞，胆子比我们还大，在防空洞跳舞，挤作一堆。

      杜拉斯的《情人》里有完全相似的描写（女人无国界嘛），“她们在等待，她们穿衣打扮，她们毫无目的，她们彼此相看。”生活因她们而生美丽，灰暗属于思想，对现实失望源于对理想的迷信。理想死了，务实主义夺取了理想主义留下的空位。“不再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真的吗，那是你不想要！不断传来漂亮女孩子出国去的消息，澳洲，北美，西欧。大家闷头喝酒，傻笑，甚至号啕大哭，我们来坚守这片土地……别这样，没看见吗，春天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新的漂亮女孩子竹笋那样茁壮成长起来。不要担忧，女孩子像天上的鸟，飞走了，又飞来了。她们能软化坚硬的心，那笑靥，即使天真得近乎愚蠢我们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她们，待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准会发疯。嫉妒她们的年轻美丽吧，在枣阳路、华山路、汾阳路，新一代女大学生与你擦肩而过。不同的年代被压缩在同一个空间之中，阳光照耀着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在与你擦肩而过的女孩子那边，另一种生活尚未展开，一种可能性的生活，充满了反向的野心，卑微的计划，以及前途未卜的忐忑……

      春天快到了，大街上，终年被二氧化碳污染的空气里依然可以闻到湿润的清香。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瞎逛，对那些行人拥挤的马路乐此不疲，拥挤反而使我内心安静，一如笛卡尔在写给老年巴尔扎克的信中所言：我每天都要在混乱的人群中散步，得到的乐趣不比您在林荫小道上得到的少。
　　我似乎记得1992年某天中午，在这座城市腹地，围墙上爬满大片枯萎的藤蔓。对我而言，一切回忆都可能染上某些阅读的色彩，它们引导我沿着语感指示的路线慢慢进入幻境，就像那个中午我在汾阳路缓步前行。像兵营一般紧锁的低矮琴房旁边堆着乱糟糟的杂物，阳光与草坪之间，有两个打网球的女孩被汗水洇湿了衣裳，她们从我身边走过时留下至今令人遐想的肉体芬芳……

       现在那条马路依然浓荫蔽日吗，是否还有知了在梧桐树上没完没了地欢唱？溜进音乐学院大门之前，我在街边小店买了香烟和薄荷口香糖。再让我想想，好像离家前还在衣领上洒了一种气味很重的琥珀色香水。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欲望蠢蠢欲动的季节，纪德曾经在某本书里要求我们的肉体能够克制欲望，而克制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它更为强烈……法国人真有一套！可以不说话，但不可以不做爱；可以不思考，但不可以不思春。爱情吗，它其实在我的写作中只不过扮演了“诱饵”的角色。并非由于某种难于启齿的原因。而是（如果你们还愿意相信我叙述的真实性），对我已写或未写的爱情片断，全是些躲躲闪闪的二手货，道听途说，随便开开的玩笑，花絮和推测。顶多，我扮演了一个旁观者，偶尔撞上的目击者，一只上海牌电灯泡，一个含沙射影的爱情歌颂者。

      我望着这条马路（从普希金铜像那儿朝北看），已不再是望着一条外在于我的马路，而是望见了过去：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它的残痕存在于我内心的某个角落。半个多月前我读了一本阿勒芒写的罗布格里耶评传，读了几十页就放下了，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回忆派生回忆。”忘了是阿勒芒的概括还是罗布格里耶的原话，反正意思是说，所谓真实的回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运动中的东西。我有意模仿罗布格里耶，像他为了准确描写海鸥特地安排了一次海岸旅行，妄图通过实地观察来唤醒记忆那样，今天午后去汾阳路，雨中行人摩肩接踵。《去年在马利安巴》的卓越虚假感不可能在上海产生，滴滴答答，实际看到的实物和文字描写之间只有一种含混的替换关系。十多年了，前尘往事，那已经沦为虚无的往昔岁月，眼前又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在大街表象的背后，在一面不可能重现昨日的镜子里，还是在有意无意的想象性回溯或无关是非的捏造之中？那天我请你去淮海路天鹅阁对面的天津馆吃饺子，你非要涮羊肉。一路上我们就开始想象涮羊肉的滋味，这种热情想象一直维持到洪长兴。你说你有整整一年没尝过羊肉了，我说你别苦巴巴好不好，咯咯咯你笑个不停，说你指的不是羊肉……哦，女人。
　　“我不需要太快的速度，”200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我顽固地把思想遗落在一个逝去的年代。”一转眼，7年过去了。我坐在计程车里，窗外霓虹如海。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她们说这就是上海，这我知道。我仅仅是有点儿恍惚。太快了，你说什么？变化，景象，还有速度，一切。只有汽车队伍浩浩荡荡如蜗牛在衡山路爬行，它们的尾灯闪闪发亮。前面就是徐家汇吧，应该是。接一个电话，四川花园拆了。换一家怎样？去新弘基广场，多利，还是川菜。无所谓啊，我可以接受辣，无非水煮鱼，我都行。罗纳尔迪尼奥在巨大的广告牌上齜牙咧嘴地微笑。“关于上海，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断的回忆，以及对回忆的回忆。就像费里尼在他的《我是说谎者》中对里米尼老家的回忆，夫玛卡利路，他父亲带他坐马车经过，说“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马车疾驶而去，年幼的费里尼什么都没看清，那年他7岁。

      1993年初春，萧全把我拉到淮海路去拍照。地铁一号线正在施工，马路统统挖开了，满街泥泞。我悲伤地对萧全说“我的淮海路被摧毁了”。萧全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他看见了我，却看不见我记忆中的淮海路。几个月后，萧全将照片寄来了：我穿了件黑不溜秋的老棉袄，冷冰冰地站在长乐路街角的废墟前，愤世嫉俗的表情。现在，当初我站立的地方已经变成一大片绿地。那天拍完照片我和萧全去淮海路康绥公寓旁边一家私人饭店喝加饭酒。这家小饭店，我常常独自坐在靠墙的角落涮火锅吃毛蚶。那时候，毛蚶是违禁品，一种因危险而愈加令人垂涎欲滴的诱惑。
　　我并不热爱上海，当然也不至于讨厌上海。奇怪的是，人们总是时不时地问我一些有关上海的问题。早在1990年夏天，台湾《中国男人》杂志的两位女编辑到上海来采访我，就要我谈谈上海。她们干劲十足，计划一连做10个“上海男人”的专访。这个下午我们坐在波特曼酒店的大堂吧里聊天，我对她们说，上海仍然是停滞的，上海的发展必须等待中央政策的改变。雍和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其中的一张不久就用在《中国男人》上面。这本杂志现在不知塞哪了，我记得上面还有陈从周、程十发、刘旦宅和沙叶新的
　　照片，可能都是雍和拍的吧。雍和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摄影记者，我想他一定是上海变化的见证人。关于摄影，我还要不断提到。那个夏天波特曼生意清淡，大堂吧空空荡荡，整个上海的酒店旅馆业都非常萧条。想想看，懒洋洋地把身体埋在宽大的沙发里，你能预料得到上海几年之后会上足了发条疯狂奔跑吗？几乎可以肯定，陈从周眼里的上海与沙叶新眼里的上海是迥然有别的，不信去读读他们的著述。保护老建筑就是热忱地保护过去的时态，我们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称之为文化守灵人。别太抒情，文化！现实比文化更紧迫更尖锐。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大约这么说过，赞美自己有违谦虚的美德，检讨自己则易被政敌利用。对上海，我没有如此责任。上海外在于我，它从来不是我的骄傲，也未曾让我为之羞愧。我虽为它的住民，骨子里却是过客。我既非陈从周也非沙叶新，对新建筑的疯长和对新腐败的疯狂，我的平静已经不能使我自己惊讶。
　　你首先得生活，哪怕你并不喜欢你现有的生活。我一直生活在上海，没有想到要离开它，但这不意味着我留恋上海。因为我写作，所以我旁观。让别人去赞美好了。“我一点不喜欢现代城市，这倒是真的。”这段话，是我12年前回答杭州一家青年杂志的编辑孙昌建采访时说的。昔日杭州，一座真正停滞破旧的美丽城市。1994年，杭州还素面朝天，墙门依然。岳坟对面有家面馆，大黄狗穿梭桌椅之间，满地污秽，面条不冷不热，每次我都要剩下半碗。连名声赫赫的知味观三鲜面也马马虎虎从水里捞出，加半勺浇头撒一小簇葱花了事，真真工农兵遗风，返璞还淳。杭州的奢靡90年代末渐渐后来居上，直逼盛世长安汴梁。钱塘江畔不是新造了个“宋城”吗？追寻逝水年华的，可不是一个普鲁斯特。近朱者赤，沪宁杭是一家。怀旧之风越刮越猛，我有一阵频频往返于沪宁线。朝天宫或夫子庙，鸡鸣寺或秦淮河，那里没有时间概念。有歪诗为证，“鼓楼痛饮醉无度，半坡梦醒拿酒来”。没有今天明天，只有阴晴雨晦；没有白昼黑夜，只有酒醒酒醉。又拼凑对联曰：“定林雨中有春茶，举杯月下无古今。”离开上海，且忘了时间，却是何等美妙？有次我去南京住在马台街汤国的家里。午后下雨，我们正喝着玄米茶，依稀有摇铃声由远而近。汤国说：想算个命试试吗？好啊，闲着也是闲着。汤国开门，请瞎子进屋，收伞，坐下，简单提问。我不说话，在一张纸片上写下我的生辰八字，让汤国念给瞎子听。算命先生掐了掐手指开始口吐莲花：“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脚走四方，有嘴吃四方，有酒等你喝，有钱大家花……”气都不喘说了一大串，声音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我听着怎么觉得有点像上了水泊梁山？除了蒙对的几句，其他全是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很好啊，医生的话我会记住吗？老师的话我会记住吗？教科书，考试试卷，真理，报纸社文论，我会记住吗？不会，肯定不会。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离奇的和荒诞的，为什么？因为后者富有戏剧性，前者缺乏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一种“难忘的不可能性”。唉，忘了请算命先生为一座城市占上一卦，比如上海，看他能胡说些什么。
　　1995年，我在一篇题为《使你闲暇更多的要诀》的随笔中劈头写道：“不知为了什么，现在的人跟丟了魂似的，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再拖延不做，或只说不做，或不做也不说，可还是忙碌得一塌糊涂。也许，忙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安慰，说明那些忙碌的人们至少还“被需要”。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疲劳战和争夺战，如果你想休息你就出局了。还有什么比出局更可怕的？加缪写《局外人》不等于他就是局外人，他的《西绪福斯神话》才道出了我们的生存真相。把石头推上山，然后滚下来，再推上山，再滚下来，永远没有尽头。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休科1987年画了一幅画，题目叫《他们如此匆忙》，画的是狂乱的人群正奔走着去赶地铁。我一想起这幅画的场面，至今都会头疼。”好了，11年过去了，现在我几乎毎天要挤地铁，当然，我不再头疼，我已经习惯。一只养尊处优的猫看见一群老鼠挤在地洞里想象它们要发疯，猫多虑了。其实只要把猫关进地洞，猫也可能慢慢习惯的。猫的生活和老鼠的生活迥然不同，它们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世界即唯一的世界，它们的各自经验完全可以证明这点。它们的结论对吗？文德斯1991年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说：“我爱城市！但有时候你必须离开它。从远处观望它，发现你喜欢它什么。”有道理，不过要看是哪个城市。上海吗，我不得不说，我的态度十分犹疑、暧昧、模棱以及似是而非。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按这个逻辑，上海何止有一千个！真的，你采访了一千个上海人，太多了，减掉五百怎样，可能你就完蛋了。他们告诉你的东西越多，你就越没法判别。真正知道一座城市秘密和灵魂的人，按照卡尔维诺的说法，就是“一个位置在边缘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怀有好奇与热忱的人”，而决不是陷在自己生活里，那些要么洋洋得意的人，要么到处埋怨诉苦的人。
　　新弘基广场，一半是瓦砾遍地的废墟，一半仍是灯影晃动的醉乡。凭栏而坐，遥望窗外的霓彩流霞，竟有身居空中楼阁之感。再也不会有一家新的酒肆变成百年老店，不会了。走马灯般地换招牌换老板，还有厨师、装潢，甚至房子也被连根拔起。快速淘汰，一夜之间突然消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共同的命运。徐家汇，这埋葬着多少尸骨与幽灵的繁华之地啊！
　　请允许我再一次援引我自己，“留住时间是所有人的梦想”，我在1994曾经这么说过，然后我援引艾斯特斯，“照片的最大好处就是将一切停止”，援引巴赞，“电影就是为时间涂上香料”，援引浮士德援引雷诺阿援引托尔斯泰，援引一切已经从时间中消失掉的人。然而那个1994年在哪儿，那个写作时分和此刻，又区别在哪儿？我有点晕眩了。让我想想，1994年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哦，对了，乔治那年来上海，在汉宫宴请画家们。席间他问我：在座的谁是未来的凡·高？我说这个问题我们要交给时间去回答。乔治说他预感上海的经济在未来十年里会有迅速发展，那么艺术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座的都是优秀的艺术家，我不考虑上海经济问题。那天在座的有李山、余友涵、孙良、宋海冬、丁乙、薛松、何旸与龚建庆。两年后，龚建庆在严子陵钓鱼台附近游泳淹死了，时年37岁。凡·高也是37岁死的。机会主义者的机会来临了。上海的变化跳跃，猛烈，大规模，极具震荡性。乔治是个犹太商人，他的预感很对，就像我对艺术家的判断也总是对的一样。由于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圈地开发，许多人的生存状况被强行改变了。当然也有不少人仿佛置身事外，依然生活在原有的时空之中。1996年温普林带着中央台《美术星空》摄制组到上海，委托我为他主持做一个节目，采访十几位艺术家，围绕的话题是“关于上海”。孙良依旧在他的“马厩画室”里喝冻顶乌龙，宋海冬栖身真如新村吃素斋；申凡呢，一个人租了北新泾的农民房子闷头画画。申凡对着摄像机镜头慢条斯理地说，上海到处拔起的新高楼就像农民窗台上种的葱一样，一副满不在乎的腔调。那时候，北新泾一带还是一派郁郁葱葱的田野风光。申凡大概没有想到，几年后，他不仅住进了“像葱一样”的万科城市花园，还邀请我们去参加家庭派对，房间布置得很有格调哪。

      临近世纪末，人们纷纷回望过去，为20世纪作总结。我所在的《上海文化》杂志开设了一个栏目叫“世纪回眸”。为了这个栏目，我先后认识了唐振常、李天纲、朱维铮、周振鹤与葛剑雄。玩得比较好的是李天纲、唐振常，他们爱美食，餐桌上，因美食而轶事，因掌故而学问。十六铺德兴馆，唐振常评说本帮菜如数家珍。葛剑雄话更多，基本一言堂，天文地理人物正史野史秘史，虽博闻强记，却统统和吃不靠谱，直把饭桌当书桌。1996年秋天我去过一趟唐振常的家，苏州河北岸，一幢结实的公寓大楼。这一次，是我带着杭州钱江电视台摄制组来上海，想在唐振常嘴里掏点历史花絮。是啊，花絮，而不是什么历史内幕。电视台，还能有什么观点可表达，遑论地方电视台。
　　要专门说说照片了。有几年，徐累常来上海，去福佑路地摊淘老照片。徐累喜欢老照片，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形象来源就是照片，后来还包括电影。徐累有一次抱怨说，以前老照片相当便宜，1993年张艺谋拍《摇啊摇》，到处收购旧上海照片，把价格抬高许多。是吗，那赶紧买，补仓，以后会更贵。老照片啊，不可再生的古董，又是一张薄薄的快要腐朽的纸，坏一张少一张。陆元敏的苏州河，尔冬强的老房子，这两位拍的照片以不同的风貌与触觉向我揭开了上海的帷幕和表皮。时间这个词，最直接的震撼，撩拨，勾引，伤痛，均来自照片。罗兰巴特的《明室》让我重见光明，从此任何照片都可能打动我。照片不是空间记录，而是时间之一瞬。这个观点对我是全新的发现与启蒙。时间被凝固在照片中，里面的影像，是一种“不在之在”，我恍然大悟。什么是时间？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泄露的只不过是回答者的身份和价值倾向，而不会是时间的唯一本质。总之，对时间即金钱的“拜物教解释”，纯粹是一种欺骗和蛊惑，它不但掩盖了人与人的现实经济关系和权力压制关系，而且遮蔽了时间对自然生存的唯一重要性。1997年年底，叶兆言从南京打来电话，江苏美术出版社计划出一套“老城市”，他提名由我写老上海。我说我对老上海不熟啊。叶兆言说：熟的人很多，太熟了会摆谱，你感觉好，有点隔，有点距离，写出来肯定与众不同。我答应了。

      1998年3月，顾华明拿来几百张老上海照片，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翻拍的，在我家大餐台上堆成一座小山，说让我写作时用来参考。我再次晕眩了。全是黑白照片，蒙雾一般，时间深处的微弱影像，一些不知出处的踪迹，轮廓正在消失，顽强的，暧昧的，淡漠而不自主，它们被多次拷贝，似乎已经习惯，并耐心等待着，等待一切对它们发生兴趣的浏览者，还有一些因某种特殊职业原因而屏息凝视它们的图像恋尸癖：历史学家，作家，画家，以及某些莫名其妙的人。第二年夏天，《老上海：已逝的时光》写完。10月，书就出版了。一起出版的还有3本：《老北京》《老南京》和《老天津》。《老南京》的作者是叶兆言。
　　现在回忆往事并不恰当，请原谅我有跑题的坏毛病。我在一张纸的背面信手记下几个词组，“速度崇拜、对时间的遗忘、失忆、怀旧、时间想象、异地时间、虚拟时间、符号时间、时间的空间化、时间幽灵”。放心，我不会把它弄成晦涩的理论文章，我有数，写得尽量感性一点，放心好了。她们笑着说，我们当然放心的。水煮鱼，蟹煲，芦笋，我偏爱的烟熏鸭舌，南瓜饼小得让人难忘。这就是上海，不仅有传统的南翔小笼包，还有袖珍南瓜饼。
　　1999年12月31日晚上11点，我混入淮海路的人流。20世纪的最后一小时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在这条街上看灯。时光仿佛倒流。我与陌生人同在。我与往事同在。无数兴奋的面庞，就为了某个时刻的来临。那兴奋传染给了我。我随着人流缓缓移动。灯海连着灯海。中环广场，香港广场，八仙桥，西藏路，我抬头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一个通体发光的怪物突然闯入我的视域，即那个庞大的、粗鄙的、野蛮的、丑陋的、臭名昭著的电视塔。此刻，它如此不当，混浊，不讲道理，横暴，用巨大的体积和对岸的文明对抗。它笨拙而愚蠢，它没有自知之明的原因，在于它找不到一面同样巨大的镜子来照照自己。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人群开始骚动，外滩的钟声和汽笛声响成一片。2000年从天而降！令人难以置信，只需要一秒钟，那么多岁月、人事、记忆、感受、经验、印象就全部留在“那一边”了。

　　本文摘选自《夭折的记忆》，吴亮／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