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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Ucini [意大利]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1942年因发表《局外人》成名,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因车祸逝世。代表作还有小说《鼠疫》《反抗者》,随笔《西西弗神话》,剧本《卡利古拉》等。
多数人熟悉加缪,是从《局外人》开始。从默尔索得知母亲去世的那个简单又克制的开篇,人们走入加缪的“荒诞主义”世界,走入人与世界疏离的状态中。自此,人们开始探知加缪的冷静与悲观,热情与审慎。
在加缪的作品中,有近乎冷漠的荒诞,有义无反顾的对抗,同时,也溢满他对生活与爱的眷恋。在《生之爱》中,他写到:“对我来说,我希望爱,就像别人希望哭一样。我觉得我的睡眠的每一个小时都朝着生活飞逝……”他一生清贫,却对生活满怀热枕,他看到世界最深刻的绝望,却报之以最深切的热情。正是这样的加缪,值得人们怀念。
作者:加缪 [法]
没有咖啡馆,没有报纸,很难旅行。一张用我们的语言印的纸,一个晚上我们试图接触男人的地方,使得我们可以用亲切的举动模仿家里的我们,模仿一离开家就变得如此陌生的我们。因为旅行的代价,乃是恐惧。它在我们心中粉碎了某种内在的布景。不再可能欺骗了——在办公室和工地的时间内戴上面具(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这些时间,而这些时间如此可靠地使我们不再受离群索居之苦)。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想写小说,其中主人公会说:“如果没有坐办公室的时间,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旅行剥夺了这个庇护所。
远离我们的亲人,远离我们的语言,离开了我们的一切支撑,失去了我们的面具(人们不知道电车的价钱,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完全浮上了我们的表面。而在我们感到病态的灵魂的同时,我们又给予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所具有的奇迹的价值。一个什么也不想的跳舞的女人,桌子上的一瓶酒,从窗帘后面就能看见:每一种形象都成了一种象征。仿佛生活全部地在其中反映出来,只要我们的生活这个时候被概括了。
……
毫无疑问,我对于帕尔玛的咖啡馆的激动来源于此。但是,相反,在中午,在大教堂的没有人的区里,在有着清凉的院子的古老宫殿里,在荡漾着阴凉的香水味的街道上,给我印象深刻的念头是某种“缓慢”。在屋顶的观景楼上,是一些纹丝不动的老妇人。沿着房子走,在满是绿树和圆而灰色的柱子的院子里驻足,我消失在这种寂静的气味中,我失去了界限,只剩下我的脚步的声音或者鸟的飞翔,我只在阳光照耀下的高墙上看见其阴影。
我长时间地流连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哥特式小修道院里。院子里,夹竹桃,淡紫花牡荆,一口井围着熟铁的栏杆,从那上面垂下一把长长的生了锈的金属勺子。过路的人用它喝水。有时候,我还想起那勺子落在井石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然而,并非这个修道院告诉我生之甜蜜。在鸽子翅膀的干燥的拍打中,寂静突然蜷缩在花园之中,在孤独的井链的摩擦声中,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然而亲切的滋味。……美好的金色阳光柔和适意,把修道院的黄色石头照得暖暖的。一个女人在井里打水。一个小时之后,一分钟之后,一秒钟之后,也许是现在,一切都可能崩溃。然而,奇迹在继续。世界生生不息、腼腆、反讽和谨慎。一种平衡还在继续,由于担心它自己的结局而变得五颜六色。
这就是我对生活的全部的爱:可能对我将要失去的东西的一种沉默的激情,一种火焰下的苦涩。我钦佩人们可以在地中海沿岸找到生活的确实性和准则,人们由此满足了他的理性,证实了乐观主义和社会意义。因为最后使我产生强烈之印象的,不是按照人的尺寸造成的世界,而是世界在人的身上开了又合。不,如果这些地方的语言与我身上深深地回响的东西相和的话,不是因为它回答了我的问题,而是它使这些问题归于无用。不是感激的行动可以使我说话,而是纳达只能出生在阳光灿烂的景物之前。没有生之绝望就没有生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