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渊 | 诗样年华

作者档案

1974年的徐浩渊

徐浩渊，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开始时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辉县插队。1981年8月赴美留学，在圣母大学先后获得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和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转而深造临床心理学。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通“徐博士心理热线”。1999~2000 年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教授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课程 ；2001~2002 年任清华同方网络教育事业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总监。曾任国家计生委特聘专家，从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诗  样  年  华

 作者：徐浩渊

1971年徐浩渊在赵一凡家门前

1993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时候，忽然在邮箱里发现好友周倜从北京寄来一本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作者杨健。因为我1981年出国留学，不清楚此后国内发生的事情，便怀着极大好奇心读这本书，结果大失所望。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亲身经历和熟知的，作为“纪实报告”，却有大量不属实内容。我气愤地问周倜：“杨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乱写？”她回我的话，成了让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活该！谁叫你们自己不写呢。人家能把你们当年那点事儿写下来就不错啦！”是啊，自己没时间写，就别怪热心人的误传和杜撰。为了给后人留下点真实，先写几件小事吧。

 

我想，被现在人称作“白洋淀诗派”一事，是误传。因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诗歌的鼎盛时期，我仅仅见过一位来自白洋淀插队人的诗，他是根子（岳重）。

 

现在自称多多的人，当年学名栗世征，乳名“毛头”，他倒是来自白洋淀。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他写的一篇被无数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才明白那些误传文字的出处。该文中有太多不实之词。因为害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与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再三核实，大家都说那时候从来没有见过毛头有诗。我也不认为他与诗有何干系，当然更不会向他讨诗来看。

 

论述文革地下文学的两本国内出版物

1971年1月，我见到依群的第一首诗，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动笔，是一首永远的“未完成”之作。仅仅写了开始，显现出来的悲壮美，便足以打动所有爱诗的人们，也足以使得作者不敢再写下去。依群原本不是善于为历史大事件抒发豪情之人，此后，他因为卷入恋情而留下的诗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诗真挚、清丽，含着痛楚。至今我还珍藏着37年前他的手稿。依群喜欢使用变色铅笔，字迹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写道：

 

你好，哀愁

 

窗户睁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另外，需要在此更正杨健书中对于依群诗句的误传：“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应作“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枪声对应着《国际歌》的音符。依群的诗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

 

认识根子，好像是因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回城的日子里，我们有时聚在金伯宏、张小松、黄元家里听音乐、唱歌。当时最好的男高音名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爱听根子“讲”电影。从他口中流出来的故事，声、色、动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记得他讲苏联电影《雁南飞》：“她穿着连衣裙的娇小身影，在轰鸣的坦克钢铁怪兽之间穿行，形成了一幅被电影史永远记录的画面……”说着，根子用两只手做了一个长方形框“喀嚓”，我好像真的看到、听到了那些景象。文革后去看内部电影《雁南飞》，发现那个镜头远没有根子讲得那么好，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剧本，自己编出来哄我的。

 

我一直觉得根子应该能写出最好的诗。因为诗歌是唯一能把绘画、音乐、文字融为一体的美丽神物。根子是最擅长这些的家伙，怎么能没有诗呢？经过我无数次的询问、催促，终于，1972年的春天，根子跑到我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他一改平日疏懒、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面色严肃中藏着腼腆，让我犹疑地打开那叠纸。哈！是诗！是根子的诗！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长得可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 其中，《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人的愤怒、绝望、成长的苦痛，和对美的渴求。我赶紧拿给大家共享、抄录。至今，我最喜爱的这两首诗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几首诗一起被我珍藏着。上面还有当年依群、根子涂改的痕迹。这些诗稿真迹，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第二次出监狱，提审员张老头退还给我的“黑材料”。

 

诗人根子（岳重）在白洋淀

 

那年代，无论我在哪里，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去了。鉄威的几十首诗、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颗小星》、谭晓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张寥寥的《我们的纪念碑》……坐在河南省监狱里，我常常胡思乱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狱，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出一本诗集，就用寥寥那首《我们的纪念碑》作为书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体做封面。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我做了一次张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严冬。因为听说张郎郎和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知道郞郎的父亲被关，家里一个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陈阿姨。陈阿姨说，小儿子寥寥被工宣队抓走了，她还同人家大吵一架。因为快要过年，通知家长去认领孩子。她知道自己肯定领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够呛。于是，我就穿了母亲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镜，到了工宣队关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师傅一起控诉“我那大姐（寥寥妈妈）的坏脾气”。工人师傅觉得我这个“小姨”还懂道理，回家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到我手上。我二人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声来。

 

知道寥寥快饿死了，赶紧给他买了两个糖火烧。只见他一下子都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会儿，寥寥走过来丢给我一张纸，上面即是那首童体写的《我们的纪念碑》，写得真感人，恍惚记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们的纪念碑不雄伟，也不高大，是用宝石作成，闪烁着纯洁理想的光辉，云云。

诗人张寥寥，1970年代

至今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依然难过。那是一代少年人在急风暴雨中挣扎时候的心灵绝唱啊。我想，每个人都有一段做诗的年龄，大约15-25岁吧，不少人能吟唱出美妙的歌，记录着我们那段诗一般的年华。然而，惟有过了30岁、50岁以后，还在写好诗的人，才是诗人。郭小川、郭路生（食指）、泰戈尔、波特莱尔、惠特曼、洛尔加、马雅科夫斯基，都是这样的诗人。连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前的临终遗嘱，都浸透着诗意，没治了。

另外还想说说文革中，关于绘画的几件有趣之事。因为插队认识了吴凡凡和张郎郎的家人（工艺美院子弟），然后认识了董沙贝、李庚等中央美院画家的孩子们。沙贝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画得一手好油画了。人民大会堂里那幅小的《开国大典》，就是他临摹父亲董希文画的那幅正作《开国大典》的结果。据说他画的时候，一天要跑到楼上无数次，学习父亲的笔触。那时不记得李庚画画，只记得有个冬天在他家生炉子，为了引火，我俩把他老爹李可染在宣纸上的练习作品烧掉不少。前几年和他哥哥李小可说起此事，小可吓唬我：“可别让我继母知道，非杀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习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几万呢，都被我们为了取暖塞进了火炉。

张郎郎出狱与父母合影。1977年12月31日

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从欧洲带回国的精美画册。伦勃朗、高更、梵高、莫奈、毕加索的油画好漂亮哟。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他们的许许多多真迹，却再也找不回当年在朋友家里，第一次见到画册时候，那种眼前一亮的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领去魯燕生鲁双芹家，谭晓春、魯燕生等人也兴起了绘画。那年冬天，在谭晓春自新路的家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把沙贝、燕生、晓春三个人的画都编上数字，摆在他们家一间半的小套间里。每个去看画的人，都记着自己最喜欢的第一、二、三幅画的号码，写在纸上，不记名，投在一个票箱里。记得是沙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图获取第一名。当即就被辛罗林取走，说是多少年以后，沙贝成名，此画肯定价值不菲。那时候，我们没有人有收藏意识，都笑话他财迷心窍呢。真想知道沙贝现在何方，他的画应该比李庚的画好呀，怎么音讯全无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个绘画艺术的讨论会上，有人说“星星画展”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自办画展。美术评论权威王仲却告诉大家：那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一个人家里开的地下画展。当时他也去了，是范小玲引去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投了沙贝一票？

鲁燕生，1970年代早期

除了正经学习绘画的人们，我们都在做“实用工艺美术”：画内部电影票、画月票、甚至给盖过邮戳的邮票再描上颜色，重新使用。记得那时候，要是谁找到一张内部电影票，我们立即开工“制作”，至少复制出十几张假票，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跑去看。连人民大会堂演出阿尔巴尼亚舞剧《山姑娘》的请帖都敢画。有人逗乐问：“宴会厅的请柬能画吗？” 回答是：“能画，你要自己带凳子去，人家可没有你的座位啊。哈哈！”

现在说起当年这些事情，大家还蛮开心的。那时候的我们，因为从乡下回城，都很穷困，便想出各种怪招子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大家更是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做？说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给你们看看！” 这些举动，把1972年以后，陆陆续续从干校和监狱里放出来的爸爸妈妈们吓坏了。他们不明白费尽心血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们，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以至于文革以后很多年，我们略有让父母看不惯的行为，就会听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唠叨：“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因为栗世征在那篇失实文章中说：“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此后，人们的书籍、文章里，不断出现“徐浩渊地下沙龙”的句子。其实，当年在北京能够称得上是“沙龙”的地方，当属黄元的家。我们的家都被抄没了，常常是在公园、郊外聚会。只有黄元的家，还保留了文革前的样子。那里有画册、书籍、唱片、钢琴，甚至酒柜里还有他父亲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带我去到黄元家：北京干面胡同15号，是现在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学部”教授们的住所。翻译《普希金诗集》的戈宝权住在他家隔壁。黄元热情地向我推介斯美唐纳的《沃尔塔瓦》，东欧人的激流旋律，至今听起来还是那么热烈纵情。我翻开一本素描画册，刚走进房间的漂亮女孩肖霞便凑上来看，而且大模大样地说：“画得挺好，可惜没有颜色。”搞得我哭笑不得。萧华的《长征组歌》写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儿怎么会期待素描是有颜色的呢？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黄元的沙龙，进进出出不少人，有时候连他都记不清来人是谁。有一次，我调侃红极一时、得宠一时的殷承宗：“钢琴是个冷乐器，殷承宗那么‘热’的人，像个肉虫子在琴键上滚来滚去，真不合适。他应该去拉手风琴。”这几句话被坐在一旁的罗天婵的女学生听去，传回中央乐团（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气得殷承宗大骂。还好没有给黄元找麻烦，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依群、谭晓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金伯宏进了故宫博物院。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不同样的生活。但是1970-1972年的北京，给每个人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医学院里听老师讲微生物学，说道：“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的耳边却响起了郭路生的诗句：

 

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

……

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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