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河南？（ZT）

作者：王志纲

河南就像是中国的胎记，想读懂中国，绕不开河南。

01

毛尖、烩面、胡辣汤

在大农业时代，河南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区域，是星汉灿烂的文明高地，数千年的粮仓，风云变化的古战场，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超级IP。河南前省委书记徐光春说：“一卷河南志，半部中国史……数千年来，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危关乎天下兴亡，经济起伏关乎国家强弱，文化盛衰关乎民族荣辱”。

我小时候对河南的全部印象，来源于一句俗语：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其中的“汤”，当代治史者往往与抗战期间驻守河南的国军将领汤恩伯划上等号，后来也有人考证说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因此“汤灾”应为匪患。无论是兵燹还是匪患，苦难是我对河南的第一印象。

长大后，我对河南的印象成了信阳毛尖。多年来我可以说尝遍了各种绿茶，至今还认为信阳毛尖是绿茶之冠。爱屋及乌，我对于信阳也很有兴趣。信阳可以说是最没有“河南范”的城市，信阳人甚至连河南话里最典型的“中”、“弄啥嘞”都不太会说。处于南北地缘的分界，信阳很难逃脱“过渡”的命运，过渡固然尴尬，但北人南相同样也使得信阳具有碰撞、融合的“混血”之美。

对河南的第二印象，就是一碗烩面。在河南烩面馆遍布大街小巷，我也同样百吃不厌。以至于我每次去上海，都会一大早去一家河南人开的烩面馆，吃一碗羊肉烩面。我对烩面的深刻印象源于一次游学，几年前我带一帮企业家去中东游历，但大家对当地饮食不适应，浑身解数施展不开，没想到队伍中的一位河南老板随身带了一箱烩面，再加上贵州的老干妈，一下子成了五湖四海的老板们争先抢食的美味，这一碗河南烩面也为考察增色不少。

河南羊肉烩面

后来这么多年的记者与策划生涯中，我不下几十次到过河南，并且深度参与了河南很多区域、企业的发展。郑东新区、空港经济区、郑汴一体化、洛阳、许昌、漯河、新乡……甚至基层的沟沟坎坎，我都有去过。

更加深入的走进河南后，我才发现，河南人最喜欢的还不是烩面，而是胡辣汤。我到了很多县市做项目，都希望他们带我去吃当地最有特色的早餐，结果每次都是胡辣汤。开始的确吃不惯，吃多了以后，我不禁思考：为什么河南人这么中意胡辣汤？

后来我与很多河南朋友聊起胡辣汤时，他们无不眉飞色舞，垂涎三尺。以至于北京的很多河南籍高官巨富，每天早上都要派人专门用暖瓶装一瓶新鲜热乎的胡辣汤，打飞的送到北京，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胡辣汤来”啊。

甘肃人提起牛肉面，四川人讲起火锅，固然也很自豪，但似乎都没有河南人这么痴迷。五味杂陈、苦辣酸甜的胡辣汤里，熬着一部千年河南史。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沿海区域在外向型经济的主导下扶摇直上。相比之下，很多内陆省份则显得默默无闻，成了狂飙突进中的看客，身处中原大地的河南尤为落寞，市井中还流传有很多地域黑的说法。就像是西方人看中国，看到的只是积贫积弱，而忽视了她曾经的辉煌。今天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原大地同样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

在我看来，河南的兴与衰、利与弊、好与坏，都离不开一个“中”字。

02

天下之中

河南是中国的胎记，中华文明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开蒙，第一场冠礼，都肇始于此。风云变幻，日月经天，河南是文明史上当仁不让的主角。

仔细研究文明史，我们会发现，河南并不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但它是最重要的孵化器。中华文明正是通过它的孵化，走向全黄河流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文明的起源离不开水，纵观人类四大古老文明，无一不是沿河而发祥，每个民族追溯到最初，都有一条原初的母亲河。我认为中国的原初母亲河是渭河。植被丰茂、水土丰美的渭河两岸孕育了华夏文明，千年过后，这里却是沟壑纵横，落后贫瘠，时移世易令人感慨。

翻开史书，周礼、秦制、汉习、唐风，四大王朝皆兴于关中，这里面有着历史的某种必然性。关中地处北纬34度上下，海拔500米左右，四季分明，气候温和，群关环绕，也是著名的“天府之国”。从渭水流域发迹的炎黄部落，慢慢的向东延展，文明进入了黄河时代，河南的重头戏也就来了。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那么河南就是家中长子。黄河在河南境内流经700多公里，文明有赖于黄河不羁的流淌，民生也有赖于黄河泥沙所建筑的温床，逶迤黄河把最精华的部分留给了中原，也为河洛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易经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河洛文化的出现，标志中华文化从1.0进入到2.0阶段；并逐渐覆盖整个黄河流域，这也标志着文明进入到了3.0阶段；之后南北纵横，东西跨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汇聚一体，文明进入到了4.0，乃至更高阶段。在文明扩张中，河南是重要的孵化器。

如果说浙江出风流才子，河南出的就是王侯将相。

别的不说，河南的宰相数目是全国之最。所谓宰相，宰执天下，权柄极重。而河南历来是名相的摇篮。奴隶宰相伊尹、开周名相姜子牙、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奇货可居的一代权相吕不韦、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奠基之相李斯、精于谋事又精于谋身的汉相陈平、汉室中兴第一相邓禹、挽狂澜于既倒的东晋宰相谢安、开唐功相长孙无忌、“救时宰相”姚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河南宰相真是数不胜数。

河南名人多，名都也多。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四个。此外，河南新郑、濮阳、禹州、许昌、汤阴、商丘、淇县、南阳、邓州、沁阳等11个城市在历史上都曾作过都城，中原大地汇聚了最密集的古都群。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河南这片大地，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寻觅，有太多的故事可供传说，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也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就在去年，我又去了一躺河南，到了新乡下辖的两个县——延津和原阳。原阳号称宰相之乡，在原阳时，我特地去了古博浪沙遗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故事在史书上只是惊鸿一瞥，却能够传唱千年。秦始皇东巡，同是见识天家威严，三个年轻人各自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楚国的流亡贵族青年项羽发出了霸气的宣言：“彼可取而代之”，混混出生的刘邦则充满了对锦衣玉食的羡慕：“大丈夫当如是也”。河南人张良则实施了极其危险的致命刺杀，伙同力士在博浪沙伏击秦始皇，虽然最后铁锥误中副车，但张良一击惊天的气魄，还是刻在了史书之上。

张良隐居故地

在原阳古博浪沙遗址徜徉，我不由想起了周恩来。周恩来给人感觉多为鞠躬尽瘁、温文尔雅的形象，其实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中共特科的创立者，隐蔽战线的直接领导人，身手矫健、擅长易容、精通密码学；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周恩来也精通诗赋，周平生写诗的确很少，但他的几首诗我都耳熟能详，而且影响了我一生。

第一首为周恩来在南开大学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眼光、气魄、格局已经全部显现了出来。还有一首诗更是概括性和时代感极强，“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中原逐鹿，博浪椎秦，一副中原乱世图在十个字里徐徐展开。

在中华文明的巍峨大厦中，很多省份只是家具、盆景或者装饰，美则美矣，却不关键。只有山、陕、鲁、豫少数几个省才是四梁八柱，其中又以河南这根顶梁柱最为关键，顶梁柱一断，房子肯定出大事。因此自古以来，其他省份受灾是癣疥之疾、手足之创，一旦灾难蔓延到河南，立刻就成了心腹之患、骨髓之痛，河南的大面积受灾往往预兆着全国性的灾难即将到来。

在乱世中，只要河南不乱，江山大局还稳的住，一旦河南陷落，席卷天下的祸乱就为时不远了。东汉、西晋和北宋这些定都河南的王朝，伴随着王朝没落的，是中华民族无尽的屈辱和混乱，历史上很著名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靖康之耻”都发生在豫州这片大地上。尽管时而出现冉闵、岳飞这样的人物，但不过是血雨腥风中的一道道孤单身影。

因此，天下治乱兴衰的根基，还在中原。

03

治乱中原

河南除了在文化上居于“天下之中”，更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原，因此也成了古今治乱兴衰、成王败寇的主舞台。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司马光一语道出了洛阳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宅兹中国”，“中国”一词都源自洛阳。

自夏朝肇始，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洛阳，武则天尤为喜爱洛阳，把东都更名为神都，着力营建。冠盖如云、气象万千的洛阳正式步入巅峰。

河南省洛阳市应天门遗址

在周、秦、汉、唐的近两千年间，整个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天下格局也便以关东、关陇两大片区为重心，这样的格局在周汉唐三个大一统王朝间绵延了近两千年，长安与洛阳是我国古代中前期绝对的统治重心。

这两个城市我都很熟悉，也深度参与过城市发展的策划，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武则天为什么要做强做大洛阳。

同为帝都，长安与洛阳在文化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长安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中心。长安城内无论士庶，皆以孔孟为尊。而洛阳却恰恰相反。自汉明帝建白马寺以来，洛阳便演变为佛教重地。北魏时期，拓跋氏皇族迁都洛阳，并且极力尊奉佛教，数十万佛像的龙门石窟便于此时建成。

太宗驾崩后，武则天曾削发为尼。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使她对佛教充满好感，而洛阳的佛寺数量要远远多于长安，钟情佛教的武则天自然偏爱洛阳。

除了偏好外，作为政治家，武后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虽然长安是唐朝名义上的治所，但实际上关中的土地承载力已经严重不足，虽然有轮耕、休耕制度，但长安城毕竟太大了。据学者估算，当时长安城的人口达到80万至100万。如此高的人口数量，给粮食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关中根本无力供养。

为了满足长安城的粮食供给，朝廷不得不从产粮较多的洛阳调粮。即便如此，仍然常有粮食短缺，以至饥荒横行。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皇帝亲自垂范，带着长安的大批臣民前往洛阳。唐朝开国百余年，皇帝呆在洛阳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以至皇帝都戏称自己为“逐粮天子”。

政权东迁另一个的重要原因，就是长安缺水。

虽然历史上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但其流量并不大，再加上多年战乱一次次摧毁了“八水绕长安”的体系，每当统治者夺回长安，他们发现了比城郭破坏更严重百倍的，是长安最基本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缺粮尚可通过漕运纾解，缺水真就问题大了。

而河洛文化滋润出来的洛阳，恰好水资源非常丰富，伊洛涧瀍黄，五水绕洛阳，古人说洛阳“万家流水一城花”，水月风花，优雅浪漫。再加上广义上的洛郑开一带，山川翕集，形胜万千，是绝佳的风水宝地，而且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

农耕文明的发达加上王气荟萃，河南的美食还是相当有水准的。除了前文所述的烩面与胡辣汤外，洛阳水席和开封小吃也让我印象深刻。我在洛阳吃过24道菜的水席正宴，全跟水有关系，而且几乎每道菜品都飘着胡椒味，炖的、蒸的、煮的、勾芡的，还有牡丹燕菜，汤汤水水，非常讲究。

洛阳重场面，开封重风情，开封小吃堪称一绝，品类繁多，色香味俱全。尤其是晚上夜市，风雨无阻，夜夜笙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现在的浙州小笼包，其实都是当年开封人南迁时的文化记忆。

然而天下大势，治乱循环，河南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火司空见惯，洛阳城不知道被毁了多少次，但每次都能浴火重生。

河南真正衰落的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双中心的迁移。

作为塞外民族的辽金蒙元，虽建立政权，但仍不弃老家，因此沟通塞内塞外的北京逐渐开始崛起。再加上经济重心向东慢慢转移到京杭大运河沿线，而黄河1194年向南决口，夺淮河入海，河南原有的漕运系统被彻底摧毁，富饶的豫东平原成为黄泛区，从此京杭大运河也就干脆不走河南，改走山东的济宁和临清，这使得河南的地位一落千丈，自北宋后就开始走上衰落之路。

到了近代，伴随海权时代的来临，河南愈发没落，然而灾难却从未减少，甚至更加频繁。

围棋里有句话叫“金角银边草肚皮”。四角因为有两边支撑，易守难攻，容易活棋，所以称“金”，比如关中地区；银边至少一条大边支撑，但毕竟左右相通，有一些风险，所以称“银”，比如说山西山东；至于中央，四周无所凭依，就像一马平川，茫茫大野，易攻难守，比如说河南。

近代以来，河南受创极为严重。虽然军阀的祖师爷袁世凯是河南人，但河南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军阀作为根据地的地方，但却成为了各路军阀跑马逐鹿的战场。中原独特的地理环境注定这是一个时歇时起的战场，翻遍史书，也只有曹操和后梁太祖朱温等寥寥无几的枭雄，是通过河南雄起的。

河南的兴衰，都离不开王权。我国帝王的权势之大在世界上实属罕见，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农民战争也同样屡见不鲜，帝制绵延两千余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也延续了两千余年。

因此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连猪狗都不如，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为臣者自然逢迎，而胸怀问鼎之志的野心家们，时刻准备着逐鹿天下。改朝换代之时，群雄逐鹿不免杀得尸山血海。然而英雄的对手戏在台上，台下百姓面临的，只有连年兵燹和疮痍。

我国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和灭绝性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据史载，西汉末年中国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之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死亡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百年生息后，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随之到来，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灭绝了80%。

这样大规模的灭绝，日后同样屡见不鲜，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隋末大乱、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每次大乱，平民死亡率都在70%以上。作为主战场的河南，也一次次被摧毁。

从历史上看，中原大地不仅战争最多，自然灾害也最频繁。“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说的就是中原的旱涝灾害，其中不得不提黄河。黄河在哺育和滋养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成了一条害河。对于河南人而言，黄河既是母亲河，也是头顶的一盆水。

黄河造就了河南。根据地质考古发现，大约15万年前，在河南三门峡群山之西，曾经存在着一个超大型的古湖，不断吸纳上游来水、愈来愈大的古湖终于切开山体。湖水奔涌而出，喷薄而下，直至大海，现代意义上的黄河才开始形成，西北太行山、西部秦岭余脉、南部大别山如同一个怀抱，黄河在其中肆意奔流，北夺海河、南侵淮河，每年携带的泥沙多达数亿吨到十多亿吨。数万年之后，一个大型的冲积平原诞生了，这就是共计30万平方公里，横跨京、津、冀、鲁、豫、皖、苏7省市的华北平原，谓之沃野千里，毫无半点夸张。河南部分更是最为膏腴之地。

站在河南这块土地上，你才能切实感受到黄河的伟大意义。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四大文明另外三个都已经夭折，为什么唯独中华文明能够浴火重生、绵延不绝？解释有很多，我比较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中国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水的利用生死攸关，主要指的就是黄河，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决堤泛滥。

因此中央集权必须要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实现有效的全流域管控。所以当分裂时间过长，中央集权衰微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呼唤大一统的再度出现。

我在河南大地上徜徉时，更是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像美苏之间的恐怖核平衡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围绕着黄河，也形成了最早的恐怖平衡。盖因水一旦被卡住，谁都活不了，而以邻为壑的事情，又时有发生。

《春秋》中曾记载，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兴修水利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攸关，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因此尽管大家有很多矛盾与争执，但分裂还是要让位于统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就逐渐从应急和需要，变成了传统和惯性，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这也算得上是站在更大尺度上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范例吧。

然而出三门峡后的黄河，没有峡谷的束缚，黄河开始慢慢沉积下携带的泥沙，黄河在开封，彻底变成了地上悬河。开封因黄河而兴，也因黄河而衰，正因为滚滚东向之水的便利，开封才得以繁华。“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这顺口溜说的正是被黄河淹没的一座座历史上的开封城。在大规模战争冲突中，黄河多次被决开，开封古城也一次次被裹挟而来的泥沙吞没。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已经沦为寂寞中小城市的开封，早在千年前“汴京富丽天下无”是什么样的情形了。

泥沙俱下再加上支流众多，黄河的水文情况十分复杂。而且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黄河流域夏季多暴雨，因此黄河在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并且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其间，下游决口次数可达1590次，比较大的改道有26次。

“黄河直北千余里，寃气苍茫成黑云”。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在清政府眼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记录河南的灾难，电影《1942》最为典型，这部电影改编自河南作家刘震云的《温故1942》。我们最近为刘震云的老家延津做了策划，延津人常把刘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文风平实幽默，很见功力，对人情世故有着超人的洞察，《温故1942》同样如此，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苦难“记忆”之间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导演冯小刚有着京油子特有的圆滑世故，多年来也拍了很多应景的电影。但唯独这部沉重的、不讨好、不讨巧、花了心血的《1942》，让我印象深刻，并且心怀敬意，这部电影也为他的人品和修为增色不少。1942，战火燎原，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池的征伐劫掠，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面对生死，面对饥饿，这部电影让我们在历史的尘埃中反思人性的真相，也用艺术的手段重现了苦难深重的河南。

这块土地上有繁华，有辉煌，但也有整个民族最深重的苦难。

我并不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但是我去河南的时候，总要去听一下豫剧。河南人对豫剧的痴迷，也许只有关中人对秦腔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弘的气势和场面，豫剧则截然不同。秦腔是吼出来的，但这种吼里面没有悲，只有壮。而豫剧从旋律、唱腔到妆容，都凄惨悲凉，《铡美案》、《三上轿》、《泪洒相思地》、《秦雪梅吊孝》这些豫剧名段，大多声泪齐下，偏偏很受民间欢迎。我想这种热爱，可能是因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磨难与沧桑，才是河南人生命的底色吧。

04

河南人，中不中？

行文至此，我不由产生一个疑惑。战争频仍，灾害不断的河南，为什么历来都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呢？

我想这和中原的特性有关，它就像一块海绵，不断的吸纳与挤压。一方面，中原是刀光剑影的战场，是洪水滔天的灾区。但在没有战争和灾害的年代里，中原气候温暖，雨量适中，沃野千里，是农耕文明时期的宝地。因此人口的聚集和流散，在河南周期性的发生着。

从个体的尺度看，灾难摧毁了家园。但站在文明的尺度来看，战争与灾难都是中原文明传播的动力源。和平时期的文明传播的速度远远不如战争期间快。每一次灾难，都像海绵收到外力挤压，中原的人与文明，像海绵里的水一样被推向四方。

五胡乱华和靖康之难，两次王朝覆灭。表面上看，游牧民族胜利了，不仅中原沦陷，甚至皇帝都成了俘虏。但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开始学起中原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服饰、文字、民俗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他们越来越不是原来的雄鹰，他们变成中原文明的一分子了。

这就是中原。它虽然不能阻止战争和灾害，但是它利用战争和灾害作为动力，通过一次次的聚与散传播了文明。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做老家河南，中国的许多姓氏都能在河南找到起源。今日学者们不完全统计的4820 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1834 个，300个大姓中源于河南的有171 个。

最近我去了号称广府之源的广东南雄珠玑巷，那里走出了7000万全球各地的广府人，然而继续刨根问底，珠玑巷的先人大都来自河南。潮汕人也同样如此，“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韩愈就是河南人，韩愈在潮汕所受到的尊重和敬仰，不仅是文化的认同，更有一种乡贤来了的亲切感。客家人更是中原人，中原的每次大规模战乱，几乎都造成了客家人的大迁徙，很多客家人的族谱清清楚楚的记载着，祖先来自河南某地。

30多年前，我曾在广东走访过几个叶家，第一是惠州惠阳的叶挺故居，其次又到了梅州雁上村的叶剑英故居。翻阅两家叶氏族谱时，我发现这两支都来自于河南叶县——叶公好龙的故事所在地，叶家的祖先也是因“河南叶县”而得名。

我在做厦漳泉战略的时候，也对当地的宗族谱系有过研究，当时海峡对面陈水扁、吕秀莲势头正盛，但其实他们祖上都是从闽南过去的，一查族谱都是河南老乡。

因此如果不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好好走一走，真的无法深刻理解河南的意义。

说到中国的大规模移民，有民间自发的山东人闯关东、闽粤人下南洋、山西人走西口，也有官府组织的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等。但像河南这样，长达千年，一次次规模宏伟、时间长远、走遍全国的移民潮，是前所未有的。移民有时是和改朝换代、衣冠南渡联系在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是在逃荒。平原地区无遮无拦，稠密的人口遇到大难只能四散奔逃。

《1942》电影中，那些没有饿死的幸运逃荒者们，大多顺着陇海铁路，过了函谷关，在西安落脚下来。当时西安火车站往北是一大片荒地，逃难的河南人就搭棚子住了下来，号称道北区，这片治安长期不佳，拾荒、绺窃、碰瓷、抢劫稀松平常，我03年左右做西安策划的时候，当地人还对道北区域心有余悸。如今随着棚户区改造，地铁通车，“道北”和“道北人”已经成为历史，当年流落聚集的河南人逐渐繁衍生息，一直生活到现在，成为了西安人的一部分。现在的西安人寻根溯源，一半以上都和河南有关系。

河南人一路往北走，走过陕甘宁，最后到了新疆。我在新疆青海一带做策划时，发现河南人和河南生活方式，几乎延伸到了整个天山南北。2005年的8月，由于项目原因，我受邀来到新疆天山考察，当时接待我的是新疆天山本地的首富。

此人十分豪气，把直升飞机直接开到了乌鲁木齐的地窝堡机场，飞机把我们一行人员空降到了一片空地后，又匆匆转乘几辆霸道直接奔向了南山牧场。一进毡房，伊力特像炮弹箱一样放了5箱，68度，被称为“新疆茅台”，老板请了一个外号叫“天山酋长”的家伙，就是哈萨克人与河南人的混血，四方脸，鹰钩鼻，满脸横肉，走起路来像蒙古人摔跤一样，酒量四斤伊力特，号称“醉了不醉、多了不多”。当时年轻气盛，那场酒喝得真是天昏地暗，最后眼看着不能力敌，只能智取，于是我们两个开始划拳，划拳这个东西易学难精，其实就是找概率，抓破绽。

当一个人云淡风轻充满自信的时候，都很会藏拙，但当他手忙脚乱、特别是内心慌张的时候，常常是欲盖弥彰，破绽频频出现，因此一定要懂得怎么给压力。靠着智取，我终于走出了毡房，彼时已经晚上十点，但夕阳还挂在天边，天还没有黑尽，稀疏的亮着几颗星星，那真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次故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流传着酒的传说。七八年前我在郑州也喝过一次大酒，一位江湖背景深厚的大佬在私家会所宴请我，一进房间，我吓了一跳，怎么有个老外？这位老兄神似电影明星徐锦江，再加上一把白胡子，典型的老外长相。谁知一张嘴却是满口的河南话。

我问：你究竟是老外还是河南人？

他说是百分百河南人。

喝酒过程中，我问他：“你是不是开封人”？

他很惊讶：“你咋知道我是开封人？”

我说：“我甚至怀疑你是犹太人”。

为什么我这么说？背后其实有一段公案。我们通常只关注河南人的外流，却没有看到河南辉煌时的包容与接纳。唐宋年间，河南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西域各国甚至远及地中海的很多老外，都来到了河南。在明清前的中外交流史上，凡是外来的，特别来自西域的，我们都喜欢用胡来代称。胡姬、胡虏、胡琴、胡笳、胡萝卜、胡瓜等等。

在中原人看来，胡人不懂礼仪，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胡来”的意思就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就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就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搅蛮缠、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作非为，都没什么好词，所以我们也通常不会关心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具体是哪个民族，用一个胡字概括了事。而这批聚集在河南的胡人里，就包括了犹太人。

3000年前，犹太民族被罗马驱逐出耶路撒冷，在全球流浪。犹太人几千年漂泊史中，饱经苦难，经久不息，但他们坚持不被同化，可以被消灭，但坚决不会妥协，以色列复国后，绝大多数流浪的犹太人都回到了故乡，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传奇。然而犹太人引以为自豪的独立性，在中国却遭到颠覆。因为有一支流落开封府的犹太人消失了。

消失不是消亡，他们只是消融在河南这碗胡辣汤里。在黄河滩上生活了上千年后，被称为“一赐乐业人”的犹太人，亚当夏娃的儿女们，变成了炎黄二帝的子孙。

广义上的胡人不仅包括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栗特人。尽管在中东那个狭小的地方，双方是生死冤家，泾渭分明，打的你死我活，但在中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饮食、血源、长相、民俗跟中原文明相对比，同远大于异。在合并同类项之下，抱团是必然的趋势。尤其在开封，异族们九九归一，终于变成了一碗胡辣汤，这碗胡辣汤就是回民。

当年邓小平南巡时，我陪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在广东采访了一个月，穆青就是河南开封人。看着穆青的那个大鼻子，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穆青和当时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长得太像了，再加上穆青又是回民，我判断穆青有可能是犹太后裔。我有一天我就跟穆青聊了起来。

我说：“老头（穆青为人随和大气，社内同事亲切的称其为老头），我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回民吗？”

他幽默的说：“是啊，我是开封杞县人，杞人忧天的那个县”。

我说：“我有个大胆的假说，你可能就有犹太人的血统”。

穆青很好奇：“此话怎讲？”

我和穆青讲了上述发现和对胡人来历的猜想。穆青听了以后没有说话，但若有所思。几年前酒席上的那个河南老兄，也从侧面验证了我的猜想。事涉敏感，我们到此打住。究竟是不是如此，有待方家考证，但文章里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发现和大家分享。

到了近代，河南也是人口流出的大省。根据河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河南有 1200万人流向全国各地。

广州有320万河南人，天河区的棠下村是河南人的聚集点，在广州打出租车十有八九能碰到河南老乡，一问都是周口的。他们在棠下村喝胡辣汤，吃烩面，唱豫剧，讲河南话。

河南人在长三角也不少，有小商小贩、农民工，也有老板、IT精英，还有码头工人。在宝山、浦东凌桥、临港等地，河南人撑起了上海港口物流的半边天。

同样在北京，也有一个河南村，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村口就聚集了上千名找工作的打工者，等待用工方挑选。南阳唐河的保安，在北京有接近2.6万人，占北京保安总数的1/3，甚至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远在边陲的新疆2000多万人中，也有近400多万河南人，相当于每五个新疆人就有一个来自河南，这和当年建设兵团就地转业有关，更有民间多批次的入疆潮。

北上广、陕甘宁、天山南北、闽粤沿线……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河南人深刻的融化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这也给河南人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河南人喜欢说“中不中”，但是河南人的名声，却是“不太中”的。关于地域黑，河南人感到很冤枉，但实事求是，这种印象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把河南打开来看，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区，其实就是洛、郑、开一线。真正被黑比较多的，其实是商丘、周口、驻马店和信阳。这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村人口相对较多，城镇化水平低下，社会问题相对突出，在官方的说法中被合称为“黄淮地区”，而在民间有个更形象却不忍直视的称呼“豫东南塌陷区”，或者“黄泛区”。

近两年来，河南高速的增长基本集中在最狭义的“中原”概念里，也就是洛-郑-开这一线。其能量还不足以辐射省内的偏远地区，更别说吊车尾的黄泛区了。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名声不显，以至于地域黑也没能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把河南当成一个整体来黑，没黑到点子上。

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四类是现代中国人之间最流行的地域歧视链受害者。指控对不对且不说，巧合的是，引发地域歧视的这四个地方，河南的东部、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西南部，不但在地理上接壤，且同属“黄泛区”。也就是国民党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段，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的豫皖苏一带。

黄泛区带来最致命的问题，不是贫困与流离，而是不稳定。孟子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句话真的说到了点子上。

河洛大地的文明史就烙印在黄河摆动的轨迹上，洪水滔天和刀光剑影的笼罩下，黄泛区的人们一直不太热心自家房屋的建设，人们时刻准备着逃难，自然不会在装修和布置上花费力气。直到今天，豫东南农村的房屋和家具摆设还能看出凑合的味道，灾害让黄泛区的河南人很难有“恒财”，甚至连最基础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放辟邪侈”再正常不过，坑蒙拐骗、舞刀弄枪，毫无顾忌，说到底，还是那句“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后果。

河南人的性格弱点中，灾难带来的不稳定性是一面，另一面则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造就的小农意识。春种秋收导致的精明；自给自足导致的保守；格局受限导致的愚昧……

无论是“放辟邪侈”还是小农意识，河南的问题都是中国民族性的深刻体现与浓缩。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整个中华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河南人身上浓缩着中国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俗大雅。柏杨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拆开一看，对号入座，骂的几乎都是河南人。

的确，河南就是中国的缩影。河南是中华文化的高地，中国是人类文明的祖庭；曾经显赫的河南经历了漫长的、断崖式的衰落，中国的近代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河南的GDP总量高居全国第五，而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平均值却同在中等以下；近年来，河南的发展正在走上快车道，中国也在快速的崛起，就连河南人面对的地域黑，和中国人面对的地域黑都如出一辙：骨子里的愚昧，损人不利己的精明，自以为是的保守……

但无论说好说歹，不管优点缺点，河南就是中国，它就是你，你就是它。

05

河南，向何处去？

我在多年前曾经说过一段流传很广的话：“农耕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如今沿海和山岳都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潜力，平原地区的机遇究竟在哪里？

最重要的就是交通。纵观郑州近百年来的整体发展，交通和枢纽是始终绕不开的一条主线。

郑州火车站

在高铁带来的强时空收缩效应下，中原地区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

说起河南，大郑州不能不提。郑州在河南的地位既重要，又略显尴尬，因为河南的名城古邑实在太多，神都洛阳和汴京开封在历史长河中谓是风华占尽，而商丘、安阳、南阳等城市也各有风骚，郑州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然而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特别是火车的产生，直接改变了很多城市的命运。如果没有京广线和陇海线的开通，就谈不上郑州的崛起。从北往南看，石家庄，郑州，武汉，可以说“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整个火车时代的到来，对中国几千年来农耕文明所形成的城市，进行了一次重新分工和重新排列。京广线上一个大城市出现了，这就是郑州。

近20年来，郑州有了一些衰退的迹象，中国最大的糖烟酒博览会曾经在郑州举行，大规模的博览会是人流、物流密集的直接象征，90年代的郑州火车隆隆，九州通衢，承办这种大会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后来糖烟酒博览会却搬到了成都，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到了航空时代，大家都变成坐飞机，而不坐火车了，绿皮火车仿佛已经成了上个世纪的产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郑州就难以抑制的滑向了衰退。

任何区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战略机遇期。曾几何时，沉睡的中原大地上只有“黄河两岸稻花香”，但今天伴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郑州因为交通而兴的优势会重新显现，大铁路系统再度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再加上铁路、公路和基础建设的遍地开花，拉近了河南大片腹地和郑州乃至外界之间的联系。郑州的虹吸效应会逐渐转化成效益和效能的外溢，将给整个中原地区带来发展动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中原地区也会随之产生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工业化、高速城市化、互联网化、人工智能化、立体交通化将会重塑郑州。现在很多大企业都开始抢滩郑州，特别是供应链和物流产业，他们对交通运输成本的依赖非同一般，郑州在这方面有着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

除了高铁四通八达，郑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天空之心”，新郑是全球货运增长最快的机场。从郑州出发1.5小时的飞行航程内，可以抵达全国近2/3的重点城市。覆盖全国3/5的人口，距离短、覆盖人口多， 2012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47.07%， 2013年同比增长69.13%，2014年同比增长44.86%……

航空时代和高铁时代并举，中原再度爆发出超强的能量。供应链和物流产业聚集后，未来科技、教育、总部经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兴起也都不难预见。从省会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的野心越来越大。

未来以郑州为核心的大都市圈，甚至可能与北京大都市圈分庭抗礼，成为北方第二极，拉动中原城市群的崛起。

所以河南这个地方，落后只是暂时。下一步的河南，除了硬性的东西要继续做之外，还要做柔性的东西，把中部崛起和天下之中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展现千年农耕文明沉淀所形成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给了河南一个大奖：天地之中，虽然获奖的是登封古建筑群，但我认为整个河南都可以打这张牌。可惜的是，这么大气磅礴且有历史感的一张好牌，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我曾经和河南的领导聊过，谁有本事把“天地之中”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谁就赢得全球，代言中国。

“天地之中”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就是河南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包括天文历法、民风民俗、天干地支、奇经八卦……这些我们老祖宗认识世界的工具与手段，也成为了民族共有的精神食粮和文化基因。

谁如果有魄力，有能力把几千年“天地之中”沉淀下来的精气神，风雅颂到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全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的产品，沉淀下来，这才是河南最大的价值所在。未来的河南，会重新找回那些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因岁月的磨洗而愈见辉光的璀璨文明。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沉沦于街头，蒙尘于市井，这才是真正的厚重河南。

什么是河南？河南就是一碗五味杂陈、苦辣酸甜的胡辣汤。河南人对胡辣汤的钟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和故地的认同。

福地和战场轮转，沃土和灾区互换，文明与劫难荟萃，聚集与流散交织，天下之中，逐鹿中原、中部崛起和“中不中”的乡音，一起熬成了河南这碗千年历久弥香的胡辣汤。